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死亡”居然变成了一种忌讳，这委实令人匪夷所思。
但怪异之事确确实实是发生了。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人类生活水平日日高升，文教事业空前普及。在这前所未有的大繁荣中，人们避讳死亡的程度也悄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可以与亲友笑谈自己的生后事，为自己预先买棺材，甚至是亲自帮自己挑墓地，临终时找来神职人员公开告解。而到了20世纪，一切都变了。人仿佛又回到了原始社会，他仿佛又成了“不应该死”的存在。自然死亡消失了，无论有多衰老，无论得再重的病，都是“会好起来的”。一旦人真的死了，也不是因老因病而死，而是因“救治无效”身亡，死亡的责任貌似是被推给了医务人员，正如原始人推给隔壁部落“施黑巫术的巫师”一样。丧葬之礼也愈发地简陋了，在依旧盛大的婚礼和诞生礼面前简直破落得抬不起头来。时隔数千年，死亡重新成为了禁忌话题，当事人不应该谈，他的亲友也不应该谈，非但不应该谈，最好连想都不要想。谈是无礼，想是过错。
究竟何以至此？这难道不是一个科学最昌明的时代么？科学的世界观不是号召我们破除一切迷信，抛弃一切禁忌，无事物不可研究，无话题不可讨论么？那么，在“死亡”的问题上何以如此南辕北辙，倒行逆施？人类到底是怎么了？我们到底是怎么了？还是说，真正出问题的，其实正是“科学”本身？
没错，正是如此。
现代人比以往更加讳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死亡观出了毛病，这多拜现代科学所赐。
在一个科学的时代，有两大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宗教没落；其二，唯物主义盛行。第一个趋势意味着天堂地狱轮回来世等信仰逐渐式微，使人们重拾了宗教兴起前的朴素死亡观，也就是——不可知论。第二个趋势则更加极端，它直接导致无神论信仰，使人否认人在肉体坏灭之后有任何感知能力。不可知论告诉我们，死后的感受是生者无法预知的。而无神论则索性断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死后的感受。
这两种时兴的死亡观被视为传统宗教死亡观的对立面，信教人士容易将两者笼统地归为一类，通称为“不可知论或无神论”。然而实际上，不可知论和无神论，若稍稍考察它们各自的心理效应，便会发现，这两种死亡观其实很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不可知论。
认为死后生活不可预知，这种断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不会再去考虑死后生活了么？真这么想的话，那就图样图森破了。事实刚好相反——即便信奉了不可知论，人们依旧会忍不住对“虚无飘渺”的死后生活进行下意识的预估。不止是“死后生活”，实际上，对于一切引起他们注意的不可知之物，人类都喜欢进行预估，这是一种理智上的条件反射。而评估的结果也出奇地一致：对于因信息量极度匮乏而难以确知的事物，绝大多数人总是倾向于觉得——该事物的价值要明显低于已知事物的平均水平。
打个比方，比如现在某国航天局在外太空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X星——目前只知道它是一颗小行星，直径、转速、温度、环境全不清楚，上面有无氧气水源，有无生命体一概不明。热心的航天局打出星际移民广告：诚招志愿者赴X星生活，只要你愿意放弃你在地球上的一切财产地位家庭国籍，便马上就能登船出发，拎包入住X星。那么，你会去么？你觉得，有几个人会愿意去？
同样的道理，在一个真正的不可知论者看来，死后生活就如同那颗多半坑爹的X星，而死亡的过程不啻于一场凶多吉少的赤膊星际移民。只要觉得现在的生活尚可凑合，那么就极少有人愿意舍家远徙去一个完全陌生的、自己一无所知的新世界。同理，除了生不如死的极少数人，没几个不可知论者会不畏惧死亡。在没有了彼岸和转世的虚假广告之后，人们更加怕死了。怕而又无从逃避，就只能尽量忽视它，避免谈到它，避免想起它，简言之——就是变得更加讳死了。
对不可知论的考察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它的兄弟——唯物无神论。
在此，我必须先向这种尊贵的主流理论致歉。因为由他长在额头上的高贵法眼看来，不可知论也许根本不配当他的兄弟，最多也就是给他做做小弟吧！不可知论优柔寡断，杞人忧天，与“坚决”“彻底”的无神论大相径庭。在后者看来，“死后生活”何足畏哉？它根本就不存在嘛！你会怀疑你家窗外即将飞过来一头猪么？头脑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那么你同样不应该猜想有一种“死后生活”。死后的感知就是一头飞天神猪，完全子虚乌有，何必为这种东西浪费心思！
对于坚定的无神论者来说，死后的生活和感知貌似都是不存在的，貌似是全不值得思量的，但也仅仅是“貌似”而已。
试问一个正派的无神论者：“你为何认为死后生活不值得考虑？”
他当然会说：“因为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你如再问他：“为何不存在的东西就不值得考虑了呢？”你觉得他会如何作答？
多半会是这样：“这还不明显吗？考虑这种东西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
“浪费时间精力会让人后悔。你是因为不愿意后悔，所以才不愿谈论虚妄之事，你是这样想的么？”这是个苏格拉底式的阴险问题。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很好，他上钩了。
你终于可以图穷匕见了：“你觉得，你真的有机会‘后悔’么？在你的观念中，对死后生活的预想只能存在于死亡之前。而这种预想真正落空，事实上只能是在死亡之后。也就是说，你只能在死后为死前的预想感到后悔。你一方面咬定，死后不存在感知，一方面却又暗示我们，人在死后有可能会后悔。你看看，你的思想是何等地自相矛盾啊！”
如果对方是个聪明而又有涵养的无神论者，那么此刻也只能是耸耸肩道：“好吧，像这种问题，谁爱想谁就去想吧！反正我是不会再想了。”
在无神论世界观中，人的死亡确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鬼畜问题，的确完全不值得考虑。因为无论你如何思考，都不免落入我称之为“无穷预期悖论”的陷阱之中。再举一例以说明之——
比如某耄耋老人自知时日无多，于是希望孙儿能听自己的话，尽早结婚生子，省得做爷爷的死不瞑目，在阴间后悔。（一阶预期）
但不幸的是，老人是一位无神论者。稍一反省他便发觉，自己的想法是虚妄的：人死之后如何还会后悔？为了虚妄的念头去强迫孙儿，若是遇人不淑，弄不好会牺牲他一辈子的幸福。也罢，儿孙自有儿孙福，还是放任自流为好。（对预期的预期，也就是二阶预期）
更加不幸的是，这位老人还是一个高智商的无神论者。继续反省之下，他很快又发现，同自己的第一个想法一样，自己的第二个想法也是虚妄愚蠢的。就算孙儿的婚姻真的不幸福，十有八九也是老头儿死后的事情，老头儿压根儿就看不到，又如何会伤心和后悔？为催不催婚这等破事烦心，简直就是浪费余生，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后悔都来不及了……（对二阶预期的预期，也就是三阶预期）
如此恶性循环，不断增殖，以至于无穷。老人始终都想避免后悔，因此在自相矛盾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类理性的先天特征或缺陷——预期性。
我们的理性不可避免地带有预期性。与较低级的预期性，比如条件反射和习惯性联想（不可知论者对死后的下意识预估就属于后者）不同，理性的预期性相当复杂精密，它整合了另一种时间意识——回忆，构成了一种“预回忆”。理性的预期表现为一种高度成熟的“将来完成时”：将来之事非但已经发生，而且主体已从回忆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评价。若评价高，主体自然是踌躇满志，若评价低，则难免心生“怕后悔”之情。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反省智力活动，讲得通俗一点，也就是——“思考”——都依赖于这种理性预期。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理性人发现，只要自己接受了无神论的世界观，那么就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根本是不可思的，比如死亡。
因为死后已被设定为无感知，无回忆，所以对其进行理性预期毫无意义，毫无效果，只能是自相矛盾。理性无力进入死后世界，进而也无力把握死亡这一事件本身，道理很简单：理性思考以理性预期为必要形式，主体必须先假定死亡已经完全发生，自己已置身于死后世界，唯有获得了这样一个虚拟的立足点，方能对死亡这一事件进行无矛盾的思考，得出自洽的推论。
而对于无神论者而言，这个立足点根本就是不合法、不存在的。他们对于自身死亡的思考必定是自相矛盾、荒诞滑稽的。正如自称“泛神论者”其实是唯物无神论者的斯宾诺莎所言：
“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对死的默念，而是对生的沉思。”
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时常想到死，这只能显出他的软弱、愚蠢和不自由，一言以蔽之，是他缺乏“理性”的表现。故而，为了保持理性，无神论者只能尽量避免思考和谈论自己的死亡。与不可知论小兄弟殊途同归，无神论大佬也一头钻进了讳死的窄巷。现代无神论运动既给予了理性女神以崇高的地位，同时也暗中给予了她一记重创。（也许还不止这一记？）
上帝已死，科学已立。于是乎，在这两股大潮的浩浩汤汤之间，我们迎来了如今这个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最讳死的时代。
值得顺带一提的是，近二三十年来某些人士试图“力挽狂澜”，引导大众重新理智地思考死亡，诚恳地谈论死亡，甚至是，恰如其分地安排自己的死亡。然而，稍加考察便会发觉，他们所引导人们去“思考”、“谈论”以及“安排”的，与其说是人们的死亡，还不如说是死亡之前的一种特殊情况，亦即“生不如死”的情况。在主张“临终关怀”、“生前预嘱”乃至“安乐死”的人道主义人士看来，死亡本身其实没太大意义，真正值得考虑的不是“如何去死”，而是“如何才能不作无效抢救、不电击、不插管、不上生命维持设备，不让年老病重者陷入生不如死的惨境”。这些压力山大，倍受同情之苦的医疗工作者试图重新把人类死亡的责任交还给上帝或大自然母亲，以摆脱“救治无效”的不公指责连同集体潜意识中的巫师污名。平心而论，其理无碍，其情可悯。故而，笔者个人祝愿他们成功，虽然，他们其实与大众无二，同样也只能是一群——
讳死的现代人。
关令尹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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