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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离世后,如何面对活着的创伤
马克·艾普斯顿/纽约时报
翻译:陈复加
我的父亲死于脑瘤已是四年半前的事情了。但如今和我88岁的母亲谈起失去我父亲这个事情时,我很惊讶地发现她还在怀疑自己:“你大概以为我早看开了吧”。她谈起失去她共度几乎六十年生命的丈夫时,依然沉浸在痛苦中,“已经四年多了,但我还是很难过。”
精神科医生的动机,是否缘于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么讲话,或者是因为现在我是个精神科医生了,她才这么跟我交谈。但我很高兴可以和她谈起这个话题。我们需要谈论痛苦。如果痛苦深埋在个人心底,它将会蚕食掉个人的心理支撑。
我不知道我成为Balint Zsako/NYT
“心灵创伤永不会消失殆尽。”我回答,“也许它会有变化,有时随着时间可以逐渐淡化,但它永不可能完全消失。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应该看开了呢?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母亲思考着我的看法,如释重负。
“我不用因为还没看开而内疚了?”她问,“我第一任丈夫去世时,我花了10年才走出来。”她突然又想起来她大学里的爱人。当她20多岁时,她的爱人由于心脏问题突然去世,多年后才又遇到我的父亲,“我觉得自己终于能透口气了。”
在我10岁还是11岁之前,我对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毫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在玩猜字游戏时,为了查找单词,我翻开了她那本饱经风霜的韦伯词典。书的扉页上有我母亲的笔迹,用黑墨水写着她的名字。但那姓氏并不是她现在的姓氏,也不是她未婚前的姓氏。那是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名字:雪莉·施泰因巴赫(Sherrie Steinbach),而不是她现在的名字雪莉·艾普斯坦(Sherrie Epstein)。这是我母亲的另一面,她独特的手迹立刻让我觉得无比熟悉,但这个名字又让我感得十分遥远。
“这是什么?”我想起我举着这本褪色的蓝色辞典,询问我的母亲,这个故事就此翻江倒海地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很少再提起。直到我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后去世了,我的母亲才又开始提起这个事情,这一次是她主动提起的。我不清楚她第一任丈夫的去世所造成的创伤,是否真的完全被抚平。我父亲的去世似乎又使这个问题浮到水面。
心理创伤并不只是重大灾难的后果,它的影响不局限于受重灾的人群。心理创伤的暗流不停在日常生活中涌动,于无常的人生里,伴随各种辛酸经历将我们击垮。我可以说,我们要么正处于心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里,要么就是正处于心理创伤前的应激障碍里。死亡、年迈、疾病、事故、分离、失去,它们以各种方式环绕在我们所有人之间,没有人可以逃离。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不稳定与不可预测,即使已拥有了难以置信的科学进展,这个世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以超越我们控制的形式运行着。
我告诉我母亲的话“心理创伤永不消失”,来自于我这些年作为精神科医生的认识。当我们试图抵制心理创伤,不让自己感受到其全部影响时,我们迫使自己脱离了事实。作为治疗师,我可以作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痛苦与无能为力是有多么困难。我母亲的自然反应“我不是应该看开了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尽力恢复常态,但这使我们逃避自身的痛苦程度,也因此忽视了其他人的痛苦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