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版序言
我的多部重要著作的中译本将由湛庐文化策划出版，为此，我感到很高兴。自从198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始终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有特殊的兴趣，一直与中国的一些朋友和单位有着特别的联系。20 世纪80 年代，作为中美艺术教育跨文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曾经数次访问中国。在我1989 年出版的《打开视野：中国对美国教育困境的启示》（To Open Minds: Chinese Clues to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Education） 一书中，记录了以上研究项目和我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从我最初访问中国到现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令人吃惊的变化。进入21 世纪以后，整个世界都期待着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头国家（如果不是领导国家的话）。如果说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 世纪很快就会变成中国的世纪。
许多中国读者并不熟悉我的履历和我的学术生涯，所以我在这里首先想对此说几句。我1943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名叫斯克兰顿，我的父母是来自德国的移民。虽然他们幸运地逃脱了纳粹大屠杀，但是我们家的很多亲戚都惨遭杀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侥幸逃脱死亡的经历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它给予我的明确信息，就是我在自己的一生中应该有所成就。
对于我一生和事业影响最大的事件，可能就是我在1961 年被哈佛学院录取。我因此从“小池里的一条大鱼”，变成了“极大池塘里一条非常小的鱼”。幸运的是，我高兴地尽情享受在哈佛这个大池塘里游泳的乐趣，并且在剑桥市一直居住了46 年。在这期间，我曾先后是哈佛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全职的科研人员，然后又当了20 年的哈佛大学教授直到今天。1965— 1966 年，我曾经在英国度过一年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进修活动。因此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中国是我逗留时间最长的国家。我有四个孩子，他们都已经成年。我最小的儿子本杰明，是我1986 年在中国台湾领养的。我带着他以及我的妻子埃伦于1987 年初访问中国大陆，并生活了几个月时间。我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是心理学，对于人的心理（mind）、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和思维（thinking），保持着长期的兴趣。
在心理学领域内，我研究和著述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发展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我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为扩展智能的概念所做的努力：即智能不仅是科学思维的能力，也不仅仅是逻辑和推理的能力，还包括了创造能力、领导能力以及从事艺术活动、手工艺制作和在职业场所工作的能力。
我在其他学术领域内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对艺术、领导能力、多种门类的教育以及职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在主要作为科研人员和学者的同时，我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不断在广播和电视等媒体上露面，履行我作为公众评论员的职责。在完成教师、研究人员和作家等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喜欢和我的家人一起外出旅游。我还十分热心于艺术，曾经认真地学习和演奏过钢琴，也曾当过钢琴教师。现在，弹奏钢琴仍然能给我带来快乐。同时我还热衷于听音乐会，观看剧院的演出，参观艺术馆。最近，我成了纽约现代艺术馆的董事会成员。2007 年新年前夜，我第一次参加了一个合唱团的公开演出。
我在心理学领域内的第一部著作，是有关艺术发展心理和艺术教育的，这反映了我对艺术的长期兴趣。在《艺术· 心理· 大脑》（Arts，Mind，and Brain）这本书中，我收集了多篇描述艺术认知的论文。我这么说，并不意味我否认艺术包含着情感、神秘性、想象和精神的因素。当然，这些都是艺术认知的途径。但是我的同事和我所做研究工作得出的结论，却是艺术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其他科学一样，在其思维过程中同样严格地存在着对问题的思考、发现、解决等过程以及其他心理活动。同样，虽然心理学不是“硬科学”（hard science），但心理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艺术思维的本质。如果没有对艺术长期的兴趣和研究工作，我是绝对不可能提出多元智能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
我曾经注意到，在美国心理学的学术界，特别是在大学范围内，受到重视的思维种类，就仅仅是逻辑分析思维。但是当我开始研究正常的和天资优异的儿童，研究大脑受到损伤的成年人时，我发现了人类拥有一定数量完全不同的能力，我决定将它们命名为“人类智能”（human intelligence）。这些智能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思维基础。我最初的理论，以及提出这个理论的依据，发表于我1983 年出版的《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一书中。这是使我成名的最重要的著作。后来，我有机会在《重构多元智能》（Intelligence Reframed）中重新思考并补充了这个理论。而在《多元智能新视野》（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Horizons）这本书里，我讨论了多元智能理论的实际应用和未来智能研究的途径。
我关于智能所做的工作，导致我还研究过人类的其他能力，如领导能力。对于领导能力的分析，写进了我的书《领导智慧》（Leading Minds）之中。关于领导能力的研究，引起了我对自己学术生涯第一年所承担的研究工作的回忆。因为像当时研究艺术心理的情况一样，我对于领导能力的认知观点也与众不同。我心目中的领导能力，就是领导者的心理与他的下属的心理之间的沟通。而这种心理之间沟通的方式，是叙述性的或者像讲故事一样，其形式更准确地说是属于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
近来，作为将注意力转向公共政策的一个标志，我与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我的书《改变思维》（Changing Minds）。在这本书中，我说明了思维更新的难度，特别是那些长期信奉并公开宣布某些理念，进而从感情上难以与其割舍的成年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我认为仍有多种方法，能够帮助领导人和教师们转变其他人的思维定势。这项工作使我被《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选为全世界最具公众影响力的100 名知识分子之一。
我希望读者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对我个人以及我的思想脉络，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将以上思想和理念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我对沈致隆教授在此表示特殊的和永远的感谢。他是中国最早对我的以上思想和理念产生兴趣的学者之一。为使中国的广大学者、教育工作者和读者关注多元智能理论，他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对他在翻译和指导其他人翻译我的上述著作过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我也要表示感谢。沈致隆作为哈佛大学的访问教授，曾经两次来访，并就中国的艺术教育以及中国对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做了数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为了他在哈佛期间给予我和我的学生们的教育，为了他对我们的工作持之以恒的支持，我也想在此表示感谢。
我在其他学术领域内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对艺术、领导能力、多种门类的教育以及职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在主要作为科研人员和学者的同时，我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不断在广播和电视等媒体上露面，履行我作为公众评论员的职责。在完成教师、研究人员和作家等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喜欢和我的家人一起外出旅游。我还十分热心于艺术，曾经认真地学习和演奏过钢琴，也曾当过钢琴教师。现在，弹奏钢琴仍然能给我带来快乐。同时我还热衷于听音乐会，观看剧院的演出，参观艺术馆。最近，我成了纽约现代艺术馆的董事会成员。2007 年新年前夜，我第一次参加了一个合唱团的公开演出。
我在心理学领域内的第一部著作，是有关艺术发展心理和艺术教育的，这反映了我对艺术的长期兴趣。在《艺术· 心理· 大脑》（Arts，Mind，and Brain）这本书中，我收集了多篇描述艺术认知的论文。我这么说，并不意味我否认艺术包含着情感、神秘性、想象和精神的因素。当然，这些都是艺术认知的途径。但是我的同事和我所做研究工作得出的结论，却是艺术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其他科学一样，在其思维过程中同样严格地存在着对问题的思考、发现、解决等过程以及其他心理活动。同样，虽然心理学不是“硬科学”（hard science），但心理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艺术思维的本质。如果没有对艺术长期的兴趣和研究工作，我是绝对不可能提出多元智能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
我曾经注意到，在美国心理学的学术界，特别是在大学范围内，受到重视的思维种类，就仅仅是逻辑分析思维。但是当我开始研究正常的和天资优异的儿童，研究大脑受到损伤的成年人时，我发现了人类拥有一定数量完全不同的能力，我决定将它们命名为“人类智能”（human intelligence）。这些智能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思维基础。我最初的理论，以及提出这个理论的依据，发表于我1983 年出版的《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一书中。这是使我成名的最重要的著作。后来，我有机会在《重构多元智能》（Intelligence Reframed）中重新思考并补充了这个理论。而在《多元智能新视野》（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Horizons）这本书里，我讨论了多元智能理论的实际应用和未来智能研究的途径。
我关于智能所做的工作，导致我还研究过人类的其他能力，如领导能力。对于领导能力的分析，写进了我的书《领导智慧》（Leading Minds）之中。关于领导能力的研究，引起了我对自己学术生涯第一年所承担的研究工作的回忆。因为像当时研究艺术心理的情况一样，我对于领导能力的认知观点也与众不同。我心目中的领导能力，就是领导者的心理与他的下属的心理之间的沟通。而这种心理之间沟通的方式，是叙述性的或者像讲故事一样，其形式更准确地说是属于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
近来，作为将注意力转向公共政策的一个标志，我与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我的书《改变思维》（Changing Minds）。在这本书中，我说明了思维更新的难度，特别是那些长期信奉并公开宣布某些理念，进而从感情上难以与其割舍的成年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我认为仍有多种方法，能够帮助领导人和教师们转变其他人的思维定势。这项工作使我被《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选为全世界最具公众影响力的100 名知识分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