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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的刻板印象威胁
1 媒体对西雅图超音速队的评价是如何大逆转的
1978年我还居住在西雅图，那年西雅图超音速队闯入了NBA总决赛。第二年他们终于夺得了总冠军的头衔。然而在这一段辉煌之后他们却迎来了长时间的沉寂。在1977～1978赛季，超音速队5胜17负的开端实际上并不让人乐观。接着超音速队俱乐部的管理层解雇了当时的教练并且聘用了一名新教练，他就是年纪轻轻的兰尼威尔肯斯（Lenny Wilkens），几年前他也担任过该队的助理教练。球员阵容没有任何调整，唯一的变化就是威尔肯斯，但是这一变化立刻就为球队带来了胜利的转机。在威尔肯斯的执教下，球队取得了42胜18负的佳绩。超音速队以常规赛47胜35负的战绩打入季后赛。虽然在争夺总冠军头衔的第七场决赛中因最后几秒钟输掉6分而无缘冠军，但是扭转乾坤般的成绩变化还是揭示出：仅仅是一个人员的变动（威尔肯斯的加入）就能让整个队伍重整旗鼓，焕发新的生机。
不过更有趣的是，在球队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随之逆转。在球队出现好转之前，当地体育记者用尽了最难听的语言来形容球队队员。控球后卫能够很好地传球，但是无法突破到篮下。大前锋的投篮距离太远，而且会轻易丢掉近在篮下的前场篮板球。体育记者是从观察者的角度进行报道的。他们总是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解释场上的情况，他们习惯于从球员自身以及球员的特征入手来寻找原因。但是他们的解释有失偏颇，很明显，他们过于强调球员的缺陷以及负面的特征。
随着教练的更换，超音速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之，体育记者要对比赛的胜利进行分析，而不再是分析失败的原因。他们关于队员特征的描述也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对同一名球员的描述与一个月之前截然不同，现在他们的缺点变成了他们的优势。现在控球后卫突破不到篮下反倒证明了他能够出色地掌控全场局势，而大前锋前场篮板球成功率低的问题摇身一变，成了他出色的外线投篮附带的一个小小代价，中锋跑动不足反倒造就了他的篮下稳定性，使他成为篮下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等到球队打入总决赛的时候，体育记者简直把球队每个位置上的球员都描述成了天才。
为了理解少数族裔学生和女性学生学业表现受抑制的原因，我们可以将其与1977～1978赛季初期的超音速队所受到的束缚来进行类比。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在对其原因进行解释的时候，都采取的是旁观者的角度，而且人们都爱对各种糟糕的表现进行议论，却从来不谈及成功的方面。在这种舆论环境中，只有用学生自身的缺陷来解释他们的学业困境才显得合理，就好像球员的不足是超音速队在赛季初期表现欠佳的唯一合理解释。从这种角度来解释问题其实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方式。一旦要从心理层面去分析少数群体学生或者女性学生的学业表现欠佳问题，人们就会从学生自身去找原因，这种思维方式就像幽灵一样盘踞在我们的研究之上。
2 被钉在脑门上的名声
在思想史学家达丽尔斯科特（Daryl Scott）的著作《轻蔑与怜悯》（Contempt and Pity）中，她从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入手，深刻透视了这种用于解释问题的由来已久的思维模式。与前面提到的体育记者们类似，社会学家在整个20世纪都在观察并努力解释黑人的各种负面经历（无论是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教育方面还是医疗方面）。斯科特指出，这些社会学家与体育记者相似，他们总倾向于关注个人的短处，似乎一个缺点就足以解释一切，这种思维方式被斯科特称为“精神诋毁”(psychic damage)。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陌生，20世纪中期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戈登阿尔伯特（Gordon Allport）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简明扼要，“一个人的名声（无论这种名声客观与否）总要被别人强行钉在他的脑门上，而且这名声总要跟性格扯上点关系”。所以说，社会投射给黑人群体的意象（比如黑人具有攻击性、黑人缺乏智慧等）深深地伤害了黑人的心灵。当黑人反复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种意象就会被“内化”，也就是说，黑人会暗自接受这种社会强加给自己群体的意象，更糟的是，他们会认为这种意象不单适用于群体、也适用于他们自身。这种内化过程会引发对个人特质的破坏性作用，比如引发低自尊、低期待、动机不足、自我怀疑以及诸多类似的特质。而这些不好的特质又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高失业率、婚姻失败、学业不佳甚至是犯罪。
正如斯科特所说，这种观点不仅仅是一个科学观点，它还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刻板印象，正是这种观点、这种刻板印象导致受到负面评价的群体最终的失败。按照这种观点来说，如果黑人学生（或者女性学生）的学业表现没有达到预期（比如依据学习能力对大学学业表现所作的预估），那么只能从他们个人心理层面的缺陷去寻找原因（比如缺乏自信、缺乏期待、自我设障等）。这种观点来源于旁观者视角，而且这种观点日复一日地得到人们的习惯和社会传统的支持。在我努力构想下一步研究计划的时候，我总是难以逃脱这种观点的影响。
3 刻板印象威胁只对女性有效吗？
1978年西雅图的体育记者们终于突破了他们固有的报道模式。他们开始变得实事求是，不过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并非是体育记者们的洞察力，而是因为超音速队以同样的球员阵容开始赢得胜利了。这样一来事情就很明了，球员的缺陷并不是导致球队前期失利的唯一原因。当然了，体育记者们的报道也不是完全错误的。球员的确是各有其不足，而这种不足也确实对球队的失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回过头来说，这些不足并不是失败的唯一原因。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这正是威尔肯斯所找到的症结。
西雅图的体育记者们在见证了球队的成功后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也一样，我对少数族裔大学生和女性大学生的学业表现的观察和解释也总是随事实而不断发生变化。我并不是说这些学生自身没有缺陷。我们社会中的教育向来不是平等的，无论是从获取教育的机会，还是从教育的质量上来说都存在不平等。社会经济层面的劣势、社会实践的隔离、文化背景的限制都可以导致某些特定的群体缺乏教育机会。过去是这样，如今仍然是这样。这种差异很可能导致特定的群体缺乏某种相应的技能，这就足以影响该群体在大学中的表现，这也应该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尽管如此，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事实都说明这些缺陷和不足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我们选取实验被试的标准很高。被试的教育背景都很好，不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也没有动机不足的情况。无论从哪种标准来看，他们没有明显的心理方面的或者能力方面的缺陷。他们是经过严格选拔才进入国内一流院校的学生，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在密歇根大学的课堂中，无论是能力更强的学生还是能力稍弱的学生都存在学业表现欠佳的问题，而且正如很多研究论文所提到的，绝大多数高校都存在这一现象。这些事实都在与缺陷论抗衡，缺陷并不足以解释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的研究结论。
我决定不要过于关注缺陷论，我需要先解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需要知道，我和斯蒂文在研究中发现的关于女性数学表现受污名效应抑制的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群体。如果还有其他群体的能力受到广泛的负面评价，那么污名效应压力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表现？比如说，它是否会影响非洲裔美国人在高难度测验中的表现？别忘了，正是这一群体在学业中遇到的困境触发了我们的整个研究。
4 黑人群体面临的身份压力也浮出水面
在1991年的这个时候，我再一次举家搬迁。我从坐落在安娜堡市的密歇根大学搬到了斯坦福大学，这次我们搬回了全家挚爱的西海岸。跟我一起来到斯坦福大学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同事，他叫约书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那时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他已经成为纽约大学的一名杰出教授）。他来斯坦福进修博士后，研究方向是自我肯定理论，也就是我和我的学生在几年前一起建构的那个理论。在来到斯坦福之前，他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自我肯定理论的颇具见解的博士论文。对于社会心理学以及如何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他有着敏锐的直觉。不过就像之前的斯蒂文一样，约书亚发现他的导师完全沉浸在一些其他的研究问题中，比如学业表现受抑制问题、女性的数学表现问题、污名效应对智力表现的影响、污名效应对人们在特定领域的去留的影响等。这是摆在桌面上的一片片凌乱的拼图。约书亚对它们充满好奇、满怀想法，他参与到了我的游戏中，来回挪动这些拼图，想要找到完成拼图的线索和方法。我觉得非常幸运，毕竟有人能跟我合作，这样就能更快地解开这个谜题。
我们首先对各种摆在面前的事实进行思考，这些事实包括：学业表现受抑制的现象、对女性学生和黑人学生的访谈以及我和斯蒂文在密歇根大学所做的实验。我们罗列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结果推广的问题。我和斯蒂文的确观察到了污名效应压力对女性数学表现的影响，但是这个结果是否能够推广到其他智力水平受到质疑的群体（比如非洲裔美国人）中呢？如果能推广，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污名效应压力对智力的影响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只要社会大环境对某一群体的智力抱有负面的评价，那么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甚至所有人都会受到这种污名效应的影响。如果该结论不能得到推广，那么我们就得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会不会有可能是女性群体对这种污名效应压力格外敏感呢？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污名效应压力对黑人学生有影响，那么它是否能够对能力很强的黑人学生起作用。我和斯蒂文在研究中发现污名效应对能力很强的数学专业女性学生可以产生负面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否也存在于能力很强的黑人学生中？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在我为这一研究申请基金的时候，所有的评审委员都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很难相信我所描述的这种污名效应压力真的会对国内顶尖大学里的学习能力一流且学习动机充足的黑人学生产生干扰作用。他们认为这些学生如此优秀、如此跃跃欲试，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压力就被淘汰出局。我能理解他们的疑虑，毕竟这个研究假设和大家的直觉不太相符。但是这种假设并不是信手拈来，我们也是基于我们所收集到的各种事实依据才得出这种结论的。至此，我们明白我们需要面对两项挑战：一是需要验证我和斯蒂文在女性学生身上发现的污名效应对数学表现的影响是否同样适用于黑人学生，二是如果适用于黑人学生，那么是否对最优秀的黑人学生同样奏效？想要验证这两个问题，我们可谓拥有天时地利，我们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可是全美对生源最为挑剔的学校了。
我们马上就展开了实验研究。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来参加研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大一新生。我们每次带一名被试进入实验室，让他接受高难度词汇推理测验，题目选自高阶GRE测验。对于大学新生来讲这个测验的难度很高，在前测中我们发现被试平均只能答对30%的测验题目。所以这个测验肯定能引发挫折感。与女性接受困难数学测验类似，我们认为这种挫折感能够令黑人被试感到焦虑，因为这种挫折感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会验证关于黑人群体缺乏心智能力的刻板印象。
白人学生当然也不喜欢这种挫折感，但是他们不会对此感到焦虑，这种挫折感并不意味着他们印证了什么关于他们群体的观点。因为美国社会中并不普遍存在关于白人智力较低的这种负面刻板印象。
事实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在这个复杂的测验中，白人学生比黑人学生的表现好很多。在这个限时30分钟，包含30道题目的测验中，白人学生平均比黑人学生多答对4道题目。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只是部分GRE测验的节选而已，如果在整个GRE测验中都保持这种差距，那么这种刻板印象对GRE总分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在计算测验成绩差异的过程中，我们用标准化的统计方法对被试间可能存在的测验技能差异进行了校准（我们以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入学时的SAT成绩作为评判他们测验技能的依据）。通过这种统计方式，我们可以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这些被试都具有同等的测验知识和测验技能。我和斯蒂文曾经在实验室中捕捉到女性学生在数学方面存在表现受抑制的现象，同样的，我和约书亚现在共同发现了黑人学生在关于词汇推理的实验室测验中同样存在表现受抑制的情况。
当然了，对于这一结果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方式。虽然我们已经尽量使被试们的测验知识和测验技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是或许黑人比白人缺乏动机。因此在遭遇测验中的困难时他们无法像白人那样坚持不懈、攻克难关；又或许黑人对待测验的态度没有白人那么严肃认真；还有可能测验中的项目存在文化偏差，这种偏差无形中增加了黑人的答题难度。单凭这一次实验的结果，我们无法判断究竟哪种原因更有说服力。
为了找到真实的原因，我们需要进行另一部分的研究，我们需要消除黑人学生可能会感觉到的污名效应压力。跟之前针对女性学生的数学测验情况类似，实验中的难点并不是如何引发污名效应压力（因为我们认为在一般的测验情景中，被试只要一遇到困难，就会自动触发这种压力），我们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去除这种污名效应压力的影响。
这次我们想出来的办法与此前我和斯蒂文在实验中所使用的方法不同。我们仍然在同样的测验情景中使用一套相同的测验题目，但是我们会告诉被试们，这套测验不是用于评估个人智力水平的测验，而是一个一般课业问题“任务”。通过改变指导语，我们使有关黑人智力的刻板印象与本次测验无关。既然这个“任务”评估的不是个体智力水平，那么有关黑人智力的刻板印象就不会影响黑人被试的测验表现了。可以说，黑人学生原本可能会在高难度的词汇推理测验中体验到污名效应的威胁，但是通过改变指导语的方式，我们把他们从这种威胁中解放出来了。
他们的表现也确实如此。在测验中，他们与具备相同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的白人学生表现得一样出色，而且他们的测验成绩明显高于之前那些认为自己正在接受词汇能力测验的黑人学生。在新的测验情景中，黑人学生不需要面对有关于他们群体的负面的刻板印象威胁，那些原本在测验中可能会出现的表现受抑制的情况也随之消失了，而且消失得一干二净！
基于这一实验结果，我认为我们有信心提出以下三点看法：首先，我们知道污名效应压力对智力表现具有普遍性的影响。它并不仅仅对女性群体起作用，它至少发生在两个群体身上——女性群体和黑人群体。在重要的测验情景中，在当今的社会中，这种污名效应压力就是这些群体需要面对的身份权变事件。这与我小的时候所经历的游泳池限制一样，游泳池限制是那个时代芝加哥黑人群体需要面对的与种族身份有关的权变事件。不过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种身份权变事件附带有非常严重的代价，因为它会影响人们在一些重要的测验中的表现，而有时这些测验甚至能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轨迹。
其次，尽管我们的评审委员以及我们自己都对此有所怀疑，但是实验结果说明这种权变事件的影响力很大，它甚至能对最优秀的学生的测验表现产生影响，要知道这些学生很少有学业方面或动机方面的问题。就像超音速队开始取得胜利时体育记者们产生的转变一样，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确凿的证据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和解释这些群体性的学业表现受抑制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污名效应压力对学业表现受抑制的情况负有一定责任。
最后，通过实验室研究我们完全还原了现实生活中黑人学生学业表现受抑制的情况，而且我们取得了可靠的结果。这就说明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深入剖析，进一步探究它是如何起作用的。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这些体验到污名效应压力的人是否害怕自己的表现可能会印证刻板印象？对此他们是否感到担忧？
我们通过一个很简单的研究来剖析这一问题。我们同样还是让斯坦福大学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来参与一个非常困难的词汇测验。在测验开始之前，我们会给被试呈现一些例题，这样他们就能对测验的难度产生感性的体会。接下来我们会给他们呈现出80个词语片段，每个词语片段都缺失了两个字母，需要让被试按照填词测验的做法把这些单词补全。在80个词语片段中，有12个词语片段可以被填成关乎黑人智力的刻板印象的词语（我们是基于前期访谈得出这12个词语的），比如说：__mb，可以被填成dumb（愚笨的）；__ce，可以被填成race（种族）。如果说要接受一个高难度测验，就足以让黑人学生的脑袋里充斥着关于黑人的刻板印象，那么他们肯定会填出更多的与刻板印象有关的词。研究结果也确实如此。与被试认为测验不会测评智力水平的情况相比，在得知测验将会测评智力能力的情况下，黑人学生填出的与刻板印象有关的词汇个数明显更多。可见，在置身于污名效应压力之下时，黑人学生会很自然地想起关于自己群体的刻板印象。由于在两种情景中，白人学生几乎都不存在污名效应压力，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填写出任何与刻板印象有关的词汇。
约书亚设计了另外一种方法来探究刻板印象引发焦虑的方式。我们还是邀请黑人和白人被试来参与研究，研究开始之前要求被试对各种音乐风格和体育运动进行打分，其中有些音乐和运动是与黑人意象有关的，比如说：篮球、爵士乐、嘻哈；而另外一些则与黑人意象无关，比如说：游泳、网球、古典音乐。非常有趣的是，当告诉黑人学生他们即将接受一个能力测验时，他们会在打分阶段表现出对黑人特征的不屑，比如说与白人学生相比，他们对篮球、爵士乐、嘻哈等文艺体育项目打分更低。然而当告知黑人学生接下来的测验测评的内容与能力无关时，黑人学生会对具有黑人特征的选项表现出强烈的偏好。看来具有黑人特征的文体活动能够激发关于黑人身份的感知，当这种身份感知会引发刻板印象的压力时，他们就会倾向于回避这些选项。这种倾向恰恰暴露出，他们想要逃避的负面刻板印象正是与他们的黑人身份有关的刻板印象。
最后，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证明刻板印象压力的威胁会迫使人们去寻找借口，人们会在自身之外来为他们欠佳的表现找一些借口。当我们询问被试在参加实验的前一天晚上的睡眠情况时，认为自己即将接受能力测验的黑人学生比认为自己即将接受非能力测验的黑人学生报告的睡眠时间更短，他们也比任何一种实验条件下的白人学生所报告的睡眠时间更短。当面临刻板印象的摆布时，一个人总要找一些方法来降低它对自己的危害，所以这种找借口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他们的动机水平如何，无论他们的技能如何，无论他们对于自己在测验中的表现有怎样的预期，无论他们的能力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对这一领域感兴趣，这些黑人学生都在持续地对抗一种社会强加给黑人群体的负面评价；而且由于他们属于黑人群体，这种对群体的负面评价也对他们每个个体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他们接受测验（或者其他考验）的时候，他们一直承担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