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道德的自然史

第五章道德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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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目前的道德情操或许是微妙的、敏感的和细腻的，正如截至目前的“道德科学”是最新的、初步的和粗糙的那样——此种对照很有意思，有时明显地表现在道德家的身上。的确，“道德科学”这个词就它所表达的意思来说，太傲慢了，有失风雅，风雅总是预示着使用不那么嚣张的词语。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地说明，要为建立各种类型的道德理论作好准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需要做什么，就当前来说，又有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其中包括：收集资料，全面考察数量众多的、有价值的和特别有价值的细腻感情，并为其分类。这些感情是活的，不断生长，繁殖和消亡——或许应试着较为明晰地说明，这些活生生的感情反复出现的较为常见的形式。毫无疑问，人们迄今并没有这种谦虚。所有哲学家在把道德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时，都摆出一副充满学究气的、一本正经的样子，要求自己取得某种非常崇高的、非常庄重的成果：他们要给予道德以基础——每个哲学家迄今都坚信自己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道德本身一直被认为是某种“给定的”东西。描述各种形式的道德与他们那令人尴尬的傲慢与自在相距何止上千上万里！这项工作看似微不足道，可是极其纤细的手和极其敏锐的感觉，却不一定能胜任！正因为道德哲学家对道德事实了解得不全面，只是随意了解一个梗概，或偶尔在哪里看到一个节略本——或许只是了解与他们的坏境、地位、教会、时代精神、气候和地区有关的道德——正因为他们对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而且也不那么渴望了解这些事情，他们甚至连道德的实际问题都未接触到——只有通过对照比较许多种不同的道德，道德的实际问题才会显露出来。在迄今的每一种“道德科学”中，实际上确实是忽略了道德本身这一问题；人们丝毫不觉得道德本身有什么问题！哲学家所谓的“给予道德以基础”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努力，若以正确的眼光看，只不过是以学术的形式坚信流行的道德，以新的方式表达流行的道德，因而只是在一明确的道德范围内就事论事。而且，从最终的动机上说，是一种否认，即否认对这种道德产生怀疑是合法的，并且拒绝检验、分析、怀疑和剖析对这种道德的信仰。譬如，请听一听叔本华是多么无知地——几乎可为此而获得勋章——谈论他所做的工作，然后你可以对道德“科学”的科学性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这门科学的最新大师仍在以小孩子和老妇人的口气说话。他说（《伦理科学的基本问题》①，第136页。）：“所有道德家实际上都同意的一条原理或公理是：neminem Laede,immo ommes puatum potes juva，该公理实际上是所有道德导师力图证明的命

①叔本华：《道德的基础》，第54——55页，文科硕士阿瑟，B.布洛克译（1903年）

题，……就像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寻找点金石那样去寻找伦理学的真正基础。”——证明上述命题的困难确实太大了——众所周知，叔本华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本质为强力意志的世界上，无论是谁，只要彻底认识到这个命题是多么荒谬，多么虚假，多么感情用事，便可以告诉他，叔本华虽然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可每天晚饭后……却吹笛子，这是他的自传中说的。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抛弃了上帝和世界的人，却在道德面前止步——赞成道德，给Laede-nem-inem的道德吹笛子，那他究竟还是不是——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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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像“我们心中有一绝对命令”这样的断言有何价值不谈，我们总是可以问：这种断言对下断言者说了什么没有？在另一些人看来，有些道德体系力图为其创立者辩护；另一些道德体系则力图使创立者心情平静下来，使他自鸣得意；借助另一些道德体系，他想要虐待自己，使自己谦卑低下；借助另外一些道德体系，他想进行报复；借助其他一些道德体系，他想掩盖自己，借助另一些道德体系，他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使自己出人头地；——这种道德体系帮助其创立者忘却，那种道德体系使其创立者或创立者身上的某种东西被人忘却；许多道德家喜欢对人类行使权力，喜欢创造性地、武断地对待人类；还有许多道德家，尤其是康德则以其道德使我们确信：“我内心所尊敬的，就是我应该服从的，你我都是如此！”总之，道德体系只是感情的一种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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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放任相对而言，每一种道德体系都是一种对“自然”同时也是对“理性”的暴政；不过，这并不是反对道德体系的理由，除非人们又利用某种道德体系命令说，所有种类的暴力和非理性，都是非法的。每一种道德体系中本质的东西和无法估价的东西，是一种长期的约束。为了理解斯多噶哲学、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①或清教主义，我们应记住每一种语言对力量和自由所施加的约束——即韵律的约束，韵脚和韵律的暴政。各国的诗人和演说家遇到了多少麻烦呵！当今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畔总是回响着要求他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命令——正如功利主义的草率行事者所说，是“为了一个愚蠢的念头”而一丝不苟，这些散文作家因此而认为自己是明智的——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所说，是因为服从了专断的规则才这么认为的，并因此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然而，奇特的事实依然是，一切具有自由、文雅、果敢和巧妙必然性的事物，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存在的，无论是存在于思想本身中，还是存在于管理或说话和劝说中，或是存在于艺术中，或是行为中，都是凭借着这种专断规则的暴政才发展起来的。说实在的，这可能恰恰就是“自然”，恰恰就是“自然的”——而不是自由放任！每一位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为自然的”状态，即出现灵感时刻的自由安排、定位、布置和构造，是多么不同于他的白由放任状态——知道自己随后会多么严格而小心地遵守许许多多规则，这些规则正是由于其严格性和精确性，而完全无法用观念来加以表述（与这些规则相比，即使是最为稳定的观念，也有一些漂浮的、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含糊不清的东西）。“天上和地上”本质的东西，显然（请再重复一遍这个词）是，应该有沿着相同方向的长期服从，由此才会产生，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产生某些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比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性、以及任何其他改变了面貌的、精致的、愚蠢的或神圣的东西。精神长期被束缚，思想的传播受到怀疑和限制，思想家在思考时约束自己，按照教会、法庭的规定，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前提进行思考，顽固的宗教意志按照基督教教义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在发生的每件事情中都要重新发现基督教的上帝，并为其作辩护：这一切暴行、专断、严厉、恐怖和不讲道理，已证明是一种惩戒手段，欧洲精神借此获得其力量、冷酷的好奇心和难以捉摸的流动性。当然也得承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窒息、闷死和毁掉许多不可恢复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在这里跟在别处一样，“自然”会显露真相，表现得过于辉煌，不偏不倚，令人震惊，却是崇高的）。过去欧洲的思想家们思考事物，只是为了证明某件事情，如今则相反，凡“想证明某件事情”的思想家，我们都对其表示怀疑——所要证明的事情总是在事前就己经决定了，这是他们极其严格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占星术中那样，或像当今的基督教道德为了“上帝的荣耀”或为了“灵魂得救”而解释当前的个人事件那样——币之种暴政，这种专断，这种严肃而堂皇的愚蠢，一直在教育着精神。无论是广义上的奴役还是狭义的奴役，都是精神教育和训练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我们可以用这种眼光看待每一种道德体系，因而每一道德体系“自然”要教导人们憎恨自由放任，憎恨太大的自由，使人们坚信需要限定地平线，需要履行当前的义务——告诉人们应当收缩眼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就告诉人们，愚蠢是生活和发展的一个条件。“你必须长期服从某人；否则你会遭难，会不再尊重自己。”——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然的道德命令，肯定既不像老康德希望的那样是“绝对的”（因而才会有“否则”），也不是针对个人而说的（自然怎么会关心个人！）而是针对民族、种族、时代和阶层而说的，尤其是针对一般意义上动物性的“人”，即人类而说的。

①法国天主教西多会女隐修院，17世纪詹森主义和文学活动中心。——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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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的种族感到无所事事，非常难受，但英国人本能中是把星期天尊奉为极其神圣之日，以致下意识地渴望这一天不休息，仍然工作。于是便设计出斋戒，古代世界也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虽然严格说来，就南方民族而言不是与工作有关）。许多种类的斋戒是必要的；哪里的强大势力和习俗占优势，哪里的立法者就务必要指定闰日，在这些日子这种冲动将受到约束，学会重新感到饥饿。从一种更高的观点看，整个时代在感染上道德狂热时，看起来便像是那些插入的克制和斋戒时期，在这种时期，一种冲动学会低声下气，学会屈从——与此同时也学会弄干净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对某些哲学派别也可以作类似的解释（譬如希腊文化当中充满情欲气氛之下的柱廊派）。由此亦可得到解释以下矛盾现象的一个线索：为何正是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最盛行的时期，并且一般说来只是在基督教情绪的压力下，性冲动才会升华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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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实际上不属于柏拉图，而只是出现在他的哲学中，或者可以说，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哲学中，这种东西就是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太高贵了，看不上苏格拉底哲学。“没有人想伤害自己，因而所有罪恶都是不知不觉地犯下的。坏人会自己损害自己；如果他知道什么是罪恶，他就不会作恶了。所以坏人只是出于谬见而作恶；若使他摆脱谬见，就必然会使他成为好人。”这种推理方式散发着民众气味，民众只是觉察到作恶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后果，由此而作出实际判断，说“干坏事是愚蠢的”；同时他们把“善”等同于“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而不作进一步的思考。至于每一种功利主义体系。我们可以立即认为也有与上面相同的根源，循着此踪迹追踪下去，很少会出错。——柏拉图解释其老师的信条时，竭力将一些高雅和高尚的东西塞进去——他是所有解释者中最为大胆者，把整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拔高，使其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主题和一首大家喜爱的歌曲。用无穷无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体展示他——即用他自己的所有伪装和多重性展示他。开句玩笑话，并用荷马的话来说，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是什么，难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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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知识”这一古老的神学问题，或者较为明白地说，本能与理性这一问题——即：就对事物的评价而言，本能是否应该比理性享有更大的权威，理性想要根据动机，根据“原因”，也就是根据目的和效用来估价和行动——这个问题一向是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最先出现在苏格拉底的头脑中，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分裂了人的心灵。苏格拉底本人当然是由其具有的才能——即卓越的辩证法家的才能——牵着鼻子走，先是站在理性一边。实际上，他终生所做的，只是嘲笑高贵的雅典人表现出的那种叫人难看的无能，他们像所有高贵的人一样，是受本能驱使的人，绝对无法对其行动的动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然而，最终他也嘲笑了自己，虽然是默默地、偷偷地嘲笑：由于具有较为敏锐的良知和较强的反省能力，他发现自己也处于相同的困境，也是那么无能。他自言自语道：“但人们为何因此要使自己脱离本能！应摆正本能的位置，也应摆正理性的位置——人们必须遵从本能，但同时必须劝说理性，用有力的论证辅助本能。”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位伟大而神秘的讽刺家的虚伪；他把自己的良知带到了这样的境地，在该境地，他满足于一种自欺欺人。实际上，他觉察到了道德判断中的无理性。——柏拉图在这些事情上较为无知，没有平民的那种狡猾，想要用其全部力量——一个哲学家所能付出的最大力量——证明，理性与本能自发地导向一个目标。导向善，导向“上帝”；柏拉图以来，所有神学家和哲学家都采取了与此相同的路线——这意味着，在道德问题上，本能（即基督教徒所谓的“信仰”，或我所谓的“民众”）到目前为止取得了胜利。不过，理性主义之父（从而也是法国大革命之祖父）笛卡尔是个例外，他仅承认理性的权威，但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由此而知，笛卡尔仍是浅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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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谁，研究一下某一门科学的发展史，都会发现一条线索，借此可理解获得所有“知识和认识”中最古老和最常见的过程。不管在哪一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都是早熟的假说、虚构、善良而愚蠢的“信仰”意志，以及怀疑精神和耐心的缺乏——我们的感官姗姗来迟，而且从未完全学会成为获取完整知识的器官。在给定的场合，我们的眼睛易于产生已经产生过的图景，而难于捕捉住某一印象中的变化和新奇之处，因为后者需要运用更大的力量，更多的“道德”。耳朵听任何新的东西，也很困难和费力，因此听异国音乐感到很别扭。我们听到人们说另一种语言时，常不自觉地力图用我们熟悉的词语学说这种语言，例如德国人往往把arcubalista念成armbrust（弩）。我们的感官也敌视和嫌恶新事物。一般说来，甚至在“最简单的”知觉过程中，也是各种感情占支配地位——譬如惧、爱、恨，以及被动的懒散之感。——如今读者很少读一页书上的所有单词（更不用说所有音节了）——而只是读每20个词中的大约5个词，并“推测”这些词可能具有的适当意思——与此相同，我们现在很少正确而全面地观察一棵树，很少观察它的叶子、枝干、颜色和形状；我们发觉想像一棵树的际遇要容易得多。甚至在最非凡的经历当中，我们也这么做。我们杜撰大部分经历，几乎不能说服我们思考任何事件，除非我们是事件的“发明者”。这一切有助于证明，源于我们固有的本性，从久远的年代起，我们就一直习惯于说谎。或者说得较为文雅或矫饰一些，也就是说得较为好听一些。

一个人的艺术家气质要比他所意识到的多得多。在热烈的谈话中，我常常可以根据对方表达的思想或根据我认为他头脑里想的东西，非常清楚而明晰地观察到他的面部表情，其清晰程度要远远超过我们依靠视觉的力量——即双眼肌肉的巧妙运用所能看到的程度。他也许装出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表情，或根本没有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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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做什么，梦中也会做什么，反之亦然。梦中经历的事情，若在梦中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最终就完全与“实际”经历的事情一样，与我们心灵中的东西相关联。由此我们就更加富有或贫乏，就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种要求，最终，在大白天，甚至在最清醒的时刻，我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梦中的情景所支配。设想某人在梦中经常飞翔，设想他一做梦，就感到具有飞翔的能力和技术，感到这是自己的特权，自己享有的一种特别引人忌羡的幸福。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稍微动一下念头，就能作各种转变动作，就能自由自在地飞翔，毫不费力气、不受约束地“上升”，可自然而然地“下降”——不用费劲！——具有这种梦幻经历和做梦习惯的人，怎能不发觉另一种幸福，即便是在醒着的时候！他怎能不——渴望另一种幸福？与他自己的“飞翔”相比，诗人们所描述的“飞翔”，对他来说肯定太世俗、太费力、太剧烈、也太“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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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间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列出所想要的不同东西上——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对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一的好东西意见不一上，和对公认的好东西其价值大小、等级高低意见不一上——还更多地表现在他们认为什么是实际拥有和占有一件想要的东西上。譬如就女人来说，控制其身体和性满足，对于一个较为节制的人而言，便是拥有和占有的足够充分的标志；另一个疑心较重和对占有具有更大渴求的人，则觉得这种表面的拥有“成问题”，想作较为精细的检验，来弄清女人是否不仅只是把身体许给他，而且还愿意为了他放弃自己拥有或想要拥有的东西——只有作了这种检验之后，他才把她视为“占有物”。然而，即使做完这种检验，仍会有人觉得还有怀疑的余地，占有欲还未得到满足：他会问自己，女人在为他放弃了一切之后，是否会为他的幽灵也这么做？他首先想要完全彻底地被人了解；为了得到爱，他大胆地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当他心爱的人对他不再存任何幻想，即爱他的卑劣和肮脏之处，又爱他的善良、坚韧和高尚精神时，他才会感到完全占有她。一个人想要拥有一个国家，会发现卡廖斯特罗①和卡塔利那②的高妙手法适用于此目的。另一个人的占有欲若较为高雅，会自言自语道：“我在想占有的地方不应行骗”——一想到他的假面具将在人们的心中占支配地位，他就生气，不耐烦。“所以，我必须让人们了解我，首先要学会自知之明！”人们总是会发觉乐善好施的人用叫人难看的灵巧手法给需要帮助的人作一番适当的打扮，打扮得如他似乎“应该得到”帮助，正寻求他们的帮助，并将会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和眷恋。以这种傲慢态度，他们便像对待财产那样控制穷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宛似出于拥有财产的欲望。他们的施舍若与其他人相重复，或被其他人领先，他们会忌妒万分。父母总是不自觉地把孩子塑造成自己的样子——他们把这称作“教育”。没有哪位母亲在心底里怀疑她生的孩子是自己的财产，没有哪位父亲会对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犹豫不决。的确，从前父亲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新生婴儿的生死（例如在古代德国人中间）。与父亲一样，教师、班级、牧师和君主，也在每一新来的人身上，看到拥有一项新财产的机会。

①意大利18世纪江湖骗子、魔术师和冒险家，流窜欧洲各大城市，以兜售假药、算命等行骗，因触犯刑律被判处无期徒刑。——译者

②估计是与注①相类似的人物。——译者

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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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①和整个古代世界的人都说，犹太人是一“生来当奴隶”的民族。犹太人自己却说，而且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完成了颠倒价值评价的奇迹，由此在几千年岁月中获得了一种危险的新魅力。他们的先知把“富裕”、“不信神”、“邪恶”、“暴力”、“官能”等词语融合为一体，最先把“现世”这个词铸造成了贬义词。犹太民族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价值评价的颠倒上（其中还包括把“贫穷”这个词用作“圣人”和“朋友”的同义词）；与犹太民族一起出现的，即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①塔西佗（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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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断出：太阳附近有无数黑暗的天体。这些大体是我们决不会看到的。我们私下说，这是个比喻；道德心理学家把全部星辰的文字仅仅看成一种比喻性的符号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许多事物也许是未表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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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根本上误解了食肉的野兽和食肉的人（譬如，切萨雷.博尔吉亚①），误解了其本性。我们力图在这些最健康的热带怪物和产物的体格上发现“病态”，甚或力图在它们身上发现与生俱来的“地狱”——几乎所有道德家迄今都是这么做的。道德家是不是憎恨原始森林和热带地区？他们是不是在不遗余力的诽谤“热带人”，说他们使人类患病，使人类堕落，或说他们自作自受，自己折磨自己？为何这样做？是为了偏袒“温带地区”，偏袒温带人，偏袒“道德”，偏袒庸庸碌碌的人吗？——那么，应该写出这样一章：“胆小的道德。”

①博尔吉亚（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任巴伦西亚大主教、枢机主教，善于利用阴谋和暗杀达到自己的口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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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致力于所谓“幸福”的道德体系，能是什么呢？只能是针对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危险而提出的行为建议；只能是医治人们感情，纠正好倾向和坏倾向的药方，只要人们尚有强力意志，想要充当主人；只能是充满了老妇人智慧的大小权宜之计和巧妙手法。它们的形式都怪诞而荒唐——因为它们针对“一切”发表议论，因为它们在不能得出普遍规律的地方得出了普遍规律：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这说那，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它们都不仅让人感到半信半疑，而且只有在放入过多的佐料，散发出危险气味，尤其是散发出“来世”的气味时，才是可忍受的，才具有诱惑力。从智力方面评价，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根本不是“科学”，更不是“智慧”。但再说一遍，而且要再说三遍，它们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掺杂着愚蠢，愚蠢，愚蠢——无论是像斯多噶学派劝说和鼓励人们的那样，对各种热烈而愚蠢的感情采取漠不关心和冷漠的态度；还是像斯宾诺莎建议的那样，不再笑，不再哭，通过分析和剖析摧毁感情；或者像亚士多德的道德学说所鼓吹的那样，把感情降低到清白无邪的适当程度，在这一程度上，让感情得到满足；或者把道德视为拥有自觉减弱的感情，用艺术的符号作用使其超凡脱俗，或许表现为音乐，或表现为对上帝的热爱，表现为为了上帝而对人类的热爱——因为在宗教中，感情只要是……，就会被再次授予公民权。最后，甚至是像哈菲兹①和歌德教导的那样，若是富有智慧的怪老头和酒鬼，就可以顺从和沉溺于感情，大胆地放开精神和肉体自由意志的缓绳，因为在这种人那里，放纵感情“己不再有多大危险”。因而也应该写出这样一章：“胆小的道德。”

①哈菲滋（1325？——1390？），波斯诗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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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有人群（家族联盟、社会、部落、民族、国家、教会），并总是大多数人相应地服从于发号施令的少数人。所以，迄今为止，人类最为经常地身体力行服从，最出色地培养出了服从精神。因而有理由认为，服从是每个人天生的需要，是人正式的良知，它发布以下命令：“汝应当无条件地做某事，无条件地不做某事；”总之，“汝应当”这种需要力求自己满足自己，力求用某一内容来填写其表格；依照其强度、不耐烦程度和急切程度，它那杂食性的胃口，可不加选择地立即明白和接受由各种各样下命令者对其喊出的任何东西——这些下命令者可以是父母、老师、法律、阶级偏见或舆论。人类发展所受到的极大限制，迟疑徘徊，拖延推迟，经常的倒退和改变方向，可归因于服从这一群居本能遗传得非常好，而命令艺术却受到了损害。倘若设想一下这一本能增加到最大限度，则下命令者和独立的个人最终将消声匿迹；或者他们心灵深处会感到内疚，会先进行一番自我欺骗，然后才能下命令，宛如他们也只是在服从。目前欧洲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命令阶级的道德虚伪。他们使自己免遭内疚折磨的方法，只能假装是在执行（先辈、宪法、正义、法律或上帝本人的）年代更为久远的、更高一级的命令，或甚至用撷取自民众流行意见的熟语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人民的头等公仆”，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爱群居的欧洲人目前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样子，对自己的各种品质赞不绝口，其中包括热心公益、和蔼可亲、服从依顺、勤劳、节欲、谦虚、宽容、富于同情心。由于有了这些品质，他便温文乐雅，坚韧不拔，有益于民众，从而具有了人类特有的美德。然而，在认为不能缺少领袖和领头羊的情况下，当今人们一再试图把爱群居的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以此取代发号施令者：譬如，所有代议制政体便起源于此。尽管如此，对于这些爱群居的欧洲人而言，出现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会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又会摆脱一个多么不堪忍受的重负呵——拿破仑的出现所起的作用，就是最近对这一事实的伟大证明。拿破仑的影响史，几乎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值得尊敬的个人和时期所获得的高级幸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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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种族相互融合的时代，人的身体中继承着多种多样的血统；也就是说，继承有相互对立的，而且常常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本能和价值标准。它们相互冲突，很少平静下来。晚近文化孕育出的这样一种人，通常是软弱的人。他的根本愿望是结束内心的战争；在他看来，幸福就是某种镇定药，就是某种（譬如伊壁鸠鲁式的或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悠闲、无打扰、精神充实和最终和谐带来的幸福——用圣洁的修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日”。然而，倘若本性上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成为生活的另一种激励和刺激，同时另一方面，如果除了其不可调和的本能外，他们身上还继承和被灌输适当的控制力和机敏性（即自我克制和自我欺骗的能力），来进行内心的这种冲突，那就会出现一些叫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和不可解释的人，他们注定要征服和胜过他人，最佳例子便是亚西比德①和凯撒（按照我的鉴别力，我要把欧洲第一人霍亨期陶芬王朝的肺特烈二世与凯撒联系在一起），艺术家当中或许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们恰好出现在渴望休闲且软弱类型的人大量涌现的时期。这两种类型的人是互补的，产生于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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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认为道德判断的效用仅仅是群居的效用，只要着眼点仅仅是保存社会，完全根据是否危害社会来决定什么是不道德的，就不会有“爱邻人的道德”。即便时常可见到些许关心、同情、公平、文雅和互助，即便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所有这些本能很活跃，近来被冠以各种荣誉称号，被称之为“美德”并最终几乎与“道德”概念相重合，但在此时期，它们仍不属于道德估价领域一己们仍超越了道德。譬如，同情行为在古罗马最鼎盛的时期，既不被称为好，也不被称为坏，即不被称为有德，也不被称为缺德；即便受到赞扬，赞扬中也含有怨恨和轻蔑，顶多把同情行为直接与有利于全体福利，有利于国家的行

①亚西比德（？前450——前404），古雅典将军、政治家、苏格拉底的生死之交。——译者

为作一番比较。毕竟，相对于惧怕邻人而言，“爱邻人”总是次要的事情，部分是相沿成习的，是随意表露出来的。在社会组织总的说来似乎己牢固建立起来且能抵御外部危险之后，正是这种对邻人的恐惧会再次带来有关道德评价的新观点。某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例如进取心、轻率鲁莽、报复心、狡猾、贪婪和权力欲，从一般效用的观点出发，不仅不得不给予荣誉——当然是以不同于此处所给出的名义——而且还不得不加以鼓励和培养（因为在抵御共同的敌人时，永远需要它们），但现在人们却感到这些本能的危险增加了一倍——眼下缺少发泄这些本能的机会——因而逐渐给它们加上了不道德的恶名，对其肆意加以诽谤。相反的本能和倾向却获得了道德荣誉；群居本能逐渐退出舞台。在一种观点、一种状况、一种感情、一种倾向或一种大赋中包含有多少危及社会的危险——这便是现在的道德视角；在这里，恐惧再次成为道德之母。正是在最高尚和最强烈的本能充满感情地爆发，并使人远远高于和超过群居良知的一般低水平时，社会的自我信赖能力便会被摧毁；社会对自己的信心，可以说社会的脊梁便会折断；因此，这些本能会受到最猛烈的谴责的低毁。崇高的独立精神，鹤立鸡群的意志，乃至富于说服力的理性，都被觉得是危险的；于是，将个人提升至畜群之上，招致邻人恐惧的一切，都被称之为罪恶；宽容大度的、不喜铺张招摇的、善于自我平衡的性情，以及平凡的愿望和欲望，获得了道德上的殊荣和荣誉。最后，在和平气氛很浓的环境下，很少有机会也几乎没有必要把感情训练得严厉和严格；现在，每一种形式的严厉，甚至公正上的严厉，都开始使良心感到不安；透着傲慢与严厉的高贵和自负总是惹人生厌，引起人的猜疑，“羔羊”，尤其是“绵羊”才赢得人们的尊敬。在社会发展史上，病态和温和娇柔达到一定程度，社会本身便会站在损害社会者的一边，站在罪犯的一边，而且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真心实意的样子。在社会看来，惩罚似乎有欠公平——的确，此时“惩罚”和“惩罚之义务”的思想叫人民感到痛苦和惊恐。“使罪犯不再能够为害，不就足够了吗？为何还要予以惩罚？惩罚本身太可怕了！”一旦提出这些问题，群居的道德亦即恐惧的道德，便会宣告终结。假如能完全消除危险，消除造成恐惧的原因，同时也就终结了这种道德，这种道德也就不再认为自己是人们所需要的！无论是谁，只要考察一下当今欧洲人的良心，都总是会从其道德的褶皱处和隐蔽的凹陷处，发现相同的命令，胆小的民众的命令：“但愿迟早不再有可害怕的东西！”迟早——哪里是迟早，现在这种意志和通向这种意志的道路，在整个欧洲就被称作“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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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立即再说一遍，我已说过上百遍的事情，因为人们的耳朵不愿听这样的真理——我们的真理。我们都很清楚，若有谁直接地，不是在比喻的意味上把人归于动物之列，那听起来有多刺耳；可是，偏偏在谈论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时，我们常常使用诸如“畜群”、“畜群本能”这样的词语，这会被视为我们的罪过。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新见识。我们已发现，在欧洲以及受欧洲影响的国家，人们在主要的道德判断上的意见都一致：在欧洲，人们显然都知道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知道当初那条著名的蛇答应教给人的事情——如今他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如果我们老是反复说，欧洲人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欧洲人用自夸自责赞美自己、称自己为善的，乃是畜群之人的本能，那听起来一定很刺耳，叫人很反感。这种本能己显露出来且愈来越强烈，而且随着其症状之生理上的近似性和相似性不断增大，它愈来愈占据支配地位，凌驾于其他本能之上。目前欧洲的道德乃是畜群道德；所以，照我们的理解，它仅是一种人类道德，与其相并列，在其之前和在其之后，可能还有而且也应该有其他许多道德，尤其是一些高层次的道德。可是，为免遭这种“可能”和“应该”的损害，这种畜群道德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它执拗而毫不容情地说：“我就是道德本身，再没有其他什么道德了！”实际上，借助于一种迁就和迎合畜群之最高尚欲望的宗教，事情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经常发现这种道德甚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民主运动继承了基督教运动的遗产。可是它的速度，对于那些性急者，对于那些被畜群本能弄得疯疯颠颠、心烦意乱的人来说，则嫌太慢而令人困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野狗越来越猛烈的狂吠和越来越不加掩饰的呲牙裂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野狗目前正在欧洲文化的街道上游荡。表面上都反对温和而勤劳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思想家，更加反对蠢笨的冒牌哲学家和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希望建立“自由社会”的博爱空想家，可实际上却是一丘之貉，对于除了白治的畜群以外的任何社会形式，都抱有根本的敌意（甚至拒不接受“主人”和“仆人”这样的概念——社会主义的公式是，既不要神，也不要主人）；都一致坚决反对一切特殊要求、一切特殊权利和优先权（这意味着最终反对一切权利，因为如果人人平等，也就没有人再需要“权利”了）；都一致怀疑惩罚的公正（似乎这是对弱者的一种侵犯，对所有以前社会的必然结果的不公平）；但他们也都同样信奉同情的宗教，凡是感受过、生活过和遭受过的一切，对之都表示同情（下至禽兽，上至“神”——过分“同情神”乃是民主时代的现象）。他们一起为同情呐喊，为同情焦急，一般说来，对痛苦恨得要死，几乎像女人那样不能目睹痛苦，不能听任痛苦存在。他们都不由自主地黯然忧伤，心肠变得很软，欧洲被其迷惑，仿佛受到一种新佛教的威胁。他们一致坚信相互同情的道德，好像这就是道德本身，就是顶点，是人类所达到的顶点，未来的、独一无二的希望，也是对当前的安慰，对过去所有债务的大清偿；全都一致相信社会是拯救者，也就是相信畜群，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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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则有一种不同的信念——可划门不仅把民主运动视为一种堕落的政治形式，而且认为它相当于人的一种堕落和衰落的形式，其中包含着人的平庸和贬值。那么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何处？寄托在新哲学家身上——别无其他选择：寄托在身体非常强健、创造力非常丰富的人身上，他们能提出相反的价值判断，能重新估价和颠倒“永恒的价值”；寄托在先驱者身上，寄托在未来人身上，他们目前便勒紧裤腰带，打紧鞋带，迫使太平盛世走上新的道路。为了使人懂得人类的未来就是其意志，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的意志，为了准备好在培养和教育人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冒险和尝试，从而结束愚蠢和偶然的可怖统治（这种统治迄今的名称是“历史”，其最近的形式是“最大多数人”这一愚蠢说法）——为此目的，迟早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哲学家和命令者。一想到这些哲学家和命令者，一切与那些神秘的、可怕的和仁慈的生物有关的事物便显得那么苍白和矮小。这种领导者的形象在我们眼前晃动——我是否可以大声说，你们就是自由精神？为产生它们，人们一方面要创造同时也要利用的条件；还有所推定的方法和检验，借此，灵魂可逐渐成长，达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具有非常大的力量，以致感到不得不执行这些任务；以及对价值的重估，在其新的压力和锤炼之下，良心会被铸得钢铁般坚硬，心肠会变得硬如黄铜，于是可承受责任的重压。另一方面则非常需要这样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很可能供应不足、早产和堕落——这些就是我们真正担心和发愁的事。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这些自由精神！这些便是横扫我们生活的思想及暴风雨。几乎没有哪一种痛苦比看到、发现或感受到一个杰出人物迷失道路和堕落，更叫人难以忍受了。但是，倘若某人独具慧眼，看到“人类”自身有可能堕落，倘若他像我们那样认识到在摆弄人类命运的游戏中，迄今起作用的是极端的偶然性——无论是上帝之手，还是“上帝之指”都未参与这场游戏！倘若他发觉了隐藏在白痴般欣然接受和相信“现代思想”背后的命运，尤其是发觉了隐藏在全部基——欧洲道德背后的命运，那他遭受的痛苦便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他瞥见了通过耐心积蓄和扩大人的能力和能量所尚能发掘的人的潜力；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人尚有发挥最大潜力的余地，知道普通人过去常常面对神秘的决定和新的道路——他从自己最为痛苦的回忆中，可更清楚地明自这一点，即回忆一下各种讨仄的障碍，迄今都已成为碎片，被粉碎、沉没，变得不值一提。克服了这些障碍，便可取得最高层次的发展。人类普遍退化至“未来人类”——即社会主义蠢货和浅薄者所理想化了的未来人类——的水平，人类的这种退化和生长受到阻碍，变成绝对群居的动物（或者如他们所称谓的，变成“自由社会”的人），人类受到这种残酷对待，成为具有平等权利和要求的特别矮小的动物，无疑是可能的！谁参悟出最终结局可能是这样，谁便体验到其余人类所未曾体验过的另一种厌恶——或许也是一种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