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的危难时刻好像很容易滋生爱情。也许是因为，越是身处浓雾和绝境之中，人们越需要依恋和相信一些什么，抓住和保持些什么。

    这样的时刻，普通人的平凡爱情，会突然间惊心动魄，成为划破夜空的激情的火花；或者反过来，变得幽长、宁静、通透，点滴都仿佛永生。

    让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电影镜头，穿过历史的纷乱和生活的沉重，去寻找这样的爱情的瞬间。我们知道，无论生存词典被怎样的涂抹篡改，只要那个“爱”字还在，总还握着一些幸福的真相，生命的篇章，始终还染着一层暖色。

    疫病有结束的一天，历史会改换朝代。可不管雾起还是雾散，生活将永远继续。微笑和爱情，也是一样。

·镜头一：《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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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说来，电影《十日谈》中的爱情，并不全出于疫病时期，它们是“以疫病为背景讲述的爱情”。

    公元1320年起，黑死病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欧洲受到的破坏尤其严重，许多地方丧失了一半的人口。到了1348年，意大利作家卜伽丘写作《十日谈》的时候，“佛罗伦萨城里，居民相继死亡，几乎成了空城。”在他的笔下，十名青年男女来到乡间避祸，为了打发时间，每人每夜讲一个故事。中世纪的生活片断，就在疫病中得以传世。

    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再现了书里的故事。为了拾缀这些零星的片断，他为电影安排了一个串场人物，通过这个青年的经历和观察，把各不相关的人物故事组合到了一起。整个电影如同一首散文诗，迷离、舒缓、悠长、驳杂，却又自成体系，生死爱恨在这个舞台里浓缩和展现。

    《十日谈》中的那些爱情故事，看似平常，实则激越。当时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纪，天主教会主导一切。瘟疫的蔓延，为他们维系精神统治、宣扬禁欲主义提供了理由，以此来应对人文主义者个性解放的思想火花。然而，疫病却使另一些人清醒，让他们珍惜爱情，热爱人生。比起影片中的虚伪教士来，那些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拥有着更为自然和质朴的生命力，他们以自身的独立寻找，印证了“幸福在人间”的真理。

    “活着真好”，“爱情真好”，这是小说和影片想要说的话。有些时候，说这样的一句话，也需要勇气。

·镜头二：《屋顶上的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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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屋顶上的轻骑兵》都是一部极美的作品，有一种奇异的超然感。

    故事发生在1832年，法国南部一个霍乱流行的城镇。年轻的意大利烧炭党人戏剧性地遇上了独居的侯爵夫人，得到了她的慷慨援助。他需要回到祖国继续革命，她一心要与丈夫相会，两个人无视当局的隔离禁令，不顾危险，一同上路。旅途的波折使他们更深地了解对方，暗生情愫。他默默地保护着她，把她从死神手里救了出来，送她回到丈夫的身边。这以后，她始终关心着意大利那边的消息，牵挂着那个萍水相逢的特殊的他。

    从容，清新，优雅，冷静，男女主人公是相似的人，一样的骄傲和高贵。在瘟疫肆虐的背景下，这种骨子里的教养和坚持，让他们很快把对方视为同类。两人在法国南部的美丽风景里并马奔驰，他为了理想，她为了爱情。两个人之间，流动着一种纯精神的认同和依恋，他们彼此欣赏，互相扶持，从一个疫区走到另一个疫区，从一个希望奔向下一个希望。

    既年青又苍老。既脆弱又坚强。这两个人身上，有着不屈的青春的勇气，也背负着文明的重负和忧伤。这样的时候，寻找之旅，几乎成为一种姿态。一种个人对文明的坚持。以勇敢的挑战精神，他们默默对抗着整个的战争、瘟疫、愚昧和偏见，超然于混乱之上。
  
    影片根据让·齐奥的同名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让·保尔·拉佩诺拍摄，是法国影坛难得的巨资之作。饰演主角的，分别是法国著名影星朱丽叶·比诺什，和被称为“法国的布莱特·皮特”的奥利维耶·马尔迪内。他们的表演，内敛中饱含激情。这两个同具艺术气息和古典韵味的演员，在拍摄此片时共坠爱河，为电影中的爱情故事增添了一笔新注脚。

·镜头三：《霍乱时期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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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青的电报局职员阿里萨爱上了费尔米纳，他冲破对方家庭的阻碍，费尽心机地为她写情诗，终于得到了意中人的回应。但因为一件琐碎的小事，两人的恋情突然中断。费尔米纳另嫁他人，阿里萨却终身未娶，一心于他的初恋。五十年后，在费尔米纳成为寡妇的当天，他再度求婚。两人在再一次的书信交往中，逐渐梳理内心，理解彼此。八十岁的爱情，才是真爱。

    身为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总是有很多传奇的故事。《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更为舒缓轻淡、更为贴近现实，却依然有着让人恍惚迷离的魅力。他笔下的老年之爱，纯净澄明，牵动人心：

    “他们像被生活伤害了的一对老年夫妻那样，不声不响地超脱了激情的陷阱，超脱了幻想和醒悟的粗鲁的嘲弄，到达了爱情的彼岸。因为长期共同的经历使他们明白，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爱情就是爱情，离死亡越近，爱得就越深。”

    在故事的结尾，运河之旅即将结束，两个老人却都不愿意上岸。对他们来说，回到现实生活中，“就要跟死一样了”。他们说服船长，在船上挂起表示霍乱病人的黄旗。就这样，他们借着疫病的名义，勇敢地一路航行下去，继续着一场疯狂而纯粹的爱情之旅。

    “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再到‘黄金港’去！”
    “永生永世！”他说。

·镜头四：《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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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常常会简化情节，把复杂的人物场景压缩成单线条的爱情故事。但《鼠疫》不然。这部影片勇敢地纳入了小说中的哲学思考，并且没有遗失其中代表生活的多元视角。在一个被军警封锁的瘟疫城市里，医生尽量地救人生命，旅居者一心想离开城市，新闻记者以好奇参与的角度切入生活，投机分子大发灾难财，独裁者把疫病作为军队夺权和捞取政治资本的契机……各色人群杂陈在疫区的舞台上，各类人性被冷静地解剖观察，整部作品因此超越了普通的灾难片格局，具有了史诗的宽度、哲理的深度。

    在这部作品中，连爱情也是复调的。“你可以为爱而死吗？”“我不可以，现在不行。”里厄医生的爱情压抑低调，他拯救城市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得个人的爱情被封存在对人类之爱的深处。“有些事情，是我们放置一旁的。常以为会有很多时间”。老人格兰失去了妻子，他欣慰于自己的爱情往事，却为没有向对方表达而感到懊悔。年轻姑娘朗贝尔被困在城里，与爱人相隔，她的爱情是情绪化而焦虑的：“有人在巴黎等我，我爱的人。”“我会离去，但不是因为我害怕，是因为值得为我所爱的人而活着”。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爱情和活法，但在疫病弥漫的时候，人人都感到了爱情的份量，都愿意珍惜它，不想失去。

    《鼠疫》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不仅讲述了流行疫情，更是一种政治象征。40年代因瘟疫被围困的奥兰城，隐喻了法西斯铁蹄占领下的巴黎和其他文明城市：生活变成一场瘟疫，人人自危互不信任；城市被围困，军队控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时候，与疾病斗争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生存和幸福必须要去努力争取。

    “瘟疫如战争及种族灭绝般常见，可它常令我们措手不及。”影片中的医生说。他知道，战争还远没有结束，病毒还潜伏在某个角落里，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只有正视现实，共同努力，保持着正直和爱，才能使人类社会远离瘟疫，走在健康和平的道路上。

·镜头五：《卡桑德拉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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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了肺鼠疫的恐怖分子逃到国际列车上。旅客纷纷得病。列车被严格隔离和封闭起来，不能停靠，只能前行。旅客中的张伯伦医生带领众人，努力自救。有关当局却故意让列车开往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想以车毁桥塌掩盖真相。一千多名旅客随着命运的火车飞速前行，离大桥越来越近。他们的生死悬于一线……

    影片《卡桑德拉大桥》就像是一个张皇急切的问号，直指命运。该片拍摄于1976年，由索非亚·罗兰、理查德·哈里斯等人主演。即使以今天的标准看，它的明星阵容、紧凑节奏、惊险情节、人性刻画，也包含了商业佳片的一切要素。

    以疫病故事作为背景，片子也叙述了一段微妙辛辣的爱情关系。名医生和女作家曾两度结为夫妻，又两度离婚。他们在国际列车里再次相逢，旧情难舍，却因为骄傲和敏感，互不相让。这对离婚夫妻的日常对白如同智力游戏，曲折奥妙，旗鼓相当，极具杀伤力，常常戳伤了对方又刺痛了自己。

    “我们的毛病就在这儿。老是真真假假，就连真的也当成假的了。”医生感叹道。的确，投入时怕受伤，接受时不信任，宁肯掩饰也不愿坦白，宁愿拒绝也不敢冒险……这种患得患失的自卫心态，或许正是现代人爱情疫病的真实写照。患病的人们失去了爱的能力，如同一节永不停靠的孤独的列车，一直驶向未知的深渊。

    面对肺鼠疫的威胁，这对别扭的爱人共历生死，彼此担当。在这生死悬于一线的危情时刻，他们拯救了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而他们的爱情，也终于冲破隔离，找到了真正的安全和幸福。

·镜头六：《极度惊慌》(《埃波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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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卡桑德拉大桥》类似，电影《极度惊慌》也是一部描写疫情和医疗、政治和人性的作品。在这部片子中，男女主角既是一对离婚的夫妇，更是两个流行病学的专家。他们彼此关心、互相尊重。

    一只走私而来的非洲猴子把Motaba病毒带到了美国，这种病毒曾在1967年的扎伊尔被发现。在这一次的人类感染过程中，病毒产生了更危险的变种。同为流行病学家，山姆和他的前妻投入了同一场对抗病毒的战役。在这过程中，她不慎染病。美国军方为了掩盖研制生化武器的事实，意图以炸弹毁灭小镇。山姆在猴子身上寻到了病毒的抗体，并在同样不满于军方决策的上司的帮助下，击破了毁城阴谋，拯救了小镇居民和他的爱人。

    该片拍摄于1995年，由沃尔夫冈·彼得森导演，达斯汀·霍夫曼、雷妮·鲁索、摩根·弗里曼等人主演。防病战役之外，影片对军方和政治的描写也十分辛辣。为了演好这部片子，达斯汀·霍夫曼阅读了大量流行病学的书籍，从而把医生形象演得十分到位。

    影片中山姆夫妇的爱情似乎波澜不惊。他们就事论事地谈论工作，为了家中宠物的喂养问题而争论。作为科研人员，他们习惯以理智客观的态度处理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感情。然而他们心里还是有爱的。从死亡线上回来，他们对望的表情里，分明写着幸福和牵挂。

    影片末尾，他邀请她同住。她回答说：“也许。我已经有抗体了。”这，才是真实生活中，爱情的本来模样吧。没有轰轰烈烈的戏剧化场景，有的只是生活的细节，和彼此间的信任、理解、还有包容。这样的爱情，适用于疫病年代和平常时代，凡人如我们，都可以拥有。

·后记：历史·生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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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30年的一场瘟疫，使雅典减少了一半人口，走向衰竭，失去了在希腊城邦和整个文明史中的领先地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了这悲惨的一幕，他本人也是这次疫病的病患者和幸存者。

    罗马帝国也没能逃脱厄运。公元251至266年之间，罗马帝国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城爆发瘟疫，城市人口锐减三分之二。公元541年起，黑死病（鼠疫）持续流行了五十多年，据载在传染高峰期，君士坦丁堡每天死亡万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黑死病于14世纪再度流行，横卷了欧亚大陆和非州北部。之后，随着新航路的发现，欧洲殖民主义者把天花带到美洲，90%的美洲印第安人因此消亡，并引发了大规模的黑奴贩卖。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性感冒还夺走了2000万人的生命。……

    回顾这样历史，既令人悲哀，也让人震惊。奇怪于它们的庞大与陌生。也许人类总是更喜欢那些美好的体验，对于不愉快的黑色记忆，尽力地想去遗忘。

    电影，该是我们的一种集体记忆和文化沉淀吧。它把历史放进巨大的心灵的筛孔，远望那些过分苦痛沉重的往事。留下来的那些故事和传说，即使是关于疫病的苦味药剂，也还包裹着一层温情的糖衣：慈悲、正直、勇敢，责任、梦想、希望，还有……爱情。

    真的。即使在世界陷入黑暗、浓雾中看不到出口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东西，值得让我们走下去。生命中常有不能承受之重，但同时也会有小小的凡俗的幸福。唇齿相依、彼此爱护、相濡以沫，也或者相念江湖。这一份支持和理解，也许才是我们穿越危局，坚韧以对，一代代生活下去的真正的理由。

     “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马尔克斯这样写道。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也许在说：活着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呀， 彼此信任地、陪伴着在生活里走一程。

    SMILE，AND RETAIN SMILE。这是疫病教给我们的真理。

                                                                                                        (杂志约稿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