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关于宗教与整合的讨论中，问题都不在于宗教本身是有助于健康还是促成了神经症，而在于是哪一种宗教以及它是如何被人们使用？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的本身就是一种强迫性的神经症时，

他是错误的

有些宗教是这样有些不是，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可能被用作是一种强迫性神经症

哲学可能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从而进入一种和谐的系统，以此作为一种保护，避开日常所遭遇到的焦虑，或者它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理解现实的勇敢的努力。

科学可被用作一种刻板的、教条主义的信念，据此人们可以避开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与怀疑，或者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对新的真理的虚心求索。

实际上，既在我们的社会中，智力圈子的人更容易接受对科学的信念，这种信念也较少受到质疑，而也因此在我们今天，这种信条可能比宗教更为频繁的扮演着强迫性避开不确定的角色。

从技术上讲弗洛伊德是正确的——如他在这方面通常正确的一样——他提出了宗教的恰当的问题：它是否是增加了依赖性并使得个体一直处于幼儿的状态？

当一个女孩非常小的时候，她就和母亲达成一致的意见，她的生活将一直由上帝的意志来引导，他们还进一步同意，上帝的意志将通过母亲的祈祷展示给女儿。一想到这个女儿的没一个行动都将完全受到母亲的控制，我们就会不寒而栗。大多数的父母会在口头上说他们最终只希望孩子实现他们自己的潜能。但通常意识不到自己想紧紧抓住这个年轻人的潜意识的需要。就好像儿女只有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否则就不可能或者自我的实现。而这个儿子或者女儿获得自由的过程通常胡激起父母某种深层次的焦虑。这种焦虑标明，想要真正相信孩子具有潜能是多么的困难（同样还有相信自己的潜能更为的困难），还表明了所有顽固的权威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惜以制服他人使其屈服为代价的倾向是多么强烈。

成为他人权力的牺牲品，是由于每个人都会有被他人照顾的婴儿化的欲望，即将自我交给那个占支配地位的人。

“受到照顾的神圣权利”是很多人走向成熟发展的最大的障碍，人们一直被教导只要做个“好人”，幸福和成功就会是随之而来，而做个好人经常被解释为服从。一味地服从会削弱一个个体道德意识与内在发展的基础。长期的服从于外的要求后，人就很容易失去自己真正做出道德的、负责任的选择的力量。听起来似乎会有点奇怪，但做个好人以及随之产生的快乐的力量也便削弱了。如斯宾诺莎所说：幸福不是放弃美德的报偿，他是美德本身。真正爱上帝的人不会期待上帝也爱他作为回报。

米莱在《午夜对话》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

正是彻底的

恐怖和孤独

驱使一个人将那广漠的天宇称作“我主”。 

如果逃避孤独是人们寻求上帝的主要动机的话，那么宗教将不会帮助他走向成熟。甚至从长远而看，他甚至不能够给到他安全感。保罗· 蒂利希从神学的观点描述：除非一个人能够在其完全和完整的现实中面对焦虑和绝望，否则焦虑和绝望将永远不能被克服。

在治疗中病人也会经常感觉到某种不可抗拒的焦虑，他们会力求治疗师成为他们的权威，此时他倾向于把治疗师等同于上帝和他的父母。这再次论证了他在找寻某个能将自己托付给他人照顾的人。幸运的是，要证明治疗师不是上帝一点不难——当病人发现这一事实而并不感到害怕时，那么这一天将是治疗中值得纪念的一天。因此个人不应该就权威的长处去竭力与自己和他人去争辩，相反更应该去作为反省，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是什么样的焦虑使得我想逃到某个权威的羽翼之下？有什么样的问题是我在极力逃避的”

宗教信仰或者祈祷本身不能够被称作是善或恶，相反对于特定的个体而言，这种信仰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自由的一种逃避，是“更少的”成为一个人的方式；或者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化自我实行其责任心与道德力量的方式。《马太福音》关于耶稣的寓言赞誉的不是那个心存畏惧、埋葬其才能的人，而是那些勇敢的使用自己其才能的人，而这些善良忠心的人将会获得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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