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跨文化洗礼 中
很多被试在实验后的采访中表示，他们之所以跟随大多数人的判断，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的答案是否准确，如果他们能够克服对自我的怀疑可能就会更加独立。为此，米尔格拉姆做了最后一个变体实验，检验被试的这种自我解释。米尔格拉姆对实验过程进行了修改，被试在听完声音之后，如果感到不确定，可以摇铃请求主试将某组音调重放一遍，进行再确认。结果，从众率下降到约69%，事实上，在“摇铃情境”中的20位被试中，只有5个人请求重放录音。大多数被试都没有使用这个机会，这个事实强有力地证明，被试屈从于群体的回答，的确表明了他们的从众倾向，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答案。
为了验证如此高的从众比例不仅限于大学生，米尔格拉姆对一组来自电气公司（ElektriskBureau）的工人进行了实验，这家公司类似于美国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或西屋电气（Westinghouse）。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又加入了一些细节，使实验显得特别逼真。他先找到这个公司的其他工人，录制了一些伪压力组声音。这样，被试听到的压力组声音就带着与他们类似的口音，实验情境显得更加逼真。米尔格拉姆对这组工人重复了两个情境的实验：飞机情境和谴责情境。
他发现工人比学生更独立。在飞机情境的实验中，工人的从众比例是49%，学生则是56%。而在谴责情境中，工人的从众率为68%，学生则是75%。但是这种差别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显著，依旧可以算是同一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组被试的从众比率近乎相同，米尔格拉姆得出了一个结论：总体而言，实验结果证明了挪威人的普遍行为特征。
在实验结束后2个月左右，米尔格拉姆向学生被试发了一份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对实验中一些伦理问题的反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实验刚结束时的感受如何？大多数人都表示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你现在认为这个实验符合伦理还是不符合伦理？答案有四个选择：1）特别不符合，2）不符合，3）符合，4）不知道。共有91名被试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人选择第一个答案，选择第二个答案的有8人，第三个14人，大多数人（69名被试）选择了第四个答案。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你对参加这个实验的感受如何？从“特别高兴”到“特别遗憾”之间，有5个选择。没有人选择最后一个，93位受访者中只有1个人感到“遗憾”，大部分受访者（69人）都表示他们很高兴或特别高兴参加这个实验。在之后引发强烈社会争议的服从实验中，他也曾在实验后的调查中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米尔格拉姆在总结调查问卷时写道：
尽管实验中存在着欺骗的成分，但大多数被试似乎都很高兴能够参与实验。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他们明白，这种欺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学的进步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其次，我们在实验结束后尽快将实情告诉被试，这也让他们很欣慰。无论他们在实验中的表现如何，由于我们最终告诉了他们实验的真实目的和方法，这就代表着对他们的充分信任。实验是否成功，取决于他们是否认可和支持这种信任。我们可能在20分钟的实验过程中伤害了他们的尊严，但是，当我们在实验结束后将这种信任传递给他们时，就是对他们尊严的肯定。大多数被试都接受一个事实：欺骗是这个实验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从伦理的角度对之加以谴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回答可以为这个实验定性。调查问卷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不是为了掩饰实验中不符合伦理的因素，这种调查结果与实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对实验伦理的关注在当时的心理学研究中显得特别不同寻常。当然，阿希是一个例外。阿希在从众实验的报告中就谈到了与实验相关的伦理问题。比如，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实验）情境将一种特别的责任加在了研究人员肩上，他们有义务对实验参与者予以某种程度的保护。而笔者的经验是，与实验过程中短期的痛苦或不适相比，研究人员处理实验的方式更加重要。米尔格拉姆曾经读过阿希的实验报告，但是在向奥尔波特汇报伦理问卷的情况时并没有提到阿希，而是将其归功于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克拉奇菲尔德（RichardCrutch.eld）。除此之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可能启发过他灵感的前辈。但是，我们应该有理由假设，米尔格拉姆对实验伦理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阿希的实验报告以及作为阿希助理的经历功不可没。
米尔格拉姆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实验上，先是在挪威，接下来在法国。但他还是能抽出时间参与社交活动、广交朋友、参加当地的学生文化活动、给家人朋友写信、假期去欧洲各国旅行等等。生活并不枯燥单调。
他在写给一位纽约朋友的信中吹嘘道：哈佛传来消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被认为是系里最重要的研究之一。然后他又承认，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个流言的始作俑者。除了给家人写信之外，他还时不时给他们寄些小纪念品。有一次，他给约尔寄了几个挪威木雕。后来他对弟弟坦白，那些木雕其实都是按照他的模样刻出来的，他还在信中说：“一个地方的气候和饮食习惯会如此大地改变人的外表与性格，真令人感到惊讶。”他将工作中的每次进展都悉数告诉他的母亲。母亲也会在回信中说，对儿子取得的成就感到特别骄傲，并闲聊起新买的小汽车和看过的电影。她的确是一位对孩子关怀备至的母亲，在信中细致入微地嘱咐米尔格拉姆，开他那辆大众车出门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花光了户头上的钱；很好奇地问他是否遇到过一些不错的犹太女孩等等。米尔格拉姆去英国之前，她温柔地建议儿子应该为英国的旅行准备一两套好西装：“但一定要是那些在美国也穿得出手的好衣服。”但在出发之前，她又希望他不要去，因为英国正在闹流感。
不过，米尔格拉姆写回美国的信偶尔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曾经写给哈佛同班同学约翰•沙弗一封语气尖刻的信，其中一些语句好像预言一样，预示了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的重要方向。
我真正的精神家园并不在法国、地中海国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或是德国北部，而是在中欧，在慕尼黑、维也纳、布拉格这样的地方……我应该出生在1922 年，出生在一个说德语的布拉格犹太人社区中，长到20岁后死在毒气室里。我怎么会出生在布朗克斯的医院里呢？我永远都无法理解。
米尔格拉姆在挪威的业余活动丰富多彩，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滑雪，这项运动很快就成为他的快乐之源。他常去离奥斯陆不远的诺德马卡（Nordmarka）滑雪，那剔透的山中美景令他迷醉折服，令他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在写给斯布莱格的信中，他这样描述：“我刚来到奥斯陆的时候，根本不会滑雪；当我离开奥斯陆的时候，也不是个中好手。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记在奥斯陆的那些傍晚时分，当我沿着延绵宁静的山间雪道向山下滑去，看到跳台滑雪的人腾空而起，洒下茫茫雪花。在夕阳中，这些云雾一样的雪花晶莹闪亮。”
女孩子们也是挪威之行的美好回忆之一。1958年1月，他遇到了一位英国女孩罗莎琳（Rosalind）。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她都是他固定的女伴，直到她回国。他们会在周六一起滑雪，一起在他的公寓里做晚饭。斯坦利特别喜欢她，虽然这种感情并不是爱情，她的相伴总是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
在城市周边的山丘上建着很多的学生公寓，他在奥斯陆的这一年中一直都住在这里，与一些挪威学生合住。他的一位室友叫艾恩•奥拉弗•布伦特兰（ArneOlavBrundtland），其未婚妻就是未来的挪威女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HarlemBrundtland）。在那间狭小的公寓中住了5名学生，但是令斯坦利惊喜的是，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一年后当米尔格拉姆去法国的时候，分离让每个人都颇为伤感。
挪威人让米尔格拉姆感到很温暖，但这里的气候就不那么令他舒心了。离开挪威后，他曾写信给一位挪威朋友，回忆起挪威的天气：当奥斯陆进入雨季，整个城市顿时变得泥泞不堪。瓢泼大雨冲刷着旧城中的那些尿液颜色的围墙。肺炎和鼻窦炎频发，令人倍感沮丧低落。雨过天晴之时，阳光浓烈刺眼，将城市中的一切都淹没在一片琥珀色之中。
米尔格拉姆在挪威停留的时间比预计的长。尽管他在3月底完成了学生实验，但是寻找校外被试的过程中遇到了些困难，这个问题直到5月中旬才解决。到了7 月中旬，他完成了电气公司工人的两个情境实验，之后又在奥斯陆停留了一个月，主要是为了利用大学里的计算机设备处理实验数据。他将数据输入IBM的穿孔卡片后进行分析，最终完成了一份初步的研究报告。8月中旬，他离开奥斯陆来到巴黎。
很显然，他更加喜欢巴黎，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自1953年夏天的首次巴黎之行至今已过去5年，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旧那么妩媚迷人，令他心旷神怡。
巴黎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它是如此美丽……秋天，棕褐色和金黄色的枫叶散落在卢森堡花园的古典大理石雕像周围，空气中弥漫着袅袅秋烟的香气，塞纳河渲染着棕色、橘色和深红色，这些都是巴黎秋季的颜色。奥斯陆是一个小镇，哥本哈根是一个城市，纽约是一个大都会，而巴黎则是文明之地……
不过，他对法国人的印象就要复杂得多。来到巴黎后不久，他在写给哈佛同学扫罗•斯腾伯格（SaulSternberg）的信中就表示，他对与法国人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观，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像与瑞典人合作那么愉快。他说：“法国人大多自私狭隘，满嘴谎言，像醉醺醺的青蛙一样令人讨厌，和他们共事，堪比与一群狂妄的骡子打交道。”
但这种厌恶感逐渐变得客观。几个月后，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觉得与巴黎相处得越来越和谐：“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只需走出去，在那些人头攒动的市场、喧闹狭窄的街道或是热闹的广场中，我就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还是凡俗世界的一部分。法国有一种浓重的世俗之气。这里的人们放声大笑、高声吵闹，他们蹙眉、戏弄、欺骗、哭泣、歌唱、砍价、争吵、微笑、愤怒、悔改，这一切都让我感觉他们是我的同类……”
米尔格拉姆熟悉了巴黎，也熟悉了这个城市中的诱惑。在写给一位密友的信中，他这样回忆在巴黎的经历：
我的“女朋友”离开巴黎之后，我开始“鉴定”巴黎妓女的价码。相当贵。那些女孩好像制订了攻守同盟，1500法郎可以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巴黎“伴儿”。如果愿意花上5000法郎（按照目前的兑换率大概是12.5美元，当然是黑市价），我们这些说着流利法语的美国小伙子们，就能在香榭丽舍大街找到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妞儿。当然，我可不是那种能一掷千金花上5000法郎的人（天，那可是过去星期里我全部的日常开销）。但在西班牙的塞利维亚，行情就不那么令人咂舌了，一个西班牙小姐大约为1.100美元。但犹太女郎却是可遇不可求……
就像在奥斯陆一样，他很快就融入了巴黎的学生圈子。先是在左登大街（BoulevardJourdan）的维克多里昂基金会（FoundationVictorLyon）公寓落了脚，这是一栋面向学生的宿舍楼。他租了一间装修现代的单人房间，房租每月20美金，有一扇漂亮的落地窗，可以欣赏到楼下一个古典花园的全貌。此外，他设法弄到了法国政府发放的学生餐补，每天只需不到60美分就能吃饱吃好。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透露，他用了些花招才住进维克多里昂，但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花招。按规定，只有在巴黎上大学的正式学生才能住进这样的公寓楼中并获得餐补，想必他在资格审查的时候做了假。
但他在这里的好日子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音符。这栋公寓楼有一名特别刻板独断的女管理员，她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学生公寓的规定，就像一只猫头鹰一样监视着所有人。年，她威胁米尔格拉姆，如果他总是这样白天睡懒觉、晚上没完没了地打字，就把他轰出去。她认为米尔格拉姆的行为违反了行为规范，乃放肆之举。最终，米尔格拉姆还是想办法留了下来，但与这位“管事大姐”的关系却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他用流利地道的法语写了一篇文章，投递到《维克多里昂报》（LeJournaldeVictorLyon），（这是一份由住在这里的学生们创办的内部小报），用辛辣的语调批评这位管理员在这里制造了压抑气氛。
对于管事大姐而言，我们公寓楼最重要的物品既不是科学书，也不是艺术类学生的素描本，更不是学生写的文章，而是夜间保安拿着的那个令人嫉妒的小本本，本子上列出所有晚10点之后归宿学生的名字，然后上报……这小本本……背地里偷偷看，我认为，这标志着维克多里昂开始出问题了。
尽管其他的学生也曾在这份小报中表达了不满，但米尔格拉姆的这篇批评真正触怒了这位女管理员，为此她将一纸投诉寄给远在美国的哈佛社会关系学系。但这段插曲有惊无险，因为很多其他公寓楼的管理员都站在米尔格拉姆这一边。塔尔科特•帕森斯收到了来自学生公寓管理员的几封信，其中一封写道：“感谢这份报纸，学生们的意愿得到了伸张，那些文章中陈述的都是事实。而他（米尔格拉姆）的坦率、幽默和平等友善得到了学友们的一致称赞……他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都是恰当的。”社会关系学系的高等学位委员会专门就此事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有那些证明信件，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记录还留在米尔格拉姆的毕业档案里。
可怕的服从
1961年5月收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批准通知后，米尔格拉姆立刻投身于实验细节的准备工作中。6月和7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都在招募被试、制作电击器道具、敲定实验程序、写台词、排练、成立研究小组等。预备实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8月7号，实验终于正式开始了。
研究人员与被试约好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6点到11点，周六周日全天，每隔一小时约一名被试。实验室位于耶鲁老校园高街（HighStreet）的霖斯利 齐藤登大楼，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大钟拱门，横跨高街和礼拜大街（ChapelStreet）。这个拱门让外表平平的礼堂显得更加逊色。礼堂唯一让人多看一眼的恐怕就是它那难以界定的建筑风格，算是哥特和罗马风格不可思议的混合体。
米尔格拉姆于6月18日在《纽黑文纪事报》上刊登了招募被试的广告。对外公布的实验目的是研究记忆。每名被试的报酬为4美元，外加50美分的车费。在60 年代早期，一小时4美元已经高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50美分足够坐着车绕纽黑文兜一圈了。但在刊登广告之前，他先通知了系主任克劳德•布克斯顿，确保广告不会招来批评。被试年龄从20岁到50岁，来自各行各业，但有一个特点，都是男性。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具有普遍性，米尔格拉姆寻找的被试职业跨度很大，从没有多少技术的工人到专业人员。这些人参加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人是因为对心理学实验感到好奇，有的人想了解自我，有的人对记忆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当然，每小时.美元的报酬也是很多人来这里的理由。
在实验室门口迎接被试的是一位假扮的主试。他个头矮小，面容瘦削，看起来比较严厉。他穿着灰色的实验外套，自称是威廉姆斯先生（Williams）。之所以选择灰色而不是白色的实验外套，是不希望被试将威廉姆斯先生看做一名医生，进而感觉这是一个与医学有关的实验，这会影响实验结果。接下来，威廉姆斯向被试介绍华莱士先生（Wallace），一个笑嘻嘻但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的男人。威廉姆斯告诉被试，华莱士是记忆实验的另一位参与者。
从1968年8月到1962年5月，“威廉姆斯”和“华莱士”都是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主要助手。威廉姆斯先生的真名是约翰•威廉姆斯（JohnWilliams），而华莱士，即“学生”的扮演者，真名叫做詹姆斯•麦克多诺（JamesMcDonough）。两个人都不是职业演员，但都有这方面的天分，加上反复排练，效果十分逼真。威廉姆斯是一位岁的高中生物教师，职业背景使他能够表现出技术人员那种干练严谨的味道。而“受害者”麦克多诺是一位身材矮胖的爱尔兰裔美国人，47岁，有着一种令人愉快的谦和气质。他是纽约的铁路稽核员。他的上司对这位资深员工从事“第二职业”很不满，但作为 9个孩子的父亲，他需要这笔额外的收入。此外，每天晚上和周末到这个实验室里工作让他感到很有意思，是从日常工作中转移注意力的好办法。米尔格拉姆似乎也对他很满意。他在面试记录上写道：这个男人如果作为受害者再完美不过了。他的举止温和，谦逊低调，没有一点儿学究气……很容易交往。
彼此介绍之后，威廉姆斯向两个人开出一张.美元的支票，还告诉他们，无论实验发生什么，这笔钱都不会收回。之所以无条件提前支付，是为了防止被试只是为了钱才服从命令。
威廉姆斯（至此称之为主试）接下来对被试和“华莱士”说：“现在我要向你们两人介绍这个记忆实验。关于学习知识的问题，心理学界目前有一些理论。”然后，他指着附近桌子上的一本书说，“其中一些比较知名的理论就写在那本书中，书名是《教学过程》（TheTeaching- LearningProcess），作者是康托（Cantor）。其中一种理论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在犯错的时候接受惩罚，学习效果就会更好。这种理论在现实中就有应用：父母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会打孩子的屁股。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惩罚方式让孩子们记住错误，使他们的学习更有成效。但是，这种惩罚方式对学习的具体效果到底怎样，我们知之甚少。几乎没有在人类身上对此进行过真正的科学研究。比如，我们不知道何种程度的惩罚对学习最有效，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惩罚的施加者不同，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成年人接受更年长或更年轻的人的惩罚，是否比接受同龄人的惩罚更好，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实验项目就是将不同职业和年龄的人放在一起，其中的一些人作为教师，一些人充当学生。我们想了解的是，不同的人担任教师或者学生的角色，会对彼此产生怎样的效果，还要找出在不同的情况下，惩罚会对学习产生怎样的影响。下面，你们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将是老师，另一个是学生。通常用抽签方法决定角色……”他的手中有两张折好的纸，让被试和“华莱士先生”（詹姆斯•麦克多诺）进行抽签。
他接着说：“请你们打开纸，告诉我你们的角色。”被试说：“我是教师。”麦克多诺说：“我是学生。”
20世纪6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在实验的过程中经常会使用欺骗的手段，这一点让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既嫉妒又厌恶。在很多颇具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中，除了科学方法之外，一些类似编剧和表演一样的戏剧因素也功不可没。在这次“记忆实验”中，被试走进实验室几分钟后，实验的设计就会让他完全相信几件并不真实的事情。事实的真相是：第一，实验目的并不是关于惩罚和学习；第二，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华莱士先生并非是一名实验参与者，他其实是詹姆斯•麦克多诺，一名举止温和的会计，在这里扮演学生的角色；第三，那两张折纸不过是道具而已，上面写着的都是“教师”，这样才能确保被试总能分配到教师的角色，麦克多诺总能做学生；第四，实验过程中的核心物品电击器，其实是一个精心制作的道具，看起来特别真实，但它无法向学生发出电击。
米尔格拉姆在申请通过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电击器进行完善。他联系了一些工厂，但这些工厂要等到12月之前才能交出成品，根本来不及。为此他决定自己动手。他的脑海中有清晰的构图，知道需要哪些零件，此外，他对电路电线方面也比较熟悉，因此可以从不同的供货商那里买到零部件。但在实际制作的过程中还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忙，比如，最后的接线工作就是由耶鲁雇来的技术人员完成的，电击器的面板由一名专业工业雕刻师制作。米尔格拉姆还找来两位电子工程师对电击器进行检测，确保被试不会察觉到这只是一个道具。
这个全新的改良版电击器道具外形像个大盒子。长3英尺（91cm），高15.5英寸（39cm），宽16英寸（40cm）。左上方的角落有一个商标：电击器，型号：ZLB，生产商：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蒂森设备公司，输出功率15~450伏特。这个大盒子有一个金属前面板，上面有一排开关，共30个，每个开关上面都标出了伏特数，从15伏特起，以15伏特为增幅递增至450伏特。此外，这些开关每4个一组，每组下面从左至右写着：轻度电击、中等电击、强电击、超强电击、重度电击、超重度电击、危险：剧烈电击。最后两个开关下面只写着XXX，令人产生可怕的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