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出版十年之际，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的浩劫；中东地区的暂时（尽管不稳定）和平；海地和索马里的动荡局势；非洲的人口爆炸；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以及我们国家里“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极右翼白人至上民兵组织运动（militia movement）的发展，以及青年犯罪的增加。

此外，在医疗保健领域，每天都有引人侧目的新发展。人们准备用化合致幻药（designer drugs）来抹去烦人的记忆；用基因治疗来根除生育上的缺陷；而计算机的使用则会从根本上改变友谊、爱情和知识。

所有这些改变将去向何方？我们正在迈往一个怎样的世纪？当然，答案是未知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仍然悬浮在抑制（constraint）（包括保守、匮乏、脆弱）和扩张（expanse）（包括繁荣、富饶、豪华）之间，徘徊于我们的渺小与强大之间。虽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种悬浮不定之美，认识到它所带来的丰富和矛盾的潜能，不过，仍有很多人却无法了解这种美妙，拼命死守着两个极端（extremes）。极端会带来简单的答案和快速的解决方法，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事件表明，走极端几乎总是失败的。

现在，我比以前更坚信本书中所涉及的概念的有效性（参见我和罗洛•梅合写的《存在心理学：一种整合的临床视角》，1995）。我越发意识到收缩、扩张和整合是人类历久弥新的维度，会不断地给予我们生机、支持和挑战。我的一个朋友本杰明•童（Benjamin Tong）博士对中国哲学颇有研究，他将《过与不及》一书视为一本不折不扣具有道家思想的书籍。阴（微小—接纳的特性）和阳（猛烈—大胆的特性）相生，以及无为而为（effortless effort）的概念与我的观点十分相似。而去存在（to be），就是投身到存在（existence）的起起落落当中，就是承认我们既“一无所有”（no?thing），因而又“拥有一切”（everything）。不过，这里说的“拥有一切”是人性的，而不是神性的。它是我们所是的一切——生气、悲伤、喜悦、害怕。它既不冷漠，也不狂热。但它又是这些（以及其他可能的）状态中的任何一种。关键在于，我们对这些既定状态保持在场（presence），我们有能力识别其价值，以及认识到某一天它们会转变为新的状态、新的价值。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宣称，邪恶在于固定不变，健康在于弹性通融（参见《美好与邪恶》，1953）。这一点反映在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我们的心跳、呼吸、肌肉组织、职业和人际关系。甚至宇宙也以变通为特征——收缩和扩张、光波和粒子、质量和能量、产生和毁灭。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意识起点上，更多地认识到整体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共存光荣的世界观。我们越发意识到抱持生命中的对立面带来的益处；对于他者的存在，我们不再那么恐惧。但是，正如蒂利希预言的那样，即使“有很多人得到了解放”，但仍然会出现“新的、更尖锐的悖论、新的张力，以及令人更加痛苦的不和谐”（参见本书第180页）。对心理历史学家布鲁斯特•史密斯（Brewster Smith）来说，我们的“问题”仍然摇摆于扩张和他所称的“耗竭”之间\[参见《美国心理学家》，1994，49，(5)，405-411\]。在扩张一端，史密斯列举了自私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和后现代的无政府主义；在耗竭（depletion）一端，他提到了空虚、碎片化和前面这些情况所导致的犬儒主义。与本书视角相关的是，他认识到贫乏与超荷、僵硬与盲目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所预示的不断增长的灾难。

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我想史密斯也会赞同），是如何将信念与质疑结合起来。信念是指伴随实际生活而产生的信仰、信任或中心感（centeredness）；质疑是指对于可变性和神秘性抱以开放的态度，并能容忍信念出错的可能性。这一挑战——建立一个“流动着的中心”的挑战（参见Schneider，在印）的利害关系，既大又广。细想一下，如果缺乏信念，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绝望增长，价值感匮乏，人们越发依赖权宜之计。而在另一个方面，如果缺乏质疑，则意味着教条的永存、妄自尊大以及狭隘，这种狭隘性又会再次导致信念缺乏。由此循环往复。

近年来我认识到，这本书是我对上述困境的解答。通过描述源于生活世界（先于理论的描述和思考性的停顿）的理论，我对许多其他的存在—人本主义学者以不同形式提出的理论进行了综合：信念和质疑、有条理和无根据、渺小和强大都是人类形态的组成部分，倘若我们不尊重这些形态，也许我们可以实现很多事情，比如，秩序、革命、智力和体力，但最终我们会失去智慧。

如果说本书希望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传达停息（pause）的必要性，这对个人与集体都是必要的（参见罗洛•梅在《自由与命运》一书中关于这一主题的核心论述，1981）。因为停息是全面的——它既是情感的、直觉的，又是分析的，所以它能孕育智慧。当我们停息时会产生很多东西——记忆、想象、可能性，否则它们会丧失。所有这些维度都需要加以处理，不只是为了忍耐，更是为了成功（参见米兰•昆德拉，《慢》，1996）。现今的很多文化，尤其是我们（美国）的文化，已经不再善用停息。他们不善于抱持悖论状态（一种全面的治愈），也无法获得智慧。这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不鼓励停息的孕育。而如果停息得到重视，敬畏、惊奇和社会敏感性也会得到重视，这样也许就能够协调和平衡劳动，带来合理的经济计划，产生令人尊重的环保政策。辨别、洞察和对话的氛围里很难出现偏激。

最后，对于本书的使命，我并不抱以天真的态度。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意识到悖论的运作有多么复杂；人们只能在一定水平或一定背景下达到整合；我也意识到要改善这些，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不过，现在我也更加坚信，人们开始愿意接受悖论性的挑战，人们认为“非此即彼”的原则只是一种防御，未来的世界一切将见分晓。

科克.J﹒施奈德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