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有趣、但我认为相当可疑的描述，这桩事件应该是发生在上坡路19号的这间寓所。芭芭拉·汉娜在她那本令人赞叹的“传记回忆录”——Jung：His Life and Work(已引述过)中报告说，1938年3月中旬，纳粹入侵奥地利之后没多久，小弗兰茨·里克林——荣格的长年友人弗兰茨·里克林之子——“便立刻被一些极为富有的瑞士犹太人派遣进入奥地利，身上带了一笔数额庞大的金钱，竭尽所能地说服那些犹太领导分子，在纳粹开始迫害他们之前尽速离开该国”。这位即将年满30岁的里克林，当时才正要展开他的医学生涯，他认为这项任务之所以选上他，是因为他的镇定自若和“极像日耳曼人的外表”使然。整体而言，他是“极其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可惜却在弗洛伊德的身上失败了。里克林的父亲曾力劝他的儿子，要弗洛伊德赶紧离开奥地利，并且“要利用最掩人耳目的交通工具离开”。不过当年轻的里克林前去拜访弗洛伊德，并且“向他解释情况”时，无奈弗洛伊德却坚决地说：“我拒绝理睬我的敌人们。”尽管里克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他解释情况，并坚持表明他的父亲，或荣格对弗洛伊德都未怀有任何敌意。可惜弗洛伊德只是重申他的坚定立场。不过，汉娜总结道，弗洛伊德一家人还是非常客气地对待这位传话者，甚至还邀请他共进晚餐。
汉娜的描述仅只如此。此外她便没有再提出关于这则惊人故事的任何文献。不过既然她与年轻的里克林私交甚笃，而且经常在荣格那里和他碰面，所以里克林很有可能便是她的消息来源。然而她的陈述却有一些破绽，比方说：那些“极为富有的瑞士犹太人”一定知道纳粹在进入奥地利的同时，便已经展开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瑞士犹太人居然会挑上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敌人之子，作为他们的使节，这听起来不大可能。此处只有弗洛伊德刚毅且不妥协的拒绝态度似乎是真实的。因此，我决定把这项报告搁在一旁。
接着在去年，当这本传记的内文已经付梓之后，罗伯特·S.麦卡利博士(如今是一名心理学教授，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则是纽约市康乃尔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员之一，并在当地的荣格学院接受训练)部分证实了汉娜的陈述，同时作了重大的修正。当这位年轻的里克林在纽约演讲时，麦卡利和他碰了面，并且聆听了他那次前往维也纳的任务细节。他记得里克林所说的是，当时的一万美金其实是荣格和里克林从他们自己的存款中凑起来的，而不是来自那些有钱的瑞士犹太人，他们希望将这笔钱直接送到弗洛伊德的手中。当里克林抵达上坡路19号这栋公寓时，安娜·弗洛伊德却只把门开了一半，而不让他进来，同时还说她的父亲不想接见他。接着弗洛伊德来到门口，然后说了汉娜引述的那些话：“我拒绝理睬我的敌人们。”里克林向麦卡利回忆道，弗洛伊德一家人的敌意是如此强烈，使他不得不离开，返回苏黎世，而那笔钱还放在他的腰缠上[Robert S.McCully，“Remarks on the Last Contact Between Freud and Jung”。Quad-rant：Journal of the C.G.Jung Foundation，New York，XX(1987)，73—74]。
麦卡利博士(我已向他请教过)对于里克林的陈述记得非常清楚，而他的版本一听起来就比汉娜的版本可信也有趣许多。它将使我们对荣格有一番新的认识。根据麦卡利博士的信件，他只怀疑“汉娜是如何知道她所描述的这件事”，不过他倒是相当确定小弗兰茨-里克林(如今已去世)既没看过她的手稿，也没接受过她的征询。诚如我提过的，无论汉娜的说法有多么的混淆，我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相信，她的消息来源一定是里克林本人。不过在欠缺公正记录的情况下——毕竟我手上只有两篇转述的报道——我决定不把最后这章从印刷厂抽回，以便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加入内文之中。不过它还是值得记上一笔。说不定，一旦我们被允许接触荣格的文献之后，这个故事将会晋升为一则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