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克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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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shelwood
轻工 2017-7

后记

我发现自己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克莱茵学派的魅力是品尝非常遥远的经验形式。这些经验形式大多来自“精神病的”病人,常常看似有违精神分析技术圈外的大众写作形式。克莱茵学者真的相信,一层整个分开的心智已经被揭露出来,位于常见的普通俄狄浦斯情结之下——也不是普通的日常意识经验能够觉察到的。在婴儿生活时期,最早期的层面消失了,潜入发展过程中“地壳运动”的下面。精神分析式的探索路径,经历了从分析儿童到分析精神病人的过程:前者比较贴近早期婴儿式的经验;后者并未恰当地进入心智的成熟形式。这条路径贯穿了三十年,从1934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精神分析并没有回到过去的相同问题上。旧有的问题是普通的俄狄浦斯、象征,等等,在我们探索了底层的世界后,这些都被赋予了极为不同的含义。我们不再诊断癔症、强迫症,等等。相反,我们涉及的是那些不完全是精神病的人——被广泛地称作“边缘型人格”的人。我们也涉及不同的概念——思考与学习的衰弱(“负K”),有组织的内在残酷行为,等等。这些改写了俄狄浦斯情结,创造了关于它的新版本。通过绕进这些原始的层面,克莱茵学者不断地重新定义着心智过程的世界。

作为特殊的克莱茵学派,我们的探索带来了什么样的发现呢?

首先,最重要的理论概念:死本能。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完全受到其他精神分析流派排斥的概念——它的临床表现形式无疑是嫉妒,以及死本能衍生出的攻击性与爱之间细微的互动。

第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清晰的区分,以及因此出现的内在客体与外在客体的区分。有形的内在客体与温尼科特(Winnicott,1971)的“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不同,与心理表象的观点有关,是一种内在象征(Sandler,1987)。

第三,意义是一种由主体心智状态促成的经验,而不是主体学到的外在客体与生俱来的特质。当然,社会意义是习得的,以共有的内在无意识幻想为基础,这些幻想在个人及社会层面上得到表达。

第四,将无意识幻想与意义转变为(意识中的)思维,接着用大脑思考它们。

第五,克莱茵学派的反移情观点是一个心灵内部的版本,其特点是分析师活跃的内在世界与病人心灵内部的世界产生共鸣。

第六,克莱茵学派的精神分析师特别强调:在会谈中,诠释应该处理移情在当下的反响(reverberations)。干预不能冒险成为对抗反移情扰动的防御,或者说,至少不能冒险让病人经验到这种方式。

第七,与第一点相关。病理性组织最近被概念化,指的是个体人格中包含导向自体的破坏性的一个机构,这些破坏性是未经修改的死本能衍生物。这些组织会造成精神分析中精确、微妙且持久的僵局。 本书中选择的临床报告,大多包含了“联想—诠释—回应”这个公式,虽然这不是克莱茵学派特有的概念。即使如此,我提供的案例并不总能贴近这个可作为证据的临床过程。我发现自己使用的很多解释并不总能按照我的意愿,一丝不苟地记录这个亲密的过程。

梅尔泽(1967)对精神分析过程的很多其他方面进行了有趣的讨论,不过,我选择了对概念的临床证实极为重要的方面。克莱茵学派的精神分析将来会被证明是“科学”的死胡同,这是很多人已经做出的预测。他们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别处。然而,无论未来会怎样,过去的发现大多已经被接纳,这些发现是:包含混合情感状态的抑郁位置概念(它被广泛认为是各种微妙的情感回应以及饱含诗意的想象力的来源);破碎与分裂特有的恐惧(terror);内在心灵世界中人际关联被涵容的经验;以及作为支柱的投射性认同概念。令人感激的是(或相反地),目前这些概念在精神分析领域内正在被广泛地使用——欧洲大陆,南美以及别处,也包括英国多数的非克莱茵学派精神分析师。

在这些奇怪、难懂的发现之后,精神分析不得不发生改变。有些人认为,克莱茵学者已经告别了我们知道的现实,被拖入了病人野蛮幻想中的分离的自由(detached freedom)——或者说,正如一些人相信的那样,进入他们自己不受支持的幻想世界中。但是,作为成人,远离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感觉,并不意味着克莱茵学者真的生活在幻想世界中,也不能说他们相信自己的病人生活在幻想世界中。问题在于抓住两者的混合物——外在与内在世界。尤其是在生命的早期阶段,这样的混合持续地发生变化,出现各种令人困惑的比例。婴儿的外在“世界”与成人的外在“世界”极为不同。婴儿处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中,意识到的物理性质可能只能用心理概念来理解——也就是说,婴儿可以看到它周围的(以及它内部的)一切事物的动机。因此,婴儿的外在世界首先是“社会的”。它感知到的其他心智,也像它自己一样,有着目的、冲动和欲望。起初,婴儿通过好奇、恨与爱,与这些跟它自己一样的心理客体建立起连接。

因此,克莱茵学者认为,在潜意识工作的心智层面上,外在世界是一个社会性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事实上,克莱茵学派的精神分析师有着将理论概念应用于社会环境的传统(例如:MenziesLyth,1988,1989)。不过,“社会”现实是流动的。主体与客体双方各不相同。这样动荡的世界会对主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有形的外在世界相当不同,有形的外在世界通常出现在成人的意识经验中。就当代精神分析而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病人不能真的给出有关他(她)心智深度运作的观点,相反,他(她)能提供的是与另一个心智的互动——投射进入那个心智,或者接收来自那个心智的投射。这是病人自己感知到的互动——的确,这样的感知灌注了他(她)自己的感知方法。

亚伯拉罕提倡将焦点放在病人对自己心智的感知与描述上,因此,留给分析师的描述心智工作的空间(越过记录病人自己的看法)就很少了。一些人反对这个观点,他们抱怨说,这样的取向实际上违反了精神分析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整体性。超心理学包含一些理论,建立在多数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各个病人身上的发现,创造了一系列有关人类心理的普遍概念。事实上,精神分析内部总是存在着张力,它存在于仔细关注个体心智如何工作(各种精神分析性的治疗工作)与发现和建构一个普通心理系统之间。弗洛伊德早期的工作,主要基于以下观点:每个病人的症状与梦境都必须时时地破译,因为它们特殊的个人意义。当然,这样的观点很快就让位于构建一般理论的尝试,他将这样的理论称为超心理学。

事实上,译码(诠释)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有关意义与心智内容的一般理论。精神分析内部仍然有着持续的分歧:去分析个体,还是去构造超心理学理论。争议在于是否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话题——构建一个适用于个体一切变化的一般视角理论,相当于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寻求关于物质性质的一般理论。或者是,选择一个主观的取向,强调个体自身的经验。克莱茵学者是这一争论很主要的部分,在20世纪40年代,有关克莱茵是精神分析反叛者的论战达到了高峰。这样的差异并不必然要引起这么大的冲突。原则上,至少没有理由让主观的个体经验拥有更普遍的模式和性质。谈到收集主观数据的实践,确实会出现问题。我们没有适当的工作原则,像自然科学家收集客观数据那样收集主观(或是主体间的)数据。寻找这样的原则成了精神分析内部的迫切需要,为了让收集主观数据的过程跟收集客体数据一样缜密。

在20世纪期间,人类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心理个体来理解。因此,他们的困难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心理层面上的,较少是道德上的。这一改变的动力由很多因素组成,不过精神分析是当中最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跨越我们整个文化,精神分析构建了对心理疾病与困扰的一般认识。随着精神分析观点的传播,心理困境的呈现渗透着精神分析的看法。这为精神分析师创造了特殊的情境。他们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新的病人类型意味着新的观点以及新的工作方式,不过它们也意味着病人以新的方式呈现他们自己,因此,精神分析探索有了新的目标。

精神分析师为此感到不安。作为科学家——通常是医学科学家_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在探索永恒的现实——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则是有关人类的永恒现实。接着,精神分析师受到了一种诱惑去抵制本书中讨论的那种往复的互动。在人际间的波动中,精神分析师有时会求助于离散的分类(通常被称为诊断)。这是一种对医药科学的盲目效仿:拥有一致的、定义明确的分类,会带来持久与稳定的感觉。事实上,我们不该寻求这样的分类。对病人而言,将他(她)潜在的互动归纳为一种诊断,这样缺乏宽容的做法是痛苦的,病人变成了一个病理性的存在体,而不是一个带有冲突的人。毕竟,病人作为富有情感的、处于挣扎中的同事,才是精神分析师寻找的主观实体。这是精神分析成为主体科学(a science of the subject)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