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式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技术是60年代从西方发展起来的(1)。近年由德国治疗师Margarete H.W,Simon F.B.和赵旭东等以连续培训班的方式“移植”到我国(2)。我们在三年的学习和实践中,尝试治疗了一些家庭。自1997-1999年,我们门诊以此法接待了约四十例家庭,记录较详细的有29例:这些家庭中的“索引病人”患有神经症的12例,学习困难7例,精神分裂症5例,婚姻问题3例,性变态2例。其中男13例,女16例,年龄在14-38岁之间;高中以下23例,大学生6例。治疗次数2-7次,每次会谈1.5-2小时。与传统个别咨询不同,系统治疗师面对的是一个拥有“病人”的整个家庭。治疗师以系统式观点为指导,通过在会谈中实施“循环提问”和布置“悖论干预处方”等家庭作业的方式,对整个家庭系统进行干预。通过改变家庭内的“人际互动模式和规则”,变化症状维持的家庭条件,达到使咨客变化的目的。由于我们完成的病例尚少,难以对疗效做出确切评价,所以下面主要探讨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的观察和感受。
体 会
心理治疗是一种治疗师与咨客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是一种难以言传而心领神会的精神互动。虽然可能转瞬即失难以评估,却实实在在对咨客有着深远影响。因此,治疗师们展开对心理治疗过程的讨论和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1.关注家庭命运,善用求助动机
在会谈中我们经常感受到某些家庭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如某些神经症患者的家庭。在这种家庭中往往有一个极有权威的人(多是父亲或母亲),他的价值观成了家庭的强势力量,并且往往符合社会当时的正面价值。从正面看,我们把这种力量理解为家庭对自身命运的强烈关注,从负面看,这是一种强加于家人的“超价观念”。这种家庭内部弥漫着紧迫感和压力。或如Stirlin
H.指出的那样,存在着极强的派遣驱力。
国人传统上一向重视家庭的尊严,对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和发展前途极为关注。事实上在这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多数家庭都明白命运的严肃性。为掌握自己的命运,家庭中有权利的人(如父亲)往往把未竟的事业和光宗耀祖的使命派遣到子女身上。如果子女竞争失败,父母就认为子女智力和素质低下,从而保持自己的自尊和权利。为保证子女顺利地完成使命,解决子女因激烈竞争出现的学习成绩滞后或心身问题,父母抱着各式心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期望心理医生另有妙法,既能消除子女的心理问题,又能保证子女继续竞争。这堪称是中国特色的“双重束缚”现象(2)。我们的咨客中有12例是将要参加高考的高中生。他们常见的症状是“强迫、神经衰弱、厌学、精神分裂症状”。这类家庭的父亲(或母亲)和子女往往处于冲突状态。一般是权利和自尊方面出了问题。通常是强的一方(如父亲),以权利和自尊控制弱的一方(如儿子),促其完成家庭使命。如果不管儿子做的如何,只要努力了就给予肯定和赞扬,问题就较少出现。相反,在这种强—
弱冲突的互动中,弱方如果总是得不到奖励和肯定,而是受到强大压力和控制,他就会感到没出路,转而采取消极的适应性行为(厌学、钻牛角尖),这就构成了症状。一旦症状出现,冲突会因家长的刻意控制有所减弱。因此这类心理问题的本质可能是:从家庭整体的角度看,是病人对家庭命运之压力的不良反应;从冲突双方角度看,症状是对父亲(或母亲)滥用权威的抗拒或妥协。须注意,弱方以症状对抗权利,不一定是对家庭命运的不负责任或对家庭主流价值观的反对。为什么以症状解决冲突呢?我们认为国人对血缘、亲情、归属和孝道价值观的敬畏和依赖是根本原因。就是说,冲突的双方无论是热战(争吵),还是冷战(不交流),都离不开这个“家”。在个体方面,症状有减少外界压力和增加权利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