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成为人们区分两种不同医学的常用词。有些词汇一旦成了约定俗成的东西，就很少有人再去关心它们的内涵和外延。

    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从本质上讲，不在于中国与外国，也不在于东方与西方，而在于传统与现代。  

    中医是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是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医学，是从整体直观的视角把握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具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历久弥新，一直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

    西医是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是在现代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医学，是从分析精细的视角把握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它的基础是现代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以及生物物理学等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现代医学的不断更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本来，世界各国也都有各自的传统医学，只不过很多国家的传统医学根基不牢，大都在现代医学兴起的浪潮中渐趋式微，只有中国的传统医学根深蒂固，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一直保存至今。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存在着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冲突。要知道，中医与西医都是治病救人的工具，工具自己是打不起来的。如果说有冲突，一定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及其头脑中的观念。当然，这种冲突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磨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不打算引经据典、罗列数据来讨论这个话题，只想提供一些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例。至于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由于家族的影响，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对气功和中医非常感兴趣。高考添写自愿时本打算报考中医学院，但班主任高老师建议我还是报考西医院校为好。他说，先学西医，以后再学中医；中医可以自学，西医却不可以。

    1965年，我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医疗专业。就是在那一年，我亲身体验到气功的切实疗效，为了求深，便开始系统地自学中医。我买到了当时中医学院使用的一整套教材，一本一本地认真阅读。回头看来，那套教材虽然是试用版，但繁简得当，重点突出，中医味道很浓。

    读中医教材要从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明确中医的基本概念，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六气六淫，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等等。

    中医是一门可以自学成才的学问。在学中医之初，有一个关键问题必须加以注意。从现代哲学视角来看，中医是经典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医学。中医对于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始终进行纯粹直观的把握”（胡塞尔语）。《黄帝内经》说：“五脏之象，可以类推。”这是中医述事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叫做“取象比类”。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象征描述，什么是本质描述。换句话说，取象比类就是打比方、就是比喻。比喻所用词语的字面是象征描述，字面背后的含义是本质描述。混淆这两种描述是学中医的一大障碍，也是认识中国本土心理学的一大障碍。

    例如，“风中经络”一证（就是西医所说的面神经麻痹），中医认为是风邪所致。那么，是因为被风吹着了才出现这样的证候吗？不是。为什么用风这个词呢？中医认为，风有两个特性：一是“风性轻扬”，比喻容易出现头面部症状；二是“风性易动”，比喻容易出现异常的变动。其中的“风性轻扬”、“风性易动”是象征描述，而“头面症状”、“异常变动”是本质描述。这些描述是与临床治疗密切相关的。在治疗中，凡是与这类症状相对应的中药（如防风、荆芥、薄荷等）就叫做祛风药物。上述两种描述的关联，也适于六淫之邪中的寒、暑、湿、燥、火。

    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可把中医的脏象与西医的脏器等同起来。一定要懂得，中医的心不是西医的心，中医的肺不是西医的肺，中医的肝不是西医的肝，中医的脾不是西医的脾，中医的肾不是西医的肾，如此等等。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学习中医就会迷失方向。这是因为，中医和西医是在使用各自不同的编程语言，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解码程序。如果用西医的解码程序去解读中医，一定会产生乱码现象，反之亦然。中医院校第七版全国统一教材中把肝归于中焦，就是一种乱码现象，这是把中医的肝等同于西医的肝，违背了“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的中医传统理论。

    1970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我在一家医院外科从事临床工作。科里的医生师出同门，都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友，大家相处得比较和谐。我没有感受到由于偏爱中医而被认为不务正业。临床工作者都很务实，大都认同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临床过程中，有两个病例让科里的同事对中医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个病例是一个会诊病例。那时我刚入科，有一个四岁男童，由下级医院转来，是在当地做静脉注射时，护士忘记松开止血带，导致患儿右踝上三公分处皮肤环形坏死。按照西医的思路，要严防伤口的感染，每天都对伤口进行无菌处理。感染是防止了，可就是迟迟不封口。换药的时候，深深的伤口，孩子的哭声，令人有锥心之痛。

    科主任张医生为人宽厚，批准了我的建议，请中医来会诊。请来的的万医生出身中医世家，他看了之后，说不用内服中药，只用外敷就可以。他开了一副中药，嘱咐研成细末，敷在伤口，每日换药一次。张主任问可不可以先把药末高压消毒后再用，万医生说万万不可，那样会破坏药的效力。于是当天把药末外敷到患儿的伤口，并用纱布包扎。第二天换药时，发现深深的伤口已经被新生的肉芽填满，并没有化脓，孩子也没有哭闹。此后日胜一日，一周后就痊愈出院了。

    大家都对这个方子感到很神奇，那药末呈棕褐色，看上去脏兮兮的，里面肯定会有尘土和细菌。但疗效说明一切，也许方子里面的药物连同尘土和细菌都在治疗中起到了作用。万医生开的方子，后来我查到了，就是中医常用方剂生肌散（象皮、血竭、乳香、没药、龙骨、赤石脂、儿茶、冰片）。

    第二个病例是我治疗的病例。那时我已经有了近五年的临床经验，在外科急腹症（阑尾炎、肠梗阻、胆囊炎、胆石症等）以及外科各种痛症的治疗方面获得了患者和科内同事的认可。同时，也将治疗的范围扩展到外科以外的一些病症。

    有一次，外科新收一名中年男性重症患者，周身黄疸，高烧不退，腹部剧痛，脱水严重，呈现衰竭状态，血压测量：舒张压50mmHg，收缩压70mmHg。经全科会诊，诊断为胆囊炎、胆石症，胆总管阻塞性黄疸，伴有休克，并一致同意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外科主任张医生对我说：“手术前还有一段时间，你给他弄一副汤药，量大些，如果能通，咱们就省事了。”张主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患者当前的状态不允许进行胆囊切除手术，只能做胆总管切开，解除梗阻。这个手术是缓解术，不是根治术，切开与缝合再加上留置T形管，都会让胆总管变窄，增加复发的可能性。如果一副汤药能够解决问题，对于医患双方均属皆大欢喜。

    我开了一副药，是以大柴胡汤为基础的方剂，其中的大黄，大大超过常规用量。因为患者的舌苔黄厚干裂，根部焦黑，中医形容这种状况就像锅里的水快被猛火烧干，必须立即把火撤掉，叫做“急下存阴”，只有使用峻下之剂，才能奏效。我亲自煎药，认真掌握火候，大黄这味药不可久煮，必须后下才能发挥效力。患者服药后，我们到医生办公室等候。

    四十分钟过去了，手术室已经准备完毕，催问何时手术。张主任说，十五分钟之后接患者进手术室。正当手术室护士推着担架车去接患者的时候，患者出现了强烈的腹泻，其声响之大，我们在医生值班室都听得到。我赶忙跑过去看，由于腹泻很急，来不及放置大便器，排泄物都在床上。此时患者腹痛消失，精神状态好转。重新铺床之后，给患者测血压、量体温，血压和体温都已恢复正常，腹肌紧张消失，无压痛。这就是中医所说的“痛随利减，热退身安”。

    手术室护士问到底还做不做手术，张主任说，不做了，问题解决了。在此以前，大家认为中医适合治疗慢性病或急性病的轻症，这个病例让大家领略了中医在急重症治疗上的作用。

    中医治病最重要的原则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就是对病人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严格把握方证对应关系，即把握方药与证候的对应关系。在患者的西医诊断确定之后，必须依据中医理论分析辨别患者当下属于中医的何种证候，然后给予对应的方药。

    有一次，我正在手术室作术前准备，实习医生通知我新进一位肠梗阻患者，腹痛很剧烈。我告诉他先给患者开一副以大承气汤为基础的协定方，经验表明，此时服用效果最佳。做完手术之后，我去看新来的那位患者。一般说来，多数肠梗阻患者表现为腹肌紧张，腹痛拒按，舌红苔黄，脉数有力，这属于里实热证，对应于以大承气汤为基础的方剂。而这个患者腹部柔软，虽有腹痛却不拒按，舌淡苔白，脉细无力，这属于里虚寒证，对应于以大建中汤为基础的方剂。于是马上更改处方，换成以大建中汤为基础的方剂。患者服用三副药后，梗阻缓解出院了。

    这位患者三年后又以肠梗阻入院，这一次病情很重，中药治疗不能缓解，最后施行手术治疗。术中发现，患者肠间有一索带，一段肠管嵌顿其间，已呈青紫色。断开索带后，嵌顿的肠管渐渐恢复本色。由于手术及时，患者避免了肠管切除的危险。

    鉴于我在中医临床上的业绩，医院领导决定送我到辽宁中医学院西学中专业脱产进修两年，之后又考取了该院三年制硕士研究生。这五年的学习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完成了一个由爱好到专业的升级过程。这五年中，跟过十几位老中医，领略了老一辈中医专家们丰富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治疗艺术。

    例如，内科李医生年近耄耋，善治郁证，我们称他为李老。李老出诊时，学生坐在旁边，负责写病例、抄处方。有一次，来了一个初诊患者，李老看了她一眼，就开始口述处方。我抄完处方交给李老，李老盖章后交给患者。那个患者什么也没说，拿着处方走了。

    中医诊病讲究四诊，即望、闻、问、切，这个患者的看病过程显得很奇特，于是就问李老是怎么回事。李老说，上工望而知之，既已知之，何必再行闻、问、切。

    三天后，那位患者来复诊，说吃了药以后大见好转。我问李老望到了什么，李老说：“你仔细看她的眼睛，是不是贼亮？再从侧面看，是不是有些向前鼓？”在李老的提示下，隐约感到确实如此（但绝不是突眼性甲状腺肿的眼部表现）。李老说这是肝气外泄，可见于重症郁证患者。当然，这是李老的经验之谈。

    有一次李老家中有事，通知挂号处只看复诊患者，并留了十几个盖好章的空白处方，嘱咐我凡是复诊患者一律按照上次的处方再开三副药。快到中午的时候，来了一个中年女性初诊患者，我在诊脉时发现她的眼睛正是李老所说那种肝气外泄的眼神，于是脉诊后不问患者，直接讲述她当下存在的症状，如两胁疼痛、口苦咽干，急躁易怒，经前乳房少腹胀痛等等。那位患者感到很惊奇，说：“到底是大医院，连小大夫的脉条都这么厉害！”中医的患者大都希望医生能做到“病家不需开口，便知病情根源”，如果做到了，就能给患者带来极大的信心。我给她开了三副李老的那个方子。三天过后复诊的时候，那位患者说病情好转很多，并当着李老的面夸赞我一番。

    那一时期的中医老前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都有很多自己的心得，其中很多人不善言辞，也不发表文章，他们有时讲的道理在书上找不到，但是如果能透过象征描述，看到本质描述，把握其中的方证关系，就能继承到他们的宝贵经验。

    李老常说，学好岐黄术，还须苦用心。中医不仅需要踏实继承，更需要锐意发展。现代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较之古代变化很大，中医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苦用心三个字就在于增强科学意识，树立团队精神，求新求变，与时俱进。

    1981年在辽宁中医学院读完硕士研究生后留院任教。在院长茹古香先生的主导下，成立了气功教研室，负责本科学生和留学生的气功学课程。于是我从气功业余爱好者转变为气功专业工作者。那一时期练气功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出现偏差者，俗称走火入魔，我称之为气功神经症。我接待了很多这样的来访者，中医治疗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是身心一体化的传统医学，而且许多观念已经深植于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如能认真学习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既能增加沟通渠道，又能增添疗愈本领。只要肯用心，中医爱好者就能够发现自己的用武之地。中医的一些非药物疗法可以变通成保健系列，而不属于医疗行为。同时，中成药大部分都是非处方药，购买并无限制。中医的关键在于辨证论治，只要把握好这的环节，中成药也能治大病。

    我在新西兰行医期间，经常使用中成药。那时我用中成药少腹祛瘀丸配合针灸加导引疗法，成功治愈三例不孕症。在我回国的前一年，有位澳大利亚的中年女性患者Elspeth，由她的朋友Sue介绍来诊。Elspeth已结婚十八年，从未采取避孕措施，却不曾怀孕，到医院多方治疗未果。我给她做了一次针灸加导引治疗，并且开了够吃一个月的中成药——一种治疗跌打损伤的中成药。这是因为，她的脉呈涩象，唇舌暗紫，舌边尖有明显的瘀斑，行经腹痛，经血紫黑有块，属于血瘀之重症，少腹祛瘀丸的药力远远不够，而那个治疗跌打损伤的中成药的成份都是活血化瘀的峻药，与患者的证候恰好相应。我回国后的第一个Christmas，收到Sue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女婴照片。信中转述了Elspeth婚后十八年得女的喜悦，说God借我之手，送给她一个最贵重的礼物（详见附件）。

    中医与西医是医生手里治病救人的两件工具，选用哪一件要从患者的最大化利益出发。比如，论到养血、调经、安胎、种子，中医的辨证论治有其长处；而遇到头盆不称、胎位异常、胎儿宫内窘迫等情况，西医的剖宫产则是唯一的选择。当然，患者本身对这两件工具也有选择的自由，或选中医，或选西医，或两者兼用，都不会遇到任何阻碍。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中医与西医的冲突呢？中医的存在为国人的防病治病多了一重保障，完全可与西医携手同行，为何有人硬是要把中医与西医推上擂台呢？

    原来，现代人普遍存在一种认知误区，错把科学当作信仰，忽略了科学的本质属性。

    科学是什么？荣格说：“科学是西方人的工具，靠它可以比仅靠手打开更多的门。只有当我们认为靠科学得到的知识是唯一的时候，科学才将阻碍我们的视线。”

    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工具，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人们把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放到供桌之上顶礼膜拜的时候，误区的大门就敞开了。正是以这种心态看待医学，才引发了中医与西医的冲突。其实，医学不是宗教，不必有虔诚皈依的信仰；医学也不是婚姻，不必有从一而终的贞操；医学只是工具，选择由人，应用由人，取效亦由人。

    当然，中医与西医之争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属于社会科学的内容，不在本文的话题之中。

    讨论中医与西医，让我想起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评论钗黛之争时说过的一段话，特抄录如下：

    两峰对峙，双水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