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看人格
出庭辩护的律师都很熟悉这样的情况，目睹了同一事件的两个或更多的人，对该事件提供的解释却完全不同。庭审的结果通常取决于陪审团对特定事件达成的一致解释。比如，嫌疑人是否故意伤人；是否事先计划了作案行动；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具有理解行为后果的能力。要确定一个人是否蓄意而为，是否事先计划，是否理解行为的后果，需要我们对其行为的原因做出解释。许多辩护律师不否认其当事人犯事，而是辩护其没有犯罪动机。例如，梅内德斯兄弟承认用手枪射杀了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律师认为兄弟俩出于自卫才这样做，因此没有犯谋杀罪，因为法律上认为谋杀需要动机。陪审团最后解释，兄弟二人的确并非有意谋杀父母，而是出于自卫。
当然，日常生活并不像在法庭里审理的案件一样富有戏剧性。然而，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在对日常事件进行解释：为什么我考得这么差？我真的能减肥吗？我不能与恋人和睦相处，到底是谁的错？这些解释经常涉及责任或过失，比如成绩不好，谁之过？有时候，解释需要对未来的预期，比如某人是否能成功减肥。对这两种解释，即责任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人格心理学家都进行了研究。但是，在开始讨论这些内容之前，我们先看看凯利的工作，他的理论掀起了人格心理学的认知革命。
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
心理学家凯利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度过的。在人格心理学领域兴起认知研究的过程中，凯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凯利却认为所有人都有一种去理解周围环境的动机，并可以预测最近将发生什么。他认为精神分析非常有效，因为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解释心理问题的体系（比如，你很沮丧是因为你的超我是不友好的、残酷的，可能是肛门期发展不顺利的结果）。凯利认为，解释的内容并不像个体所相信的事实本身那样重要，解释可以用于理解周围的环境。凯利发现人类的一个很基本的动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意义，并用这种意义去预测个人的未来，预期可能会发生的事件。
凯利的人性观是“人是科学家”。他觉得个体就像科学家一样，努力理解、预测以及控制生活事件。当个体不能理解为什么某事发生时（如“为什么我的女朋友同我分手？”），他们会感到更苦恼，而如果他们知道原因则要好得多。因此，人们为生活事件寻求解释的过程就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为一种现象寻找解释一样。
科学家用建构来解释现象。建构本身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概括一系列的观察并传递观察意义的词语。例如重力就是一种科学建构。我们不能展示重力，但可以通过观察其他现象来说明重力的效果，如苹果从树上掉落。有许多建构可以用于人类：聪明、外向、傲慢、羞怯、异常等。正如科学家解释物质世界一样，我们也一直在运用建构来解释社会生活。我们用建构概括对他人的观察，并且预测他人在将来生活中的行为。我们可以说某某是聪明的、某某是羞怯的，这是我们观察这些人后做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建构来揭示其意义。
个体惯常采用的解释和预测事件的建构被凯利称为个人建构。凯利认为，个体有少数几个用来解释周围世界特别是社会的关键建构。没有哪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个人建构系统。因此，个体对世界的解释是独一无二的。对凯利来说，人格是由人们建构世界、特别是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所构成。这种差异是由于个体常用的个人建构系统不同而造成。当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时你倾向于注意什么？对你而言，可能一个人是否爱运动很重要，这构成了你对他人第一印象的很大一部分。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他采用的可能是聪明-不聪明的建构，因此，这个人就与你看待目标个体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个人建构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
凯利认为所有的建构都是两极的。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相对的或个体认为相对的两方面特征。因此，典型的建构有：聪明-不聪明，合作-不合作，高-矮，乏味-有趣。人们发展了多套常用于解释世界的建构，例如，一个人可以用聪明-不聪明来形容他遇到的大多数人，对社会中的其他人进行分组。然后，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待聪明的和不聪明的人。个体正是根据自己的建构将熟悉的人进行分类，正是个人建构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划分。
凯利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其所处时代。后现代主义开始流行之前，他就已经是后现代主义者了。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理论视角，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现实是建构的。每个人、每种文化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现实形式。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比其他的更优越。凯利强调个人的建构系统如何形成了每个人的心理现实，这使他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阵营。
凯利提出了一套非常复杂但却系统的理论，该理论描述了人格和个人建构的关系。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从凯利的著作（如1955 年的）以及最近的综述文献中获得详细的信息。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凯利最基本的观点是其基本假设--“每个人的心理过程是由他对事件的预期所引导的”。凯利在这一基本假设之上加入了一系列的推论。比如，如果两个人有相似的建构系统，那么他们在心理上也有相似性（普遍推论）。有些夫妻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不太一样，但如果他们的个人建构系统是相似的，也有可能相处得不错。但要真的友好相处，个体则需要进一步去了解为什么他人会那样做或那样想。也就是说，需要了解他人如何建构这个世界，以及他人运用的主要个人建构是什么（社会性推论）。
像许多人格理论家一样，凯利在其理论中同样为“焦虑”这个概念留了一席之地。凯利认为，焦虑是无法理解和预期生活事件的结果。用他的话说，焦虑是个体的建构系统不能解释周围的环境。当无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当感到事件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或无法预期时，个体就会感到焦虑。建构系统为什么会失败呢？有时候对于新经验，个人建构太刻板了，不够灵活，有些事情发展了却得不到理解。例如，一位母亲把孩子养育成人，并送入大学之后，决定要去参加工作。而这时，她的丈夫就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对美满婚姻的理解是“妻子不用工作”，也就是说他的“幸福婚姻-不幸婚姻”的建构不能理解妻子找工作的渴望。另一种情况是建构被运用得太过宽泛，没有限制。如果一个人将他遇到的每个人都归为聪明的或不聪明的，而且，一旦分类之后，即使出现完全相反的信息，也不再改变其观点。那么，他对“聪明-不聪明”这一建构的
运用就太过宽泛和死板。当个体不能理解一些新经验（“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离开？”）或不能预测某事（“这件事真是让人吃惊！”）时，就是自己的建构系统出问题了。
评估个人建构系统
凯利（1955 年）提出了一种评估个人建构系统的方法，他称之为行为方格技术。其中最常用的版本是角色建构库测验，简称Rep测验。该测验主要用于评估个人建构系统中的社会建构，测验实例如表1 所示。被试首先列出自己生活中的24个人，被试对他们有一定了解，并进行分类，如被试不喜欢的老师、被试的母亲、受欢迎的舅舅或姨妈、受喜爱的老板、觉得抱歉的人、尊敬的人等等。将这些名字写入不同列中，表格的每一行有三个“×”，表明要将这三个人进行比较。被试需要指出其中两个人的相似之处，以及与第三人的不同之处。比如，“这两个人很友好，而第三个人不友好。”“友好-不友好”的建构被用到了。然后重复这个过程，比较另外三个人的异同之处。这次被试可能会采用聪明-不聪明的建构进行区分。凯利发现，要想弄清楚一个人的个人建构系统大约需要20对这样的比较概念。
Rep 测验进行到最后，被试就已经列出了他在生活中最常用的个人建构。这项技术常被临床心理学家用来评估治疗前后个体社会建构的改变情况。研究者曾使用Rep测验考察文化差异、印象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确定特定人格的轮廓。
凯利关于个体根据贯穿于生活的个人建构系统来建构经验的观点是人格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一部分。另一个强调认知的例子体现在学习理论中，与凯利提出的理论同步。下面将要介绍人格的认知取向的另一个重要发展。
控制点
控制点是一个描述个体对生活事件的责任知觉的概念。具体来说，控制点是uc2指个体将责任归因于自身的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如命运、运气或机遇。例如，一个人取得好成绩，你认为仅仅是她运气好，还是因为她的努力？当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很差，你认为是他命中注定，还是他没有照顾好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揭示你在控制点（认为事件受个体控制还是不受个体控制的倾向）这一人格维度上所处的位置。
有关控制点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 年代中期，当时心理学家罗特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学习理论。罗特最初研究传统的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学习来自于强化。罗特扩展了这些概念，认为学习还取决于个体对特定强化物的评价，也就是强化的价值。罗特认为，并非所有的强化都是等值的。某些强化物，如社会赞许和认同，并不被一些人所看重，因此这些人对此强化物没什么反应。除了最看重的强化物之外，个体对强化的预期也存在差异。有些人预期特定的行为能带来强化。换言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控制生活的结果。这就是罗特的学习行为的“期待模式”。有趣的是，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个体在每个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人特征。也就是说，对强化的预期涉及到区分每一个体的个人特点。例如，假设一个人预期，以坚定的自信和命令的方式行事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她希望得到升迁时，就会预期在老板面前表现得坚定自信将得到升迁。另一个人可能有着正好相反的预期，认为这样的行事风格正好起反作用。因此她相信，坚定的自信不能带来工作上的提升。这两个人对同样的坚定自信行为模式有着不同的结果预期。一个人认为她可以做点什么来达到目的；而另一个则认为只需要等着老板做决定。两人在以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如一个人是支配型的，另一个是服从型的，可能是由她们对特定行为（自信）是否带来强化（想要的升迁）的预期存在很大差异造成的。
1966 年罗特编制了内-外控制点的测量问卷。表2 提供了该问卷的一些样题。
罗特强调，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都有对强化的预期，他称之为泛化预期。当遇到新环境时，个体以泛化预期为基础确定将会发生什么，自己是否能应对。例如，如果一位年轻人通常认为自己很少能影响事件的发展，那么在新环境中，比如上大学后，他的泛化预期就是事情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他会认为成绩来自于运气、机会和命运，而不是任何他能够控制的事件。
表2 控制点量表的样题
是否
1. 你是否认为如果你不去管，大部分问题也都会自行得到解决？
2. 你是否认为你能让自己不患感冒？
3. 有些人生来就很幸运？
4. 大多数时候，你认为取得好成绩对你而言意味着很多吗？
5. 你是否经常因为那些不是因你而出错的事情受到指责？
6. 你是否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通过考试？
7. 你是否认为大多数时候都不需要太努力，因为事情永远都是不好的？
8. 你是否认为只要有个顺利的早晨，这一天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是好的？
9. 你是否认为大多数时候父母会倾听孩子们要说的话？
10. 你是否认为愿望真的会带来好运？
11. 当你受惩罚时，是否通常只是因为你没有好的理由？
12. 大多数时候，你都发现让一个朋友改变观点很难吗？
13. 你是否认为欢呼呐喊比运气更能帮助一个球队获胜？
14. 你是否觉得要让你的父母改变态度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15. 你是否认为父母应该让孩子自己做大部分的决定？
16. 你是否认为当你做错某事后，你就再也做不好了？
17. 你是否认为很多人生来就是运动健将？
18. 与你年龄相仿的人，是否大部分都比你强壮？
19. 你是否认为处理很多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置之不理？
20. 你是否认为在决定交什么朋友这个问题上，你有很大的自由？
这种认为事件不受控于自己的泛化预期，被称为外控。而内控是指事情在自己控制之内的泛化预期，认为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主要生活后果负责。一个高内控者会认为，事情的后果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努力。相反，一个高外控者则认为，事情的后果主要归因于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
有关一般控制点的研究近年来开始衰退。研究者越来越感兴趣于特定的生活领域，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可能是内控的，而有些情况下则是外控的。例如，一个人可能在健康问题上是内控的，相信只要自己吃得好，多锻炼，她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涉及到政府和政治问题时，她则是外控的，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影响到制度。罗特最初的问卷将众多领域融合在一起进行了泛化测量。最近，研究者开始开发个体对与控制点有关的具体生活事件之一是对健康的预期，人们是否相信健康取决于个人的行为。
另一个特定领域涉及儿童对学业成绩的预期，儿童对自己在课堂上的行为表现是否会得到老师的表扬并给出他们好评价的期望程度。研究者们还编制了一份问卷来研究婚姻中的控制点预期，即人们是否相信个人的行为能够影响婚姻的质量和结果。对于所有这些领域--健康、学业以及婚姻，研究普遍发现，相对于外控者来说，内控者倾向于主动负责任，并为结果承担更多的责任。
当研究者想要了解并预测特定领域中的行为时，对特定控制点的测量是很有用的。例如，了解一个学生觉得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大学学业，可以很好地预测他的学业成绩，及其对成绩和教授的看法。但却不能预测他对健康问题以及恋爱关系的预期和行为。相比较而言，罗特的问卷更全面，有助于了解个体的泛化预期，即人们对生活的不同领域都可能持有的预期。
习得性无助
现在我们来看看人们解释世界过程中的另一种个体差异：习得性无助。与罗特的研究情况类似，这方面的研究最早也是从学习理论开始的。从研究狗的逃避学习开始研究习得性无助。在狗不能逃避的情况下，对它施以电击。在最初几次电击时，狗会拉绳子，弹跳，扭动身体，试图逃跑。渐渐地，在经历若干次失败之后，它似乎逐渐接受了电击，不再试图逃跑。它们似乎明白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只好被动地接受电击。
然后把狗放进另一个笼子。在这个笼子内，狗只要轻轻一跳，越过一个小小的障碍物，到达笼子的另一侧就可以躲避电击。然而，此前经受过电击的狗在新的环境下，却不再尝试逃跑。它们好似已经习得“逃脱环境是没有希望的”，因而放弃试图逃离痛苦环境的努力。而此前没有被电击的狗则很快学会了跳过障碍物以避免电击。令研究者大感吃惊的是，习得性无助的狗根本不打算逃跑，所以一分钟后研究者停止了电击。
下一步，研究者尝试帮助习得性无助的狗越过障碍物，进入笼子的安全部位。经过这个过程后，那些狗很快学会了跳跃障碍，避免电击。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种训练，习得性无助的狗只是接受它们痛苦的命运，丝毫不打算逃离这种境地。
习得性无助效应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重复验证。这一结果使研究者提出了有关动物（包括人类）在面对危险和痛苦时如何习得无助的理论。研究者推论，当一个人处在不愉快或痛苦的情境中时，会努力改变环境。但当多次努力都失败后，这个人会接受环境是改变不了的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甚至会放弃求助。然后，即使条件已经得以改善，个体可以逃脱痛苦的环境了，他也会继续表现出无助的行为。换言之，个体可以学会无助，学会不去尝试着改变环境。
很多研究报告了人类的这种行为。运用尖锐刺耳的噪音取代电击，研究者设置了如下的习得性无助情境：告知被试去解决一些问题（例如，以正确的顺序按按钮）。如果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就可以避免或关掉刺耳的噪音。有些被试（习得性无助组）的问题事先设定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对这些被试来说，噪音是不可避免的，即他们怎么做也不能控制刺耳的令人厌恶的噪音。但是，这些被试是否会将无助感泛化到新的环境中呢？
随后带被试进入新环境，给予一系列新问题，并要求其解决。这次没有刺耳的噪音。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只是对被试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感兴趣。结果表明，那些先前处于习得性无助情境下的被试在接下来的问题解决中表现得也很糟糕。他们似乎在说：“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呢？他们太难了。”这些被试似乎将无助体验从一种问题的解决情境泛化到了其他的情境中。
在真实的生活中，只要个体受到明显不受控制的不愉快情境的打击，就会导致习得性无助。例如，一位妻子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止丈夫虐待她。她尽力对他好，这样会好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又恢复恶习；她威胁要离开他，这样也会好一段时间，但很快又再次遭受虐待。不管她怎么做，也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很容易习得性无助。她可能放弃做任何努力：“有什么用呢，怎么做都不管用，我只能忍受。”
然而，习得性无助的个体不一定只能“忍受”。他们需要外部视角和新的乐观看法。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客观地分析当前的情境，并提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当某事看起来无法解决或不可避免时，就是寻求外界帮助的时候了，需要一种外部视角。
最初对狗所做的习得性无助的实验模式扩展到人类身上发现：人类比狗复杂得多，至少在对生活事件的思考、情境的分析以及形成对未来行为的期待方面是如此。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在一种情境下的无助感能否扩展至其他情境？在什么情况下，个体会愿意努力控制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或者没能力控制情境？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心理学家开始在习得性无助的情况下研究个体头脑中的想法。这些努力导致了对习得性无助模型的修订，修订后的模型主要关注个体如何思考及解释生活事件（见阅读部分）。
修订后的习得性无助：解释风格
修订后的习得性无助理论重视引起个体无助感的认知或思维。具体说来，重视个体对生活事件尤其是不开心事件的解释。假设你交了一篇论文，结果这篇论文得了超乎想象的低分。你通常会问自己“是什么导致了论文的低分？”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揭示你的解释风格。当事情出现问题时，通常是孰之过？心理学家偏好用因果归因来提及个体对事件原因的解释。论文得分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你碰巧太过匆忙，写完就草草上交了？还是因为你只是不擅写作？抑或是因为教授的评分标准过于严格？还有一种可能，你的小狗吃掉了已写好的论文，因此你不得不迅速重写另一篇，而这一篇不如被小狗吃掉的那篇好？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关于事件的因果归因。
心理学家用术语解释风格指个体经常采用某种方式对事件原因进行解释的趋势。对事件原因的解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原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成绩差是你自身的原因（内在的，比如能力不够），还是环境的原因（外在的，比如老师过于严厉）。有些人无论发生什么问题都指责自己，经常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道歉。这种趋势被称为内在解释风格。相应地，倾向将事件原因解释为外在的、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被称为外在解释风格。解释风格越内倾，你就越容易为不愉快的事情而责备自己，即使是那些你根本就无法控制的事情。
第二类，事件的原因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例如，假如是因为狗吃掉了论文而导致低分，那么这就是不稳定的原因（因为狗不会吃掉你所有的论文）。然而，如果是因为你缺乏写作技巧，那么这或多或少是持久、稳定的特征。当坏事发生的时候，有人倾向于将事件的原因视做稳定的长期存在的，这种倾向被称为稳定解释风格。相反，将事件原因解释为偶然的、暂时的，则被称为不稳定解释风格。
第三类，事件的原因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特殊原因是指那些仅影响特定事件（如写论文）的原因；而一般原因则影响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所有涉及智力的领域）。例如，你可能这样解释论文得分低：“我写不了，我几乎不能把名词和动词放在一起组成句子。”这就是个一般性的原因，表明在需要写作的任何工作中你都会做得很糟糕。使用一般解释容易过分夸大某事。例如，某天晚上，一个人在公园散步时被抢劫了，他可能认为所有的人都很坏--“人类本性是恶劣的，是不可信的。”这种倾向被称为一般解释风格。相反，将事件解释为特定原因的倾向（如“那个抢劫的人是坏人”），被称为特殊解释风格。个体提供的任意一种解释，都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内在-外在、稳定-不稳定和一般-特殊。大多数人采取不同的解释组合：有时埋怨自己；有时埋怨外界；有时埋怨特定的原因等等。然而，有些人发展出了相对稳定的解释风格。例如，有人面对发生的任何坏事总是责备自己。一位女性坐的飞机晚点了，当到达目的地后，她会对前来接她的朋友道歉“实在对不起，我迟到了。”实际上，她不该为此负责。她可以这样说“对不起，我坐的飞机晚点了，给你们带来了不便。下次我会换一个航班。”这应该是对晚点问题的一个更合适的外在解释。
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评估解释风格。心理学家皮特森编制的归因风格问卷描述了一些常见的好事或坏事。要求被试想象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回答一系列有关事件原因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内在-外在、稳定-不稳定、一般-特殊几个方面。尽管问卷既涉及到好事的原因，也涉及坏事的原因，但研究者发现，对坏事的解释风格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当使用“解释风格”一词时，心理学家是针对坏事而言的。
另外一种考察解释风格的方式是分析个人对坏事原因的描述。解释风格完全可以从日记、信件甚至主题统觉测验中得到。最容易让人感觉无助和无法改变的解释风格是对坏事做内在的、稳定的和一般的归因，被称为悲观解释风格，它与乐观解释风格相对，后者强调外在的、暂时的和特殊的事件原因。例如，归因风格问卷中有一个场景，让你想象自己有一次不愉快的约会。不论是你，还是你的约会伙伴都觉得很糟糕。然后要求你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解释为外在的、不稳定的和特殊的因素（如，“我碰巧选择了一部我们都不喜欢的电影，然后去了一家服务极差的餐馆，最后我的车又陷在了泥里”），那么你比那些归因为内在的、稳定的和一般因素的人（如“我与人相处得很差，不能很好地与人交流，面对异性的时候我非常羞怯”）更乐观。
解释风格是否是一种稳定的特征？一项研究从生命全程的角度研究了解释风格。一组平均年龄为72 岁的被试，在完成解释风格的问卷后，向研究者提供年轻时（平均52年以前）所写的日记和信件。然后对这些日记和信件的解释风格进行内容分析。相距50年的两种关于消极事件的解释的测量之间的相关是.54，表明解释风格具有显著的稳定性。
悲观和乐观解释风格的后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本书后面部分，我们将讨论解释风格对抑郁的影响。而在本部分中，我们将介绍与解释风格有关的早逝和健康两个有趣的话题。其中的一项研究，研究者对99名1942~1944 年入学的哈佛大学生实施了问卷测试，获得了他们的解释风格分数。当时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5 岁。几十年后，当他们到了45~60 岁时，通过体检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大学期间的悲观解释风格预示了25~30 年后的较差的健康状况。那些60岁之前去世的被试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悲观的解释风格。研究者因此得出结论，大学期间的悲观解释风格是中年至老年健康状况差和死亡的一个危险因素。
解释风格是如何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研究者推测了多种不同途径。悲观的感觉会使个体采取消极、无助的行为，而不是积极的适当的健康活动；悲观者的社会支持较少，因为他们会躲避社会关系，或是欠缺社交技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悲观的人和乐观的人面对压力的生理反应不同。一项有关老年人（62~82 岁）的研究发现，悲观的解释风格与免疫力低下有关（测量T 辅助细胞的数量以及T淋巴细胞对轻微感染的反应）。在控制了健康史、药物治疗、睡眠模式以及饮酒等因素后，这两者之间的相关依然存在。悲观的解释风格可能是早期疾病免疫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危险的心理因素，至少在老年人中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