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座山
文／王浩威（精神科医师、作家，曾着有《台湾少年纪事》）
关于父亲角色相关讨论的不足
在一所离开台北市的国中里，我应邀去参加父母的座谈会。我先给个演讲，关于青少年的议题，关于现代家庭所面临的社会变迁，然后开放问答。
对于这一类的场合，我向来会多准备一些内容，免得没人举手发问时，让大家陷入等待的尴尬。不过，这些年来，发问的人越来越踊跃。甚至，问答的内容，我自己都觉得，比任何演讲还更精采。
那天，一位男士举了手。他一开口便说：“我是单亲爸爸，两个小孩分别是八年级男生和六年级女生。我看了很多亲职的书，但有没有爸爸亲职方面的谈论呢？”
那一秒钟，我脑海迅速搜寻，除了几本讨论“父亲”的书，主要是想起更多位我认识的单亲爸爸。而“讨论”父亲的书，多局限在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架构里，或是父职重要性而已；似乎少有看过讨论爸爸亲职如何操作的单独书籍。九○年代，台湾曾播出《天才老爹》（TheCosbyShow，大陆译《考斯比一家》），片中有五个小孩的比尔‧寇斯比，似乎是史上最有亲职形象的父亲了。他和小孩之间既有幽默的互动能力，又能十分睿智地处理孩子们的困难。在影片中，他是如此地完美，以致于私底下也拥有教育博士学位的他，忍不住要跳出来，在他的书里告诉大家：“别怕让子女知道你并不是个完美的父亲，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你时时刻刻都在，是可以信赖的，碰到困难可以跑来说『我有困难』的最佳对象。”
父亲的角色绝不是第二个母亲。父亲要做的是，就像比尔‧寇斯比那段话的意义：一个存在，能接纳孩子的存在。
在双亲的家庭里，父亲的角色，最重要的影响不是被要求进行直接的教养，而是一个存在，一个坚强的存在，最好更是一个接纳子女的存在。不够坚强的存在，也就容易成为缺席的父亲（absentfather），这也是关于父亲的影响力讨论最多的。而父亲对子女的是接纳或是排斥，几乎是所有关于文学或流行歌曲中父亲形象的重点；也就是新好男人和旧的爸爸最大的差异－前者积极接纳，后者是百分之百被动。
然而，爸爸如何进行自己的亲职，如何面对小孩子每天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如何在这一切活动中和孩子成功地互动呢？爸爸的亲职，跟妈妈的亲职，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关于这一点，亲职研究上并没有太多的讨论。经常，爸爸在亲职上除了是妈妈的助手、后援、和担任纪律的最后防线外，除了对爸爸的亲职有态度上的提醒外，几乎没有太多的讨论。
然而，不论亲职如何，爸爸在孩子的生命中还有另一个角色：像一座山的存在。孩子虽然只是远远看到他的身影，然而其中产生的意义却是复杂的。
只是在背影中存在的父亲
还记得这段文字吗？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有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籍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这是民初学者兼作家朱自清最为人熟知的一篇散文《背影》。文章一开头，父亲便出场了：距离是遥远的（“不相见已有二年余”），社会观感上是失败的（“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满院狼籍”，“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样一个父亲，根本是谈不上亲职，怎么会成为我们华人世界最让人感动的父亲之一？
在朱自清文章里，他和爸爸一起到南京，终需一别。一边是自认为成熟的儿子（“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一边却是放不下心的父亲（“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而且儿子内心甚至还嫌父亲老气，嫌他跟不上时代，让自己没面子。（“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
然而，这爸爸还是跟以前一样，从没意识到这些年来时光的改变，好像不知道孩子壮了而他老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我自己第一次读这文章应该是小学中高年级吧，老师指定的课外阅读。后来，从中学到大学，不同的场合也陆续读了许多次，从没打从心底地真正感动过。后来，随着年纪，不知何时也开始同作者一样，潸然泪下。
朱自清在1925年写下的这篇《背影》，在华文世界关于父亲最有名的一篇文章里，将父亲作为一种象征的意义，清楚描述了：在我们的社会里，父亲是像背影（看不到儿女对他是否感激）的存在。
然而，那一天，针对那位单亲父亲的问题，我回答了很多，多半是在谈存在和接纳。关于亲职操作，几乎没有。我想，这位爸爸是不容易的，但希望他自己在遇到困难时，永远可以回到一座山的状态。
改变的力量来自那里？
任何和青少年一起工作的人，不论是学校老师、社会工作者、少年观护人、或是我们这样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行为偏差的青少年或年轻人，是最难辅导的对象之一。
朋友寄来关于台东的一则传奇，关于一座“孩子的书屋”的故事。
“被贴上标签的原住民孩子；被失意父亲当做出气筒；被母亲娘家不断责罚的失怙孩子；受困于学校成绩的正常家庭孩子……
“每个馨香的孩子来到世间本该拥有柔绵绵的爱，却因为父母的失职、学校老师的歧视等，大人的蹂躏不知不觉伤害了孩子的心灵甚至身体，让走投无路的孩子选择自我放弃。
“在书屋里不乏这样的孩子，他们原可能被社会的黑暗力量所沾染或吸收，但因为有书屋这第二个家，成为孩子无路可走时的栖身之地，宛如《圣经》里的"逃城"一般，可以避开击杀。书屋一位大孩子这样说：『还好有陈爸，陪我走过躁动的青春期。』”
这样一座不惹眼的“孩子的书屋”，里头有一群被视为无药可救的行为偏差少年，在一位也曾是浪迹江湖之迌人的陈爸（陈俊朗），再加上来自三教九流的几位所谓的老师带领下，居然开始脱离原先的或是浑浑噩噩或是愤世嫉俗的生命状态，开始有了他们人生的追求，有了他们的自我肯定。
他们追求的不是孩子是否回到学校，是否考上大学；他们也不是要教小孩成为世界第一的面包师傅。他们只是希望孩子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当然，这些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的故事，孩子的改变永远不会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只要让孩子能够一次心动，一切就能改变。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们在有了逐渐一点一滴累积的同理心而能替别人设想时，同时还是忍不住因为自我保护的反应而回到冷血的防御状态；在有了自我期许的未来想象时，也还持续怀疑着这个曾经抛弃他们的世界。
关于这一点，陈爸和几个老师都清楚的。他们知道这些孩子身上的伤疤，不是一年半载，也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改变的。甚至，有些伤疤是砍着心头上的，一辈子都是存在于那里，像活火山一样，随时还是可能再次爆发；现在做的一切，只是让启动的挫折阈值拉高，发生的机会尽可能地再小一点。
从开始到现在，这十三年来，陈爸经营了这个称为“孩子的书屋”的地方，在几乎只有亲友和少数民众的支持下，已经有六百多个青少年和少年曾经进出这里。大部分的他们，是被家庭和社会遗弃的，或者说，是家庭被社会遗弃时，他们也同时被遗弃了。
这些让学校头痛的“不良少年”，心理谘商或心理治疗的教科书里认为最困难的“偏差行为”或“低动机”个案，同时也是司法系统最无力承受的对象，却是在遇到这位半路出家的发起人所带领的大部分来自中下阶层的杂牌军老师们，在他们的一起打拚下，才开始动起来。
于是，在这些被贴上“无可救药”的孩子身上，被父母师长和专家学者觉得几乎不可能的改变，却是不知不觉地发生了。
我们不禁问：这力量，这不可思议的力量，究竟是哪里来的？
一座提供孩子们避风港湾的教堂
花东纵谷是从离开了花莲市的公路上，在两侧山脉地围护下，才渐渐展开。这纵谷的十一号公路是如此笔直而遥远，一个人开车在这公路上，着实有一股莫名的寂寥。
九〇年代初，我曾因为工作而经常进出这里，随着慈济的医疗巡回和当时省政府教育厅中学辅导网络，到过这条公路分岔出去的每一条路径。每多一次分岔，代表着是更辛苦而贫穷的环境。而这情形，在我1987或1988年第一次来到花东乡下时，不巧就瞥见了。
当年，还是台大学生的摄影家吴忠维，和我一样，跟随着当时台大社会系一位才从美国回来的年轻副教授，要去疗养院做厄文‧高夫曼（ErvingGoffman，1922-82，美国社会学家）所倡导的参与观察，因而一起聚在那个遥远的小镇：玉里。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位当年还年轻的摄影师，他正进行着布农族人的摄影。
忠维说起他这一系列肖像作品背后的故事，关于一场车祸事故，一群肇事者同村也在现场目击的平地人，如何以共谋的沉默来掩饰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桩车祸命案。而身为外乡人的他，正巧和朋友骑机车环岛中，刚好经过目击了一切，因此成为唯一站出来作证的人。因为是唯一一位，那漫长的半年不得不来回在台北和台东之间。
死者是来自台东延平乡红叶村的年轻人。我在忠维的带领下，在结束了玉里行程后，前去了这个村，除了认识了死去的年轻人家人，也认识了村子里的三个人。
当时，同样是这个布农村出身的白光胜牧师刚从台湾神学院毕业，便带着他不顾家人一切反对而嫁给他的平地妻子，回到这个村子，主持这个凋败许久的教堂。然而无论再怎么努力，还是没太多人来教堂，即便是最激动的讲道。
而村子里的孩童，许多都是成长在酗酒家庭里，家中唯一可以写作业的桌子是被喝酒的爸爸所占据，晚上的功课也就被不断被买烟买酒的叫唤所打断。
年轻的牧师夫妇，索性打开没教徒的空荡荡教堂。
敬拜主耶稣的圣殿，开始成为村子孩童晚上进修的安全港湾。
寻常家庭以外的替代父母
去年，相隔三十年后，我回去台东，刚巧借到一辆车子，索性直奔去拜访了白光胜牧师，以及他现在所带领的布农部落。
这地方是座落在村落之外，远离昔日的教堂了。而布农部落如今已经远近驰名，不但成为东部的观光重点，也提供原住民上百个工作机会。
白牧师昔日的梦想成真了。
他虽然没能改变原来的部落，但他重建了一个崭新的部落。
当年，白牧师先是想法子要重建教堂。然而他发现，要重新振兴教会就要重建部落，要重建部落就要重建社会，于是后来又投入社会运动，甚至是政治。终于，在人生绕了这样一大圈之后，才终于回到原本的出发点，专心投入布农部落的建立。
布农部落的网页上，这样提到：“八十三年起，白牧师试图寻找一个文化传承与经济生机兼顾的模式，布农部落正是实践希望工程的场域。筹建布农部落的同时，创立了『布农文教基金会』。
“为根本落实原住民的重建工作，予族人自给自足，让国人深度参与，布农部落目前规划有部落剧场、有机蔬菜区、生态公园，并持续举办艺术展、河川保育营、青少年狩猎营、海内外巡回演出、戏剧营、儿童编织营、原住民艺术创作研讨会，期望藉由有机农业、文化研究、艺术创作、环境保育、生态复育、工艺传承、青年养成、幼儿教育、老人福利，走向原住民社会发展自主、开创生机的模式，为原住民部落的未来寻找出路。”
这目标是宏伟的，未来的努力是不容易的；然而，单单目前这样，能够走到这地步，这一切过程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我内心深处还是忘不了当年待在旧教堂黝暗光线的感觉。
那时，待在临晚黑暗的教堂里，只有小孩子们在微弱的灯光下，吱吱喳喳，或聊天或写功课。有些热情的小孩，拉着我们，指着墙上钉着的照片或明信片要我们好好看看。原来是村子出去的孩子，是这些教堂里孩子从哇哇落地就熟识的同村子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是更早以前，同样是在这里一起读书玩耍的孩子。慢慢的，毕业了，功课也有一定的水平，他们在白牧师的建议下，许多都去了警校或军校（男生）和马偕护校（女生）。这些学校既是公费，是贫困的父母不用烦恼的；而且未来毕业以后又有前途保障，不必被那些熟悉都市丛林竞争文化的白浪人（台湾原住民对平地汉人的称人，源自闽南语坏人的发音）所欺负。
那一张张的照片里，或是坐在马偕护校草坪上，或是站在军校的建筑前，孩子们所熟识的大姐姐穿着漂亮校服、大哥哥身着笔挺军服。这是照片奇妙的力量，这样薄薄的几张纸片，就可以为这些孩子成长过程中向来封闭的世界，打开一道窗，一道可以眺望外面世界一切美好事物的窗。
在一般小孩的成长过程里，这道窗原本应该是父母或学校给予的。然而在这部落里，他们父母可能终其一生没去山下发展，可能去了山下却从不知道如何真正地进入到那个世界；而学校的教诲又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从不知道他们的成长是禁锢在许多陌生的惊恐里。
那些墙上的照片，给了孩子力量，因为它们传递了这样的讯息：“我是你昔日平凡的哥哥姐姐，和你一样的成长过程；我可以做到的，你也可以做到。”
那些墙上的照片，照片后的那些人，以及那些人背后的牧师夫妻，他们都成为小孩子们在自己的家庭外面找到的替代父母（substituteparents），比父母还更进入他们心灵深处的父母。
父亲在孩子发展过程所扮演的角色
陈爸和他的伙伴也好，过去的白光胜牧师也好，都不知不觉地，在某一程度上，成为孩子生命中替代的父亲。
父亲的形象，是一种十分饶富趣味的存在。对子女而言，母亲有抚育教养的角色，也就是母爱mothering英文这样动词所指的意义；然而，父亲并没有同样的动名词，没有所谓的fathering，没有同样程度关于抚育教养涵义。更多的时候，父亲是一种存在，是一种接纳或排拒的存在。
“父亲像一座山”是经常被使用的形容方式。一座山，是一种有距离的稳定存在，是我们生活中不知不觉的习惯。父亲就是这种存在。只要他坚定地存在，对小孩子的成长都是提供了十足的安全感。在孩子的成长过程，父亲不需要像母亲一样地动手动口的，他只要安定地存在。这样的存在，可能一直没有改变；然而，在孩子的眼中，随着成长而有不同的意义。
研究父职的心理学家麦可‧兰波（Micheal L.Lamb），曾是美国国家儿童发展与人类健康研究中心（NICHD）社会及情感发展研究的负责人，目前任职剑桥大学心理系。他提出父职角色在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不同角色：
零到五岁幼年期，父亲是不可或缺的第三者：孩子从依赖母亲到开始往外探索，心理上需要离开母亲而追求独立个体感时，父亲成为他“安全的第三者”，让他可以没有罪恶感地离开。
六到十二岁学龄期，父亲是具权威象征的角色典范。这阶段的孩子正是学龄期，开始学习从他律转自律。而父亲则应该善用自己的权威感，来为家庭建立规范，并且以身作则来发挥影响力，孩子也可以在自我的内在建立道德心。这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时，为什么妈妈管不了小孩时，会说：“等你爸爸回来，你就知道。”
十三到十八岁的青春期，父亲成了儿子的竞争对手，女儿的第一次异性关系。女儿喜欢跟父亲亲近，儿子则是较接近母亲。然而，这阶段的男孩，需要父亲在身边成为性别认同的楷模，却又忍不住在认同之后进而竞争，发展出如同父亲的男子气概。而女儿则是在与父亲的互动中，形成往后与异性相处的模式。
十九岁以后，父亲在子女生命中扮演的是精神导师。子女成年以后，不论是职业选择或生涯规划，父亲都愿意给予建议，并且加以鼓励，在亚洲社会甚至还会在资金或社会关系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
根据兰波在他编辑的《父亲在孩子发展中的角色》一书绪论中所提出的理论，这每个阶段的父亲，都是一种存在，只是孩子的解读不同罢了。
在孩子的发展过程中，父亲最重要的只是存在，不像母亲是活动或互动的状态。如果有人认为，做父亲比做母亲容易，这确实是事实。然而，尽管“做”的较少或较容易，在意义上，父亲的重要性不见得逊于母亲——至少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如此。因为父亲对孩子发展意义，同样十分重大；对孩子的发展同样有深邃的影响，他可能带来的伤害程度也就毫不逊色，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父母如何修补自己造成的伤害？
如果伤害发生了，做为父母的我们，又如何去修补自己造成的伤害？
今年（2013）六月，我应邀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心理月刊》担任回答读者来函的心理专家。杂志的编辑帮我筛选了这些来信，其中有一封就是谈到父亲的角色。
“你好，今年我42岁，有一个12岁的儿子。四年前和一位比我小10多岁女人在一起了，我很爱她，到后来想到为了她而离婚。离婚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按自己的原则慢慢去处理，把伤害降到最低。可她竟短信告诉我妻子我们的事情，手机被儿子抢过去看到了短信内容。他很生气，发短信骂她。现在我和妻子已经基本谈好了离婚，儿子从看到短信那天开始，本也不搭理我，打电话给他，他也很少接听，我很伤心，不知所措。他是我最爱的人，可是他怨恨我，无法理解我。他刚上初中，学习状态也不好，我很担心请告诉我，该怎么办？怎样让儿子理解我，怎样不伤害他，不影响我们的父子情？”
这是颇有意思的提问。平常我在诊疗间里工作，遇到的问题是十分不同的，经常是比这样的书信问答严重一些；然而，书信提的问题虽然没那么严重，却可能更加复杂。
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我是这么回答的：
“你说的好，离婚是一件浩大的工程。然而，就像离婚一样，爸爸的亲职工作也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而且是更漫长、更没有任何可参考借镜的工程。
“儿子的愤怒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你心里要有这样的想法：他在看到你手机上女友的短信以前，其实早已感觉到你的态度有异，感觉到父母之间的关系有变。所有关于离婚的研究都指出，不论父母平常的冲突是否刻意避开子女，孩子其实都清楚感觉到的，只是不知所措地没反应罢了。
“孩子是害怕失去家这个安全基地，因此，表面上也许不动声色，其实已经顺着自己的无意识，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做了许多努力。他一开始是变得成熟或乖巧的；如果这方法没效，他开始出状况，学坏、功课变差等等，好引起你们夫妻的注意。家族治疗师称这现象是『代罪羔羊』，也就是小孩子像羔羊一样，希望透过自己的牺牲，来换取诸神（父母）的息怒。你们觉得他啥都不知道，其实他已经作了很多超出他年龄的努力。
“如果他那么努力，却发现你还是依然故我，还是坚持离开这个家，也毁了这个家，他的感受不只是伤心，还有被你背叛。可想而知，他对你的愤怒有多么强大。表面上他是为了母亲才生你的气；其实这只是他能表达的方式。他不会承认你的背叛造成的伤害。然而，即使是你的妻子（他的母亲），可以接受这一切，他的情绪还是一样愤怒。
“至于你女友的做法是很难理解。如果她是爱你的，她应该是信任你的，信任你会『按自己的原则慢慢去处理』。然而，她却擅自发短讯给你的妻子！是她不爱你，故意惹恼你和你的妻子？还是你在两人关系里，自以为自己是对的，但在实际上缺乏足够的沟通，让女友没有安全感？我担心是后者，因为你的妻子和儿子也都和你女友一样，你对他们的看法都是凭自己猜想的。如果是这样，你亲密关系中的人，也许是等不到你的行动而着急了（或许你女友便是如此），也许是太高估你也太相信你而觉得被背叛了（或许你儿子便是如此）。
“如果真的离婚了，你要如何面对这个视你为仇人的小孩呢？甚至，即使没离婚，在经历这件事以后，他恐怕对你还是充满敌意的。
“你千万不要积极去解释，但态度一定要真诚。有一天你儿子问起这事，或你只是感觉到他想开口，你一定要真诚说出你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感觉，不要有任何欺骗，不要做任何选择性的回答。只要他愿意听，你就尽量讲明白。你可以很清楚地让儿子知道，你也许不再爱他的妈妈，但你还是他的好爸爸。
“儿子需要会信任他的父亲，透过你的信任，他可以获得自信，可以修补被你背叛的伤害，也可以开始重新信任你。只是什么时候，儿子才会开口问你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可能这几天，也可能是二三十年后。
“父亲的角色本来就跟母亲不同。根据发展心理学家的说法，母亲是陪着小孩身边一起生活的，一起情绪起伏的；父亲比较像是一座山，是永远关注小孩的稳定存在。因为是一座山，不会有太多改变造成小孩失去安全感；因为是关注小孩的，所以一旦小孩有非平常的需要，父亲的态度是接纳的。
“不管你最后是否离婚了，对自己身为父亲这角色，千万别着急。儿子的反应不论是怎样，你要放轻松，安安静静地关注他就好。想想那一种感觉，自在地像一座山，有一点距离地陪着他。只要你是安静自在，不要在乎多少年，终有一天他会奔向你的。”
我敢这样肯定的回答，是经过一番思考的。
我经常思考，心理治疗的力量，到底是来自哪里？
为什么有些个案，明明花了很大的力气，作很深入的分析，或者是陪伴许多年，但始终还是没办法改变。
有些个案所处的困境是很艰辛的，却是跟他谈一些话、点出一些问题，他就开窍走出来了。有时自己看到相当不容易的个案，下一次门诊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在教会恊助后，或是在慈济志工的开导下，豁然开朗。
到底，改变是怎么发生的？
这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理论和观点来讨论。心理学中的依附理论，可以提供一个一般人都容易理解的讨论。
孩子是依附大人慢慢长大的
在心理学中，有很多关于儿童发展的各种理论。其中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是最被广为应用的理论之一。
依附理论可以谈得很深，但也可以谈得很浅白。它的应用不只是在小孩，连大人的临床问题也可以依此理论进行今析思考。
依附理论是跨领域的研究，包括了心理学、演化论和动物行为研究。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无家可归或沦为孤儿的孩童立刻成为迫切要面对的问题。身为精神科医师也是精神分析师的约翰‧鲍比（JohnBowlby, 1907-90），他应联合国的要求，针对这问题写了一份报告，题目就叫做“母亲被剥夺”（MaternalDeprivation），从此，他开始提出依附理论。
刚出生的婴儿是依附在能够跟他们既敏感也反应佳之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当婴儿开始长大，开始可以爬可以走，他们以这个个体作为安全基地，开始由这里往外进行探索。于是，从依附到分离，个体开始慢慢分化成形。
这个理论由北美的心理学者安思渥斯（Mary Ainsworth, 1913-99），在六○到七○年代加以进一步阐述。她先提出了三种依附模式。
安全的依附模式（secure attachment），小孩子在往外探索时，还是可以随时找到安全基地，因为照顾者总是适时地回应，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安全依附。
第二种是逃避型依附（avoidantattachment），孩子对于有游戏中的分享，或照顾者的离开或归来，都没有太大的反应。对陌生人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因为照顾者对他的压力或沮丧都没有太多反应，甚至是阻止他的哭泣而积极鼓励独立不依赖。
第三种是焦虑矛盾的依附（anxious-ambivalentattachment），照顾者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时而热烈时而忽略；婴儿既然没有办法视他为一安全基地，也就在分离前先破坏关系。然而过去曾经拥有这样的安全基地，婴儿既会继续寻找，但又抗拒获得这接触。
第四种是混乱失序的依附（disorganized/disoriented attachment），由加州柏克莱大学玛丽‧梅恩（MaryMain）提出来。照顾者是受惊或惊吓他人的，是混乱、退缩、角色混乱，经常和各种形式的儿童虐待有关。婴儿因此经常出现固定重复的行为，例如全身僵硬，或者是不断敲打。
这种模式可以解释许多小孩子为何会有那样的行为，甚至在八○年代亦开始应用到成人，甚至发展出以依附理论为核心的心理治疗方法。够好的依附关系，才能完成心理成长过程中的心智化（mentalization），也就是自我察觉和同理他人的能力。
如果在童年没有足够的依附体验，他可能在日后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最常见的是爱情或婚姻）、治疗关系中或其它的特殊关系，获得这样的依附体验，而完成安全的依附模式。
也就是说，童年的依附固然是很重要，但只要不是太严重，不是太早就被剥夺，它还是可以在日后，以另外的形式来弥补的。
修补的力量是如何产生的？
究竟怎样的关系，才能产生够安全的依附，足以重新弥补过去的伤痕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许多学者提出他们的论证，要做进一步的说明，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让大家都信服的说词。
关系如果产生修补的作用，往往出现在无法预期的时候。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太离谱的错误，我记得多年以前在张小燕主持的〈超级星期天〉综艺节目里，曾经看过这样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超级星期天〉节目里有个单元“超级任务”，是由阿亮（卜学亮）所负责的。有一集，是刚刚出道的动力火车，也就是尤秋兴和颜志琳两位音乐人，他们要寻找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在他们还在一起读书时，两人调皮捣蛋，经常跷学出去市区胡乱逛逛。有一次，闯了祸，弄坏的别人的摩托车，对方一直要他们赔。可是他们才是刚从原住民部落来到小城的单纯小孩，没太多钱，不知怎么办。对方告到学校去；学校的教官于是来了，他们吓坏了。没想到教官一句恶言都没，帮忙赔了钱，还带他们去吃牛肉面。
他们在节目中说，那是他们人生吃的第一碗牛肉面。那时候起，他们发觉原来自己是有人关心，做起事来也就更在乎自己的表现。他们觉得这位教官是他们这一生中的恩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
于是阿亮就回到学校，找到这位许久不见的教官。没想到这位教官居然表示，他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
这位教官有学过很深奥的心理治疗吗？当然没有。
这位教官是很用心地想要改变他们两人吗？当然不是，否则，早就记得他们这件事了。
然而，就是因为一切都没有。
这位教官没有心理治疗的目的，也没有想要影响他们。他的帮助就是单纯的帮助，他的关心就是单纯的关心。就是因为这样的单纯，反而产生了修补的力量，也就是在短短的接触中重建了依附关系。
无条件的关心，无条件的爱，也许就是这个秘密的答案。
我们爱情里的占有欲
爱，是一个琅琅上口的字，几乎是陈腔滥调了。
然而，弗洛姆（Eric Fromm, 1900-80）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却是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大众文化中所共同憧憬的爱情故事，像莎士比亚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或是普契尼歌剧的《波西米亚人》或《蝴蝶夫人》等等，弗洛姆却表示那是爱情的诅咒。对他而言，爱情从来没有“海枯石烂，此情永不渝”这一回事，没有“山盟海誓”的可能。
对佛洛姆来说，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只要他在生活中是有稍稍思考的，就会随着生活而有所改变。当人生的想法有所改变时，对爱情的看法也会改变。在这样的情况，“山盟海誓”怎么可能存在？
在会谈室里，处理婚姻问题时，治疗师经常让对方说一说当初是怎么认识、如何爱上对方的。在这情境下，当事人回想起当年刚刚恋爱时的一切，往往会一方忽然激动起来，指责对方说：“你看，你全变了。以前你是怎么说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呢？”
随着这股激动稍稍和缓时，我会反问这位质问者：“你自己呢？你自己这些年真的一点都没有改变？”
对弗洛姆来说，海誓山盟只是将人的发展限制住了。真正的人生是活生生永不止息的，是不断成长改变的。唯一的永恒，只有死亡。死亡才能停止一切改变，让誓言所捍卫的一切果真永恒不变。因此，我们所憧憬的那些爱情故事，那些不违背说出口或没说出口的誓约的爱情，无一不是以死亡为结束。罗蜜欧死了，蝴蝶夫人死了，卡门死了而军官唐‧荷西被捕了，连《铁达尼号》的杰克也都死了。
弗洛姆说，人类对这样爱情的憧憬，原本就是有种“恋尸癖”的欲望。恋尸癖，英文necrophilia，phillia是喜爱，necro是来自古希腊字的nékros，意指尸体或死亡。人们对这样爱情的向往，其实是反应出人类集体潜意识里对任何改变的恐惧，是与现实生活中永远变化无常的事实相违背的。
我们喜欢一个人，应该会喜欢他／她未来的任何成长、任何改变。这也就是弗洛姆提出来恋生欲（biophilia），bio是生命的、活生生的意思。国内前些年才去世的民间哲学家孟祥森（1937-2009）将弗洛姆这个词译为“爱生哲学”。
真正活着的人是不可能不改变的。我们的想法不只是随着生命而改变，甚至是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如果铁达尼号不沉，如果杰克和萝丝走下船而开始走进生活。在萝丝的上流世界中，杰克会不会变得很笨拙，让萝丝难堪？如果萝丝来到杰克生活的世界，不是会变得很拘谨，让杰克觉得做作？
弗洛姆认为，爱不止是一种感情，它是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创造能力，是“照顾、责任、尊重和认识”。他在《做为人》（On BeingHuman，1997）里这么说着：“我相信选择进步的人们，透过他发展出来的所有人性的力量，可以找到一种新的结合。这些力量是从三个方向产生的，他们可以分开，也可以放在一起：恋生欲，对人性和自然的喜爱，和独立与自由。”
先爱自己，才能无条件的爱别人
弗洛姆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典型犹太人家庭。有关他成长的资料并不多，大多是在自传式作品《超越错觉的锁炼》（Beyond the Chains ofIllusion, 1980）里。
根据他的说法，他是家里唯一的小孩。经商的父亲脾气暴躁无常，而母亲则是常处于忧郁状态。在这样环境长大的他，并没有直接说自己是如何受到父母情绪的影响。然而，可以想见，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佛洛姆，不只是孤独，甚至经常受到父母双方情绪的影响。
他是孤独的。十二岁那一年，他暗暗爱慕一位家族的朋友，二十五岁的女画家。原本记忆中，美丽而迷人的她，解除了婚约，一直守着鳏居不苟言笑的父亲。没想到，父亲去世了，过没多久她也自杀了，留下遗嘱要埋在父亲坟墓。这件事启动了他对心灵的好奇。
他的孤独，自然渴望母爱。他的母亲长期受苦于忧郁症，自然未能充分提供足够依附。这样的恋母心情，让他爱上了他自己的分析师，大他十一岁的弗莉达‧赖奇曼（FridaFromm-Reichmann, 1889-1957），也就是《未曾许诺的玫瑰园》一书中所描述的弗莉医师。伟大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1909-94），年轻时也是她的个案。
同样的，佛洛姆从父母那边，恐怕也是受到他们情绪的间接“侵略”吧！说是“侵略”，是指父亲的暴躁，将带来小孩永远的恐惧，和自责是不是自己惹父母生气了：母亲的忧郁，则带来永远的无助感，和另一种自责，觉得自己没帮上忙，间接害了母亲。
也许这样，佛洛姆写下他的重要作品《人人为己》（Men for Himself, 1947）。
人人为己？这话听起来是十分奇怪。
弗洛姆认为，每个人都要将自己当作最优先照顾的对象。唯有自己的状况安顿了，对别人的付出才会可能无所求。弗洛姆这样的主张，相信是来自他自己最深刻的体验，也就是童年的成长。
就像大部分的父母一样，弗洛姆的父母恐怕也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在小孩子身上。在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在生活里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说法，乍看是充满亲情的，其实是往往有条件的。
我们可以从生活里常听到的话，来思考我们身为父母时可能经常闪过脑海的用语，想想这些自以为是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的话语，是否在另一层面也挟带了我们私心想操控的？
“妈妈骂你是为你好！”也许意识层面的确是为了孩子的好，但动机果真仅止于此？还是多少也发泄了自己的情绪？
“这么辛苦地做牛做马，就是为了你们的将来。”是否在教训之余，利用孩子的罪恶感，让他们有理也说不出口，只有全都顺从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是这么爱你……”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付出了爱，就可以要求对方放弃任何不同的主张？
“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好！”所以孩子就变成我们人生跑道的下一棒，是我们的延伸，不能自己选择跑道？
无条件的爱是十分不容易的。
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交错关系，充满了双方之间各自成长经验所相互投射出来的错觉。即便是人性中被公认为最无私的母爱，也很难不带有一些许的自私欲望。即使是最纯粹的爱，也是经常发自内疚和害怕。
我们在这样的爱中长大，也不自觉地用同样的方式去爱别人。因为如此，我们的爱，常常不容易没有条件。弗洛姆指出我们所歌颂的爱情是隐藏着恋尸癖的欲望，就是要指出我们往往以爱为名，其实是出于自己的恐惧而想将对方牢牢掌控。因此，唯有我们对自己是充足照顾的，是让自己的恐惧或不安都不会发生了，我们对他人的爱才会真的无所求了。
爱应该是不会勒索，不必讨价还价，也不因恐惧而勉强。然而，能给予无条件的爱，必然是无条件地爱自己。
疗愈的力量来自于单纯的真诚
对他人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关怀，是一件经常不必很用力就做到的事。因为我们是先对自己有了无条件的爱，自己是满足的，付出也就十分自在、十分自然了。而且，这样的爱是没有所谓专业训练的绝对必要；然而，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要深入理解自己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透过被分析的个人体验，或类似的专业训练，将会是十分有帮助的。
专业不是必要条件，能够无条件地爱自己才是重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成功地帮助别人的人，是不曾受过专业训练的。
有一个例子，是我多年以前在花莲见到的。我一直念念不忘。我在许多大众演讲提到这个例子，也曾写进《好父母是后天学来的》一书中：
“一九九三年台湾施行儿童福利法时，我在花莲曾经协助过一对姊弟。他们的父母经年在都市里作板模工，总是住在工地的流浪工人，小孩只好托故乡的父母。可是贫穷总是残酷的，它不只是经济上的匮乏，也让人容易病痛和衰老。姊弟的祖父母因此经年卧病在床，连三餐都是村里邻居叫姊姊带些多余的饭菜回去凑合的。因此儿福法实施时，这对法律上属于被疏忽的姊弟也就由村长登录上报，而强制安置了。
“寄养家庭原本十分犹豫，因为一口气要多两个小孩；可是听到才小学五年级的姊姊是如此懂事，祖父母和小三的弟弟都是她照顾的，才放心接受。可是，住进来几个月后，一切却发生了与预期全然不同的发展。
“黏人的弟弟适应还不错，倒是懂事的姊姊开始出状况。
“她先是半夜醒来会跑去寄养父母的床上，后来临睡便赖着不走。甚至出现每天黏着寄养妈妈，寸步不离。终于，寄养父母受不了是因为吃喜酒的那一晚。
“寄养父母原本就有两个儿子，年纪和这两姊弟差不多。那一晚寄养父母要去参加喜宴，姊姊抓紧寄养父母坚持要去。他们想，只有一袋红包，总不能四个小孩都带去而占掉半桌，索性就都不带了。没想到吃完喜酒，开车回家的半路，看见对面小坡的家门是灯火大亮，简直吓坏了。待车到门口，才看见自家大门洞开，而姊姊坐在门坎上。
“寄养父母想，是不是自己带法有问题，才让小孩的状况越来越糟？于是透过负责安置的家扶中心，安排了一次个案讨论会。这也是我遇到这对姊弟的缘故。我告诉寄养父母，不是带法有问题，而是他们带的好极了。
“姊姊是典型的小大人，还没拥有足够的依附就被迫成熟了。然而，来到这个家，因为寄养父母创造了一个可以让她完全放心的环境，她潜抑的依附需要被释放出来，举止才会变得十分小孩子，也就是所谓的退行（regression）。
“英国儿童心理大师温尼考特就曾提出『有益的退行』这一观念，认为『欲求（精神分析式的）治疗有效，必须让退行发生以寻求真我。』这对寄养父母虽然没任何专业，但他们单纯的真诚和韧性，对这对姊弟却产生了治疗性的改变。”
这样的单纯的真诚和韧性，就是这对寄养父母对这两个小孩的爱确实是无条件的，是没有任何附加的期待的。
同样的，当年布农部落的白光胜牧师也是如此，无条件的付出。刚刚毕业的他，单纯地想奉献给主，所有企图都是放在那些走失的羊儿，也就是不再对信仰有真正企盼的族人。对孩子们的照顾，只是一种顺便发展出来的附加活动。因为是无意中发展出来的，也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反而带出了一批批的孩子。于是，透过教堂，孩子们完成了自己的依附需要，可以适当地处理自己的创伤了。
同样在台东的“孩子的书屋”里，陈爸和他那一群伙伴也是一样了不起的。也许在某一定义下，他们都曾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曾经是失败者而又站起来，他们知道面对未来的任何人都是十分艰辛的，对孩子们对他们付出的反应，对孩子们在外面世界的表现，也就没有太多要求的条件。
同样的，动力火车两个人年轻时遇到的那位教官，当他被电话通知而赶到现场时，也不会想到要创造出任何奇迹。他只是单纯地觉得，只要是学生的事都是教官或老师的事，全然没有嫌麻烦的念头。他去了，单纯地关怀学生，也许顶多是知道这些孩子才刚离开部落，因而再多一点用心，如此而已。因为这一切作为都是应该的，对两个学生也就无所求，甚至连记住这一切都不用了。
没有不犯错的父母亲
台风刚刚过境的一个下午，子轩和他的母亲一起来到我的心理治疗诊所。母亲谈起子轩的事，在这样的一个家族压力下，自己是如何严厉要求小孩。忽然，她犹豫一下，有点困窘地说：“我自己身为母亲，过去的作为，大概就像你所说的，有毒的父母。”我听了，感觉既是尴尬，又不免心里一震。
我自己在过去的文章里，曾经数度用过“有毒的父母”这一观念，也就是《家庭会伤人》这本书的英文原书名。只是，写文章的心情是一回事，看诊又是另一回事，总天真地认为这是全然不相干的两个世界。忽然在自己的诊间里，遇到读我文章的人，原本就有些错愕；文章写的分析，竟然是当事人也点头承认的，更是有些惊讶。
我直觉地反应是，立刻找一些话安慰，因为有些措手不及而结结巴巴的：“其实不会的，不会那么严重的，妳会这样思考自己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多年以来，我不知不觉地写了不少关于青少年或年轻人的文章。有些身为父母的朋友，会直接的表示：“你根本没考虑我们为人父母的处境！”更多的朋友则是和子轩的母亲相近，也许自责，也许回避相关的话题。总之，好似我正是指责着他们，而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承认或默认了。
一位读者给我的信是这样写的：“我只是用我父母的方式来教我小孩。我一直以为自己做的不错，至少比我父母还好，因为他们那些让小时候的我不舒服的部分，我全改了。直到孩子开始不愿上学，我又刚好看了你的书……原来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竟然不知道自己伤了孩子这么深。我怎么办？永远注定是一个坏父母，无法挽回了？我对不起自己的孩子……”这一切的反应，都是在我意料之外。
当初，从1996年开始在《幼狮少年》开始写这些文章，一路写写停停，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忽略了青少年所处的世界，我们来看看青少年的处境吧。我没想到，我以为一直没谈父母，其实老早就间接地指责了父母。
然而光是指责，只是徒然让父母更不可能无条件地爱子女。当父母的内心有更多的罪疚，当父母不能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值得爱的，他们又怎能无条件地爱子女呢？
而这一切的问题，恐怕都来自我内心的投射。
我自己经历的青少年阶段是辛苦的，而且，没意识到自己将这一切有意无意地全都怪罪在我父母身上。我自己没察觉这样的一个态度，当然就不可能去同理我父母也是在满是创伤的过程中长大的，当然也就让自己耽溺在自己受害者的情绪里。
我的书写于是忽略了父母的处境，忽略了自己应该随时提醒：所有的伤痕都是可以修补的，而做父母原本就是一种犯错的历程。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19XX - ）早就说了：没有完美的父母，只有够好的父母（good-enoughparent）。够好的父母当然会犯错，只是他们是不知道才犯错，知道以后就不会再犯这一个错了。
父母当然是可以犯错，甚至，造成子女的伤痕也是可以修复的。
父母像一座山安定的存在就是疗愈的开始
建志因为暑假的缘故，从国外回来度假。他这两年顺利多了，过去几年每每教他不得不休学的忧郁症状，似乎已经永远离去。他来约诊，也许是还有一丝对自己的不安，但更多是想和我分享他的成就感：straitA的学期成绩、某某教授对他作品的激赏、获得一份同学们称羡的实习机会……等。然而，不经意地，他提起哥哥：他自己的情形不再让父母担心，反倒是向来让父母最放心的哥哥，开始有酗酒的倾向。
建志的哥哥大他两岁，他后面则有一位小六岁的弟弟。
弟弟一出生便是多重残障，连胸腔发育都不良，以致于经常肺炎而需要呼吸器，直到弟弟十岁那年去世为止。在这之前，父母为了照顾弟弟，用尽所有精力，几乎都忘了建志他们两位兄弟。
建志的忧郁症是国中二年级开始，更早以前则是莫名的肠胃绞痛而经常被送急诊。现在他回想起来，已经知道自己是身心症状，是潜意识为了引起父母注意才发展出来的。
他想，如果他自己的生病是这缘故，会不会哥哥也是如此？父母担心建志忧郁的缘故，恐怕是将哥哥给忽略了。
过两天，建志的父母亲自来了。原来，我们的谈话，建志回去告诉父母了。父母觉得有道理，于是来找我商量。我听父母自己亲口说起当年种种，原来有更多的辛苦是建志不曾知道的。他父母说：“可是，怎么办，我们对哥哥的忽略所造成的伤害已经形成了，如何才能帮他？”
父母亲所着急的，是哥哥已经拒绝和他们互动。如果没机会交谈，又怎能帮忙呢？
我要他们先要原谅自己。同样是这样的情况，生下一个不容易照顾的小孩，有那位父母做得比他们更好呢？如果再来一次，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吗？他们要放下自己内心的自我谴责，这是无条件地爱自己的第一步。
当他们面对哥哥是没有罪疚的，是自在的，他们才可能无条件地去爱哥哥，进而修补以前遗漏的依附。
“如果哥哥不想谈，你们不用问，也不着急，更不必自责。你们只要让他知道，爸妈是随时都等待和他交谈，只要他愿意。”
这时，既然任何积极的态度都只是造成更大的紧张，妈妈也可以像爸爸一样，像一座山一样地自在地存在着。只要山的子女愿意亲近这座山，愿意走向山来，山当然乐意去拥抱他的子女，乐意成为他哭泣所倚靠的支持，乐意含容他疗伤需要的停留。山，对自己的子女，只有无条件的爱。
任何子女，不论他多大了，不论他跑多远了，只要一回头，他立刻可以看到山，同时也觉得山也充满关注地看着他，一股被爱的感觉自然产生，疗愈的力量于是涌上。
我回复《心理月刊》那位担心儿子受到伤害而不理他的父亲也是这样的：像一座山一样地存在着。大地都会随四季递变了，只要他能自在地持续着，终有一天，这一切误会都会找到抒解的方式。
像一座山，自在地存在着，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倍速时代最好的生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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