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堵塞

> 情感堵塞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11

倘若回顾,每个东德人都会记起,自己是如何被强制遵守“纪律与秩序”的旧事,可以说,守时、整洁以及礼貌的训练无处不在。融入集体,服从集体规则,曾经是一切的最高准则。与之相比,什么个体特征、潜在能力以及发展空间统统都被粗鲁地抹杀掉。每个孩子需要效仿的最高美德和义务很多,诸如:安静就坐,有控制力,勤奋不懈,有所成就,服从成人的权威管理,懂得感恩,令行禁止。一言以蔽之,国家教育的目的就是扼杀个性!摧毁个人意志!这一原则曾渗透到国家教育的所有层面。

至1990年1月,德国共有7600家托儿所,入托孩子的年龄从6个月至3岁。每1000名孩子中有799名是日托。官方的养育方案规定,托儿所每6名幼儿需配备1名教师,而实际上是每15—18名。孩子入幼儿园的年龄为3岁。从3岁到学龄前,每1000名孩子中入园人数达到940名。按规定应该是每10个孩子配备一名教师,而实际数字是15名到20名。仅从这些数字上就可以看出当时母婴分离的程度。可以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日常安排都是根据固定的方案进行的,根本不会考虑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和需求。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孩子日后产生严重问题而感到诧异了。

一般来说,无论在托儿所还是幼儿园,父母在孩子的养育上基本没有话语权。一个孩子该如何发育,动不动先要专家拿意见。孩子若满周岁,仍不能自理大小便,或者任性固执,父母便逃脱不了老师的指责和质疑。有些幼儿被送进托儿所时,常常会抱着母亲不撒手,哭喊可持续若干小时。而教师从不会上前给予特别的关照和安抚,她们害怕引起周围其他孩子的嫉妒心。

在评价一个孩子时,最被推崇的标准是融入集体的能力。而独立的特性、自主的能力却被看得毫无价值。孩子被系统地强迫接受假想敌思维,伴之以半军事化的游戏和军事歌曲。此外,孩子从小被灌输的待人待事的方法是非黑即白,好坏分明:好,即勤奋、整洁、听话,坏则是易怒、固执、不爱祖国。

据我所知,多数父母之所以能够大度容忍此种教育,原因诸多。首先,父母本身就是专制式的思维方式,当教育机构能够协助自己完成对孩子的纪律化训练时,恰恰会让他们感觉求之不得、如释负重。其次,大部分女性都要工作(占具有工作能力女性的83.2%),这与其说是国家宣传机构的一大成果,不如说是暴露出对母子关系的重大意义缺乏应有的知识和感知。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女性发展事业和家庭外在的富裕程度远比孩子的精神需求和健康地融入社会更加重要。

学校就是国家训练基地。在“全面培养个性人才”这个动听的宣传口号下,不知有多少人失败夭折。面对束缚人的规范和专制操控,你不屈服就无法走出来,因为受到评审的项目甚至包括个人品行、勤奋程度以及纪律表现。可以想见,一些尚有良心的教师难免陷入一种矛盾状况:一面是长期被迫进行的洗脑教育,以及需在课堂传播的专制学说,另一面是自己的良心,还有学生表现出来的艰难和痛苦。东德的心理治疗师对这种矛盾冲突有一种令人痛心的评价:东德的教师不是在教育,而是在诊断!这种情况之所以越来越普遍,也是因为国家垄断的“全民教育”虽然想要清除那些仍有良心的不坚定分子,但采取了掩人耳目的方法。为遮盖真正的缘由,他们先让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开具丧失工作能力的证明,还保留优越的福利待遇(如退休保障),在因病而退的借口下使这部分人脱离教师队伍。当然,确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教师身患疾病,但患病的真正的政治原因却在治疗中被淡化遮蔽了。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医师和心理学家也因少有反抗和抗议而负有责任,应当说,彻头彻尾病入膏肓的是“全民教育”这一体系,不是教师也不是学生。当时还存在一种现象,那些被允许优先上岗的老师通常在性格上都显现出动摇和怯懦,好像此类人更容易为学生树立起效忠国家的典范。只有自我意识薄弱和唯命是从的教师能够保证将专制教育造成的性格扭曲代代相传,将长期洗脑导致的言行不一相传代代。

在东德,每个人都屈服于那套只重成绩的评价体系。首先看重的就是爱国主义思想。哪怕是几句对祖国最肤浅的表达,也比专业成绩和创造能力来得重要。如果对教科书给出的答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立即被看作是极度危险的异己思想。这种情况只要发生一次就足以引起上级的注意。最无耻的是,学生经常被要求敞开心扉向教师畅谈自己内心的所有问题,然而有过一次,便不会出现第二次,因为畅谈的结果只能引来一通训斥。若想为自己批判性的创意寻找理解和肯定,那结果等于是零。教育者或权威人士好像永远有理,无一例外,只有他们掌握着唯一正确的知识和真理。

我的儿子曾经很喜欢上绘画课,直到有一天,他的一幅画得了不及格。原来他将宇航员涂成了绛紫色,而老师居然认为十分荒谬。还有一次,老师请一位小女孩评价一副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油画。女孩指着画上开割草机的农妇说,这个胖女人太丑陋,惹人讨厌!结果孩子受到批评,并罚为不及格。也有较为严重的案例。在一次生物课上,几个孩子提起某天发现村里的河中出现一群死鱼,并猜想是工厂污染的毒素所造成的后果。不久孩子们就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看到那里坐着一位穿着正经的陌生人。他审问孩子们,河中有毒的谣言是从何而来?又与何人谈论过此事?最后他警告孩子,必须立即终止传播这些危险的谣言,因为党和政府为了环保事业已尽全力,像民主德国这样的法律,在全世界也属独一无二。竟然还有一个教师向学生进行调查,询问家中电视机在时钟显示时,出现的形状是圆点还是线条,藉此来刺探哪个家庭在接受西方阶级敌人的电视节目,以便进行专门的教育来提高觉悟。

此类日常实例不胜枚举。这种带有恐吓和侮辱性的专制行径体现在各种摩擦之间。为了贯彻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小事都不会被轻易放过。

以上实例也许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所有的公开讨论中,人们要么沉默,要么无精打采,而最后总是一致地投赞成票。专制使人们丧失公开讨论的兴趣和能力。任何严肃的思考与讨论,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扣上叛国及妨害国家的罪名。人们每天耳闻目睹的那些空洞的宣传口号、抽象的“马列主义”科学常识教育,如果不是遭到社会驱逐和威胁,是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的。具有独立思考的人常常背负着巨大的心理负担。诸如“党永远掌握真理”等口号,或使人自觉渺小无助,或感到狂傲自大,这类宣传堪比宗教专制,会打造出一种负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权力,目的是愚化民众,使之臣服。一旦有人对自己的不公待遇感到愤怒并提出抗议,其他洗脑机构便会一拥而上,使他遭受全力的打击:讥笑,批评,羞辱,排挤,或沦为边缘人,阶级敌人,或称之为“没有觉悟的人”。更恶劣的是,被整的人从此无人理睬。即使他据理力争,表现出愤怒或不满,或大声陈述事实真相,绝不会有人挺身而出表示支持。应当说,周边总会有人持有相同的看法或类似的意见,但他们却宁可将自己置身于外,难为情地将视线移开。被孤立的感觉会给人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后果十分严重。即使之后有人暗地里表示同情也于事无补,反而会加深更多的痛苦和失望。而围观的民众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我们平头百姓有什么用,既改变不了什么,也没人听我们的!”

东德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归根到底就制造出一样东西:顺从一切的压力,简直不可思议。再举若干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实例:上个世纪50年代,学校里常有学生或被开除回家,或者突然被当众宣布为“阶级敌人”,而起因就是穿了一条牛仔裤或一件红衬衫。虽然红色代表共产主义运动,但那种红色显得过于艳丽和刺激,过于美国化,所以不被接受。又比如在舞厅里,年轻人若像布基伍基或节奏摇滚那样扭动,身体“分开”各跳各的,就会被警告或赶出去,因为违背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在学校里,搜查学生书包是家常便饭。若翻出一本普通的迪斯尼连环画册,不仅会被罚写作业,连道德名誉也一并被毁。到了80年代,被训斥常常是因为一个印有西方公司广告的塑料袋,或者T恤上的西方明星头像,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旗,等等。强制式的行为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里也十分普遍:强迫睡觉;规定统一时间上厕所,禁止剩饭,尿裤子被羞辱,等等。受到热情鼓励的也有,或者是学习歌颂党和国家的诗歌和歌曲,或者是为军队歌功颂德。上述的日常生活足以说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如何从小到大被严重地妨碍和干扰。

与此同时,任何的与众不同或离经叛道都会遭到群体的排斥,无论表现在个性、家庭、宗教,还是在政治上,都可能酿成被批评的借口:小的如左撇子、配戴眼镜、不善运动、口吃、尿床,大的如来自信教家庭的孩子、非少先队员、和平主义者和拒绝服兵役者等等。群体压力是如此巨大,连校园和上学路上都有可能会遭到隐藏的攻击,什么幸灾乐祸、讥笑嘲弄,也都属于我们孩子经常要经历的“游戏”。孩子在早期接触到的这些以排挤他人作为宣泄暴力的手法,毫无疑问地成为后来排斥异己和煽动仇恨的基础与根源。譬如对同性恋和外国人的潜在排斥,就来自于他们先前接受的阻断另类思想和打击阶级敌人的教育。

党的宣传手段就是表决心献忠诚、粗鄙的政治口号、荒谬愚蠢的政治运动,还有明目张胆的公开扯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套心理战术:第一种是受控于这些宣传的人,简单而天真,他们整日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其他,就像动物一样,需按照主人规定的时间表得到驯养。第二种是有些不同意见的人,但在常年累月的宣传中,他们的自主性和活力会被消磨殆尽。还有一些会被政治宣传的粗俗和肤浅而激怒的人,他们在理智和情绪上都出现强烈的抗拒和反感。然而,一旦表达出口,马上就会受到惩罚、羞辱和排挤,当压力持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的憎恨和愤怒便会自行慢慢消化,直到最终放弃排斥和压力以获得解脱,或者干脆与施暴者同流合污。第一种人已习惯于服从,他们可以年复年日复日地一直顺应地生存下去。第二种人历经磨难和摧残,可以说更具备接班人的条件,他们在事业上发展的领域宽广无比,无论是在党政国家机关、国家安全部门,还是军队和经济文化高层。

这种服从一切的教育充满弊病,一旦某处出现失败案例,马上出现一支救火的队伍,即司法、医疗,某种意义上也包括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