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系到底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还是说它是工作关系与真实关系的混合物？当然，这里的真实并不是在现实中发展关系，而是咨访双方相互的情感体验，是否存在着除了移情-反移情以外的真实性。

对于咨询关系性质的界定很重要，甚至它应该是任何一个从业者一开始就确定的东西。因为它可以给临床工作者一种技术性的允许，让他们知道自己做出干预方式，是否在一个不违背技术和伦理的的框架内，以及是否吻合他自己的人性观。

很多新手咨询师最大的困惑就在于不知道自己干预方式是促进性的，还是妨碍性的，这种困惑会让一些原本恰当的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变得僵硬刻板，阻碍治疗过程。

而关键就在于你能否统合自己的流派理论取向和自身的人格特性。而这种统合性，是一个临床工作者能进行长程咨询的根本前提。

很多长程咨询的失败，并不单纯是技术原因。而是随着强烈的情感关系体验唤起在主体间时，咨询师无法用与人格相一致的方式去使用技术，因而错过了有治愈作用的重要人际时刻。

从弗洛伊德时期开始，咨询关系就被视为一种单向度的关系，最早的动力学模型把移情视作发生在来访者意识结构中精神能量的转移过程，咨询师只是充当日间残余协助来访者完成一段关于爱和恨的独角戏。

在这种模型视角下，咨询师自身的任何主体性彰显都会影响这一进程的发展。所以在经典理论中，咨询师的匿名和中立有着绝对的正当性，因为符合了经典理论对于神经症如何通过转移作用得以改变的描述。

这种工作模型是有效的，因为它在自己的解释框架里让一些来访者通过移情-解释的技术干预过程获得了改变，而这一框架，也刚好匹配了来访者的内在体验。

但后来也有一些后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经典分析之所以会发生作用，是因为有经验的咨询师都知道去做“更多”的事。这里的更多，可以理解为咨询师在使用技术时，还介入了复杂的关系-情感要素。

经典理论的发展在临床中遇到的阻碍，就是无法对自恋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进行有效分析，可分析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来自于弗洛伊德自身的临床经验。对于自恋型人格障碍来说，力比多因为指向自我，而无法向客体投注。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处境类似，他们都是一个人的精神结构没有发展到俄狄浦斯期的结果。换言之，他们不具备形成移情性神经症的条件，所以他们无法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获得领悟。

传承了弗洛伊德精神衣钵的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在早期的工作中也遇到了相似困境。因为面对来访者的自恋表现时，科胡特采用的是经典理论中面对阻抗的态度，这使得来访者在临床中的自恋性表达被视为了病理性的防御，而不是一种发展需要。也因此，当来访者一遍遍的表达自己不被理解的愤怒时，科胡特倍感受挫，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自恋表现的意义。

共情之所以能被自体心理学家视作理解来访者的唯一途径，就是因为它并不预先假设来访者言语和行为的概念意义，概念不能前置于体验。因为概念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是对体验的抽象，这就是科胡特所说的主观科学领域的中间过程。

在这种范式的转变下，来访者从一个机械能量结构，变成了一个有着合法主观性的人类，这种转变拓展了精神分析家的观察领域和情感活动空间。

虽然经典自体心理学家在本质上依然是中立和克制的，依然是单向度的，但是神入作为界定精神分析工作领域的观察方式，为后来的主体间学派，以及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学派奠定了一个发展的基石。（Stolorow.R.D；Atwood.G.E，1987，psychoanalytic Treatment，15）

这时候咨询师从一个只能接收影响的客体，转变成了一个也能施加影响的主体，自此，关于咨访关系真实性的讨论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后继者的学术争论中。

关于这场依然还在延续的争论，我无意去为其定调，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归到临床，回归到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根本问题上

如果人际关系是主体间的，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做，并不单纯取决于我们把咨询关系视为双向还是单向，还要考虑来访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仅仅是他的人格组织水平，如神经症或边缘。还包括他独特的精神领域，他认识和建构意义的方式，以及他的依恋模式等。

如果不能在这几个层面充分认识到来访者这个人，那么任何技术和态度，都有可能是妨碍性的。

除此之外，咨询师还要考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及我们自身的人际风格等，这些都是关键变量，它在咨询开始之前已经开始持续不断的施加影响，直至咨询结束。

所以技术的有效性，并不能脱离复杂的人际情景本身，技术的影响力，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最终是被此时此刻所构建的主体间语境所赋予的，而这种此时此刻，也包含着两个人历史性的发展过程。

迈向理解经验的第一步是去探索和理解当下的时刻（Daniel N. Stern ，the Prensent Moment in Psychotherapy and Everyday life）

这一认识对咨询师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咨询师不仅仅有技术运用能力，不是单纯的锚定几个特性鲜明的要素进行技术性的处理。还要有对情景的理解，语义的解码，意图的识别，对关系复杂性的整体认识。最后，更重要的是，咨询师在压力情境下无防御的参与和坦诚。

然而实际临床中，真正复杂和难以施展的地方也在于此。一个咨询师，很容易把理论性支持当做遮盖自己人格脆弱性的面具。如回避依恋风格的咨询师，他们很容易将节制和中立作为回避咨访关系间情感张力的武器。而一个迷恋型依恋风格的咨询师，又很容易将真实关系视作可以突破设置和边界的权威支持。这种隐蔽的人格脆弱性，甚至无法在长程的个人体验中完全消除。

当然，这一难题并不是将临床心理咨询抛入一个令人更加迷茫的境地，恰恰相反，大多数具有胜任力的咨询师可以通过对咨询性质的理解而灵活调节自己的工作方式。上述问题，不过是呼吁临床工作者能对自己的工作过程进行更彻底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积极性，应当一直存在，因为咨询师的坚信的东西，总是会在不同来访者那里得到挑战。

关于咨询关系的本质，我们必需要承认其复杂性，任何简单性理解都会将一个咨询师的能力上限限定在一个可预见的水平，尤其是这种理解在过去无往而不利时。

因为咨询师可能是被来访者筛选过的，来访者也可能是被咨询师筛选过的，而那些经验之外地方，才是咨询师需要主动探索的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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