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皓钧
「当你身处于故事之中，它根本还不是个故事，而只是一团混沌、一声黑暗中的吼叫、茫然而毫无头绪……直到事过境迁，当你开始向自己或他人述说时，故事才于焉成形。」
──《双面葛蕾斯》（Alias Grace）
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众人聚会、酒酣耳热之际，大家忽然聊起某件陈年旧事，有人津津乐道、加油添醋，予以润饰、延伸；也有人跳出来纠正、反驳──甚至全然推翻，尽管中无人刻意说谎，但经过下意识的选择性遗忘、聚焦、放大，故事的形貌逐渐暧昧、衍异；甚者，当它们流传出去，出现了二手、三手的版本……听者彷佛在观看一幅视角多重的立体派画作，伫立于前，却难以辨识其全貌。
困陷于渺小主观位置、欺人记忆的我们，难道无论何反复推敲、描述、左证，都无法还原已逝的「真实」？
编导演全才的加拿大新锐女导演莎拉波莉，在去年于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新作《莎拉波莉家庭诗篇》（Stories WeTell）之中首度尝试纪录片体裁，温柔又深刻地响应了这个令人玩味的命题。
随着众人的口述，母亲黛安予人的第一印象逐渐显影：她开朗直率，喜爱纵情大笑，随性的她在众人眼前总是一片忙乱、不时闯祸，但却也不吝于拥抱生命，为周遭友人所爱戴……。然而，本片绝非仅是女儿追忆亡母的感伤自溺，出身于剧情片背景的莎拉波莉无疑是个说故事能手，她将零散的多线口述，揉杂成曲折跌宕的戏剧结构，并宛若侦探般抽丝剥茧，让我们看见发光发热的黛安背后所隐蔽的阴暗面：过去失败的婚姻、被迫与子女分离的创伤、在家庭责任与爱情之间的挣扎……。当母亲不可告人的秘密看似呼之欲出，波莉又忽地抛出媲美乡土剧、出人意表的震撼转折，使纪录片充满剧情片般的戏剧性和观赏乐趣。
在叙事形式上，莎拉波莉选择作为单纯的中介和聆听者，让每位受访对象在镜头前都有平等发声、说出完整故事的权力，之后再进一步将这些相异、甚至矛盾的个人「小叙事」，交织成辩证式的跨时空对话，呈现叙事的多重潜能，也指出记忆的缥缈不可信，直触内心深处的柔软情感之余，又保有了抽离的内省视角。
本片更令人惊艳的，是它在形式上的丰富层次。根据纪录片学者比尔尼可斯（BillNichols）的六大分类，传统纪录片多采取「阐述模式」（expository），让全知的「神之声」叙述（voice-of-Godnarration）成为影像意义的唯一归属，而影像同时也是旁白的权威证据。《莎》片更趋近于「参与式」（participatory）纪录片，导演与被摄者处于地位平等的互动关系。片中受访者时常反过来诘问、质疑、甚至嘲弄导演莎拉波莉，让她不时得重新说明、思索她拍摄的动机与手法。
片中某位关键性角色提出了一个「同心圆理论」，批评波莉让人人皆有发言权、众声喧哗式的访谈录，只会让真相涣散失焦，因为外围的每位旁观者，都会因为自己的相对生命位置、情感状态，而对事件有不同的记忆和诠释，但只有他和黛安才是事件核心的直接关系人，最知悉「真相」的样貌，而艺术的目的便是为了追求真实。
这些「反射式」（reflexive）的伪纪录片手法，并非仅是单纯的戏耍，而是更深入地阐述了波莉想要探讨的命题：记忆的多变、叙事的歧异。
莎拉波莉显然不全然信服这种说法。在影像上，她大胆混用了家庭录像与虚构素材，找来一群和当事人极为相似的演员重建童年记忆，穿插在父亲过去拍摄的真实超八影片；在某场戏中，她甚至照本宣科模仿父亲过去的业余摄影技法，来拍摄由职业演员所饰的父母身影，让影像游走于虚构和真实的交界。此外，她也将自己追寻母亲秘密的真实历程，加以重新演绎，让自己和父亲在镜头前对戏，「重现」身世被揭露的戏剧化时刻。（有趣的是，她和父亲都是职业演员，也使得这层纪录／虚构的交迭关系，更添复杂层次。）这些「反射式」（reflexive）的伪纪录片手法，并非仅是单纯的戏耍，而是更深入地阐述了波莉想要探讨的命题：记忆的多变、叙事的歧异。
当波莉的身世被揭晓后，她的父亲开始回溯、反省自己与亡妻生前的淡漠关系，并重新拾起笔写作，描绘整起事件的始末。影片开头，波莉引领父亲进入一间录音室，要他念出自己书写的故事，有趣的是，过程中她不时打断父亲的旁白，要他重新加以演绎，在此，波莉揭露了「作者身分」（authorship）的复杂性，以及任何「叙事」被操弄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她甚至一度让摄影师用超八底片拍摄她指导父亲念词的过程，说明记忆的生成是不间断的进行式。这些复杂的音画层次，呈现了更透明、开放的叙事结构，也说明母亲形象／真实并非单一的扁平图像，而是繁复而丰盈的多面体。
当记忆倾尽、故事说完后，究竟留下了什么？在嘈杂的集体口述尘埃落定后，波莉并置了每位受访者无语的感伤神情，形成一个静默的迷人蒙太奇，其背后的情感远比任何言语来得复杂而深邃。
尽管受访者们努力在记忆中追寻黛安的身影、诉说她生前的模样，然而已逝的她早已无法发声，人们仅能从曲折口述、残存影像、虚构表演和调度……所擦撞出的瞬间灵光中，嗅到一丝她曾经存在的气味，让她一点一滴被召唤、复生。藉由整理凌乱的回忆、复杂的情绪，受访者们揣想了黛安生前内心的千回百转、痛苦挣扎，几乎不带一丝怨怼地，用极为开明的态度去理解、体谅她不见容于世的决定。或许，这正是「故事」力量之所在，它形塑了个人对生命经验的认知，让记忆有了自主的能动性与意义，也因此使我们有了和过去和解而再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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