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谁“受害者”呢？
根据乔恩? 海德关于“道德失声”的研究，道德判断是基于无意识的直觉，能够证明这种观点的一种方式是人们不能解释他们自己的道德判断。人们认为乱伦是错误的，但却不能给出任何正当的理由。他们只是说：乱伦就是错误的。
还有一种方式也能够证明人们做出的道德上的谴责不是按照某些原则进行推理的，那就是人们给出的他们做此道德推理的原因往往是不正确的。举个例子，哈佛大学的马克? 豪泽（Marc Hauser）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中给被试提出了多个道德两难任务，比如经典的电车问题（请参照第五章）。一辆行驶中的电车会轧死前面轨道上的五个人，除非有人能够使它停止或者转移它的轨道。在这个情境中，让电车停止或转移轨道将会使得另一个无辜的人丧命。该道德两难情景的一个版本是，阻止电车的唯一方式是将一个人推上轨道从而让电车减速。另一个版本是扳道使得电车改变轨道，但这会杀死在另外那条轨道上的某个人。
通过对这些情景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得出人们认为什么是道德的。但是人们能够解释他们的判断吗？ 在一项研究中，用以上所提到的两种电车情景进行考察，有些被试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以及解释。他们认为在其中一个情境中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是合理的，但在另外一个情境中这样做则是不合理的，他们还给出了解释。
研究者运用了宽松的评定标准：如果被试能够简单地指出这两种情景的不同，并且这种不同影响了他们的判断，那么他们的解释就会被认为是充分的。即使是如此宽松的评定标准，在那些对两种不同情境给出两种不同道德判断的被试中，只有三分之一被试的解释被认为是充分的。
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们也做了关于道德直觉的实验。我和皮特? 德西奥利（Peter DeScioli）、斯凯? 吉尔伯特（Skye Gilbert）所做的实验看起来不是道德辩护（moral justification）的实验，而是关于受害的直觉方面的研究。
你可能会认为，当人们做道德判断的时候，他们首先会判断谁是受害者，即谁因为这个行为而受到了伤害， 然后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将其运用。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少会这样想，其实我们的思维是恰恰相反的。
在我们的试验中，我们给被试呈现了一系列的“无受害者”犯罪情景，比如在墓碑上小便、烧国旗、做克隆人等。然后，我们会让被试判断这些行为的对错，再问他们这个情景中有没有人受到伤害。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被试只要判断某行为是错误的都会列出一个受害者。但是，他们列出的受害者包括比如“人性”、“社会”、“美国人民”、“死者的朋友”、“克隆人本人”等实体。
当然了，也可以认为所描述的实体由于这些行为的结果而受到了消极的影响。所以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调整了给被试呈现的情景，删除了情景中的受害人。比如，我们改写了在墓碑上小便的故事，更详细地说明了墓碑被尿湿的死者没有任何朋友或家人。在克隆人的故事里，一名科学家克隆了一个人，但是那个克隆人从来就没有活过，因此克隆人不会感到任何痛苦、疼痛，或担忧。
这些改变似乎没起什么作用，被试依然认为这些行为是错误的，他们还是会在这个情景中寻找另一个受害者。比如，在克隆人的故事中，就算克隆人没有存活，但制造他的科学家被列为受害者。在墓碑的故事中，如果死者没有朋友或家人的话，这时候“社会”便受到消极的影响。
人们一般会先对行为做出判断，然后才会寻找适当的理由和受害者。结果充分地证明，一套完整的原则是不能推动人们的道德判断的。顺便说一下，我不是认为以上所述能解释道德判断。我认为人类道德判断是依靠直觉的推动这一观点，与其看作是一个积极的结果，不如说更是一个消极的结论。这说明了人们的道德判断行为不是通过一套能够被有意识地理解的基本原则所推动的，这些原则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适用。我们还需要准确地解释什么是人们的直觉，以及它的产生和运作方式。
以类似的方式推理，我们不能够完全认为这些判断是来自于我们的“情感”。情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能力，但这无法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这个观点自身也没有预测作用。有必要说一下这些情感系统的作用，这是一些更加复杂的内容。
本章其余的部分会讨论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每个问题上，我都会证明辩论双方或各方都在推理中存在着不一致。由于不同的模块主导人们不同的道德判断（无意识的），所以在道德判断中他们都会存在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