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乌黑
历史
考虑到这里涉及到的不是一个已经构成了的“状态”，而是一个对于精神病学领域的实践和概念进行反思的“运动”的话，要追溯体制心理治疗的历史是困难的。我们常常太倾向于通过历史的角度来确定某些现象的范围。例如对欧亨尼奥·德·奥尔斯[4]关于“巴洛克风格”的反思，我们就会倾向于局限在“巴洛克时代”中，而因此忽视一些根本的元素是展现在每个时代和完全不同的文明中的。欧亨尼奥·德·奥尔斯向我们展现了为了让历史事实真正能透视地呈现出来而应当遵循的线索。
我们能把医院当作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工具”吗？早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Pinet[5]、Esquirol[6]就曾经这样问到，提同样问题的，还有法国的Leuret[7]、Voisin,、Ferrus,、Bouchet，英国的Tuke和O’Connoly，意大利的Chiarugi，爱尔兰的Hallaran，德国的Lencermann,、Jacobi和Koeppe-Reilm，比利时的Guislain，以及其他许多人。让人一点也不吃惊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遇到许多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们曾努力要把这种通常象监狱一样与周围环境的隔离，转变为开放的系统，并通过“人性化”一些关系的欲望，来创造一种真正的治疗性的轻松范围，或者至少，一种让某些治疗手段得以可能应用的轻松氛围。
在精神病学的这个方向上，一些历史事件和社会背景始终深深地印刻在“开创者们”的人格中：是这些整个精神分析治疗触及不到的“烙印”，而不是他们的使命，决定了他们中每一个人存在的方式和前进的方向。例如，对于弗朗索瓦•托斯盖勒[8]（François Tosquelles）来说，是西班牙革命、可怕的政治纠纷和集中营等等；对于G. Daumezon[9]来说，是“法国新教童子军”运动，以及和他所受教育有关的伦理准则；是对于H. Torrubia[10]来说，是他作为西班牙战争战士的“存在的伤口”；对于L. Bonnafé[11]来说，是在超现实主义和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困难的联盟；对于F. Fanon[12]来说，是……等等[13]。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考虑为“支配”这些不同“人物”的一些东西，它们既包括诸如西班牙战争、1936年的人民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等等事件，也包括诸如青年旅舍运动、各种文化协会（“工作与文化”协会……）等等运动。
正是这些对“个人私密”经验的“利用”，赋予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苦难的一种特定的接待风格，这些渗入了存在之苦难，一生充满着或多或少隐藏起来的灾难的个体和“言在[14]”们，就是精神病患者。这个“隐藏的东西”，作为在集体的异化和每个人最遥远的幻想之间的真正秘密约定，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所谓的“体制心理治疗”，并不象其他某种技术一样，是一种可以用于各种精神病机构的不同情况中的“技术”，而是刚好相反，它是一种与精神疾病的“实在界[15]”直接相连的东西，这些疾病只是在生命存在的根源水平上的灾难积累而已。
因此，无需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过度地“理智化”这个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应该考虑到其社会和“历史”的起源，因而，治疗的行为只是一个对其自身历史的漫长“见证”而已。这可以用加缪关于Louis Guilloux[16]的一句话来说：“对我来说，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我始终希望我们（能够）见证，（即使）在被屠杀了之后。”
[1]又译为制度心理治疗。法语词为institutionnelle，这是一个形容词，其名词为institution，这个词语在法语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研究[院、所]；院；机关；单位，部门；机构等等，另一方面指法规，惯例；制度等机构组织层面上的东西，Jean Oury曾有专文论述它和“机构”（établissement）的区别，所以在这里，暂且译为体制心理治疗。
[2]作者本人投递的文章，我们要感谢Bordas出版社友善的同意。原文出版在已故的皮埃尔·卡夫曼主编的多人文集《弗洛伊德的贡献，为精神分析百科全书准备的成分》中，巴黎，Bordas出版社，1993年，第635页。——原注仅此一处，其他未经注明均为译者注。
[3]法文原文发表在《社会生活与治疗》2007年3月刊（总第59期）上，第110页到125页。文章网址URL : www.cairn.info/revue-vie-sociale-et-traitements-2007-3-page-110.htm.
[4]欧亨尼奥•德•奥尔斯（Eugenio d'Ors）：作家，散文家，记者，哲学家和西班牙艺术评论家，Novecentismo（20世纪初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文化运动）运动的发起人。
[5]菲利普·皮内尔（Pinel, Philippe 1745—1826）法国医师、精神病学家。皮内尔是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精神疾病患者的先驱，现代精神医学之父。
[6]让-艾蒂安·埃斯基罗尔（Jean-étienne Dominique Esquirol 1772－1840），法国精神病学家，皮内尔的继承人，创立现代临床精神病学的巴黎学派的成员。
[7]后面的这些人物均是近现代欧洲精神病学的重要人物，与下文关系不大，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人名在相关工具书中去检索。
[8]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s）（1912.8.22——1994.9.25）：加泰罗尼亚精神病学家，体制心理治疗的创始者之一。二战期间流亡到法国，1952年成为利马尼奥尔河畔圣阿尔邦医院的主治医生。他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页法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与理论。
[9]Georges Daumezon：法国精神病学家，体制心理治疗的另一位创始者。是他在1952年在一篇题为《法国体制心理治疗》（和Philippe Koechlin共同撰写）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体制心理治疗”这个术语。
[10]H. Torrubia：参与了体制心理治疗运动的法国精神病学家。著有《大时代中的体制心理治疗》等书。
[11]L. Bonnafé：托斯盖勒在圣阿尔邦医院的同事，他在二战期间曾见证了40000名法国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中因战争而饿死的惨状，战后和托斯盖勒一道建立了体制心理治疗。
[12]弗朗茨·法农（法语：Frantz Fanon，1925年7月20日－1961年12月6日），法国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精神病学家，革命家。他是20世纪研究非殖民化和殖民主义的精神病理学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超过40年来，他的作品启发了不少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
[13]关于体制心理治疗这些先驱者们的生平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Pierre Delion介绍体制心理治疗的一篇长文，原文地址为http://www.revue-institutions.com/articles/therapeutiquesinstitution.pdf
[15]拉康提出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中的一个，简单地说，“实在界”就是指我们身上那些既不能被想象，又不能被象征化（被言说）的东西。
[16]路易·吉尤（1889－1980）法国作家。生于布列塔尼。他是当代平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力求客观、真实地描写“小人物”的劳苦生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