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躺椅上的《傲慢与偏见》
作者：王星
《三联生活周刊》

“简·奥斯汀就是现代社会的心理咨询师，她穿越时空回到英国摄政时期，把每一个躺在沙发上消磨时光的人写成一部小说。”

傲慢与偏见的定义

在一个名为“简·奥斯汀癖”的网站（janeaustenaddict.com）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在我看来，简·奥斯汀就是现代社会的心理咨询师，她穿越时空回到英国摄政时期，把每一个躺在沙发上消磨时光的人写成一部小说。”反过来以《傲慢与偏见》的人物举例，倘若真有机会生活在21世纪，伊丽莎白倒会替代简·奥斯汀的角色成为心理咨询师，班纳特太太很可能是第一个主动请教心理咨询师的，而班纳特先生会成为各种心理专栏的忠实读者。至于已经被赋予“傲慢”标签的咖苔琳夫人和达西，前者多半会买下一家诊所供自己问询或发号施令消遣，后者则会抱着观看“猫鼠游戏”的姿态站在一旁。

不过，作为心理咨询师穿越在两个时代之间的简·奥斯汀或伊丽莎白很可能会遇到一些概念障碍，她们面对的“病人”也会因时代不同而赋予不同的“心理疾病”处方。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通过曼丽给“傲慢”下了定义：“我以为骄傲是一般人的通病……人性特别容易趋向于这方面，简直谁都不免因为自己具有了某种品质而自命不凡。虚荣与骄傲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尽管字面上常常当作同义词用，一个人可以骄傲而不虚荣。骄傲多半不外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估价，虚荣却牵涉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在现代心理学看来，“骄傲”是个体在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符合理想自我要求时产生的满足感，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情绪体验；而“虚荣”则是一种自尊心的过分表现，是个体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普遍的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现代心理学经过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发现：正常人对自我的认知其实有轻微的自大倾向；换而言之，略微有些骄傲的人才是正常的，彻底有自知之明的人反倒会有忧郁倾向。这种“轻微的自大倾向”在现代被定义为“乐观主义”，在与简·奥斯汀的时代却未必能得到这样的宽容。于是一切回归到另一个基本概念：偏见。

“偏见”是早在培根生活的年代开始就被各路高人评说定义过的心理学概念。16世纪的培根说：“偏见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障碍。”17世纪的笛卡儿说：“偏见即人在儿时或者说理性尚未发挥作用时所接受的那些带有很大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东西。”然而，人文主义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心理学家们开始不那么乐观主义地看待“知识”与“理性”的绝对作用，反倒倾向于承认：增加知识是克服偏见的必要途径，但知识积累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更加盲目的自信，高知识水平基础上的偏见往往更加顽固。现代更具代表性的“偏见”定义可以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为例：“偏见是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一种习得性的态度，它包括支持这种态度的消极情感（厌恶）和消极信念（刻板印象），以及逃避、控制、征服和消灭目标群体的行为意向。”

如同很多心理学家自己承认的那样：单单是定义偏见的概念就可以单独成书，而有关偏见的类型划分可以出本词典。对于旁观者来说，这些专业领域的辞藻之争可以忽略，但涉及偏见的三个基本概念却无法回避：刻板印象（Stereotype）、偏见（Prejudice）和歧视（Discrimination）。在心理学定义上，这三个表面上似乎同样负面的单词对应了个体形成“态度”的三个成分：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更重要的是，它们构成的“态度”未必都是负面的。举例说，我们会因为某个朋友捡到并归还了自己的钱包而把他/她“认知”为一个正人君子（刻板印象），从此在“情感”上喜欢他/她的其他行为（偏见），进而当他/她与其他人同时提出借钱之类的要求时会在“行为倾向”上偏向同意前者的要求（歧视）。在心理学术语中，这被称为“正性偏见”，与更经常被人们意识到的“负性偏见”同时存在。从正性偏见的角度重新审视偏见，这是帮助全面认识“偏见”而避免偏见的无奈办法之一。同样，只有了解这些基本心理学绕口令，面对心理治疗床上的傲慢的达西先生们时，我们才有可能少一些自己的偏见。

达西先生

在小说中，达西出场没有多久就得到了“讨人嫌惹人厌”的评价。现代的心理咨询师也可以用同样的速度给他开出“初次印象”的处方。一句“还没有漂亮到打动我的心”足以把他归入“外貌偏见”之列，对女性才艺的一番冷嘲热讽又为他增添了“性别偏见”的毛病。至于劝说好友彬格莱离开吉英、做出这件几乎令伊丽莎白无法原谅的自以为是的事，依据20世纪90年代的心理学术语，可以算作是“原生偏见”与“次生偏见”在捣鬼。

原生偏见是指在没有被继承的先有偏见的情况下形成的原始偏见。具体到达西的例子，他认为乡下人都“非常不开通、非常单调”，自己乃至彬格莱的家世与这样的环境“门户不相称”，这就是一种原始偏见。次生偏见是指在原生偏见基础上生成的与新形势相关联的新偏见。它是原生偏见遗存或沉淀在新事物上的反映。达西不久就将对“乡下人”整体的偏见具体化为对伊丽莎白一家“完全没有体统”的指责，这显然是对于班纳特太太具体言行这些“新事物”产生的次生偏见。原生偏见可能成为次生偏见衍生的基础，但由于它本身在对新事物的判断上并没有历史根基，稳固性较低，如果及时给予合理的引导，在产生之初本可以消除。然而，无论是柯林斯的谄媚还是曼丽的卖弄，显然都不会改善这种偏见；伊丽莎白除了“觉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约定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尽量出丑”，也未做出有效的引导努力。当达西“脸上先是显出气愤和厌恶的表情，慢慢地变得冷静庄重，一本正经”，依照心理学的说法，他对班纳特一家的“偏见”甚至已经上升到了“歧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达西在第一次求婚时的倨傲态度与不逊言辞。

次生偏见有时是原生偏见被不自觉地内化产生的，但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偏见者因为推理偏差（Reasoning Bias）而进一步导致了对新事物的次生偏见。推理偏差属于认知偏差的一个类型，包括匹配性偏差、证实性偏差等。匹配性偏差指人们在演绎推理过程中总倾向于赞同在语言上而非逻辑意义上与前提相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人们在对假设检验时又经常发生证实性偏差，即更喜欢寻找正面的支持性例证，而不喜欢甚至忽略那些反面的驳斥性例证。关于自己拆散彬格莱与吉英的理由，达西将隐藏在自己心中的最大偏见“门户高低”轻描淡写地带过，反而堂堂正正地解释为：“根据我那一晚上仔细观察的情形看来，我确实认为她虽然乐意接受他的殷勤，可是她并没有用深情蜜意来报答他。”尽管看在伊丽莎白的面子上退让了一步，“要是这件事你没有弄错，那么错处一定在我”，随即又是一番逻辑上堪比小学生检查的自我辩解：“我当初确实希望她无动于衷，可是我敢说，我虽然主观上有我的希望，有我的顾虑，可是我的观察和我的推断并不会受到主观上的影响。我认为，令姐绝不会因为我希望她无动于衷，她就当真无动于衷；我的看法大公无私，我的愿望也合情合理。”

当达西对这桩婚事“深感不安”，苦口婆心劝说彬格莱“如果攀上了这门亲事，必定有多少多少坏处”时，与其说他是因为伊丽莎白所不齿的傲慢，不如说达西实际上出现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间焦虑”（Intergroup Anxiety）。21世纪后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和外群体交流（或参加外群体的活动）时，个体会产生紧张、别扭甚至敌对等体验，这种体验就被称为群体间焦虑。研究者认为，这种体验的源头在于人们相信同外群体或其成员的交流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结果，而这一信念的产生来自两种可能：一是个体与外群体缺乏交流，因此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刻板印象来看待外群体，而且这种刻板印象往往是负面的。另一种可能是个体曾经有过同外群体交流的不愉快经历，在内心暗示中感觉到外群体成员具有潜在的危害性。无论出自何种原因，一旦个体产生了群体间焦虑，就会想方设法避免这种不愉快的体验，例如拒绝和外群体成员交流、拒绝参加类似的活动等

达西的群体间焦虑源头很可能来自早年与韦翰的冲突，他对彬格莱与吉英的婚事的偏见也是基于对韦翰所属阶层的刻板印象。妹妹乔治安娜私奔的经历对于达西来说是一个潜藏的秘密创口，倘若再度与自己群体外的成员交往，他实际上要冒被本群体，也即咖苔琳夫人等人排斥与讥笑的风险。就这一层面来说，达西的傲慢只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是心理学术语中的“防御型高自尊”。当咖苔琳夫人问及乔治安娜的近况时，达西“极其恳切地把自己妹妹的成就赞扬了一番”，显然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伊丽莎白小姐

在社会冲突理论看来，甚至“交流”都未必有助于消除偏见，而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初次相遇连最基本的“交流”甚至都没能达到。达西初次登场时就做出了“拒绝邀舞”的举动，这种拒绝交流的行为反过来遭到了伊丽莎白“拒绝跳舞”的反击。假如说达西的行为可以用群体间焦虑解释，伊丽莎白的回应恐怕不只是因为答应了母亲“我下次偏不跟他跳舞”，而是事实上她心中也分享着和母亲一样的刻板印象：“喜欢跳舞是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不配合这一社交规则的人是可恶的。

依照以色列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2002年提出的有关认知偏见的分类，达西的偏见属于“冷偏见”（Cold Bias）。冷偏见内建于人类的理性与纯粹智力活动中，产生于个体自以为的“科学思维”。当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时，人们倾向于借助已有的知识和认知习惯，得出某一感觉上科学而理性的答案。达西对于班纳特一家的偏见便是基于他自韦翰与乔治安娜事件上得出的所谓“经验”。认为伊丽莎白不具备“科学思维”理应不太公道，但在她与达西的初次交往中，伊丽莎白确实明显表现出了卡尼曼提出的“热偏见”（Hot Bias）。热偏见来源于情感、愿望以及特殊的兴趣和利益。当热偏见被启动时，个体的感性思维会越过理性思维发挥作用，也即俗话所说的“感情用事”。伊丽莎白对达西最初的恶感来自达西一句“眼前我可没有兴趣去抬举那些受到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尽管她自己强调这不过是件可以说给朋友们听的“可笑的事情”，但已经马上将对达西的态度定性为“委实没有甚好感”。

此后的种种言语交锋在文学评论家看来是故事发展乃至小说结构的需要，在心理学家看来恰好不幸验证了热偏见的一种惯性：发现冷偏见比较困难，但冷偏见在改正时不会那么不情愿；相反，热偏见容易觉察，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愿改正。伊丽莎白收到达西的辩解信后已经“觉得自己以往未免太盲目，太偏心”，但几个月后与舅父一家参观达西在彭伯里的府邸时，她仍不肯坦然承认自己的偏见。伊丽莎白最后的改变又验证了热偏见的另一特征：这种情感驱使的偏见在冷静下来后一般会本能地自我反省，其结果往往是认识到自身的冲动，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达西曾经的傲慢最后被伊丽莎白重新解释为：“尽管你想尽办法来遮掩你自己，你的情感毕竟是高贵的、正确的，你心目中根本看不起那些拼命向你献媚的人。”这一改变在心理学上也可以解释为“晕轮效应”（Halo Effect）。该效应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桑戴克（Edward Lee Thorndike）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位生性害羞、孤独的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也即常常以偏概全。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一种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都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

与达西的推理偏差相对，体现在伊丽莎白身上的是一种归因偏差（Attribution Bias）。有关“归因”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经典的归因理论模式将人类视为“理性的”、“讲究逻辑的”，在对行为归因时会客观地评价与利用各种信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归因常是错误的、有偏差的。所谓“归因偏差”就是指认知者系统地歪曲了某些本来是正确的信息。这种歪曲有的源于认知过程本身固有的局限，有的则是出于不同的主观动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自利型偏差”。

有大量心理学实验表明，不符合逻辑的归因表现为利用自我满足的策略。自我满足的策略又由自我夸张和自我保护两种策略组成。在前一种策略下，人们把成功全部归于内部原因；在后一种策略下，人们把失败全部归于外部原因。依照这些策略，伊丽莎白确实可以很安全地将最早遭受的挫败归结为达西的“以貌取人”，而当两人冰释前嫌、达西再度求婚时，伊丽莎白坚持“要达西先生讲一讲爱上她的经过”或许也并不只是出于“顽皮”，而“我爱你的脑子灵活”这样的答复显然也很令伊丽莎白满意。在这样的心理战场上，达西确实处于不利的地势：自利性偏差的另一特点是对他人进行评价时持与己相反的态度，对他人成功做外部归因，对他人失败做内部归因。

此外，归因中的自我保护倾向还表现为自我设阻。例如，为避免比赛失利遭受他人的耻笑和轻视，有些运动员会在参加重大比赛前采取自我设阻的技巧，例如赛前故意受伤，故意与队友、家属和教练发生矛盾、冲突或是制造其他身心不舒适的症状等。目的是将来万一比赛失利时归罪于这些因素，从而减少个人对行为后果所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重重困难下仍然能获得好的名次，反倒更能彰显个人的卓越之处。暗中发现达西对自己不屑后，伊丽莎白“蛮有兴致地把这段偷听到的话去讲给她的朋友听”，原本也是一种远超过“个性活泼调皮”的高超策略。

咖苔琳夫人

在20世纪的心理学家看来，贵为公爵遗孀的咖苔琳夫人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高SDO水平”样本。“SDO”是“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的简称，1994年由美国心理学家普拉托（Felicia Pratto）和希丹琉斯（Jim Sidanius）提出，后来成为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SDT）中最重要的概念。

社会支配理论试图解释以群体为基础的偏见与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人类社会是如何按阶层（Hierarchy）的形式延续下来的。该理论将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社会等级结构分为三维（年龄系统、性别系统、其他专制结构系统），同时提出假设：大部分的群体间不平等的形式（例如性别偏见、种族偏见等）实际上都是一种基本的人格倾向的表现，即社会支配倾向（SDO）。当内群体与外群体较量时，个体都会对内群体的相对优势与支配力有一定的期望，而SDO水平的高低正是这一期盼值的体现。高SDO水平者希望内群体更多地支配或优于外群体，而低SDO水平者则相反，希望群体间的关系达成和平共处的关系。SDO还能影响个体对不同思想的接受程度，高SDO水平者更偏好增加阶层间差异的思想，低SDO水平者恰好相反。早期人们认为SDO只是以群体为基础，与个体间支配（Interpersonal Dominance）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后来的研究却表明，高SDO水平者会感到优越感、更喜好支配他人、渴望拥有更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且在为人处世上持更加强硬的态度。

咖苔琳夫人的支配感在书中随处可见。她不仅会对壁橱的选购向柯林斯“赐予指示”、指教夏绿蒂如何照料母牛和家禽、对伊丽莎白的演奏发表意见，还“事实上等于是她自己这个教区里最积极的法官，一点点芝麻大的事都由柯林斯先生报告给她；只要哪一个穷苦人在吵架，闹意气，或是穷得活不下去，她立即亲自到村里去调解处理，镇压制服，又骂得他们一个个相安无事，不再叫苦叹穷”。当觉察达西有可能向伊丽莎白求婚时，高SDO水平者特有的“合法虚构”进一步发挥效应。“合法虚构”是高SDO水平者共同具有的一种态度和观念的集合，他们以此来为自身的支配地位进行辩护，同时将外群体成员看成是素质低下的、缺乏潜质的。因此，当咖苔琳夫人斥责伊丽莎白“完全丧尽天良，不知廉耻，忘恩负义”时，我们有理由确信她是在真心诚意地保护达西避免被“朋友们看不起”或是“让天下人都耻笑”。

另一方面，美国心理学者埃塞斯（Victoria Esses）在2001年提出：高SDO水平者倾向于将社会资源看成是固定不变、有限的，当群体之间的地位差距缩小、资源分配趋向更加公平时，他们会把这种变化看作一种损失，做出各种努力以维持其支配地位。当他们期望一种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时，这种努力就会更加明显。咖苔琳夫人坚持“我的女儿和我的姨侄是天造天设的一对”。的确，尽管拥有富丽堂皇的罗新斯花园和好几部马车，把一个年金1万英镑的女婿让给一个半绅士家庭是一种损失。

在咖苔琳夫人的案例中，更令人感兴趣的其实不是她本人，而是其他人物对于这种毫无掩饰的傲慢的反应。伊丽莎白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给予反击，甚至因此沾沾自喜，“觉得敢于和这种没有礼貌的富贵太太开玩笑，恐怕要推她自己为第一个人”。咖苔琳夫人任命的教区牧师柯林斯却认为：“多少人都认为咖苔琳夫人为人骄傲，可是他只觉得亲切。她平常跟他攀谈起来，总是把他当作一个有身份的人看待。”伊丽莎白“明理懂事”的闺密夏绿蒂下嫁柯林斯后也认为，咖苔琳夫人是个“道貌岸然、通达情理的女人”、一位“极其殷勤的邻居”。假如仍用社会支配理论解释，柯林斯与夏绿蒂倒是充当了“维持和平”的低SDO水平者，而伊丽莎白在优越感与支配欲上实际呈现出和咖苔琳夫人相当的水平。

倘若换作以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考量，事情会变得更加有趣。20世纪末期，有关影响偏见的具体个体认知心理学成为美国偏见心理学的主流，与此同时，欧洲的心理学家却将注意力放在了社会角色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英国心理学家塔杰弗（Henry Tajfel）以实验证实：一个群体和随之形成的偏见有可能形成于很短的时间内；即使在成员之间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互不认识、与这个徒有形式的群体完全没有利益得失关系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形成群体。在社会交往中，个体往往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并通过强调和夸大自己群体与他人的差异，使得群体内相似度最高而群体间差异最大，由此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并提升自尊。依照这一理论，柯林斯与夏绿蒂只是为“获取和维持积极的自我形象”而自我选择了“积极的社会身份”，与咖苔琳夫人认同为一个群体，于道德意义上并无明确黑白之分。读者在看到有关咖苔琳夫人的章节时，一瞬间就会将她划归为反面角色，这本身也验证了塔杰弗的“最小群体实验”：即便不认同伊丽莎白的价值观，此时读者也已经成了作者的同谋。

（文中《傲慢与偏见》相关人名、地名及引文皆出自王科一1954年译本；文中《傲慢与偏见》插图由汪家明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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