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体心理学重视诠释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其代表人物对诠释的内涵、功能、作用机制以及精确性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理解。新自体心理学家沃尔夫、斯托罗洛、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等人的诠释观继承并发展了科胡特自体心理学关于诠释的基本观点。新自体心理学的诠释观是科胡特自体心理学有关诠释观点的继承与发展，新自体心理学的诠释观为诠释的内涵、功能、作用机制和精确性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解，其理论视野与深度远远超越了科胡特自体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自体心理学多元取向性、后现代性的理论特点，不仅丰富了新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为当代精神分析临床治疗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诠释; 新自体心理学; 科胡特; 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4608( 2011) 05- 0125- 06 收稿日期: 2011- 01- 23
作者简介:郭本禹，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10097
新自体心理学指的是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创始人海因茨·科胡特( Heinz Kohut，1913—1981)去世后发展起来的自体心理学理论，是当代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旧自体心理学与传统精神分析学一样，都非常重视诠释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科胡特指出:“治愈的本质就在于以正确的诠释向被分析者提供对其需要或愿望的适度挫折，由此增长其心理结构。”在理解基础上，分析师还必须对患者的内心体验和移情反应进行解释，才能取得治疗的成功。“解释又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患者的心理反应尤其是移情体验做出动力学解释，第二步是对患者的自恋脆弱性和内心冲突做出发生学解释。”( Kohut，H．，1984)科胡特对诠释功能与步骤的论述成为新自体心理学家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他们从各自的理论立场与临床实践出发，对诠释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一、沃尔夫:诠释的多重功能
恩斯特·沃尔夫( Ernst Wolf) 是当代重要的新自体心理学家，他着重探讨了诠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功能。沃尔夫对诠释进行了宽泛的界定，认为诠释是“分析师所有从总体上带来被分析者心理改变的有意识活动，这种改变可能是变得更好(即治疗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失败的或甚至是反治疗性的。”(Wolf，E．S．，1993) 他所说的“活动”包括言语陈述以及任何其他由分析师有意识地指导的干预，甚至包括那些明显的对治疗行动的放任或疏忽，因为它们也是被分析者心理世界改变的原因。显然，所有诠释通过被患者经验为来自分析师的目标导向的干预而起作用。沃尔夫排除了那些由分析师偶然或无意中引起的患者的经验。在沃尔夫看来，在所有精神分析治疗程序中，诠释始终是被讨论最多、有时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分析师们对诠释具有强烈兴趣的原因在于，诠释不仅反映了分析师技术和方法的熟练程度，而且还反映了其理论追求、人格以及对被分析者的态度。诠释就像一扇面向分析过程核心的窗户，深刻揭示了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分析师的诠释由多种因素的结合而形成，不过，这些因素中哪些是最重要的，却并没有一致意见。大多数新自体心理学家与传统精神分析学家一样，认为分析师的理论取向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因为采取一种理论态度有助于确定治疗的科学性及其治疗功效。沃尔夫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在理论追求中反映的是分析师由其人格决定的哲学取向和价值系统他利用自体心理学理论分析认为，分析师的自体对其自身兴奋的某种脆弱性导致一种自我保护的态度，如喜欢结构距离规则事实和科学论证。例如，弗洛伊德对内心动力的强调以及连带对治疗中的节制中立的强调，可能恰恰是由让他自己及其追随者的激情处于控制之下的需要所发动的，而一个更强大的自体，较少情感脆弱性的自体，有能力负担一种灵活、情感亲密、自发以及神入回应的态度。例如，科胡特强调神入地沉浸于分析情境，注重阐明患者的主体经验，这导致他不重视节制，放弃中立，从而有利于建立对被分析者利益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沃尔夫探讨了诠释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他认为，在分析的最初阶段，患者对充满神秘危险的分析过程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分析师的恐惧，共同限制了他的自由联想。在这个阶段，诠释的作用是让患者从这些恐惧中解放出来，无论这些恐惧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与传统弗洛伊德学说一致，他认为诠释应该从表层开始，也就是从分析师认为是被分析者所意识到的，充满最高度恐惧的东西开始。一般来说，有意识的观念和错误知觉往往可以被言语诠释所成功减轻，这些言语诠释可以用于传达说明和解释性的观念。但是，要改变从过去经验转移而来的潜意识态度和焦虑就要困难得多。治疗实践证明，对潜意识中发生之事的简单动力学诠释往往无效，即使这些诠释能被患者理解，沃尔夫认为，由于包含在言语陈述中的洞察很少能到达被分析者的潜意识，为被分析者提供与潜意识期待相反的主观经验是有必要的。患者的潜意识期待源于早期童年经验，它导致被分析者期待分析师是一个相对权威、父母式的，指导和评判的角色，而适当的分析经验非常有助于抵消这种潜意识的期待 ，一位始终如一、善良、倾听和非道德化的分析师将会钝化恐惧并增加被分析者最终被某个他在乎的人所理解的希望。随着分析师进一步理解患者，患者就能逐渐处理这种特殊的恐惧，或所谓的阻抗。沃尔夫在此强调，发动阻抗的并不是被分析者对其自体、性欲、攻击或其他冲动的恐惧，而是对其过去经验将会重复发生的恐惧。
沃尔夫认为，通过分析的最初阶段，治疗气氛已经减少了患者的恐惧，患者被压抑的对自体客体回应的原始需要也被动员起来，与关切和理解的治疗师建立起自体客体联结，该自体客体联结加强了患者的自体并常常随着分析进行而表现为患者幸福感的增加。随后，在分析的中间阶段，存在一个独特的动力学情境，促进了治疗的分析性破坏。这种破坏是分析的中间阶段的特点，从患者立场来看，这些破坏通常说来是由分析师的某些疏忽或过错所引起的。此时患者突然感到，治疗师不再关心自己，或者不再倾听自己，或者只关注自身事务。这时，此前建立起来的自体客体联结突然被切断，导致患者自体处于某种解体状态，往往伴随着愤怒、焦虑和抑郁等症状。此时，诠释的作用是修补这个自体客体联结，并通过它恢复治疗过程。沃尔夫指出，就像所谓的阻抗分析一样，此时说明的言语形式，即沟通的内容，远远没有由诠释唤起的主观经验来得重要。在由一个精心设计的诠释所引发的被分析者的经验中，有一种经验是患者自身引起分析师行为的变化，即分析师现在承认他做的某些事改变了患者对他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导致了分析性破坏。通过提供这种经验，分析师暗示，他不仅仅是一个发表意见的观察者，而且还是一个负责任的行动者和相互作用的参与者。沃尔夫认为，由于引起分析师承认其对所发生事情的部分责任，患者拥有了一种有效能的经验，这种经验与始终感到无助和无力的期待( 如他在童年时那样) 完全相反，这样一种诠释将大大减轻患者的痛苦和耻辱。
二、斯托罗洛:主体间性系统中的诠释
罗伯特－斯托罗洛( Robert Stolorow)是新自体心理学中主体间性取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基于主体间性观点对诠释提出了新的理解。在精神分析内部，关于认知洞察与情感依恋在治疗改变过程中的作用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近些年来，钟摆似乎摆向情感依恋，许多分析师从其自身理论立场出发，强调患者与分析师之间这种新的关系＼经验的改变力量。
斯托罗洛认为：一旦精神分析情境被承认为是一种主体间性系统，通过诠释获得洞察和与分析师的情感联结之间的对立，就将被揭示是一个错误 ( Stolorow，R．D．， 1993) 在他看来，分析师强调准确移情诠释的治疗作用，不仅仅在于这种诠释所传达的洞察，还在于它所展示的分析师与患者情感状态及发展渴望调谐的程度，换句话说，分析师的移情诠释不仅是关于分析关系的洞察的传达，诠释本身就属于这种关系联结的一个内在不可分割的成分。
如前所述，科胡特把诠释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分析师传达对患者情绪经验的神入理解，在第二个阶段，分析师为该经验提供诠释性说明，即解释。斯托罗洛认为这种构想并不妥当，因为它似乎把分析师探究活动的情感与认知成分分割开来，而从主体间性立场来说，这两种成分是不可分割的。与科胡特提出两个离散的阶段相反，斯托罗洛设想，存在一个认知复杂性日益增加的诠释连续体，分析师的情感调谐与认知推论在该连续体的不同位置各自发挥作用。不过，斯托罗洛承认，科胡特对诠释过程的构想极具价值，因为，它让那些其著作中所隐含的东西明确起来，那就是，如果一个诠释要产生治疗效果，它就必须为患者提供一种被深刻理解的新的经验。也就是说，分析师向患者传输其神入理解，为患者提供了新的自体客体经验，而这种经验具有治疗作用。
尽管如此，斯托罗洛还是指出，这种对由分析师的神入沟通提供的崭新自体客体经验的重视有一个潜在的缺陷，即忽略患者对分析师诠释的治疗作用进行心理组织的危险 。斯托罗洛为此强调这种被理解的经验对于一个特定患者在特定分析时段的特殊移情意义( specific transference mean-ing) ，这种特殊移情意义构成精神分析诠释治疗作用的关键成分，这既适用于对移情的诠释，也适用于移情之外其他分析资料的诠释。
斯托罗洛认为，分析师的理解性诠释和患者随之发生的被理解感受的强大治疗作用，均源自二者对患者所具有的深刻移情意义。在这种移情中，患者将分析师具体化为被深深渴望、沉着、强大和保护性的母亲，这个母亲是患者童年期极其缺乏的 ，患者现在感到被一个理想化的父母保护着，此时由其自身心理活动给予的幻想性保护变得不必要，甚至可有可无。当其他自体客体需要位于显著位置时，也能观察到类似的因诠释具有移情意义而产生的治疗效果。
作为主体间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斯托罗洛进一步将诠释的治疗作用置于主体间性理论的移情概念框架中加以讨论。在主体间性理论体系中，移情被视为潜意识组织活动的产物，它由两个基本维度构成。一个维度是自体客体维度，即患者对自体客体经验的向往与希望，这些自体客体经验在形成期被丢失或积累不足。另一个维度是重复性维度，即患者对最初自体客体经验的移情重复的期待与恐惧。这个维度也是分析治疗中冲突与阻抗的来源。斯托罗洛提出，分析过程在移情的这两个维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持续的摆动，是完善的精神分析治疗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摆动受到分析师的诠释活动是否被患者体验为与其情感状态和需要调谐的深刻影响。当分析师的诠释被体验为不调谐或调谐错误，就预示着早期发展失败的创伤性重复， 情的冲突和阻抗的维度往往被带入前台( foreground) ，而患者的自体客体渴望被驱入隐蔽之处。与之相反，调谐的诠释则唤起、增强和扩展移情的自体客体维度。
三、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诠释与自体客体功能
彼得·布尔斯基( Peter Buirski) 和帕梅拉·哈格兰德( Pamela Haglund) 是更新生代的新自体心理学家，他们试图将诠释置于自体客体功能理论中加以探讨。不同理论取向的分析师对于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定位不同。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师将治疗作用定位于诠释，它主要被构想为一个认知过程，分析师凭借这个过程向患者传递新的知识或洞察。主体间性理论取向强调治疗作用存在于分析师与患者从其关系中共同构建出的新的经验之中。正如他们所言，“每个成功阐明患者潜意识过去的移情诠释同时也把难以捉摸的当下——作为一个理解性存在的治疗师的新颖性——具体化。考虑到这种新的经验……对自体与他人的看法必然得到传递和改造。” 换句话说，每当新的认知了解被患者作为对其内部经验的有意义构想而接受，患者就拥有一种感到被理解的经验。对有些自体心理学分析师来说，治疗作用一般被认为源自自体客体功能的提供，这种自体客体功能调动了被挫败的发展性需要。正如巴卡尔与纽曼( Bacal ＆ Newman， 1990) 所言，“促进内聚性的自体客体纽带的内化构成分析中治疗性或‘矫正性’ 经验的本质。”
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将这三者——被提高的认知理解、感到被理解的体验、自体客体功能———放在一起，以进一步讨论精神分析治疗作用，并突出了诠释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任何传递新的认知理解的诠释都在其提供的自体客体功能中发现其治疗作用。也就是说，新的认知理解不仅满足患者被理解的渴望，还满足弄清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功能，并且促进其自我理解、自体连续性以及自体内聚性。此外，新的自我理解还有助于患者建立新的经验构造。
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首先探讨了分析师的言语诠释所具有的重要自体客体功能。他们认为，人类具有使用语言和诠释意义的独特能力，分析师在与患者沟通时所选择的言辞本身就具有意义，这种言语沟通使得诠释具有潜在的自体客体功能，他们运用自体心理学中有关自体客体经验发生在自体客体关联性( selfobject relatedness)语境之下的观点来说明这一问题。自体客体关联性是人在任何年龄关于重要他人或依恋对象的经验，它们支持持续、内聚和积极的自体经验的形成。发展与维持·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认为，患者在分析过程中的主观经验以及患者赋予这种主观经验的意义构成患者大部分潜意识组织原则的基础。这些组织性原则以及附带的情感，成为分析师对其神入探究的焦点，这种神入探究构成一种自体客体关联性语境，在这一语境下，分析师对患者复杂的、负荷情感的心理构造的言语诠释被患者主观地经验为提供了自体客体功能，提供了极其需要的心理构成所缺少的能力。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提出，这个过程尤其通过促进患者自我理解的经验得以实现。新的自我理解促进患者历史性的自体连续性感受，在这种感受中，患者的当前经验构造与过去经验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自弗洛伊德以来，分析师一直在质疑是否单独运用言语就可以产生治疗效果。自我心理学家赞同，为了吸收新的认知意义，言语诠释必须与某种情感负荷联系在一起。如上所述，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提出，言语诠释只在原始自体客体关联性背景下才能传递认知与情感理解，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上述观念。他们认为，言语诠释是分析师有意识地了解和重估患者经验的原始构造以及新的组织原则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分析师通过运用言语表达患者的主观经验，为患者提供至关重要的自体客体功能，促进患者自体内聚性和情感与经验的整合。
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指出，他们的观点具有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知识与理论基础。当代发展心理学认为，人类是意义制造者，作为人类，我们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象征性表征能力。大约18 个月左右，儿童发展起语言能力，随着语言的获得，记忆、沟通以及经验的组织都被无可挽回地改变。根据神经科学知识，分析师自发使用的隐喻性语言，可以在神经运行的多重层次之间充当一座桥梁。例如，诠释可以连接触觉、听觉以及视觉形式，同时能够连接过去与当前的经验，它还可以连接情感与经验的叙述，能够允许不同认知加工过程发展水平之间的联想( 例如前言语期的感觉运动经验与后来更高级层次的象征性表征)隐喻的模棱两可及其内隐的在类似而又不完全相同之物之间的比较，允许在脑中同时进行多重加工过程，新的联想以及新的理解可以通过这些过程出现罹患述情障碍( alexithymia) 的儿童是另一个用言语表达感受的发展性需要的例子。精神分析分析学家发现，通过运用言语给情绪经验贴上标签，可以帮助这些儿童确认和思考他们的感受，因此促进了他们情感的组织和整合，从而有助于其治疗改善。根据莱科宁和布尔斯基的观点，没有思考感受的能力，儿童将不会形成确认并用言语表达情感的能力，并将可能继续用身体表达情感。照顾者对其儿童情感状态的表达不足，妨碍了儿童去躯体化和确认情感能力的发展。”( Reckling， A． E ＆ P． Buirski， 1996)需要说明的是，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的观点并不是说，对患者原始组织原则的言语诠释是治疗作用的主要或甚至必需的成分。正如其他新自体心理学家曾证明的，非言语性的相互作用对治疗成长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试图强调的是，运用言语表达患者的发展动力学具有促进自我理解的自体客体功能。这种自我理解促进了一种自体连续性和自体内聚性的感受。患者理解其经验如何被构造以及这个构造形成的发展背景和限制，赋予其生活以连贯性。例如，通过言语诠释，一名成年男性患者意识到，他的愤怒发挥了一面盾牌的作用，避开他父母伤害性的漠视，并形成一个对抗威胁性世界的保护盔甲。这种愤怒对孩提时代的他的生存极其重要，而现在则发挥了与可能的良好客体保持距离的作用。这一理解现在为患者提供一个评估新关系的危险性的模板和自我保护行为的指示牌。患者现在理解了，当他发现自己被触怒时，在这下面潜伏着原始的信念，还有他对目前知觉到的重复创伤威胁的脆弱性。
在探讨言语诠释的自体客体功能基础上，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又探索了诠释的准确性或精确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真相与叙事真相的不同观点严重对立。众所周知，弗洛伊德追求历史真相。他运用考古学方法，寻求发掘被埋藏的潜意识层面，揭露过去经验的真实记忆。他发掘过去的重要工具是诠释或起源重建。对 19 世纪实证主义者弗洛伊德来说，“对真相的确定信念”指的是他对真相的客观性的信念，与后现代主义关于真相的相对性观点截然相反。
现代关系性思维则抛弃历史真相观念，支持诠释学或建构论方法。正如米切尔( Mitchell，1993) 所指出的，“患者的经验、联想以及记忆可以被用无数种方式整合或组织，由此所得到的组织结构是一种双重创造，既部分地由患者的资料所塑造，但是又不可避免地由分析师的思维或理论模式所塑造。临床资料的‘意义’并不存在，直到其被命名。这种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指出，从这个观点来说，将准确性或精确性标准用于诠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由分析师向患者做出的诠释，代表着分析师关于患者主观性的经验，这种经验通过了分析师主观性( 包括分析师的理论体系) 的过滤。或者说，诠释是语境的产物，在该语境下，诠释形成于分析师的心灵之中。因此，“一种诠释并非某种关于患者经验的客观真相的表现，它是分析师在此时、此地、此直接语境下组织其对患者理解的方式。” ( Buirski， P ＆ P． Haglund， 1999)这种特殊的经验组织将必然随着治疗关系语境的改变而改变。
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强调，在诠释学和建构论观点中，诠释不是关于患者过去真相的逐次趋近，而是关于患者当前主观经验构造的解释。根据他们关于言语诠释的自体客体功能的观点，诠释是否对患者具有意义，取决于由该诠释提供的自体客体功能。换句话说，分析师判断一种诠释的临床有效性，不是通过其是否接近于某种真相标准，而是通过发现这种诠释是否对患者具有个人意义。一种对患者具有意义的诠释，是一种将患者引向构造其经验的新方式即促进成长的崭新自我理解的诠释。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进一步认为，从患者与分析师的经验中构建出来的诠释，是一种信念体系。患者可能接受分析师的诠释，因为患者将其经验为具有个人意义，因为其帮助组织了患者的经验；或者患者也可能拒绝诠释，因为其被经验为非组织性的，或者破坏性、瓦解性的。这种理解或组织经验的方式不是固定的，而是容易随着更新的理解或经验组织的被构建而得到修改或替代。
在此基础上，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进一步指出，诠释或重构的误用最终会伤害患者的发展。如果诠释不是聚焦于阐明患者的主观经验、关系结构及情感，转而聚焦于重构真实事件——被假定发生在患者的过去并存在于患者潜意识中——的记忆，那么这种诠释可能极其具有破坏性。诸如“你的梦是那种曾被父亲性虐待的人所做的梦”这样的诠释，就是一种破坏性的诠释，因为它意图从主观经验的织物中重构某种真实经验的碎片。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提出的观念体现了精神分析学界关于“虚妄记忆综合症”争论中的主题。他们认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患者与分析师之间共同构建的理解中的“真相”的相对性，必须得到认真思考。从主体间性观点来看，记忆、幻想及经验的个人意义是分析探究的焦点，而且这种意义并不被假定对应于过去或现在的可观察事件。因此，患者与分析师有必要明确讨论诠释的主观性性质。此外，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还强调，言语诠释始终发生于主体间场域之内，而患者对诠释的主观经验可能与治疗师做出这些诠释的动机同样复杂。诠释可以被患者经验为令人满足的或责备性的、爱的或破坏性的、诚恳的或操纵性的，这都取决于特殊的主体间场域。但是，对产生有意义的认知和情绪理解的言语诠释来说，它们必须在该主体间场域的原始自体客体关联性语境下被给予。只有在这种语境下，分析师的诠释才能为患者提供自我理解、自体内聚性以及自体连续性等自体客体功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沃尔夫的理论立场较为接近传统的科胡特自体心理学，他认为诠释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可以是降低恐惧，可以是提供效能的经验，也可以是通过说明来传达洞察，这三者都很重要，其具体作用则取决于分析过程的需要。斯托罗洛的诠释观鲜明地体现了其主体间性理论取向。他认为，精神分析诠释的治疗作用在主体间相互作用中形成，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分析师与患者都做出显著贡献。分析师通过持续的神入探究，构建一种诠释，使得患者感到被深刻理解。患者从其自身主体世界深处出发，把这种被理解的经验编织进其独特的被动员起来的自体客体渴望织锦之中，使得遭到挫败的发展过程得到恢复。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的理论立场明显倾向于主体间性取向，并且受到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寻求说明，既定原始自体客体关联性语境下的诠释为患者提供重要的自体客体功能。通过用言语表达患者的主观经验，分析师所发挥的这些自体客体功能促进患者的自体内聚性和情感与经验的整合。诠释是患者与治疗师在主体间场域中共同构建的信念体系，其意义的主观性应该在治疗中得到治疗双方的深入探讨，以便最充分地发挥诠释的治疗作用。
总之，新自体心理学的诠释观是科胡特自体心理学有关诠释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它一方面继承了科胡特自体心理学的传统，将分析师对患者的神入理解作为诠释的基础 无论沃尔夫对诠释功能的探讨，还是斯托罗洛在主体间性系统下对诠释的理解，以及布尔斯基和哈格兰德对诠释的自体客体功能的研究，分析师的神入理解都是始终贯穿整个诠释过程的主线 另一方面，新自体心理学的诠释观为诠释的内涵＼功能＼作用机制和精确性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解，其理论视野与深度远远超越了科胡特自体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自体心理学多元取向性。后现代性的理论特点，不仅丰富了新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为当代精神分析临床治疗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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