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卫和歌利亚
2012年7月4日半夜，迈克尔·莫伊尼汉躺在沙发上，妻子乔安娜陪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在楼上睡觉。他们很穷，一直都很穷。新闻界的每个人似乎都挣得比迈克尔多。“我永远也不能把新闻变成钱，”他后来告诉我，“我不懂该怎么做。”
他们非常焦虑。迈克尔已经三十七岁了，靠写博客和自由撰稿勉强糊口，住在布鲁克林区格林堡一间没有电梯的公寓里。
不过，他刚刚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华盛顿邮报》请他在十天内写一篇文章。这个时间段不算太好。“现在是国庆节，每个人都在休假，既没什么读者，也没什么新闻。”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难得的机会。迈克尔感觉肩头压力很大。这种压力刚刚毁掉了去爱尔兰拜访老丈人的假期，现在又让他赖在沙发上一筹莫展。
他开始在网上寻找灵感，心血来潮下载了最近《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的非虚构读物。那是一本讲创造力的神经科学著作，作者是年轻英俊、享有国际声望的心理科普作家乔纳·莱勒，书名是《想象：创造力是怎么工作的》（Imagine：How Creativity Works）。
第一章的标题是“鲍勃·迪伦的大脑”。这一下子就引起了迈克尔的兴趣，因为他是鲍勃·迪伦的铁杆粉丝。在迪伦天马行空的音乐生涯里，《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这首曲子的诞生无疑是里程碑。乔纳·莱勒再现了迪伦创作这首曲子的心路历程。
1965年5月，迪伦觉得百无聊赖，厌倦了辛苦的巡回演出，“被失眠和药物折磨得瘦骨嶙峋”。他开始厌恶自己的音乐，创作的欲望荡然无存。正如乔纳·莱勒所说：
他唯一相信的，就是这种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每次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时，他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上帝啊，幸亏我不是‘我’，幸亏我不是那样。”
迪伦告诉经纪人，他要退出音乐界。他搬进纽约伍德斯托克的一间小屋，打算写本小说。
但就在迪伦决定结束音乐生涯的时候，他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了。“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迪伦事后回忆说，“就像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
难怪《想象：创造力是怎么工作的》这本书会畅销了。但凡陷入创作瓶颈、深感绝望的人，有哪个不想读到这样的故事，有哪个不希望自己当前的状态和鲍勃·迪伦创作出《滚石》前一样？
我得解释一下，迈克尔·莫伊尼汉下载乔纳·莱勒的书，不是因为给《华盛顿邮报》写文章遇到瓶颈，需要找点灵感，而是因为乔纳·莱勒不久前被卷进了一起不大的丑闻，迈克尔打算报道这件事。经人证实，莱勒给《纽约客》写的一些专栏文章，其实是他几个月前给《华尔街日报》写的文章。英国没有美国那么重视“自我抄袭”，迈克尔打算讨论这个现象，进而探讨这反映了英美文化的哪些特点。
读到某一处时，迈克尔停了下来。他反复打量这句话：
“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迪伦事后回忆说，“就像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
迈克尔皱起了眉头：“鲍勃·迪伦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是什么引起了你的怀疑？”我问迈克尔。我俩在纽约切尔西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饭。迈克尔相貌英俊，但显得很烦躁，眼睛像哈士奇一样暗淡无光，眼神飘忽不定。
“这话不像迪伦说的。当时的迪伦，每次接受采访时都很浑蛋，让采访者超级不爽。但这句话听上去却像是鸡汤文里的。”
所以，迈克尔躺在沙发上，翻了翻这句话前面的段落。
每次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他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上帝啊，幸亏我不是‘我’，幸亏我不是那样。”
在D.A.彭尼贝克执导的纪录片《永不回头》（Dont Look Back，省略掉Don’t的一撇是导演的主意）里，迪伦读了一篇关于自己的报道：“他拼命抽着雪茄，每天要抽八十根……”他哈哈大笑：“上帝啊，幸亏我不是‘我’。”
迈克尔心想，乔纳·莱勒怎么知道迪伦每次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都会这么说？“每次”从何而来？而且，“上帝啊，幸亏我不是‘我’”这句有据可查，“幸亏我不是那样”这句是哪来的？他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乔纳·莱勒是从哪里找到这句话的？
于是，迈克尔·莫伊尼汉给乔纳·莱勒发了封邮件。
“我是迪伦的死忠粉，一拿到你的书，就迫不及待地从第一章读起……迪伦的说话风格我非常熟悉，所以有些引言让我觉得很困惑，又找不到出处……”
这是迈克尔给乔纳·莱勒写的第一封邮件，是他带我回家后，在客厅里读给我听的。他妻子乔安娜坐在我们旁边，周围散落着婴儿玩具。
到7月7日，迈克尔在发给乔纳·莱勒的邮件里，已经指出了六处可疑的引言，包括“就是突然有了倾诉的冲动”和“幸亏我不是那样”，还有迪伦对刨根问底的记者们愤怒的回应：“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把它们写下来，没什么伟大的含义。别再叫我解释了。”
在《永不回头》里，迪伦确实说过“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没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把它们写下来，没什么伟大的含义”。
但没有“别再叫我解释了”。
迈克尔提到了自己的截稿日期，说自己得在十天内把文章交给《华盛顿邮报》，然后就按了“发送”键。
第二天，乔纳给迈克尔回了两封邮件。他的回信看上去既友善又专业，公事公办，还带着点优越感，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聪明的年轻学者。他对迈克尔提出的问题表示理解，保证会尽量安排时间解答，但最快也要十一天后。因为他正在北加利福尼亚度假，假期刚好是十天。资料都在家里，离度假的地方有七小时车程。他不愿意为查点资料来回奔波十四小时，这会毁了假期的。如果迈克尔能等上十天，他会发来详细的脚注。
迈克尔给我读这个部分的时候哑然失笑。十天，刚好跟迈克尔给《华盛顿邮报》交稿的时间一样。
不过，乔纳愿意试着凭记忆回答迈克尔的问题。
迈克尔说：“从这里开始，他就露出狐狸尾巴了。他打算撒谎，不过还有点犹豫。‘我要不要撒谎呢？’”
乔纳选择了撒谎。
“我得到过一些帮助，”他写道，“来自迪伦几个经纪人中的一个。”
那个经纪人让乔纳浏览了尚未公开的采访原稿。如果有些引言跟网上通行的版本有出入，原因就在这里。
乔纳接下去写道：迪伦是在1995年对电台记者说出“别再让我解释了”这句话的，引自一套罕见的多卷本选集《开口的小提琴手：鲍勃·迪伦传奇一生的访谈和记者招待会采访集锦》（The Fiddler Now Upspoke：A Collection of Bob Dylan's Interviews, Press Conferences and the Like from Through-out the Master's Career）。然后，乔纳对迈克尔表示感谢，彬彬有礼地结束了邮件。邮件最下面一行字显示：“发自我的苹果手机。”
“发自他的苹果手机，”迈克尔说，“这么长的一封信竟然是用手机写的。大概他是心虚吧。他手心里会不会全是汗呢？你说呢？”
谁知道乔纳·莱勒是不是真的在度假？但迈克尔只好信了。两人暂时没有再联系。这导致迈克尔迟迟无法把文章交给《华盛顿邮报》，只好继续挖掘资料。从《开口的小提琴手》找线索简直是个噩梦：“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五卷，每卷售价一百五十美元到两百美元。”
乔纳·莱勒可能觉得迈克尔没钱买一套这么贵的选集，也不会真对这么卷帙浩繁的著作深究到底，但他实在是太低估迈克尔了。迈克尔身上有些特质，让我想起了电影《终结者2》里的半机械人，那个家伙比阿诺·施瓦辛格还结实，跑起来比速度最快的汽车还快。他妻子乔安娜告诉我：“迈克尔是社会法则的守护者。”又转过身对他说，“你很善良，只要每个人都……”她的声音渐渐变小了。
迈克尔说：“如果有人在街上乱丢垃圾，我就会无法忍受。我会失去理智，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一下就是好几个小时，”乔安娜说，“我们本来只想出去散散步，结果却听了整整半小时的咆哮……”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溃。”迈克尔说。
最后，迈克尔找到了《开口的小提琴手》的电子版。确切地说，不是那套书的电子版，“而是迪伦全部已知采访的档案合集，名为《每个字都是精神污染》（Every Mind-Polluting Word），”迈克尔告诉我，“基本能算作《开口的小提琴手》的电子版吧，是一个粉丝整理后放到网上的。”它证明鲍勃·迪伦在1995年只接受过一次电台采访，而且一次也没对采访者说过“别再让我解释了”。
7月11日，迈克尔跟妻子女儿在公园里玩。天气很热，他女儿在喷泉里爬来爬去。电话突然响起，铃声提示“乔纳·莱勒来电”。
我现在知道乔纳·莱勒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声音，那就是“字斟句酌”。
“我们聊得不错，”迈克尔说，“谈迪伦，谈新闻界。我告诉他，我不是想出名。你知道的，我奋斗好几年了，做该做的事，养家糊口，一切都很好。”
迈克尔说“没问题”时的语气，让人听来恰恰像是“有问题”，就像一个人焦虑地低下头，死死盯着地板一样。
“我告诉他，我不是那种嘴上没毛的脑残，‘只要你找个目标，我就会在广场上把它烧了，让世人知道老子的厉害。’乔纳说，‘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冒。’”
迈克尔挺喜欢乔纳：“我和他聊得挺好，真的挺好。那是一次很棒的对话。”挂电话之前，他们互道珍重。几分钟后，乔纳给迈克尔发来邮件，再次对他的正直和不像脑残一样羞辱别人表示感谢。那些人从来不像迈克尔这么宽宏大量。
那之后，迈克尔冷静下来，继续深挖乔纳这个人。
那几天过得很平静。迈克尔感觉自己像阿加莎笔下的大侦探波洛一样。乔纳声称自己得到了迪伦几个经纪人中一个的帮助，迈克尔觉得有点可疑。事实证明，鲍勃·迪伦只有一个经纪人，名叫杰夫·罗森。虽然杰夫·罗森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太好找，迈克尔还是找到了。
迈克尔发邮件问他有没有跟乔纳·莱勒说过话，对方回答“从来没有”。
于是，迈克尔又给乔纳发了封邮件，说还想再提几个问题。
乔纳显得有点惊讶。难道迈克尔还想报道这件事？他还以为迈克尔放弃了呢。
迈克尔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一脸鄙夷地摇了摇头。乔纳显然以为自己的甜言蜜语已经阻止了迈克尔做进一步调查，但其实不然。“不高明的撒谎者总以为自己擅长撒谎，”迈克尔对我说，“他们总是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我跟杰夫·罗森联系过了。”迈克尔告诉乔纳。
乔纳一听这话马上慌了，迈克尔说：“他一下子就慌了。我从没见过谁慌成这样。”
※
乔纳开始频繁给迈克尔打电话，求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有时迈克尔会把手机调成静音，再看手机的时候，屏幕上会有很多乔纳的未接来电。要不是他截图保存了下来，我真是难以置信。我问迈克尔，这件事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有趣了。他回答：“从你的对手感到恐慌的那一刻起。”他停顿了一下，“这就像在丛林里打猎，你觉得很爽。你开枪打伤了一只动物，它倒在地上苟延残喘，只希望你朝它头上再补一枪。这时你会想，‘我可不想那么做，那太可怕了’。”
迈克尔接到了乔纳的版权代理人安德鲁·威利的电话。他代理的不仅仅是乔纳，还有鲍勃·迪伦、大卫·鲍伊、大卫·伯恩、大卫·洛克菲勒、V.S.奈保尔、《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马丁·艾米斯、比尔·盖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阿尔·戈尔。事实上，安德鲁·威利并没有亲自给迈克尔打电话。“他通过别人联系我，让我给他打个电话，”迈克尔说，“我觉得这简直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里的情节。他是美国文学界最有权有势的版权代理人，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把事情说了一遍。他说：‘如果你坚持发表这篇文章，就等于毁了一个人的生活。你觉得这件事比毁掉一个人的生活还重要吗？’”
“你是怎么回答的？”我问。
“我说，我会好好考虑的。”迈克尔说，“我猜安德鲁·威利肯定是个亿万富翁，因为他很有洞察力。后来，乔纳打电话来说：‘安德鲁·威利说你打算继续写下去，发表出来。’”
截稿日前一天，也就是7月29日（星期天）下午，迈克尔走在弗拉特布什大街上，冲手机那边的乔纳吼了起来：“我需要你公开这件事。你必须这么做，乔纳。你必须公开这件事。”“我疯狂地挥着胳膊。我实在太生气、太沮丧了。他浪费了我那么多时间，对我撒了那么多谎，还有那些假笑。”最后，乔纳声音里的某些东西让迈克尔意识到，这件事已经不可避免了。“我冲进商店，买了本Hello Kitty笔记本和一支笔。足足二十五秒的时间里，他都在说：‘是我的错，很抱歉撒了谎。’接下来，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这件事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六天，迈克尔只花四十分钟就写完了报道。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在新闻界赚钱。他同意把这个独家新闻交给犹太人办的《平板》（Tablet）杂志首发。《平板》得知自己获此殊荣后，立刻表示要付迈克尔平常稿酬的四倍。但这笔钱并不算多，只有两千两百美元。这篇报道总共只让他赚了这么点钱。
他写报道花了四十分钟，却抽掉了九包烟。
“如果说乔纳·莱勒差点杀了我，那是因为他害我在安全出口外面抽了太多的烟。我一根接一根地抽啊抽。如果你掌握了生杀大权，只要按下‘发送’键就能置人于死地，你也会这么做的。而且手机还响个不停，一直响啊响的。那个星期天晚上，我手机里有二十个乔纳的未接来电，然后是二十四、二十五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他不停地打电话，”他妻子乔安娜说，“这真让人难过。我不懂他为什么觉得一直打电话就能有用。”
“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晚上。”我说。
“是啊，是啊，当然了。”迈克尔也说。
最后，迈克尔终于接了手机：“我说：‘乔纳，你不要再打了，再打就是骚扰了。’我觉得就像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一样。我说：‘告诉我，你不会做傻事。’他当时真的有可能做傻事，我特别担心。我也想过，要不还是别把文章发出去了。他一直在说，‘求求你，求求你’，就像儿童玩具快没电时那样有气无力，断断续续。‘求求你，求求你……’”
迈克尔问我，换成是我会怎么做。我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要发布一则消息，就会毁掉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的毁掉。
我认真想了一会儿。“毁掉一个人？”我停顿了一下，“没有。我觉得应该没有，不过不确定。”
“永远别这么做。”
他说，当天晚上真的考虑过就这么算了，还是不发表了。乔纳也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迈克尔的女儿差不多大。迈克尔说，他不能欺骗自己。他很清楚按下“发送”键对乔纳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搞砸的时候，不仅仅是丢掉工作，而是断送职业生涯。”
迈克尔想起了过去的一些记者，比如《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的斯蒂芬·格拉斯。1998年，格拉斯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名为“黑客天堂”（Hack Heaven），讲一个还在上学的十五岁男孩黑了Jukt Micronics软件公司的数据库，最后反而被公司录用。格拉斯描写男孩在会议室敲诈该公司时，简直像亲临现场一样：
“我要好多好多的钱。我要马自达。我要去迪士尼。我要X战警初版漫画。我要订一辈子的《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快拿钱！快拿钱！”桌子的另一边，公司高管们……毕恭毕敬地耐心倾听他的要求。“对不起，打扰一下，先生，”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试着打断满脸青春痘的少年，“请原谅我打断您，先生。我们可以安排一下，给您更多的钱。”
——斯蒂芬·格拉斯，“华盛顿现象：黑客天堂”《新共和》，1998年5月18日
事实上，既不存在这间会议室，也不存在这家公司和年轻的黑客。《福布斯数码新闻》（Forbes Digital）的记者亚当·彭南伯格因为《新共和》抢了自己的饭碗而愤愤不平，做了些调查，发现格拉斯的所谓“报道”全是杜撰的。格拉斯因此被炒了鱿鱼。他进入法学院潜心读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14年在加利福尼亚申请律师执业资格，却惨遭拒绝。他身上的污点没法洗掉，一辈子都将如影随形。从某个角度看，他和乔纳·莱勒惊人地相似：年轻、爱读书、擅长撒谎，并因此在新闻界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但格拉斯编造了整个场景、角色和大量的对话，乔纳只是愚蠢地在“幸亏我不是‘我’”后面加了句“幸亏我不是那样”。如果仅仅是这样，他就要受到像格拉斯那样的残酷惩罚，那这个世界真是不可理喻了。我觉得，迈克尔按下“发送”键还不至于让乔纳沦落到格拉斯的地步，他说得有点夸张了。
在迈克尔看来，这说到底还是职业道德问题。他说，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受的煎熬一点也不比乔纳少。他们俩就像同时坐在一辆刹车失灵、即将撞毁的汽车里一样。他怎么能不按下“发送”键呢？如果这件事泄露出去，人们会怎么想呢？为了光明前程选择掩盖真相？“我本可以做个软骨头，屈服于安德鲁·威利的淫威。但如果那样，我就再也没法工作了。”
迈克尔还说，几小时前发生的一些事，让他觉得真相肯定掩盖不住了。乔纳在电话里坦白后，迈克尔全身发抖，在布鲁克林公园旁找了家咖啡馆坐下，打算调整一下情绪。他在那里碰上了同行，《名利场》杂志的达纳·瓦尚。
“我在写一篇文章，当事人刚刚通过电话向我坦白了真相。”迈克尔告诉他。
“谁呀？”达纳·瓦尚问。
“不能说。”迈克尔回答。
就在这时，迈克尔的手机响了。手机屏幕上闪烁着几个硕大的字——乔纳·莱勒。
“哦，原来是乔纳·莱勒。”达纳·瓦尚说。
“你大爷的！”迈克尔骂道，“一个字也别说出去啊！”
所以，这件事达纳·瓦尚知道，《平板》杂志的编辑知道，安德鲁·威利也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啊。
于是，迈克尔按下了“发送”键。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之后，迈克尔跟乔纳通了最后一次电话。那是文章刊出前几小时。迈克尔几乎一夜无眠，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告诉乔纳：“希望你知道，我这么做之后心里很难受。”
“乔纳沉默了一会儿，”迈克尔告诉我，“然后很严肃地说：‘你知道吗，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你的感受。’”迈克尔摇了摇头，“这话说得真冷血。”
乔纳接着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
“后悔什么？”迈克尔不禁猜想，“后悔骗人？后悔撒谎？”
“我真后悔给你回了邮件。”乔纳说。
“我的回应，”迈克尔说，“是一阵沉默。”
当天晚上，迈克尔“心烦意乱，感觉糟透了。我又不是什么怪物！我自己也压抑得快崩溃了。我妻子能证明这一点”。他回想起他们的通话。突然，他产生了怀疑。或许最后一次通话时那个冷血的乔纳，才是真正的乔纳。或许乔纳一直都把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用“情感共鸣”让他产生内疚，诱使他撤下报道。或许乔纳早就认定迈克尔“心很软，容易操纵”。迈克尔告诉乔纳自己联系了杰夫·罗森的时候，乔纳说：“那我猜你比我更适合当记者。”在迈克尔看来，这句话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乔纳只将自己视为“某个白痴，为了找点稿子，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或许前几个星期乔纳做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骗局。
我想知道，乔纳这么做到底是精心策划，还是出于恐惧？迈克尔把乔纳的一举一动都视为骗局，会不会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如果是场骗局，那就太可怕了；如果是出于恐惧，那是人之常情。
“跟别人打电话就像读小说一样，”迈克尔说，“你的头脑里会勾勒出场景。我在作者简介里见过他的照片，但没见过他的一举一动。我不知道他走路的姿势，也不清楚他穿什么衣服。好吧，我倒是知道他戴了副时髦的眼镜。但在这四星期里，我一直在想象他的样子，想象他家的模样，一栋小房子。他是个记者，我也是记者。我是个废物。我得交房租。我过得不错，挺开心，但还不够好……”
这好像是迈克尔第三次形容自己是“废物”了。我觉得，他知道强调自己的无能，会让这篇报道更有吸引力，突显两个人冲突的戏剧性：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记者，一个是万众瞩目的著名作家；一个是牧羊少年大卫，一个是巨人战士歌利亚。但我想，他这么做不光是出于叙事的需要。他反复强调，卷进这件事不是故意的，他做这件事不为赚钱。巨大的压力害得他差点崩溃了，但安德鲁·威利和达纳·瓦尚的出现让他不得不痛下狠心……我突然意识到，迈克尔确实因为这件事受了伤。他对我说“永远别这么做”，永远别发表可能毁掉别人的文章时，并不是装腔作势。他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想象他家的模样，一栋小房子，”迈克尔继续说，“我试着想象跟他易地而处。妻子在忙家务，孩子在后院玩，他则在屋子后面的卧室里冷汗直流。”迈克尔停顿了一下，“后来，《洛杉矶时报》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则报道，内容是尤里乌斯·舒尔曼的屋子在2009年被拍卖了。”
已故著名摄影师尤里乌斯·舒尔曼在好莱坞山的住宅和工作室以二百二十五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这座融合中世纪与当代风格的钢筋结构建筑于1950年建成，设计师是拉斐尔·S.索里亚诺，现已成为洛杉矶的标志性建筑。买主是畅销书作家、演说家乔纳·莱勒。他的著作《我们如何做决定》（How We Decide）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位作家非常喜欢经典设计。
——劳伦·比尔，《洛杉矶时报》，2010年12月4日
“这不公平，”迈克尔说，“我太蠢了。因为他的成功而鄙视他是有点过分，但这确实让整件事变味了。”
迈克尔讲完乔纳·莱勒的故事后，又过了几星期，我在伦敦的一个聚会里跟个陌生人聊了起来。他是一位戏剧导演，问我现在在写什么，我说了迈克尔和乔纳的故事。通常，在给别人复述自己正在写的文章时，每当描述被采访者的种种窘态，我总会咯咯傻笑。但这次没有。我讲到这件事的细节时，对方浑身发抖。我发现自己也在抖。故事讲完后，他说：“这是个关于恐惧的故事，对吧？”
“恐惧？”我问。
“害怕被揭老底。”他答道。
他觉得，只要提到“恐惧”，就是在冒险。他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些小秘密，类似在“幸亏我不是‘我’”后面擅自添上“幸亏我不是那样”。我们担心秘密一旦被公之于众，自己就会身败名裂。我想，他说得没错。或许那些秘密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就算被揭穿也不会有人关注，但我们冒不起这个险。所以，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把它藏起来。它可能是工作上的失职，也可能是担心在重要会议上将真实想法脱口而出，让自己显得不称职或不正常。我相信，即便是跟最信任的人分享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这些秘密守口如瓶。
出于对迈克尔的钦佩和认同，我卷进了他和乔纳的故事。迈克尔是公民正义的化身，乔纳则代表了科普界的骗子，在一个充满自我膨胀的领域靠不光彩的手段大发横财。我仍然对迈克尔充满敬意，但戏剧导演提到“害怕被揭老底”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眼前敞开了一扇大门，门那边是永恒的地狱，千千万万像乔纳一样的人在里面痛苦地尖叫。进入新闻界三十年来，我把多少人推进了这个深渊？对乔纳·莱勒这种人来说，那该是多么恐怖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