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弗洛伊德出生于150年前的1856年5月6日。他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使人们重新审视他的作品和影响。但是由于他的名声引起争议的情况仍然和一个世纪前一样，这是一项成问题的任务。1859年，20世纪精神的另一位伟大缔造者查尔斯·达尔文凭《物种起源》成为不朽，立即获得了热情的读者，当时弗洛伊德刚刚三岁。经过一段时间充满敌意的论战之后。连善良的基督教徒也能认可达尔文的关于人类如何进化的不敬神的思想。如今他在生物学领域拥有稳固的地位，除了一些固执己见的孤立例子，特别是美洲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坚持混入宗教信仰，虽然几乎每个人都同意基督教信仰在该领域没有地位。
弗洛伊德的地位截然不同。围绕着他的遗产发生争吵的各方差异悬殊，以致他们之间达成共识，甚或安排一种可接受的妥协方案的可能性都是难以想象的。达尔文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这类基本原则问题的影响。人们普遍接受自然选择方面的大量证据；只要此类权威性证据的碎片，精神分析学家就会很高兴。可是精神分析学家提供的证据常常难以解读。与物种的历史相比，人类的精神对分析甚至描述更加抗拒。假定生物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都对理解精神行为有很大贡献。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诠释——如关于梦的理论——会毁掉精神分析的结构，近年来，分析专家替他辩护，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主张我们对梦的了解实际上是肯定了弗洛伊德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余分析视角对于异议和辩护采取开放的态度。
这一议题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个人。在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看来，他不仅是研究精神的有趣的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贡献，而且是一种新体系的预言家，无异于文化英雄。而贬低弗洛伊德的人认为，他不仅是个误导人的心理学家，而且是独裁者、说谎者、骗子——总之就是冒充内行。如我所言，双方的观点没有妥协余地，读者必须选择一种立场。我写这部传记，也不逃避采纳某一方的观点。
在本书开头，我就选择了肯定的基调。我赞赏此人及其作品，主要因为他的成就。我相信这部传记不是英雄崇拜的史诗。我始终假定弗洛伊德只是人类，可以持怀疑态度进行调查；早期的分析家向他谄媚，尤其欢迎他的一切言论，仿佛他是精神分析学界绝对正确的教皇，那样只是损害了他的事业，致使他近年来被广泛讨论(并且毫无结果)的梦的理论变得模糊不清，俗话说就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此外，弗洛伊德遗留了一些问题，相关证据过于支离破碎或互相矛盾，无从获得可靠的结论。弗洛伊德和他妻子的妹妹玛尔塔之间有没有风流韵事？我指出，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弗洛伊德的想法不足以说服我们相信两人是否上过床。在我这里，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不过我最好的推测是，他们的关系仍然仅限于友谊。但我不愿拘泥于教条，我已经补充说，只要出现相反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我就会改写那几页。另外还有弗洛伊德和美国外交家威廉·布利特合作的关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奇怪“分析”。我称之为尴尬难堪的事和应用分析学的滑稽模仿。不过出于文体上的理由，我只安排了对弗洛伊德的介绍性材料。现在研究弗洛伊德的学者保罗·罗拉岑(Paul Roazen)发掘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材料，暗示弗洛伊德在书写这件“尴尬难堪的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人们通常猜想的更大。这本书里只有寥寥数语需要改写。尽管如此，改善总是好的，纵然只是小小的修正。
那么弗洛伊德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就是庆祝的缘由，而不是悔恨、惋惜或失望的机会。虽然有的精神分析学家怀疑他的一些最激进的观点是否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我想即使这些人也必定能发现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性，无论他的作品里有多少细节需要修改。以我的判断，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更公正地理解人类这种动物。他认识到人类——所有人类——都必须面对文明的困境。因为文明既是人类的最伟大的成就，又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它要求个人控制自己的冲动、否认自己的愿望、限制自己的性欲。按照弗洛伊德那令人绝望的明智观点，倘若没有文明强加的节制，人就不能生活，但人也不可能真正脱离这些约束而自由地生活。挫折、失意和不幸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教育的最有意义也最被忽视的是它消极的一面；它教孩子不要做什么，不要要求什么，甚至不要想象什么。弗洛伊德告诉了我们这个令人不悦的消息，所以他永远不会是广受欢迎的预言家。然而让我们牢记这一真相吧，因为这是值得的。
彼得·盖伊
200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