“邪恶在于固定不变,健康在于弹性通融”——《过与不及》前言
科克•施奈德 作者: 科克•施奈德 / 4763次阅读 时间: 2015年2月02日
标签: 存在主义 科克施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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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十年之际,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的浩劫;中东地区的暂时(尽管不稳定)和平;海地和索马里的动荡局势;非洲的人口爆炸;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以及我们国家里“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极右翼白人至上民兵组织运动(militia movement)的发展,以及青年犯罪的增加。

此外,在医疗保健领域,每天都有引人侧目的新发展。人们准备用化合致幻药(designer drugs)来抹去烦人的记忆;用基因治疗来根除生育上的缺陷;而计算机的使用则会从根本上改变友谊、爱情和知识。

所有这些改变将去向何方?我们正在迈往一个怎样的世纪?当然,答案是未知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仍然悬浮在抑制(constraint)(包括保守、匮乏、脆弱)和扩张(expanse)(包括繁荣、富饶、豪华)之间,徘徊于我们的渺小与强大之间。虽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种悬浮不定之美,认识到它所带来的丰富和矛盾的潜能,不过,仍有很多人却无法了解这种美妙,拼命死守着两个极端(extremes)。极端会带来简单的答案和快速的解决方法,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事件表明,走极端几乎总是失败的。

现在,我比以前更坚信本书中所涉及的概念的有效性(参见我和罗洛•梅合写的《存在心理学:一种整合的临床视角》,1995)。我越发意识到收缩、扩张和整合是人类历久弥新的维度,会不断地给予我们生机、支持和挑战。我的一个朋友本杰明•童(Benjamin Tong)博士对中国哲学颇有研究,他将《过与不及》一书视为一本不折不扣具有道家思想的书籍。阴(微小—接纳的特性)和阳(猛烈—大胆的特性)相生,以及无为而为(effortless effort)的概念与我的观点十分相似。而去存在(to be),就是投身到存在(existence)的起起落落当中,就是承认我们既“一无所有”(no?thing),因而又“拥有一切”(everything)。不过,这里说的“拥有一切”是人性的,而不是神性的。它是我们所是的一切——生气、悲伤、喜悦、害怕。它既不冷漠,也不狂热。但它又是这些(以及其他可能的)状态中的任何一种。关键在于,我们对这些既定状态保持在场(presence),我们有能力识别其价值,以及认识到某一天它们会转变为新的状态、新的价值。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宣称,邪恶在于固定不变,健康在于弹性通融(参见《美好与邪恶》,1953)。这一点反映在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我们的心跳、呼吸、肌肉组织、职业和人际关系。甚至宇宙也以变通为特征——收缩和扩张、光波和粒子、质量和能量、产生和毁灭。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意识起点上,更多地认识到整体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共存光荣的世界观。我们越发意识到抱持生命中的对立面带来的益处;对于他者的存在,我们不再那么恐惧。但是,正如蒂利希预言的那样,即使“有很多人得到了解放”,但仍然会出现“新的、更尖锐的悖论、新的张力,以及令人更加痛苦的不和谐”(参见本书第180页)。对心理历史学家布鲁斯特•史密斯(Brewster Smith)来说,我们的“问题”仍然摇摆于扩张和他所称的“耗竭”之间\[参见《美国心理学家》,1994,49,(5),405-411\]。在扩张一端,史密斯列举了自私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和后现代的无政府主义;在耗竭(depletion)一端,他提到了空虚、碎片化和前面这些情况所导致的犬儒主义。与本书视角相关的是,他认识到贫乏与超荷、僵硬与盲目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所预示的不断增长的灾难。

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我想史密斯也会赞同),是如何将信念与质疑结合起来。信念是指伴随实际生活而产生的信仰、信任或中心感(centeredness);质疑是指对于可变性和神秘性抱以开放的态度,并能容忍信念出错的可能性。这一挑战——建立一个“流动着的中心”的挑战(参见Schneider,在印)的利害关系,既大又广。细想一下,如果缺乏信念,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绝望增长,价值感匮乏,人们越发依赖权宜之计。而在另一个方面,如果缺乏质疑,则意味着教条的永存、妄自尊大以及狭隘,这种狭隘性又会再次导致信念缺乏。由此循环往复。

近年来我认识到,这本书是我对上述困境的解答。通过描述源于生活世界(先于理论的描述和思考性的停顿)的理论,我对许多其他的存在—人本主义学者以不同形式提出的理论进行了综合:信念和质疑、有条理和无根据、渺小和强大都是人类形态的组成部分,倘若我们不尊重这些形态,也许我们可以实现很多事情,比如,秩序、革命、智力和体力,但最终我们会失去智慧。

如果说本书希望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传达停息(pause)的必要性,这对个人与集体都是必要的(参见罗洛•梅在《自由与命运》一书中关于这一主题的核心论述,1981)。因为停息是全面的——它既是情感的、直觉的,又是分析的,所以它能孕育智慧。当我们停息时会产生很多东西——记忆、想象、可能性,否则它们会丧失。所有这些维度都需要加以处理,不只是为了忍耐,更是为了成功(参见米兰•昆德拉,《慢》,1996)。现今的很多文化,尤其是我们(美国)的文化,已经不再善用停息。他们不善于抱持悖论状态(一种全面的治愈),也无法获得智慧。这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不鼓励停息的孕育。而如果停息得到重视,敬畏、惊奇和社会敏感性也会得到重视,这样也许就能够协调和平衡劳动,带来合理的经济计划,产生令人尊重的环保政策。辨别、洞察和对话的氛围里很难出现偏激。

最后,对于本书的使命,我并不抱以天真的态度。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意识到悖论的运作有多么复杂;人们只能在一定水平或一定背景下达到整合;我也意识到要改善这些,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不过,现在我也更加坚信,人们开始愿意接受悖论性的挑战,人们认为“非此即彼”的原则只是一种防御,未来的世界一切将见分晓。

科克.J﹒施奈德
19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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