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训练与理论
Jean-Pierre Winter(下面简写为J.P.W.):让我们用一句《塔木德》里的名言来开始我们这个访谈:“比起从我的同事那里学到的东西而言,我从我的老师们那里学到了更多东西。但是,给我最大教益的,是我的学生们。”这句话,对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来说,是不是可以类似于分析家、同事和分析者呢?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下面简写为F.D.):嗯,当然,我受教于我的老师们,但更多地受教于从那些既讲他们自己,同时也讲其他人的人。我从我的病人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那些让我感到苦恼的病人们,对于他们,我什么也理解不了。就是他们让我对自己做了最多的(个人分析)工作。因此,通过我的病人们,我学到了关于自己的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让我学到最多东西的人是一些宝宝,一些处在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他们父母的关系中的宝宝们。
J.P.W.:孩子们就差不多像是同事一样?
F.D.:嗯,我的同事们,就是一些宝宝。我想,在我身上,还有些宝宝的东西尚未完成。就是这些宝宝教育了我。
J.P.W.:那么,你的老师们是谁呢?你把谁当作老师呢?
F.D.:首先当然是弗洛伊德。我也很仰慕他的风格。因为当我们是精神分析家的时候,要让人清楚明白是很困难的。弗洛伊德就很清楚易懂。对那些还不了解精神分析,才第一次翻开一本精神分析的书的人来说是这样。让人吃惊的是,甚至对那些已经研究过精神分析,并在亲自接受过个人分析以后,能通过他所说的,看到一些与之前看到的有所不同的东西的人来说,弗洛伊德更是让人清楚明白的。我觉得,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这一点几乎可以说是很神奇的。接下来,我的老师们是那些我见过的人们。我的精神分析家是Laforgue[1]。然后,在那个(法国精神分析)草创的传奇年代里,是精神分析研究院[2],在那里,我要说,我并没有学到特别多的东西。但我熟悉了一些行话,并且明白了,在同样的一些术语后面,每个人都有其与别人完全不同的个人经验。我发现,要客观地谈论精神分析是多么的困难。此外,这一点在我们的访谈中也肯定会看到。对于很多人来说,当我们是精神分析家的时候,我们就用一种别人不懂的方式来说话。哪些别人呢?这对同事们可能来说好理解,他们知道在某个术语背后,是某个人用它来描述一些他所进行的特别的研究,因为我们每个分析家,要么因为接待分析者,要么因为其个人爱好,而进行不同的研究。但是那些说得清楚明白的人,是有一种天赋的,而且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一天赋的。比如说你,我发现你在TF1[3]做的节目就很清楚明白。我是精神分析家,我能明白,但是我相信,那些不是精神分析家的人也能通过你(在节目中)讲的东西,来明白一些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东西。
然后,我的老师们,还包括一些和我处在同样水平上的同事们,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提一些个案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并且互相说:“你应该读读这个,读读那个。”
在过去的分析家中,和弗洛伊德一样,是费伦齐[4]让我学到了最多东西。在同时代的分析家中,至少在我从业的那个时代[5],比起其他所有人而言,(让我学到最多东西的人)是温尼克特[6]。但是我忘了说我主要的老师,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个带我上马的人,是Morgenstern夫人[7]。当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Morgenstern夫人曾接受过他的分析。她是法国第一个接待儿童的精神分析家。她曾在Heuyer教授[8]那儿工作,我在那时候是那儿的见习医生。她有许多工作,并且她让我负责倾听儿童,不是做其他事情,而只是定期地倾听他们,其中的一些孩子是因为一些严重的症状而被送到那里的。孩子要病得非常严重才会被送到Heuyer教授负责的这个部门来。这曾是全法唯一的处理一些关系障碍,而不是一些神经系统障碍的儿童临床机构,这就排除了神经系统的问题,从而让人理解,这涉及到的是被心理治疗所揭示出来的一些心理问题。也就是说,和某人的关系的问题。Morgenstern夫人让我负责倾听一些孩子——那时,我已经接受了个人分析,但并不想成为精神分析家,我想成为儿科医生——对于一个医生而言,始终有这样一个观念,即面对遭受痛苦折磨的病人的时候,他应该做点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东西,仅仅只是去倾听,并让自己作为一个倾听者被孩子们所接受,并觉察到孩子们一次次地等着见你,只是倾听,而并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刚开始就是这样,尤其是当我们刚开始学习这一职业的时候。我们并不以医生的方式来观察孩子,我们什么也不探索,我们(只是)倾听。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我们要忘记还有踏板的存在——我要说的是,要让车轮能够自由运转。就是如此:我们让自行车转起来,我们成为他的倾听者,倾听他,我们不停地让车轮自由运转,和他一起前进,二十分钟、二十五分钟、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