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惡的憂鬱症
憂鬱症的最大殺傷力，就是不知不覺地蠶食著病人，以及病人身旁所有人的生命……
不久前在蘇州博物館的購物部買了一只龍的風箏，準備夏天回多倫多時送給雅奴。
雅奴屬龍，我每年見他時都會送他一件與龍有關的小禮物。十年來已成習慣，但是今年這禮物送不出去。雅奴患上嚴重憂鬱症，誰也不想見。
他說：等我心情好點時，就會聯絡妳！
但是他的心情已經有好幾個月不曾好過。
有人說，憂鬱是21世紀的新癌症，幾乎每個人身旁都有人或自己染上。而這也是個最叫人無可奈何的病患，病人毫不起勁讓人無從入手。
最近在紐約與專治憂鬱症的婚侶專家Peggy Papp（帕普）會面。她談起到巴黎做治療示範的一次驚險過程。現場示範本身就是令人緊張的一種考驗，因為太多不受控制的未知數。偏偏來見的她的一對夫妻，丈夫就是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
Peggy說，這男士垂頭喪氣，完全不想與人談話，他說對一切都失去興趣，對妻子完全沒有感覺，每天上班也只是行屍走肉。如此沉悶的對答，最有本領的治療師也無計可施。
處理憂鬱症的最大祕訣，就是要挨得起悶。同時要在毫無生氣的絕境中，找到生機，真是談何容易。好在Peggy沉得住氣，死纏爛打，終於找到一個讓男人有興趣的話題，就是他那遠離家鄉正在澳洲攻讀大學的女兒！
談起他的獨生女，男人的眼睛開始閃亮起來。原來他在世上仍有所掛念，總算不是萬念俱灰。治療師能夠絕處逢生，已經讓在場參與的人無限感動，連負責現場攝影的攝影師都淚光滿面。
問題是，治療示範並非奇蹟示範，除非有人能夠學習到治療師的技巧，繼續跟追，否則很快就會打回原形。根據英國一項最新研究，憂鬱症最佳治療是從親侶關係入手，比藥物更為有效。只是，嚴重的憂鬱比婚外情更具威力，病人往往理直氣壯地擁抱自己的憂鬱，至死不放手，對枕邊人的勸告，反而十分厭惡。
我自己在處理臨床案例時，往往都特意把病人與症狀分體，我會說：「你與你的憂鬱」，而不是把二者合一。道理是讓病人在意識上，也漸漸以異體的角度去評估自己的憂鬱，而不是全部讓病魔侵占。
但這只是心理治療上對語言的一種運用，只可在認知的角度進行，如果病人換上是我自己的丈夫或親友，我也會一樣全無招架。因為比憂鬱症更折磨人的，就是面對患上憂鬱症的親人。
我望著送不出去的風箏，不知如何打發。
雅奴自己是個心理學家，行內人患上憂鬱症，要比行外人更難應付，因為無論你說些什麼，他都會懷疑你在分析他的心理。有時也真的是無法脫離職業習慣。我找雅奴的老友，第一句話就問，究竟是什麼觸發起他的憂鬱症？
雅奴的老友也是心理分析家，源源不絕地說起，由雅奴去年母親去世開始，以至他十多年前工作上的一些難以排解的挫折，都可以是導火線。
我不由得想起Sigmund Freud（佛洛依德）早期的一個案例，一個覺得生無可戀的女士，有幸被幾位宗師都做過仔細分析後，結果還是成功地自盡了。
當時好像是心理大師Carl Rogers（羅傑士）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所有的知識和分析，都救不了這病人！」
那麼，怎樣才可以救人於危？Rogers所提倡的從人際關係為本，以人治人的理念，至今仍是心理治療的奠基石，但是怎樣應用？卻是需要涉及各種不同層次。
想起與雅奴相識多年，自然知道他的致命傷在哪裡，只是有很多話是多說無益，最令人擔心的還有他的妻子瑪莉，她自己是心理醫生，白天是個讓病人信賴的專家，晚上回家卻完全無法為丈夫打氣。我可以想像，無論她說些什麼鼓勵的話，他都會尖酸地反駁，或毫無反應。久而久之，連她自己也會變得不能動彈。
憂鬱症的最大殺傷力，就是不知不覺地蠶食著病人，以及病人身旁所有人的生命。
打瑪莉的手機，卻總是錄音叫你留言。雅奴是個典型的英國人，人與人之間的界限分明，雖然是多年好友，我也不能沒有約定就找到他家中。但是我知道他在家中會接電話。
左思右想，總不能置他不理。我屏住氣息，終於又拿起電話打給雅奴。
這次我做好準備，完全不把他當做病人，也不理會他的憂鬱症，只說，我在蘇州買了這只風箏，是個精巧的龍頭，如果他不快來取它，那麼，我就會據為己有。
對方遲疑了一陣子，終於說：我也想見面，只是我的情況並不理想。
我說：喂，我們認識多久了？你並不需要情況理想才見我！
他回應：謝謝妳的諒解，也許我和瑪莉在周末一起過來找妳？
雅奴說話與往常一樣小心翼翼，但是聲音還算正常。我舒了一口氣，這一步總算走通了。
我沾沾自喜，同時發現一個道理：憂鬱症是個揮之不去的惡棍，隨時準備向我們現代人討債，一不留意，就霸占你的空間，吸取你的元氣。
既然揮之不去，就得學習與它鬥法，起碼不要讓它老是逞強。可喜的是，它悄悄而來，有時也會悄悄地突然離去。不屈不撓的樂觀，以及絕不放棄的堅持，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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