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三不足说”，是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个说法起初是司马光先提出来的，但是它很能代表王安石推行改革的精神，王安石其实也跟宋神宗说过类似的话，语句上有所差异，但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天变不足畏，就是针对着汉唐的天人感应论来的。这种汉唐的天人感应论，在北宋的政治场域中也是很流行的。每次出现了什么天变，那些大臣们就以此为借口来上书给皇帝，要求皇帝改变政策。王安石为什么说天变不足畏呢？一方面他当然对天人感应论是不信的，他认为是非常的机械的，另外一个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担心反对变革的人，会利用异常的天象来攻击新法，所以说他要给宋神宗打一个预防针。

实际上当时在王安石刚刚执政不到一年的时候，推行出来青苗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几项新法之后，就有官员利用天变来批评他的改革。所以王安石才会对神宗说，天变不足畏，你不要看到有一点刮风下雨，觉得是你自己做错了，没有的事儿。祖宗不足法，当然指的是宋神宗之前的几位君主了。当时很多人在反对新法的时候，都对神宗说，你不要轻易地变革，现在的各项的制度都是你的祖先们制定的，你怎么能够轻易地改变你爸爸你爷爷的政策呢？所以针对这种现象呢，王安石就提出来，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王安石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了，是说流俗之言，那些俗人之言不足恤。这些反对的人，在王安石看来，他们或者是出于自己的私人利益，或者说读书不多，见识非常得短浅，他们对新法的攻击并不正确。可是神宗呢，却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干扰，所以王安石才说人言不足恤，你大胆地去干，不要顾虑那么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才出现的三不足说。当然，这三不足说是很能够体现王安石的敢于任事、敢于改革的这种精神，别人都不敢去做，但是他敢。

要改革肯定就要牵扯到很多的利益集团，就要遇到很大的社会阻力，我们传统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宋神宗去见他的妈妈，他的妈妈说，你为什么要重用王安石啊？王安石这个人很执拗的，而且你看他得罪了那么多人。宋神宗说，只有王安石敢站出来，为国家真正地做一点事情。

王安石其实还是很注重他的这些朋友，还有身边的同僚的这种看法的，但是在这方面的确还可以做得更好。他在推行青苗法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就是陆游的祖父陆佃，到京城里去见他。陆佃就说，推行的改革措施是很好，但是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在背地里在抱怨。 陆佃就劝他，你还是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但是王安石就说，这些人的意见没有必要去听的。他说，我并不是那种拒谏的人，别人批评的对我是会听的，但是我认为他们批评得不对，我干嘛要去理会他们。

在平衡各方的利益，在这方面他做的确实是有所欠缺。程颢曾经是他的手下，跟他关系其实还一度不错的。青苗法程颢也是支持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程颢是王安石变革集团里面一个很积极的分子，但青苗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的时候，程颢曾经劝过王安石，他说你是为天下做事，所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也没什么坏处。当时王安石听了之后，他就说您说得很对，我会注意一下。

但事情是非常复杂。因为他每推行一项变法出来呢，总会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总会有很多人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这些人势必要站在反对的立场上。那么你怎么处理这些意见？

当然这也跟他的性格有关，他是一个高度自信的人，也是一个有点拗的人。你越反对，我越要推行下去。他也有这个资本，因为当时像王安石这样的人，真的是万里挑一的，他是进士高第，他考进士的时候是考中的是第四名，然后仕途一帆风顺，他并不是靠论资排辈来的，而是在地方上扎扎实实地干出政绩来的。 

在鄞县当知县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东南这个地方自治的一个典范性的人物，整个东南地区都要以他作为模范的。然后他在历任地方官的时候都是政绩卓著，他在文学方面，很早就崭露头角，名扬文坛，受到欧阳修等前辈的称赞。在经学方面，他也很早就在学术界树立起了自己的名声。非常难得的是，在个人道德方面，你很难从他的个人品德方面找出一些瑕疵来。北宋士大夫往往他们的地位很高，然后在个人品德方面，以我们今天眼光看来，总是有些不足的地方，不管是范仲淹、欧阳修还是像苏轼他们这些人。但是王安石在他执政之前，几乎就是一个道德完人，他不追求这种物质的享受，也不像别的士大夫一样整天想着升官，他就想做事。

所以司马光曾经在给他的信中说，新的皇帝继位之后，大家都认为一定得让王安石这种人来做宰相，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有资格，这个话不是完全的客套说辞。他的确是这样，不管是从政绩上来说，从他的出身上来说，从他文学、学术方面的成就来说，还有从他个人的品德来说，他是非常难得地把这些方面全部综合在一身的一个人物。

这些因素当然也就给他一种高度的自信。在熙宁初期，他当副宰相，和另外的副宰相吵架的时候，他动不动就说，都怪你不读书，你读书太少了，你不明白我这个法令有多么好的理论根据，法令推行就会这么好。然后他在宋神宗的面前也是这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神宗都是听他的意见，有的时候神宗不听他的意见，他跟神宗就当面争论起来，面红耳赤。神宗一不听他的，他就要辞职，就要不干了。有一次他向神宗推荐一个人，神宗不听，他立马就要辞职，他说到哪里我吃不到一碗渔羹饭，因为他个人生活非常得简朴，他当了宰相之后也是这样，吃饭的时候就是吃个渔羹饭，也没有过度的享受。宋人笔记里面对这方面的记载很多的，说他当了宰相之后，他的亲家到他家里去做客，他就招待他的亲家，过了日中之后才慢慢地把饭上来，结果上面酒和肉什么都没有的，只有几枚胡饼。 他的亲家是世家大族，看了之后都咽不下去，但是王安石却吃得很好。

所以这么一个人，不管在哪一个方面，你都很难找出他的毛病，他有着很伟大的理想，有着非常好的出身，进士第四名，名震文坛，政绩方面也非常卓著，又有着很高的个人的品格。所以这一切都导致他有一种高度的自信。当然他本人的性格也是比较执拗，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了他在变法期间，对于一些反对意见的听取方面，可能做得不是太够。 

新学受到批判道学兴起

在北宋后期大概60多年期间里面，执政的基本上是王安石的新党。新党在政治上，是推行王安石的变革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和王安石的政策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但是新党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依然是打着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旗号。而王安石的新学也是北宋后期五六十年间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当时的科举考试，就是以王安石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来作为标准答案的。北宋灭亡之后，王安石还有他的变法，成为了北宋灭亡的替罪羊。南宋时很多人认为，北宋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徽宗重用蔡京，推行各项新法，而蔡京又是王安石的学生，他所推行的新法很多都是从王安石变法中延续下来的。蔡京要为北宋的灭亡负上责任，而蔡京所学习，挂在嘴边上、极力褒扬的王安石，还有王安石的变法的各项措施，也要为北宋的灭亡负责。

所以南渡以后，王安石还有他推行的各项新法，还有他的学术思想，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论调不管是在朝廷上面，还是在士大夫群体当中已经非常地流行。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王安石的新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批判。一方面是来自于朝廷之上，在北宋后期，王安石是配享孔庙的，这就表明了，官方是认可王安石在整个儒学中的正统的地位的。但是，南渡之后，宋高宗把王安石从孔庙中配享降了层次，然后禁止科场取士再用《三经新义》作为标准。这是在朝廷上是这样的，就是否定王安石变法，还有否定王安石的新学。

在士大夫群体当中也纷纷展开了对王安石新学的一种批判。这其中特别厉害的就是理学这一脉。理学对王安石的批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王安石只知道设立各种制度去追求富国强兵，却忽略了个体的道德修养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最根本的基点。

从宋孝宗朝以后，理学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王安石，对王安石变法，还有王安石的新学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攻击，它对于他曾经的对手新学，当然是不遗余力地就进行贬低、攻击。随着理学慢慢地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它的对立面新学，就被慢慢地给边缘化了。

如果我们再更深层地看，这里面可能就触及到一个转向内在的问题。美国的宋史学者刘子健先生提出“转向内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新学会衰微，理学会兴起。这是因为北宋的灭亡，揭示了王朝统治中制度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新学，是失败了，理论破产了。从制度改革这方面来追求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条路走不通了。理学那一脉，从个体的道德修养出发，来追求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才慢慢地兴起来：每个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秩序。这个就是刘子健先生所说的，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

王安石把制度当作伦理价值实现的前提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王安石的新学的学术思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新学和理学作一下比较。新学和理学都注重寻求万事万物背后的统一的理。但是，王安石把这种理的追求严格地限定在制度和文字上。而理学家则强调，在万事万物之中寻求，格物致知。王安石的新学和理学都同样地注重性、命的问题，注重性情的问题。但是理学家是把性命、性情的问题放在学问的起点，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心性的修养，实现个体道德的完善，就会顺理成章地实现治国平天下。而王安石并不是这么认为，王安石更加强调的是制度，强调的是文字。他主张对于制度和文字的理解，最终会有助于个体道德、性命、心性修养的实现。

以上正是理学与王安石的新学的分歧所在。理学是把对伦理价值的理解视作制度的前提，而新学是把对制度和文字的理解，当作伦理价值实现的前提。

南宋以后，王安石还有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批判。南宋以后强调个体道德心性的理学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的主流的意识形态，而王安石的以制度为核心的经世之学，强调制度变革的新学，则受到理学家们不停地批判，从而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中越来越处于边缘的地位。我们看《伊洛渊源录》，看《宋元学案》，都会有这种感觉。今天各种理学史、哲学史的叙述、教材，都把王安石的思想给边缘化。但其实在北宋当时，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曾经指出，王安石的新学是北宋中后期学术思想界的主流，而不是理学。他的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本文转自《谁塑造了我们》第二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