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之流:中国名家小说心理分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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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兴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3

迷人的情韵——小说与心理分析

徐光兴

如果按照东方的奇妙传说,诗人的一滴眼泪掉在大海里,会变成一颗珍珠;那小说家的一个故事,就像条飞鱼,时而穿出海面,时而潜入大海中,它给人无限想像,追觅的机会。

文学,正如法国大作家雨果所说,其“艺术是蔚蓝的天空”,是“从高高的蓝天上投射下的光,使小麦灌浆、玉蜀黍发黄,使苹果长圆、葡萄发甜,使桔子镀上金黄色”的一种自然的生命创造。文学,又像是一般在人类社会的大海上,以创作和评论为两翼的双桅船不断地破浪前进着精神“神舟”。

文学与心理学

文学与心理学,可以有这样几层关系,一是从心理学角度把作家当作一种类型和个案来研究,例如日本的心理学家对现代史上著名的日本小说家进行罗夏墨迹人格测验研究;二是对作家的创作过程的心理活动进行研究;三是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心理类型或欲望进行分析,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做过的贡献;四是可以研究文学对读者产生的影响,如情绪净化,心理治疗等效果。

笔者曾在《世界文学名著心理案例集》的序论中这样说过:

文学创作或艺术创造的过程,不仅受人的生理过程影响,更主要的是一切作品的产生也是人的心理活动过程,或者说是人的精神世界展示的过程。所有的文学作品,很像人们的梦境,它的潜在内容和本质性的价值,可以通过精神分析来窥破。因此文学作品的分析如同梦的解析一样,精神分析学的知识起着“解剖刀”的作用。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人类永远共同的梦。

精神分析使我们对梦、神经症、绘画、诗歌、音乐、小说等进行深入地理解,从中发现共通的深层心理因素,而艺术家们提供给我们众多的与临床案例研究相匹配的内心体验和素材,这对于心理咨询工作者或文学批评爱好者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这是把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从另一侧面给“解读”了,如果说文学是“心灵”的话,那末心理学就是“眼睛”了,它成为理解文学的一扇主要的扇户。笔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人的欲求、不满及内心冲突和挫折,到后来往往成为个人艺术创造的原动力,精神分析学上叫做“升华”。

第二,文学创作是一种补偿机制,是人的本能欲求的代偿品,它将个人在生活中被剥夺了的东西,作为代偿品又还给了个人。

第三,人的本能欲求之中,性本能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它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多姿多彩的情爱关系,或像一条流淌着的欲望之河。

第四,文学家的身体缺陷或劣等感,并不影响其创作才华的开花结果,有时反而成为创作成功的原动力。

文学天才的资质总是引人思索的,早在希腊时代,天才就被认为与“癫狂”有关(“颠狂”被视作介乎神经质与神精病之间)。诗人是“心神迷乱的”。另一个观念就是:诗人的“天赋”是补偿性的,文艺女神缪斯使德姆道克斯失明,但“赐给他甜美的歌吟天赋”(见莎士比亚的《奥德赛》)。而瞎子帝里西亚斯则被赐与预言家的灵视(vision)。当然,缺陷和天赋并不是如此直接联结在一起的;而且疾病和残废也可以是心理性的和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理上的。

文学史上,许多诗人是有缺陷的,蒲伯是驼背,又是矮子,洛漫诗人拜伦则是一条瘸腿;普鲁斯特(M. Proust)是一个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哮喘性神经病患者;济兹比一般人矮;托马斯•沃尔夫(T. W. olfe)则又比一般人高好多。也有人认为这一观点难于成立,即在其易于附会。事后,任何成功的例子都可以归因于补偿性的动力,因为每人都有不利条件,可能因此激励自己。受到质疑的是下面这种很流行的观点,即认为神经质——以及“补偿”——把艺术家同科学家和其它“沉思者”分开来: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别就是作家常常记录自己的病情,把疾病变成写作的素材。

精神分析学的鼻祖弗洛伊德具有高度的一般文学素养,受过奥地利本国的教育,从小就尊崇西欧古典著作和德国古典文学。因此,他在文学领域中发现许多见解和知识可以用来推论和确证自己的学说——如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在狄德罗(D. Diderot)的《拉摩的侄儿》,或在歌德的作品中的发现就是如此。但他也有把作家视为执拗的神经病患者的想法,认为作家是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来避免精神崩溃,但又不想真正地治愈。

弗洛伊德这样说道:

艺术家本来就是背离现实的人,因为他不能满足其与生俱来的本能要求,于是他就在幻想的生活中放纵其情欲和野心勃勃的愿望。但是,他找到了从幻想世界返回现实的途径;借助原来特殊的天赋,他把自己幻想塑造成一种崭新的现实。而人们又承认这些幻想是合理的,具有反映实际生活的价值。因此,通过某种艺术创作的途径,艺术家实际上就成为自己所渴望成为的英雄,帝王、创造者、受人钟爱的人物,再也不用去走那种实际改变外部世界的迂回小路了。

这就是说,文学家是一个社会所认可的或推崇的白日梦者,他不必去改变自己沉迷不拔的幻想性格,而是要持续不断地幻想下去,并公开地发表自己的幻想。

其实,弗洛伊德认为,幼儿的玩耍,梦和诗等,都是没有满足人的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受到压抑的反映需求。文学艺术的活动,是情欲冲动的升华、补偿、迂回、变换、放弃、压抑或不适当的满足等,而文学艺术创造过程和享受过程,又确能带来美的满足和性的满足。

笔者认为,文学艺术是精神二重变化的产物,最初是外界事物的内在化与对现实感知的升华,然后是内在的观念外化与升华东西的再结晶化。文学艺术创作是将潜意识的内容通过升华而进行象征化的表现过程。

现在有较多的作家不再同意弗洛伊德学说,有些曾经接受精神分析疗法的人也不再愿进行下去了。大多数作家都不愿意被“治疗”或“调适”,他们要末觉得去接受“调适”就得停止写作,要末觉得被拟定的“调适”不过是趋向于恢复常态或与社会环境妥协,这是作家们不愿意做的事。

弗洛伊德有关文学即神经病的理论,引起了有关想像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争议。小说家不仅是类似于充满奇思妙想“故事”的孩子——即他重新组合自己的经验,使之适合于自己的快乐和信念,而且还等同于忍受幻觉之苦的成年人——他常把现实世界和充满着自己的希望和恐惧的幻想世界,两者搅混在一起。

曾经是弗洛伊德弟子的荣格提出一套精细的心理类型学(psychological typology),按照这一套类型学,人类的心理类型可分为“外向者”(extrovert)和“内向者”(introvert)两大类,这两大类根据下列四种心理因素,即思想、情感、直觉和感觉如何起主导作用的,再分为四个类型。荣格并没有把所有的作家都列为“直觉内向”(intuitive-introverted)型,或更普遍地列为内向型。他为了进一步反对简单化倾向,指出有些作家在其创作中显示了他们所属的类型,而另一些作家则显示了他们的“反类型”(anti-type),即他们精神世界的完整性。

在有关作家所属文学类型的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中阐述:这一极端存在于希腊的两位艺术之神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之间,他们体现了两种艺术和两种创造过程中;雕刻艺术和音乐艺术;即梦的心理状态和狂喜陶醉时心理状态的区别。这样的区别,大致相应于古典派的“制造者”和浪漫派的“心神迷乱者”之间的区别。

法国的心理学家李博(T. A. Ribot)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受到尼采的影响,但是他以两种主要的想象力类型作为划分两派文学艺术家的界限,他也是以尼采的理论为依据的。他所划分的前一种类型是“造型的”艺术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的创作主要激发于对外部世界的感官印象和知觉。而后一种是“融化的”(兼具听觉的和象征的)艺术家,即象征派的诗人或浪漫故事的作家,他们以自身的情绪和感觉为起点,通过情绪的力量,使节奏和意象统合,从而投射其感情。

还有一种类型分法就是鲁苏(L. Rusu)所提出的那种分类法,他把艺术家分成三类:“交感型”的(即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自然流露的、欢欣雀跃的情绪),“心神混乱型”的,和“心神平衡型”的。有关这些类型的例子,他往往举得并不完全恰当;不过“交感”和“混乱”这两个一正一反的对比,使人产生一种普遍的联想,提示了一种综合的、最伟大的艺术家的类型,这种类型的艺术家终能战胜心魔,使自我内心紧张状态达到平衡。

心理学是否还可以用来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本身呢?答案是肯定的。心理学明显地可以阐述作家创作的精神过程。有些学者注意研究各种写作方法,注意研究作家修改和重写时的习惯。也有些学者曾经研究作品的产生过程:作品的早期阶段,草稿,重读删弃的文本等。然而,这方面的许多资料,尤其是许多有关作家创作习惯的轶事与评价,或批评作家作品的研究结果有时实被过高地估计了。当然研究作品的修改、订正以及类似的问题,也许确实具有更大的文学价值,因为我们如能很好地利用这些研究成果的话,它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艺术作品之中的漏洞、不一致、转折和歪曲等与文学批评有关的问题。

有些作家可能有天生地、也可能朦胧地持有一种心理学理论,有时它看来就适合于一种说明一种人物类型或性格是如何产生的。例如哈姆雷特是属于“忧伤沉郁的多血质者”这一类型,英国人根据他们心理学理论都熟知这种类型的人物。在《皆大欢喜》一剧中的贾克斯,则是属于“粘液质的阴郁所引起的矫揉造作的抑郁症”例子。商迪则可证明患有临床心理学家洛克(J. Locke)所说的“语音联想症”。司汤达笔下的英雄于连•索墨尔则被人用特哈西(D. Tracy)的心理学的术语加以说明,显然,又有人根据司汤达自己所写的《论爱》一书来对各种爱的关系加以分类。鲁迪安•达斯柯尼哥夫的动机和感情则被人用一种具有临床心理学特点的方法加以分析。普鲁斯特分析作品无疑地有一套关于记忆的心理学理论,甚至对他自己作品的组织,他的理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而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往往被小说家们有意识地采用。

假如我们考察一下那些“意识流”小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些小说中,并不是把主观的实际内心变化过程“真实”地重现出来,其实这种意识流不过是把意象加以戏剧化的一种表现方法,它使我们具体地认识到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那个“我”是什么样的人,或郭沫若作品中的“喀尔美萝姑娘”又是什么样的人。但这种表现方法似乎不能说是科学性的或甚至是“写实性的”。

对一些更自觉的文学家来说,心理学可能加深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使他们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或让他们得到一种未曾发现的写作方式。但这时心理学本身只不过是艺术创作活动的一种准备;从文学作品本身来说,只有当心理学上的真理增强了作品的创造性和内涵时,它才有一种艺术上的价值——简而言之,如果它本身就是艺术的话,它才具有艺术的价值。

因此,文学与心理学谈起恋爱或联姻,一定会有好多幸福的甜蜜以及痛苦的磨擦,充满了迷人的风情。

往事并不如烟

我们这本集子所收录的二十五篇心理分析小说,大多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它们并不像出土文物似的,只能让人产生怀旧鉴赏的情怀,其实即使在今天这些作品还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

在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有一个中短篇小说欣欣向荣的时期。当时经过鲁迅的小说一枝独秀后,这个时期出现的小说作家多达百人,但真正的“大腕”是鲁迅和郁达夫,有不少粉丝醉心于模仿他的创作风格。风格介于郁达夫和张资平之间,善以爱情、性爱和变态心理为题材的小说作家则有叶灵凤、章衣萍等为代表。

鲁迅的小说风格是独特的,古今无二。《肥皂》这篇小说约九千字,从布局的深密,描写的细腻,实在是他的一篇力作。可惜,用笔太深,近乎晦涩,你不精读细研,没有查英汉字典的知识水准,是难以了解小说的主题何在。《离婚》是另一篇掷地有声的作品,但给人是一幅灰寒绝望的图景。

相比之下,《在酒楼上》则是一篇杰作了。内容简洁,全篇仅六千余字,却写了三幅绝美的雪景,三个乡情深淳,古朴芬芳的人生片断。这篇小说一反鲁迅素来的格调,不再板着铁青的脸孔,隐忍着火辣的情感,用冷隽如刀的笔调,刻画那灰寒绝望的世界。小说写得节制、含蓄、朴素,却有莹魂夺魄之美。在鲁迅作品中极为少见,弥足珍贵,表现了卓越的写实主义技巧,可与外国名作家莫泊桑和契柯夫竞相争辉,与《孔乙己》、《故乡》一起堪称三大短篇小说杰作。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他开始写作在1920年,较鲁迅迟两年。他与鲁迅同为浙江人,也同是日本留学生,但写作历程和风格大不相同。《沉沦》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郭沫若曾对《沉沦》作如下点评:

“他那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一股清风,立刻吹醒了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同为日本留学生的文学家郭沫若,虽然在不同的场合曾酷评甚至痛骂过郁达夫,但上述一段点评的确是公正之论。

《沉沦》是约三万字左右的自传体小说,全篇分八章,第一章是引子,第二章是自恋自怜的画像和对爱情的饥渴;第三章是自报身世;第四章是在忏悔自慰手淫的恶习;第五章描写偷窥日本姑娘沐浴的心理;第六章写偷听男女在野地里幽会苟合的性苦闷;第七章写入酒家寻妓;第八章是酒醒后的悲悔。

因为小说是自传体,不免平铺直叙,但并不因此减少它的魅力和艺术光彩。特别是内容上大胆的自我暴露,的确是一声春雷震撼了那个时代。作者的离经叛道,并不让人感到厌恶和憎恨,例象是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倾诉,反而令人感到同情和共鸣。这里显示出郁达夫的艺术风格和心理类型。

郁达夫在《沉沦》的序中说:“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文学无真挈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显示了作者对自己作品具有独特的信念和理解。

笔者也颇具同感。我可以把这位作家称之为“前辈”,因为我和他同在一个日本大学中留过学,即日本名古屋大学中,只是年代不同。郁达夫在国家贫弱,一蹶不振的年代;而我则是在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80年代末出国留学。2004年我去日本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时,又回了留学的母校名古屋大学中,只见当年笔者曾在校园练太极拳的场地中,已静静树起了一座纪念他的雕像,实在令人缅怀不已。

在我日本留学毕业的博士论文第二章《中国留日学生史》中,鲁迅和郁达夫是作为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在论文中着重进行心理研究的。他们的写作历程、文学风格和心理特征是不大相同的。

鲁迅的处女作《狂人日记》,以血腥的气味揭露旧中国数千年吃人的礼教,而郁达夫的处女作《沉沦》则以委婉的笔触揭露国人自身病态的灵魂。鲁迅的创作,是以“指出痛苦,唤起疗救”的救世信念出发,而郁达夫的创作是以献身艺术、解剖自我、净化自我出发;鲁迅一心想做除新开旧的斗士,郁达夫则一心展示自我升华的精神世界景象;鲁迅如满身盔甲的武士,手持利刃站在黑暗中搏敌,而郁达夫则裸露在舞台上,是任人观赏,反省的狂人。不惜以命相搏的武士固然是大勇之人,脱除一切隐饰,敢于解剖自我的何尝不是勇士?

鲁迅的小说千锤百炼,言简意赅,郁达夫的叙述委婉,情真意挚。故有时拖泥带水;论技巧,郁达夫不及鲁迅;但郁达夫写出人性,写出有情世界,而鲁迅蔽于“治病救人”的信念,缺乏人性色彩,故在文学纯度和浓度上,鲁迅不及郁达夫。

另一个大作家是从湖南山清水秀的凤凰县走出来的沈从文,他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职业作家,他以小学毕业的文化,去当兵,又弃武从文,象奇迹一样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象是一个未熟的天才就早早投身文坛,他的一流作品要到三十年代后才出现。但他的初期作品在当时仍属鹤立鸡群,使许多小说家望尘莫及,有些作品是可以和鲁迅、郁达夫等媲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三册小说集,竟没有收录他的一篇作品,不知是错漏还是偏见,让人匪夷所思。

沈从文的创作艺术特色是将诗写入小说中,将小说变成诗,作品显示浓厚的诗情画意。他在中国文坛有如法国的莫泊桑,或俄国的契诃夫,是中短篇小说之王。中篇小说作品较少,但仅有的几篇如《边城》、《长河》等全是脍炙人口的杰作。

《边城》约七万余字,实际上像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歌,全书二十一章,又像是二十一幅彩色诗画连成的画卷。这是中国小说史上最别致的一部作品,如同文学作品中飘逸不群的仙女。小说情节简单,描写一山水如画的古渡头,年逾古稀的老船夫,和情窦初开的小孙女翠翠的故事。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梦,平凡的人生追求和坎坷,却表现了不平凡的美,最纯真的人性,这是何等的功力!

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里谦虚但颇具自信地说,他这部作品不屑与上海滩那些造谣生事的文人争读者,他只给那些关心民族的过去和未来的人们写的。他说道:

“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也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这有如预言般的自评,是一语中的。写民族的淳朴人性,正是沈从文永远也写不完的灵感之源。

另一个文坛泰斗、重量级的人物应算蛰居在上海的“不老松”华东师范大学的施蛰存。施氏,松江人,学者型作家。他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东南西北,天地浩然之气养于心中,学贯中西,成就蜚然。可以前的文学界对他的评价,总是曲折隐晦的很,究其原因,大约是与鲁迅有过交恶的历史,这对他是很不公允的。

令施蛰存毕生难忘的是:鲁迅与他打笔墨官司时,斥他为“洋场恶少”。对于鲁迅,你除非与他作朋友,一旦交恶,则他的笔触冷峻严苛,锋利无比,就好像文坛的冷面“杀手”、“无情的刺客”。如果招惹上他老人家,则是刀刀见血,剑剑致命,他对待敌人如冬天般的冷酷无情,令敌手闻风丧胆;但对待朋友,有时也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不留情面。这大约与他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有关。其实像这样杰出的人物,不仅除了要做好身体健康的护理之外,当时如能有一个心理医生陪伴他,则鲁迅对于中国的文坛的贡献也许又当别论了。

“洋场恶少”的阴影,笼罩了施蛰存大半生。他本名施德普,一气之下易名为施蛰存——意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势,以存身也。”晚年的施蛰存回眸一生沧桑,作《浮生百咏》记之。其第六十八首诗云:

粉腻指残饱世情,况兼疲病损心兵。

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他在诗的附注中云:“自1928年至1937年,混迹文场,无所得益,所得者惟鲁迅所赐‘洋场恶少’一名,足以遗臭万年。”从附注中看,其心态宽裕超然,故能获得高寿。其实,他写鲁迅也有过愉快的交往。当时左联以柔石为代表五位革命作家遭国民党杀害,鲁迅拍案而起,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由施蛰存毅然拍板,刊用在他主编的《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上,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相比之下,郭沫若的待人之道较为宽容了。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时,渴求名家鼎力相助,曾得到鲁迅、茅盾、老舍等襄助。时郭沫若远在日本,鞭长莫及,于是施氏只得冒昧写信,盛情相邀为《现代》赐稿。始求得郭沫若的作品《离沪之前》,但《现代》同期又发表周作人的一篇散文,施蛰存在编排目录时,将周排在郭之前,被叶灵凤发现了。这叶灵凤也是一个文坛奇才,写性爱,写人欲和人物心理深层活动,极富个性特色,代表作品有《昙华庵的春风》等,那次不知怎的,竟然向郭沫若打了“小报告”。

郭便生气,拒在《现代》上发表。施不得已,又恳请叶灵风从中斡旋,“解铃还得系铃人”,疏通之后,将郭的作品在正文中排于周作人前,使郭沫若的不愉快“涣然冰释”。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而施蛰存与沈从文的交谊表面平谈,内里却十分深厚,三十年代沈从文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办文艺刊物《红与黑》。丁玲夫妇经常去施蛰存的水沫书店去玩,而沈则不去,在家写文章,编杂志,掌管内务,几年中与施只见过十余次面。施对他印象是一介书生,不像当过兵出身的武夫,“是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常对人微笑,性格冲淡平和。

1929年,施蛰存在老家松江结婚。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冯雪峰、戴望舒、刘呐鸥等前往贺喜。刘呐鸥在当时是以“新感觉派”作家著称的,他在小说、电影、戏剧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作品。施蛰存说他是:三分之一台湾、三分之一日本、三分之一上海洋场文化的混合物,此语不谬。

当时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结伴同往。沈从文带去一幅裱好的贺词,字写得遒劲有力,在鹅黄色的洒金横幅上,沈从文分行写了“多福多寿多男女”,每行两个大字,署名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同贺。施蛰存还特地嘱咐承办款待的酒宴,特加一道时鲜菜肴:四腮鲈鱼……

在这本集子中,收录的施蛰存先生的小说最多,并不仅是对他的敬重,而是施氏的心理小说确有其过人的艺术长处。

往事并不如烟,就是这样一群各具性格特色的作家和作品,给我们这本集子带来迷人的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