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开羞辱的复兴
整个故事开始于2012年1月。当时，我发现推特（国外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网站）上又冒出了一个乔恩·罗森。他的头像是我的照片，推特账号是@jon_ronson。正当我满心狐疑地翻看他以前的推特时，他突然更新了：“回家喽！吃了份加蛋黄酱的瓜拉纳贻贝三明治，好想弄到食谱啊！#美味#”
“你是谁啊？”我问他。
“正在看美剧#宋飞正传#。好想来一大盘撒上柠檬草的块根芹、石斑鱼和酸奶油烤肉串啊。#吃货#”他又发了一条。
我简直无语了。
第二天一早，我连自己的主页都没进，就去看他的主页了。他头天晚上又更新了：“正在做关于#时间#和#鸡鸡#的梦。”
他有二十个粉丝，其中有些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他们可能在想，我怎么突然对美食这么感兴趣了，还坦白自己做了小黄梦。
我又往下挖了挖。我在《卫报》网站上发过一个讲“垃圾波”（spambots）软件的小视频。几星期之前，有个名叫卢克·罗伯特·曼森的华威大学学者在下面发了条评论：“我们给罗恩做了个‘替身’（infomorph），你们可以在推特上关注他，账号是@jon_ronson。”
“哦，看来这是和垃圾波类似的东西。”我想，“好吧，问题不大。卢克·罗伯特·曼森肯定是觉得我会喜欢。只要他发现我不喜欢，就会自动注销了。”
于是，我上推特给他留了言：“你好！请问可以关掉‘垃圾波’吗？”
十分钟后，他回复了：“我们更喜欢‘替身’这个词。”
我有点不爽。“但它盗用了我的身份啊。”我写道。
“替身没有盗用你的身份，”他回复，“只是将社交媒体数据重新整合，形成了一种信息图表式的美学。”
我感到胸口一紧。
“哎呀，他娘的，好想来一盘烤洋葱配脆皮法式烤面包啊。#吃货#”@jon_ronson又更新了。
就这样，我跟机器人版本的自己开战了。
一个月过去了，@jon_ronson以每天二十条的频率更新着，展示社交派对见闻，炫耀自己的交际圈子。现在，它的粉丝增加到了五十个。这个账号简直是误人子弟，我对派对和朋友的看法全被它扭曲了。
“垃圾波”让我无可奈何，丢人现眼。我的形象被陌生人毁于一旦，自己却束手无策。
我又给卢克·罗伯特·曼森留了言，问他，如果他坚持不肯注销的话，那能跟我见个面吗？我可以把会面过程拍下来，传上You Tube（可供网民下载观看及分享短片的网站）。他同意了，还开心地表示愿意解释“替身”背后的哲学。我回复他说，我“当然”对它背后的哲学感兴趣。
我在伦敦市中心租了个房间，他带着垃圾波团队的另外两个人一起过来。他们三个都是学者，是在华威大学认识的。卢克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二十来岁，相貌英俊，根据放在网上的简历，是“技术和网络文化领域研究员，虚拟未来协会会长”。大卫·保索拉看上去像个放荡不羁的教师，是很可能在文学研讨会上大谈特谈邪恶巫师阿莱斯特·克劳利的那种人。他是“创意技术专家”，数字代理商Philter Phactory的首席执行官。丹·奥哈拉是个光头，眼神锐利，下巴紧绷，表情很不耐烦。他三十来岁，是科隆大学的英美文学讲师，以前还做过牛津大学的讲师。他写过一本关于英国小说家J.G.巴拉德的书，名叫《终极隐喻》（Extreme Metaphors），还写过《托马斯·品钦：精神分裂症与社会控制》（Thomas Pynchon：Schizophrenia＆Social Control）。我现在才知道，垃圾波是大卫·保索拉做的，另外两个人负责“研究和咨询”。
我建议他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好把他们都拍进去。丹·奥哈拉瞄了另外两个人一眼。
“我们就按他的意思来吧。”他说。他们都坐了下来，丹在中间。
“什么叫按我的意思来？”我问他。
“这和精神控制有关系。”他回答。
“你觉得我让你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是想从精神上控制你们？”
“绝对是这样。”
“怎么控制？”
“我对学生就是这么做的，”丹说，“我坐在椅子上，让学生们在沙发上坐成一排。”
“你为什么想从精神上控制学生？”
丹像被我抓住了把柄一样，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这会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我问。
“不，还不至于，”丹说，“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会。”
“为什么呢？”
我开始诉说自己的不满：“你们这些学者不经当事人同意就闯进别人的生活，把别人当作学术试验的工具。我请你们停下来的时候，你们却轻描淡写地说，‘哦，这不是垃圾波，是替身’。”
丹点点头，身子前倾，问我：“世界上肯定有很多叫乔恩·罗森的人吧？跟你同名同姓的，对不对？”
我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谨慎地回答：“我相信也有其他人叫这个名字。”
“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丹微微一笑，“有个学者就跟我叫一样的名字。”
“你的问题跟我的不完全一样。我真正的问题是，有三个陌生人盗用我的身份，创造了一个机器人版本的我，又不肯关掉这个程序，尽管他们都有名校背景，还在TED大会上做过演讲。”
丹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你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乔恩·罗森，你才是正主，其他全是冒牌货。你要验明正身，去伪存真，是不是？”
我死死地盯着他。
“你把我们弄得有点不爽哎，”丹接着说，“你要这么说我们可不服。我们觉得这中间已经隔了一层，你想保护的是你的网络人格——乔恩·罗森的形象，对吗？”
“不！我只想发个推特而已！”我喊了起来。
“网络世界不是现实啊。”
“写推特的是我，按‘发送’键的也是我，所以推特上的就是我本人。”
我们都紧紧盯着对方。
“这跟学术没关系，”我说，“跟后现代主义也没关系，这是事实。”
“真诡异，”丹说，“我觉得你理解这件事的方式很奇怪。很少有人用真名做推特账号，你却是其中之一。现在谁还这么做啊？所以我有点怀疑你的动机，乔恩，我觉得你是想用推特做形象管理。”
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竟然忘了指出，卢克·罗伯特·曼森的推特就用了自己的名字@Luke Robert Mason。直到今天，我还后悔不已。
我们就这样唇枪舌剑，说了一个多小时。我告诉丹，我这辈子都没用过“形象管理”这个词，根本不懂这种新兴语言。“你们的垃圾波也是，它用的语言跟我完全不一样。”
“没错。”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
“所以我才这么生气，”我解释说，“这是歪曲我的形象。”
“你希望它能更像你本人？”丹问。
“我希望它压根不存在！”我回答。
“奇怪，”丹吹了声口哨，将信将疑地说，“我发现这从心理学角度看很有意思。”
“为什么？”
“我感到强烈的敌意。你好像想把这些算法杀掉？你肯定觉得受到了威胁。”他关切地看着我，“通常来说，我们不会杀掉自己讨厌的东西的。”
“你个浑蛋！”
采访结束后，我有气无力地在伦敦午后的大街上游荡。我有点怕把视频传上You Tube，因为自己刚才简直是歇斯底里。但我还是鼓足勇气，面对可能出现的嘲讽，毅然决然把视频放了上去。大约十分钟后，我战战兢兢地瞄了一眼评论栏。
我读到的第一条评论是：“这是身份盗用，他们应该尊重乔恩的个人自由。”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应该给那几个浑球开推特小号，成天表达他们对色情片的热爱。”第二条评论如是说。
我咯咯直笑。
“这帮人就是控制狂，”第三条评论说，“干死他们！起诉吧，让他们彻底完蛋。我要是跟他们面对面，肯定要喷死他们。”
我简直心花怒放了。我就像电影《勇敢的心》里的英雄，闯荡在漫漫原野上，起初是孤身一人，后来有了无数追随者。
“卑鄙，一群自以为是的二货，把别人的生活当儿戏，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下面的评论这么说。
我用力点点头。
接下来一条是：“那帮学者就是傻×，应该让他们用最痛苦的方式去死。坐中间那孙子就是一神经病。”
我皱了皱眉头，并不希望有人给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
“弄死这帮孙子，尤其是中间那傻×。左边那秃子也是，那个不说话的也不能放过。然后往他们尸体上撒尿。”这是接下来的一条。
我赢了。没过几天，那帮学者就注销了@jon_ronson这个账号。他们惨遭羞辱，最后只好默默接受了事实。公开羞辱就像给一切按下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原本有些东西马上失控了，但由于众人议论纷纷，一切又重归平静。
那帮学者把摧毁“垃圾波”这件事看得很重。他们在《卫报》的专栏里宣称，自己的宏伟目标是暴露华尔街算法的专制性。“被程序操纵生活的不止罗森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我还是搞不懂，难道注册个垃圾账号谎称我爱吃芥末馅饺子，就能让公众对华尔街算法义愤填膺？
“有人让我解雇你——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大卫·保索拉写了条推特，艾特了那个垃圾账号，“你只剩下几小时了，希望你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
“天哪，真是够了，”我给他发了封邮件，“赶紧注销吧。”
我很高兴能取得胜利，感觉棒极了。美妙的感觉充斥着我的全身。全世界的陌生人都联合起来告诉我，我是对的。这真是个完美的结局。
接下来，我准备愉快而骄傲地回顾一下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事件。第一件引起轰动的事发生在2009年10月。爱尔兰乐队“男孩地带”成员斯蒂芬·盖特利和同性伴侣安德鲁·考尔斯一起度假时意外身亡，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是自然死亡。专栏作家扬·莫伊尔却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写道：“无论死因是什么，都绝不是正常死亡……这对于同性伴侣‘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神话不啻又一次打击。”
我们才不会允许这种老顽固的思想死灰复燃呢。在众怒之下，玛莎百货和雀巢公司要求《每日邮报》网站撤下自己的广告。那真是一段好日子。我们用《每日邮报》意想不到的武器打击了它，那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
从此以后，只要出现仗势欺人的情况，我们就会动用这个武器。《每日邮报》嘲笑一家致力于消灭饥饿的慈善组织不核查申请人身份就发放食品。当晚，那个慈善组织就在推特上收到了三万九千美元捐款。
谈起这场“战役”时，有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这就是社交媒体的好处。《每日邮报》以造谣中伤为生，无法促进人们相互交流，形成自己的观点。”
一对失业夫妇交不起洛杉矶健身中心的会费，健身中心却不让他们退会。我们再次出手，健身中心马上就认了。过去毫无反抗能力的小个子击败了巨人，是因为弱者使用了新式武器——网络上的公开羞辱。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开羞辱正在逐渐复兴。经过一百八十年的沉寂（英国早在1837年就取消了公开处刑，美国则是1839年取消的），它终于东山再起了。公开羞辱是一种威力无穷的工具。它能产生高压，扩展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极为惊人。阶级的界限被打破了，沉默的人可以发声了。这就像社会公正的民主化。所以我决定，下回当公众用羞辱来对抗强权，公民以戏剧性的方式取得胜利时，自己一定参与其中。我想近距离观察这种行为，记录它是怎样纠正错误的。
我没有等太久。@jon_ronson在2012年4月2日正式注销。仅仅过了十二星期，在7月4日半夜，一个住在布鲁克林区格林堡的男人躺在沙发上构思博客时，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