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宗教情绪

第三章宗教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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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灵魂及其限度，人类迄今所获得的内心体验，这些体验的高度、深度和距离，灵魂至今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穷尽的可能性，这对于天生的心理学家和喜欢打“大猎物”的人来说，是命定的狩猎范围。但他肯定会常常绝望地自言自语：“单个人！哎，仅仅是单个人！这片大森林，这片处女林！”他希望有几百名打猎助手，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猎犬，打发他们进入人类灵魂的历史中，把猎物驱赶到一块儿。但这是妄想，他一次又一次深深地、痛苦地感到，要找到助手和猎犬来帮助做那些直接激起他好奇心的事情有多么困难。新的危险狩猎需要人们勇敢、聪明和敏锐，然而不幸的是，把学者遣人这些地方后，出现“大猎物”而面临巨大危险时，他们却一点用都没有——这时，他们的眼不尖，耳不灵了。譬如，为了推测和确定知识和良心问题，在宗教人士的灵魂中有何种历史，一个人在知识和良心上，也许要具有像帕斯卡尔那样深刻、脆弱和广博的体验；然后还要具有纯洁而顽皮的灵性，广阔而高高在上，能从上面俯瞰、排列和有效地表述这许许多多危险而痛苦的体验——但是有谁能帮上我这个忙！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的仆人！——能帮忙的人显然是太少了，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少有这样的人！最终，我们还得自己做每件事，以对事情有所了解；这意味着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一刊l像我那样的好奇心，肯定是最令人愉快的恶习——恕我这么说！我的意思是，热爱真理会在大国得到报偿，而且己经在地上得到了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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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基督教所希望的和怀疑主义盛行、奔放不羁的南方世界（在南方世界，各哲学派别之间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这种斗争颇有价值，罗马帝国提供的耐力训练也很有价值）常见的那种信仰——并不是路德那样的人、克伦威尔那样的人或某个北方野蛮人也许仍借以依附于上帝和基督教白我克制的真诚信仰；而毋宁说是帕斯卡尔的信仰，这种信仰令人可怖地类似于理性的连续不断的自杀——这是种坚韧的、长命的、虫豸般的理性，是无法一下子立即杀死的。基督教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牺牲：牺牲所有自由、所有自尊、所有精神上的自信；与此同时这种信仰是屈从、自我嘲笑和白我残害。这种信仰中有残忍和宗教上的腓尼基精神，被弄得适合于柔弱的、多方面的、很爱挑剔的良心；它理所当然地认为，使这种精神屈服具有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精神的全部过去和全部习惯，都抗拒荒诞主义，而“信仰”正是以荒诞主义的形式发生。现代人对基督教的一整套术语麻木不仁，不再能体味“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矛盾说法在古人头脑中所产生的至高无上的联想。迄今无论在哪里，都从未有过如此大胆的颠倒，也从未有过像这种说法那么可怕的、那么好探究的、那么成问题的东西：它重新评估全部古老的价值——正是这个东方人，这个思想深刻的东方人，正是这个东方奴隶，由此而报复了罗马和其高尚的、漫不经心的宽容，报复了罗马人的无信仰的“大主教”。常常不是这种信仰而是摆脱这种信仰，对这种信仰的严肃性采取半斯多噶派的、面带微笑的冷淡态度，使奴隶们对其主人感到愤怒并揭竿而起。“启蒙运动”导致造反：因为奴隶想要无条件的东西，他只懂得残暴，甚至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他爱的方式与J限的方式一样，没有深浅不同的爱，爱得深而又深，爱到使人疼痛和不舒服的地步——隐藏在内心的许多痛苦，使他厌恶那种表面上拒绝受苦的高尚情趣。对受苦所抱的怀疑态度，从根本上说，是贵族道德的态度，决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决不是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最近一次奴隶大起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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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口前为止，无论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只要出现宗教神经症，便会对饮食起居开出三个危险的药方：隐居、禁食和禁欲——但却无法确定哪个是囚，哪个是果，或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后一种怀疑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即：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便是突然过度纵欲；然后又突然转变为一阵悔罪、弃世和断念。这两种症状也许都可解释为隐蔽性的癫痫？但此处最需要的是把解释撇在一边：在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周围，都未出现过如此大量的荒谬和迷信言行，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都未如此令人们，甚至哲学家感兴趣——或许现在该超脱一点，该学会小心谨慎，或更应该把眼光移向别处，或抽身走开。——但在最近的哲学背景下，在叔本华的哲学背景下，我们几乎发现了问题本身，即发现了宗教危机和觉醒背后的可怕问号。怎么可能否定意志？怎么可能出现圣徒？——叔本华似乎就是从这一问题起步，并成为哲学家的。因而叔本华带来的实际后果便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就德国而言，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个追随者），即理查德·瓦格纳竟将其毕生事业停止在这里，最后将那一可怕的永恒类型，作为真实的类型搬上了舞台。而此种类型的人在爱和生活的时候，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精神病医生，便有机会在近处，在宗教神经病——或我所谓的宗教情绪——最近一次蔓延和爆发，并表现为“救世军”的地方研究他们。——然而，如果在有关圣徒的整个现象中，要问是什么东西使各个时代的各种人极为感兴趣，则无疑是其中出现的奇迹——即一连串真接的对立物，一连串被认为在道德上对立的灵魂状态：人们在此处认为，不言而喻，“坏人”一下子转变成了“圣徒”，即好人。迄今的心理学都在此出了事；出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学将自己置于道德的支配下，相信各种道德价值观处于对立状态，认为具体情况的文本和事实中便有这种对立。什么？“奇迹”只是解释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缺乏语文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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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民族对天主教的依恋，似乎比我们北方人对基督教的依恋要深得多。在天主教国家无宗教信仰的含义，似乎完全不同于对新教徒的含义——一对拉丁民族而言，这是对民族精神的某种反叛，然而对我们而言，则毋宁说是复归于民族精神（或非精神）。我们北方人无疑源于野蛮民族，甚至我们的宗教天赋亦源自野蛮民族——我们的宗教天赋实在很差。凯尔特人或许是例外，他们为基督教在北方的传播，提供了最优良的土壤：基督教的理想是尽可能地多吸收北方惨淡的阳光，而在法国生长开花。每当后来法国怀疑论者的血统中流淌凯尔特人的血液时，他们在我们的口中，便有多么大一股怪异的虔诚味道！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在我们看来带有多么浓的大主教气味，多么的非日耳曼，本性上具有多么强烈的罗马人的逻辑！尽管圣伯夫对耶稣会会士抱有敌意，但是在他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史》中，那个和蔼可亲而狡猾的导游，却多么像耶稣会会士！甚至还有欧内斯特·勒南：宗教的每次震颤，都使他那贪恋酒色、安逸舒适的灵魂失去平衡，这样一个勒南的谎言，我们北方人又怎么能够理解！让我们抄录下他的几个精美语句——这些语句在我们也许不是那么美丽的铁石心肠中，即在我们那较为日耳曼式的灵魂中，立即会唤起多么邪恶和高傲的情感！——“因而可以大胆地说，宗教是正常人的产物，人在最虔诚，对无限的命运最有把握时，处于最真实的状态。……正是在人最善良的时候，人希望美德与永恒的秩序相一致，正是在人不偏不倚地思考事物时，更觉得死亡令人仄恶而荒谬。怎能不认为正是在此时，人看得最清楚？”……这些语句太逆我的耳了，太不合我的思维习惯了，当时一看到它们，我便怒不可遏，在旁边批注道：“真是宗教混帐话！”——但是平静下来之后，我反而喜欢上它们，这些应完全颠倒过来看的语句！有自己的对立面，真好，真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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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是它喷涌出不可遏制的感恩之流——只有非常优等的人，才会对白然和生命抱有如此的感恩之情。——后来，当下层民众在希腊占了上风时，恐惧也在宗教中蔓延开来；于是便为基督教的出现作好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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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的热爱：有种种粗鄙的、实心眼的、纠缠不休的爱，如路德的那种爱，——整个新教都缺少南方的精致与优雅。这种爱有时表现出东方人式的兴高采烈，犹如奴隶受到过分宠爱和提拔。圣奥古斯丁就是如此，他咄咄逼人，举止和愿望全无高贵气质。这种爱有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和欲求，渴望一种神秘的自然的统一，居伊昂夫人就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爱似乎是少女或小伙子青春期的伪装；甚至似乎是老妇人的歇斯底里，亦似乎是老妇人最后的期待。教会常封这样的妇人为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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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势的统治者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圣徒打躬作揖（圣徒是自我屈从和完全自愿地自我奉献的谜）——他们为什么打躬作揖？他们在圣徒身上一州以乎在圣徒那虚弱而可怜的外表背后——感悟到了这种屈从检验自身的超等力量，感悟到了意志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对力量的热爱，而且知道如何敬重这种力量：他们敬重圣徒，就是敬重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此外，圣徒沉思冥想的样子，使他们觉得，圣徒不会无缘无故地以如此大的毅力，进行自我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本性——有权势的统治者这样探问道。也许其中有某种很大的危险因素，禁欲者或许希望通过秘密的谈话者和来访者对其有更准确的了解？总之，世界上的统治者在圣徒面前渐渐有了一种新的恐惧，体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个尚未被征服的敌人——正是“强力意志”迫使他们停在圣徒面前。他们不得不盘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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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人的神圣的正义之书《旧约全书》中，人物、事例和言论多得数不胜数，希腊和印度的文献难以望其项背。人们站在那些令人惊叹的古人遗迹面前，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敬畏，悲哀地怀念古老的亚洲及其凸出来的小小半岛欧洲。欧洲无论如何在亚洲面前，都要扮演“人类进步”的角色。当然，本身只是柔弱而温顺的家养动物，只知道家养动物之需要的人（如现今有教养的人，其中包括“有教养的”基督教徒），站在这些遗迹当中不一定感到惊异，甚至也不感到悲哀——是否喜欢《旧约全书》是“伟大”与“渺小”的试金石？也许他会发现，《新约全书》这本恩典之书更合他的口味（这本书散发出道道地地的、多愁善感的、无知的祈福者和怜悯的浓浓气味）。把这本《新约圣经》（各方面都具有洛可可式的风格）与《旧约圣经》装订成一本书，装订成“圣经”，也许是欧洲文坛昧着良心所做的最厚颜无耻的一件事，即“对圣灵犯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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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为何无神论甚嚣尘上？“圣父”被彻底驳倒了；“最高审判者”和“最高恩宠者”也被驳倒了；他的“自由意志”亦复如此。他未听到——即便是听到了，也束手无策。最糟糕的是，他似乎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是不是拿不准？——这就是我（通过在各种交谈中的提问和倾听）了解到的欧洲有神论衰落的原因；我觉得，虽然宗教本能在茁壮生长，可它却带有深深的怀疑情绪，无法使有神论者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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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现代哲学有何贡献？自从笛卡尔以来——实际上更多地是违抗他，而不是依据他的程序——所有的哲学家一直在批判主谓概念的幌子下，试图谋杀灵魂这一古老的概念——也就是说，试图谋杀基督教的基本前提。现代哲学在认识论上采取怀疑态度，暗地里或公开地反对基督教，虽然（对于耳朵灵敏的人来说）并不反对宗教。以前，人们就像相信语法和语法上的主语一样，相信“灵魂”的存在。人们常说“我”是条件，“思”是谓语，受条件制约。思是一种活动，必须假设有一主语是这一活动的原因。于是，人们作出种种努力，看看是否能把事情颠倒过来：“思”是条件，“我”被条件所制约；所以，“我”只不过是由“思”本身所作的一种综合。康德实际上想要证明，从主体出发不能证明主体，亦不能证明客体，主体从而“灵魂”表面上存在的可能性，一向与他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思想便是佛陀哲学，曾经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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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残酷像个大梯子，有许多梯级；但最主要的是三个梯级。从前，人们把自己的财产献祭给神，或是把自己最热爱的人献祭给神——属于此类的有：所有原始宗教的首批祭品，以及卡普里岛屿上米特拉神岩洞中，提比略皇帝奉献的祭品，这可以说是古罗马所犯下的所有时代错误中最最可怕的一种。继之，在人类的道德时代，人们把自己的“天性”献祭给神；这种节日般的快乐显露在禁欲者和“违反天性的”狂热宗教信徒的无情扫视之中。最后，还有什么可以献祭的呢？人们是不是必须把一切令人感到欣慰、治愈心灵创伤和神圣而崇高的东西，一切希望，一切对隐秘的和协、对未来的幸福和正义的信念，都献祭给神呢？是不是必须把神本身也当作祭品，严苛地对待自己而崇拜石头、愚蠢、重力、命运、虚无？为虚无而献祭神——这一自相矛盾而神秘的、最终的残忍行为，将留待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去完成；但我们大家都已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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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若像我这样，被某种神秘的欲望所驱使，长期以来力图把悲观主义搞个水落石出，以摆脱半基督教、半德意志的狭隘和愚蠢（悲观主义在本世纪正是以这种狭隘和愚蠢，即以叔本华哲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无论是谁，若以亚洲人或超越亚洲人的眼光，真正观察人的内心世界，观察所以可能的思维方式中最为厌世的思维方式——超越善与恶，不再像佛陀和叔本华的理论，被道德所控制和蒙蔽——无论谁摆脱道德的束缚，或许会不知不觉地睁开眼睛，看见相反的理想：那些最热爱现世、生气勃勃、活泼快活的人们的理想，他们不仅已学会了与过去和现在妥协，而且还希望生活永远保持过去和现在那种样子；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整个人生大声喝彩：不仅仅是为人生而且实际上是为需要人生——使人生成为必要——的人们喝彩；因为这些人总是要更新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的。——唉，这难道不是——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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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四周的距离或空间，会随着想象力和洞察力的加强而增大。人的世界会变得更为深广，不断出现新的星辰、新的奥秘和新的观念。也许智力之眼以其敏锐和深邃的目光观察一切时，只不过是在眨一眨眼，是在作游戏，是在闹着玩。或许曾引起最多厮杀的苦难的最庄严的概念，如“上帝”和“罪恶”，有一天对我们来说将不再重要，而只不过是老人眼中小孩子的玩具或小孩子的痛苦；于是“老人”或许又需要有另一种玩具和另一种痛苦一总是孩子气十足，永远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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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否已观察到，表面的懒散或半懒散，对于真正的宗教生活（也对于其喜欢的、不辞辛劳而明察秋毫的反省；对于“祈祷”时的温和与平静；对于为“上帝降临”时刻做好准备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我指的是那种问心无愧的懒散，那种只有昔日具有高贵血统之人才享有的懒散，此种懒散与眼下辛苦工作正在败坏——使身心庸俗不堪——的贵族气质何其相似。因而，不正是这种腐败的气质在教育人们“无信仰”，并为“无信仰”铺路吗？譬如，在目前远离宗教而生活的德国人当中，我发现了各种不同的出身各异的“自由思想家”。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太多数人一代一代辛勤劳作，已消解了宗教本能，因而他们已不知道宗教是干什么用的，只是呆笨而吃惊地注意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宗教。这些好人感到自己太忙了，无暇旁顾，既要工作又要享乐，还要为“祖国”出力；要看报，还要尽“家庭义务”。他们似乎没有一点时间来顾及宗教。特别是，他们不清楚宗教究竟是一种新工作呢，还是一种新享乐。他们自言自语道，反正人们去教堂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破坏情绪吧。他们决不是宗教习惯的反对者，假如环境或国家利益要求他们服从这种习惯，他们会按要求去做的，正如他们已经按要求做了许许多多事情——而且保证会耐着性子，认认真真地去做，不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他们繁忙得很，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表示赞同或反对。当前便可以把属于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新教徒划归这种人之列，新教徒划归这种人之列，特别是在人们辛勤劳作的大贸易和商业中心；大多数辛勤劳作的学者和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也可算作这种人（神学家不在此列，心理学家总是感到纳闷，怎么会有神学家他们，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就那些虔诚的或仅仅去教堂作祈祷的人们而言，我们几乎不知道一个德国学者目前需要有多少自觉自愿的成分，或随心所欲的意志，才能认真对待宗教问题。他的专业工作（以及我已经说过的他那像工人一样、由现代良心驳迫的辛勤劳作），往往使他对宗教采取一种高傲的、几乎是仁慈的平静态度，偶尔对一些人的“邪”念表示些许的蔑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谁仍宣称属于基督教会，谁就有邪念。只是在历史的帮助下（因而不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学者才得以对宗教表现出可敬的认真态度和某种畏畏缩缩的敬意；但即使他达到对宗教充满感激之情的地步，他也仍未亲自再更进一步，树立起对教会的信念，从而虔诚地对待宗教；甚或与此相反。他是在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环境下出生和长大的，就他来说，这种对宗教的淡漠，通常会升华为小心谨慎和纯洁正直，避免接触宗教界人士和宗教问题；可能正是他深深的宽容和仁爱，促使他躲避宽容带来的麻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神圣的幼稚行为，其他时代会因为有人发现了这种幼稚行为而深表忌妒：学者深信自己高人一筹，深信自己的宽容问心无愧，深信应确定无疑地把笃信宗教的人视为价值较小的低等人，而他自己则是超出和高于他们的——但他只不过是个傲慢的小侏儒和骗子，过于警觉、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思想”，各种“现代思想”！所有这一切又包含了多少幼稚行为——多少可爱的、小孩子般的、愚蠢的幼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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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深深地了解了世界，都会发现人的浅薄无知是明智的。正是人的乖僻本性使得人轻浮、轻飘和虚伪。在各处都会发现，哲学家和艺术家狂热而极端地崇拜“纯形式”，毫无疑问，谁都得膜拜表面上的东西不可，而有时就会不幸掉进它的束缚。那些被烧伤的孩子，那些天生的艺术家，甚至也有等级，他们发现，生活的惟一乐趣就是尽力歪曲生活的形象（似乎是要疲惫地报复生活）。人们会推测，生活究竟怎么会使他们那么反感，致使他们那么想歪曲、缩小和神化生活的形象。人们会把艺术家当中笃信宗教的人，视为最高等级的人。人们满腹狐疑地对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怀有深深地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使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存在作出了宗教上的解释：人们从本性上害怕会太快地获得真理，在人变得足够强大、足够坚强、具有足够多的艺术家气质以前。……虔诚，“神之生命”，以这种观点看，似乎是害怕真理的最终结果，似乎是艺术家在所有最符合逻辑的真理面前的赞颂和陶醉，似乎是颠倒真理、不惜以任何代价说谎的意志。或许，迄今为止，美化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说他虔诚；说某人虔诚，某人就会变得非常狡猾，非常浅薄，非常光彩照人，非常善良，其样子也就不再惹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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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帝而爱人类——这是迄今人类获得的最为崇高和最为超然的感情。不要任何补偿地爱人类只不过是另一种愚蠢和残忍行为，热爱人类的这种倾向，首先必须从一种更高的倾向得到其均衡的比例。谁先觉察和“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他力图表达事情时多么结结巴巴，他都将永远是神圣的和令人尊敬的，是迄今飞得最高、迷路迷得最讨人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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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自由人所理解的哲学家——哲学家是负有最重大责任的人，对人类的发展负有良心上的责任——会利用宗教来训练人和教育人，正如他们利用当今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做这项工作那样。利用宗教所产生的控制性影响，其所迷惑和保护的人不同，既可以是具有创造性和塑造性的，也要以是有破坏性的。有些人性格坚强而具有自立精神，大生注定和后大培养成是发号施令的人，具有统治民族的能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宗教是另一种工具，可用来克服行使权力的障碍——是连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纽带，可把被统者的良心拱手交给统治者，而人们从内心深处总是尽力逃避服从。贵族出身的人很特别，精神境界高人一等，倾向于过闭门索居、沉思默想的生活，喜欢以较优雅的方式（通过某一阶层中精选的追随者或成员）进行统治，他们可利用宗教获得安宁，远离管理粗俗事物的噪杂和麻烦，避开一切政治鼓动中不可避免的肮脏和龌龊。譬如，婆罗门就明自这一点。借助于宗教组织，他们拥用为人民指定国王的权力，同时在思想感情上又超然物外，具有高于国王的使命。与此同时，宗教给予某些被统治者引诱和机会，使他们在未来的资格进行统治和发号施令：这些人属于缓慢上升的阶级和阶层，仰赖幸运的婚姻习俗，其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不断增加，宗教向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诱惑，使他们努力达到更高的智力水平，体验必须进行自我控制的情感，体验沉默不语和寂寞的滋味。某一种族若想超越其卑下的遗传特征，未来达到高人一等的优越地位，则禁欲主义和清教主义便是教育该种族和使该种族高尚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最后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他们生来是为了干活和劳作的，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宗教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境况感到心满意足，内心感到平静，觉得服从是光荣，具有较多的社会幸福感和同情心，脸上容光焕发，使灵魂上的一切平庸、一切卑下和一切贫乏得到了原谅。宗教连同生活所具有的宗教意义，给这些永远遭受折磨的人带来了阳光，甚至使他们能够忍受自己的悲惨样子；宗教对他们起的作用，恰似伊壁鸠鲁哲学对较高等级的受苦受难者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方式别开生面，高雅别致，几乎利用了受苦受难，最终甚至把受苦受难神圣化，证明受苦受难是正当的。基督教和佛教中最令人的敬佩的，莫过于它们有办法教导最低下的人，通过尊奉表面上等级较高的事物来提升自己，从而使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满意，尽管他们觉得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很困难——据说这种困难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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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这些宗教作蹩脚的反计算，暴露其隐秘的危险——若宗教不是在哲学家手中作为教育人、训练人的工具，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裁决工具；若宗教一心要成为万物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充当一种工具，则其付出的代价总是过于高昂。在人们当中，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当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有缺陷的、患病的、堕落的、体弱的、必然受苦的人；在人们当中，成功者也总是例外；而且由于人是尚未完全适应环境的动物，成功者是罕见的例外。更为糟糕的是，人所处的等级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小；人类一般政体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法则，对高等级的人产生的破坏作用最为可怕，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是脆弱的、多样的、难以确定的。那么，上述这两种最伟大的宗教对生活过多的失败采取什么态度呢？它们力图保存一切能够保存的东西；实际上，作为受苦受难者的宗教，它们原则上站在受苦受难者的一边；它们总是喜欢那些忍受生活痛苦的人，宁愿把每一种其他的生活体验视为虚假的和不可能的。不论我们给予这种溺爱式的和保护性的关心（在关心其他人的同时，更多地是关心受苦受难最多的那种类型的人）多么高的评价，迄今至高无上的这两种宗教——这是对它们的一般性评价——都是导致“人类”停留在低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它们保存了太多的本该消亡的东西。我们要感谢它们作出的无法估价的贡献；哪位充满感激之情的人想一想基督教迄今为欧洲所做的一切不感到难受！但是，在它们安慰了受苦受难者，鼓励了受压迫者和绝望者，给予了孤苦无助者以依靠和支持，把社会中的失意者和苦闷者吸引到修道院和悔罪所以后，它们还要做别的什么来有计划、有步骤地、问心无愧地保存一切患病者和受苦受难者，以确确实实地促进欧洲种族的堕落呢？颠倒全部价值判断——这正是他们所要做的！摧毁强壮者，使一切伟大的梦想破灭，怀疑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捣毁一切自由自立、男子汉气魄、征服气慨、专横傲慢——书了有这些最高等级和最为成功的人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天性——甘巴这一切都变为犹豫不决、自责自疚和自暴自弃；无疑地，把对现世的全部热爱，把统治尘世的欲望颠倒过来，变成对尘世和世俗事物的憎恨——这就是基督教会强加在自己身上并且不得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任务，直到根据它的标准，“对钱财嗤之以鼻”“对酒色不感兴趣”,“高级人”融合为一种感情为止。如果人们能以伊壁鸠鲁主义者嘲弄的和不偏不倚的眼光，看一看欧洲基督教导演的这出叫人感到不自在和痛苦、既粗糙又雅致的喜剧，那我认为人们会惊异不已和笑个不停；似乎某种意志支配了欧洲1800年，要使人类庄严地流产，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过，某人若像欧洲的基督教徒那样（例如帕斯卡尔），需要的东西与此相反，手里拎着一把神圣的斧子，能考察人类的这种几乎自愿性的堕落，他便会愤怒地、同情地、浑身战栗地高喊：“喔，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这些专横而可恶的笨蛋，你们干了些什么呀！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怎么能这么胡砍乱弄我最好的这块石头！真是放肆无礼！”——我要说，基督教是迄今为止最为放肆无礼的。人们尚未伟大得和坚强得能作为艺术家参与塑造人类的活动；人们尚未强大，也尚未有足够多的远见能以崇高的自我克制力，听凭千百万人必然失败和灭亡的规律肆虐；人们尚未崇高得能够看清把人与人区别开来、迥然不同的等级和差距：——月之样的人们高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迄今一直支配着欧洲的命运；以致最终产生了一个发育不良的、样子可笑的物种，一种喜欢群居的动物，谦和有礼，病恹恹，平平庸庸，即当今的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