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插图)(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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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森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10
9787510048630
80.00
3.1 自动化:低努力水平思维

1999年2月3日,一名来自西非的移民阿马登·戴尔罗(Amadou Diallo)晚饭后在夜色中步入自己在南布朗克斯的公寓。此时,四名便衣警察正在一辆并不显眼的福特金牛车上巡逻,开进了戴尔罗所在的街上。其中一个警察注意到了戴尔罗,觉得他看起来符合该地区一年前发生的强奸案中的罪犯素描画像。警察们走出车来,在戴尔罗即将进入他公寓前厅时命令他停下来。事实上,戴尔罗并没有犯罪记录,他是一名街头小贩,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在业余时间,他修读高中的学分以便上大学。当警察接近他的时候,他伸手去找自己的钱包,或许是在找一些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但是“黑人伸手进自己的口袋”这一动作却成为一个警报的信号,四名警察一点都没有犹豫,向戴尔罗开了41枪,致使其当场死亡。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2001年4月7日晚上,一个辛辛那提市的警察跟踪19岁的蒂莫西·托马斯(Timothy Thomas)走进了一条小巷,并命令他摊开双手,托马斯还来不及答应就被开枪打死了。2006年11月25日,在纽约市皇后区的一个脱衣舞俱乐部的停车场上,警察向肖恩·贝尔(Sean Bell)开了50枪导致其当场死亡。托马斯和贝尔两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同时也都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贝尔本计划在第二天结婚。

警察通常不得不迅速地做出判断,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分析这个人是否构成威胁。然而,在戴尔罗、托马斯和贝尔的案件中,许多人怀疑警察如此迅速地做出开枪的决定是否受到了受害者种族的影响。托马斯是过去6年中第15个被辛辛那提市警察扌丁死的美国黑人;而这6年中没有一个白人被警察扌丁死(Singer,2002)。如果戴尔罗和托马斯是白人,警察的行动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更概括地说,在像上述案件那样的生死抉择的情形下或是人们每天面对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中,人们是如何评估他们所处的社会性世界并决定如何行动的呢?那么,本章的主题便是:人们分析和思考社会性世界的方式。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讨论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研究,即人们思考自身和社会性世界的方式,包括他们如何选择、解释、识记和运用社会信息;其假设是人们通常努力形成对世界的准确印象,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做到了。但是由于社会思维的性质,人们有时会形成错误的印象,就像警察认为阿马登·戴尔罗想拔枪。

为了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他们的社会性世界以及他们的印象可能有多准确,我们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社会认知。一种思维是迅速且自动的:警察没有丝毫犹豫地判断出戴尔罗的口袋里会有什么;当他们看见他伸手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便开枪了。他们“不假思索”地采取了行动 也就是说,对他们的所见不加以有意识地深思并且不去判断他们的假设是否正确(Bargh & Morsella,2008;Lundq vist & Ohman,2005;Richeson & Ambady,2003;Shah,2003;Wilson,2002)。

当然,人们有时会停下来思考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并仔细地思考行动的正确方式,你可能会花数小时来考虑一些你生活中的重要决定,比如到哪里上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以及是否和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这是第二种社会认知 控制性思维(controlled thinking),它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考虑。大部分时间社会认知的自动和控制模式都合作得很好。想一想一架能够依靠自动导航飞行的飞机。自动导航能够监测成百上千的复杂系统并对大气情况变化做出即时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动导航是够用的,但是有时人类飞行员接手飞机并人工操纵飞行是很重要的。人类也有“自动导航系统”来监测周围的环境,做出结论并引导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也能“超越”这种自动的思维,慢慢地仔细分析。我们将开始审视自动化思维的性质。

3.1 自动化:低努力水平思维

尽管我们有像阿马登·戴尔罗枪击案这样的开篇案例(作为错误的范例),但是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人们经常可以快速并准确地评估一个新环境。他们可以弄清楚谁在那儿,正在发生什么事以及可能将会发生什么。例如,当你第一次走进大学课堂,你很可能会迅速地对人们的角色(站在讲堂上的是教授)及应该怎样做作出假设。我们怀疑你把一次兄弟会聚会搞成了课堂。你可能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就得出了这些结论。

想象一种不同的方式:每当遇到新情况时,你停下来慢慢地仔细思考,就像罗丹的《思想者》雕像那样。当你被介绍给一位不认识的人时,你不得不找个借口离开一刻钟来分析你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你对这个人的喜欢程度。当你沿着一条不熟悉的道路开车时,你不得不刹住车并分析这条迂回曲折的路以便了解应该如何前进。听起来让你筋疲力尽,不是吗?幸运的是,我们不会那样做,而是迅速而轻松地对人们形成印象,并且在陌生的道路上开车时不会有意识地分析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是通过对周围环境进行的一种自动分析,这种分析是以我们过去对世界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自动化思维(automatic thinking)是指无意识的、不带意图目的、自然而然的并且不需要努力的思维。尽管不同种类的自动化思维达到这一标准的程度不同(Bargh & Ferguson,2000;Moors & De Houwer,2006;Wegner & Bargh,1998),但是我们把自动化定义为能够满足全部或大部分条件的思维。

作为日常理论家的人们:运用图式进行自动化思考

自动化思维通过将新情况与我们先前的经验相联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新情况。当我们遇到陌生人时,我们不会从头开始判断他或她是什么人,而是将这个人归类到“一个工程学系的学生”或“像我的堂妹海伦”。这对地点、客观物体和情境同样适用。当我们走进一家从前从未到过的快餐店时,我们不用想也知道不用坐在餐桌旁等待服务员和点菜单。我们知道应该去柜台点餐,因为我们的心理“剧本”自动告诉我们这是在快餐店里所做的事,并且我们假设这家店也不例外。

更正式地讲,人们运用了图式(schemas),即组织我们对社会性世界的知识的心理结构。这些心理结构影响到我们所注意、思考和识记的信息(Bartlett,1932;Heine,Proulx,& Vohs,2006;Markus,1977)。“图式”这一术语是高度概括的,它包括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知识 其他人、我们自己、社会角色(比如图书管理员或工程师是什么样的人)和特定的事件(比如当人们在餐厅里吃饭时通常会发生什么事)。在每种情形中,图式都包含我们用来组织我们社会性世界的知识以及解释新情况的基本知识和印象。例如,我们对动物屋兄弟会成员的图式可能是,他们是喧哗吵闹的、令人生厌的社交聚会常客,并且有喷射性呕吐的倾向。

对种族和武器的刻板印象 当图式被运用到像兄弟会、性别、种族等某个社会团体的成员中,它通常被称为刻板印象(我们将在第13章中详细讨论它)。现在我们指出当我们遇到其他人时,刻板印象会被迅速而且自动地运用。例如,新近的实验通过在视频游戏中模拟警察在真实场景中所面对的情形,检测人们对美国黑人的刻板印象是否会对他们射击与否的抉择造成影响(Correll,2002;Payne,2001,2006)。在一项实验中,非黑人参与者观看一系列青年男子的照片,照片的场景都是真实化的,譬如公园、火车站或者城市的人行道。这群青年男子一半是黑人,另一半是白人;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手里拿着手枪,另一半人手里拿着没有任何威胁性的东西,比如手机、钱包或者照相机。被试被指示到,当看到拿枪的人时,按下标有“射击”的按钮;否则,按下标有“不射击”的按钮。他们需要像警察一样,在极短的时间里(0.5秒钟)做出决断。同时为了模仿现实中警察所面对的风险和得益,参与实验者在每轮游戏中都赢得或失去点数。如果没有射击手无寸铁的人,被试就赢得5个点数;如果射杀了持有枪支的人就会赢得10个点数。如果射击了手无寸铁的人,他们就失去20个点数,如果没有射击持有枪支的人就会失去40个点数(这在真实生活中对警官来说将是最大的生命威胁)。

结果如何?当图中的人物是黑人时,无论这些人是否持枪,被试都极其可能开枪。这种“射击者偏见”说明,当一名黑人真的持枪时人们相对不会犯错;但是也说明,当一名黑人没有持枪时,他们将会犯最严重的错误 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人(见图3.1)。当图中的男子是白人时,无论他持有枪支还是没有持枪,被试犯错误的数量都是相同的。(你也可以在backhand.uchicago.edu/Center/ ShooterEffert/自己去做这样一个测试。)因此,这个实验解释了图式对我们的决定的关键性影响,即是否去射杀一个人。当然,人们只是在玩一个游戏而并非真正地去杀人。同时参与者也不是受过训练的警官,也许大多受过训练的警官能够帮助自己克服自身可能带有的偏见。近期的研究通过利用视频游戏的方式发现了警官们对黑人和枪支的关联性的认知,和普通人是相同的;比如说,他们决定对黑人持枪者进行射击的时间要少于对白人持枪者的(Correll et al.,2007;Eberhardt,Goff,Purdie,& Davies,2004;Plant & Peruche,2005)。然而,一个实验也发现了警官不大像非警官一样,由刻板的种族偏见去完全引导他们是否射击的决定(Correll et al.,2007)。因此,陪审团仍然认为警官所具有的相同的“射击者偏见”属于非警官范畴。

图式的功能:为什么会有图式? 我们已经集中讨论了图式引发的负面结果,比如人们在“填空题”中所犯的错误(比如当一名美国黑人没有持枪时仍然假设他携带了枪支)。当我们组织和理解世界以及填补知识空缺的时候,图式就格外有用。花点儿时间想想如果根本没有图式将会怎样。如果你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无法理解、令人迷惑并且和你所知道的一切都不相似,那会怎么样呢?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便发生在患有柯萨科夫综合征这种神经紊乱的病人身上。患有这种神经紊乱症的人,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每一个情境对他们来说都好像是初次的体验一样,即使这种情境他之前可能已经经历过许多次了。这可能会令人非常不安甚至害怕,以至于有些柯萨科夫综合征病人千方百计地给自己的经验赋予意义。神经学家奥立佛·萨克斯(Oliver Sacks,1987)对一个名叫汤普森(Thompson)的柯萨科夫综合征病人作了如下描述:

没有一样事情他可以记得住超过几秒。他一直处于失去方向感的状态。失忆症的深渊,不断地在他脚下出现,不过,他会迅速地通过流畅的交谈与各种虚构事物来建立联系。对他来说,这些并非虚构,而是他突然间所看到或理解的世界。这种症状剧烈的变化以及不和谐,让人一秒钟都无法忍受。然而,汤普森先生持续构筑一个奇怪、疯狂、类似和谐的世界;这样的病人一刻不停地、无意识地像发明家一般神奇地编造出许多东西 因为,这种病人必须不断地再创造他自己(以及他的世界)。(pp.109-110;原文中就有强调)总之,能够稳定地将新的经验和过去的图式衔接起来,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而失去这项能力的人,必须去创造出原本并不存在的图式。

当我们面对能够以多种方式加以解释的信息时,图式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减少了模糊性。考虑一下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1950)的经典研究:某大学一些来自不同系别的学生被告知,当天将由一位客座讲师代课。为了制造关于这位客座讲师的图式,凯利告诉学生说,经济系很想知道不同班级对不同老师的反应差别有多大,学生可以在老师来到之前收到一份老师的简要自我介绍,其中包括老师的年龄、背景、教学经验及其人格特点。其中一个版本中写道:“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勤奋、严格、实际且果断的人。”另一种版本中,除了将“一个很热心的人”改成“一个很冷酷的人”之外,其余完全相同。这些人格描写随机发给学生。

然后,客座老师进行了一场20分钟的课堂讨论,接着,学生们就他的印象进行等级评定。他很幽默吗?他和蔼可亲吗?很善解人意吗?由于情境中包含了一些模糊性(毕竟学生只在很短的时间里看见了老师),凯利假设这些学生们会运用简要自我介绍中所提供的图式设法去填充这些空白。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期待他是一位热忱教师的学生们,比那些认为他是冷淡老师的学生们,给予的评价要高很多,即使他们见到的是同一位教师的相同表现,期待他是一位热忱老师的学生们更可能会提出问题并参与课堂讨论。这种情形是否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对一个教授的预期是否会影响你对他或她的印象?你是否很吃惊地发现这位教授表现得如你所料?问一问一位与你持相反论调的同学,看看他对这位教授的看法如何。你们对这位老师的不同看法是否因为你们所用的图式不同所致?

当然,人们并不会完全无视世界上真实呈现的东西。有时我们看到的不会模糊不清,所以不必使用图式来帮助我们解释它。例如,凯利在他的一次实验中,邀请来的老师刚好是一个非常自信甚至自大的人。由于趾高气昂相对来说是清楚明白的特性,学生们也就不需要依赖他们的预期来填补这个空白。在“热忱”和“冷酷”两种情形中,他们都将该老师评定为自夸自大的。但是当他们评价这位老师的幽默感时,学生们便会依靠他们的图式,因为这种情况就不那么清楚明白了 与“冷酷”情形相比,在“热忱”情形中的学生们认为老师更加有趣。因此,我们的信息越模糊,我们就越多地用图式填充空白。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凯利的研究中学生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只要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图式是正确的,那么使用这些图式来解决模糊性问题就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在一条黑暗的小巷中,一个陌生人走近你并说:“把你的钱包拿出来。”你关于这种突发事件的图式就会告诉你,这个人就想要你的钱,不是仰慕你家人的照片。这种图式帮助你避免一些严重的或者是致命的误解。如果我们自动运用了错误的图式,就会发生危险 就像警察认为阿马登·戴尔罗是去拔枪。

运用哪一种图式?可提取性和启动 社会性世界充满了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模糊信息。例如,想象你坐在一辆城市巴士上,一个男子上车后坐在你旁边。他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在他的座位上前后摇动,忽然他开始唱一首披头士的老歌。你将如何理解他的行为?你有多种备选的图式。你应该用“酒鬼”或“精神病病人”的图式来解释他的行为吗?你将怎样决定?

在脑海中浮现并指导你对这名男子的印象的图式可能会受到可提取性的影响。可提取性(accessibility),是指图式和概念在人们头脑中所占据的优越范围,从而使我们在对社会性世界做出判断的时候予以提取使用(Higgins,1996a;Sanna & Schwarz,2004;Wyer & Srull,1989)。有三个原因导致事物可被提取。第一,由于有了过去经验,有些图式的可提取性日积月累地得到提高(Chen & Andersen,1999;Dijksterhuis & van Knippenberg,1996;Higgins & Brendl,1995;Rudman & Borgida,1995)。这意味着这些图式总是很活跃的,并随时准备运用到解释模糊情境中去。例如,如果你的家庭中曾经有人酗酒,那么对你来说,用于描写酒鬼的特征,其可提取性的水平很可能就越来越高,由此也就增加了当你想到巴士上那名男子的行为时这些特征进入脑海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认识某个罹患精神疾病的人,那么关于精神疾病行为的想法就比关于酒鬼的想法更可能被提取出来,导致你用非常不同的方式解释这名男子的行为。

第二,由于眼前的目标所在,一些事物可能更容易被提取。认为这个人是精神疾病的想法可能长期以来都不会被你提取,但是如果你正在为变态心理学课程的考试努力学习并且需要知道多种不同的精神失常状态,那么这一想法可能暂时地更易提取。因此,你可能更容易注意到这个巴士上的人并且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精神失常的表现 至少直至你的变态心理学考试结束并且你不再有了解精神疾病的目标(Forster,Liberman & Higgins,2005;Kuhl,1983;Martin & Tesser,1996)。

第三,由于我们的近期经验,有些图式可能会暂时变得容易提取(Bargh,1996;Higgins & Bargh,1987;Oishi,Schimmack,& Colcombe,2003;Stapel & Koomen,2000)。这意味着某种特定的图式或特征并不总是容易提取,但是由于在遇到一件事情之前人们的所思和所为而偶然变得重要。假设就在巴士上的这名男子坐下之前,你正在看《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 s Nest)这本肯·克西(Ken Kesey)的关于精神病医院的小说。由于精神病病人的想法在你脑中可提取性高,你很可能认为他精神异常。但是,如果你刚才恰好望着窗外并看见一个酒鬼靠在一幢房子旁往嘴里倒酒,你很可能会认为车上的这名男子喝醉了(见图3.2)。这些都是启动的例子;启动(priming)是指最近的经历会增加某个图式、特征或概念的可提取性的过程。阅读肯·克西的小说启动了某些特征(比如那些描写精神病人的),使得这些特征更可能被用来解释一起新事件(比如车上的这名男子的行为),即使这起新事件与先前启动这些特征的事件毫无联系。

接下来这个实验解释说明了启动效应(Higgins,Rholes,& Jones,1977)。研究被试被告知他们将要参加两个彼此无关的研究。第一个实验是知觉研究,他们要分辨不同的颜色,同时还要识记一系列单词。第二个是阅读理解研究,他们按要求阅读关于一个名叫唐纳德的人的一段话,然后给出他们对他的印象。参见图3.3。花些时间阅读它。你认为唐纳德怎么样?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唐纳德的许多行为都是很模糊的,既可以从正面解释也可以从负面解释,比如他在不甚了解航船的情况下驾驶船只以及他想要驾船横渡大西洋。你会对这些行为做出正面评价,判定唐纳德具有可钦可敬的冒险精神,还是对同样的行为做出负面评价,认为唐纳德是个莽夫?

被试是如何解释唐纳德的行为的呢?正如预期的那样,它取决于负面的还是正面的特征经过了启动及是否具有可提取性。在第一次研究中,研究者将人们分为两组并给他们不同的单词去识记。先前识记过了“大胆”、“自信”、“独立”和“坚持不懈”这些词语的人随后形成了对唐纳德的正面印象,把他看成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喜爱新挑战的人。先前识记过“鲁莽”、“自负”、“冷漠”和“顽固不化”的人随后形成了对唐纳德的负面印象,把他看成是一个总爱冒不必要危险的、傲慢的人。

但是并不是识记了任何正面的或负面的单词影响了人们对唐纳德的印象。在其他的情形中,研究被试所识记的单词中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比如“灵巧的”或者“无礼的”。然而由于这些单词并没有被运用到唐纳德的行为上,所以这些特征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唐纳德的印象。因此,思维在经过启动之前,必须同时具有可提取性和可运用性,才能对我们的社会性世界的印象产生影响。

启动是自动化思维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发生得很迅速,没有意图或意识的参与。在对别人做判断的时候,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他们正在运用先前碰巧想到的概念或图式。事实上,即使单词以极快的、以至于人们无法有意识地觉察到的速度闪过脑海,启动都有可能会发生。约翰·巴奇和保拉·彼得罗摩纳哥(John Bargh & Paula Pietromonaco,1982)以极快的、以至于人们只能看见一道闪光的速度在电脑显示屏上显示一些单词;这些单词或者与“敌意”有关(比如,“敌对”和“恶意”),或者是一些中性词(如,“水”、“之间”)。接着人们阅读关于一个人的一段话,这个人的行为既可被解释为怀有敌意的,也可以被解释为没有敌意的(比如,“一个推销员在敲门,而唐纳德拒绝让他进屋”)。和希金斯(Higgins)等人(1977)的实验一样,人们以经过启动的特征来解释唐纳德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看见过与“敌意”有关的单词的人比看见过中性单词的人更认为唐纳德具有敌意。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当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看过这些单词的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发生,这证实了启动是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这一观点。巴奇和彼得罗摩纳哥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阈下影响的兴趣 是否有可能在人们并没有有意识地觉察到的时候,某些信息会影响他们的信念和态度。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这个问题。

令我们的图式变成现实:自证预言 我们已经看到当人们发现新的证据或旧的证据是虚假的时侯,他们不太可能如我们所料地那样改变他们的图式。人们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常常不同程度地支持或违背图式,据此来采取行动。实际上,人们能够不知不觉地通过他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来使他们的图式变成现实(Madon,Willard,Buller,& Scherr,in press)。这种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是这样起作用的:(1)人们对其他人是什么样的产生一个预期;(2)这会影响他们如何对待他人;(3)而这种对待方式又会导致那个人的行为与人们最初的预期相一致,使得这一预期成为现实。图3.4描述了一种自证预言的恶性循环。

自证预言可能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考虑以下的事实:在美国,小学女生在阅读、作文、社会学习以及数学的标准化测验中,成绩都比小学男生要好。然而到了初中阶段,女生开始落后;到了高中阶段,男生在各种标准化测验中都比女生要好(Hedges & Nowell,1995;Mendez,Mihalas,& Hardesty,2006;Reis & Park,2001;Stumpf & Stanley,1998)。在许多大学所采用的挑选学生的学生评价测验(SAT)中,男生在数学和语文部分都比女生做得好(The College Board,2007)。

诚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并不是暗示女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SAT语文考试中显示出的性别差异是很小的:2007年,男性只是领先了2分;在新的SAT作文考试中,女性的表现要优于男性。男性在其他方面已经落后了;鉴于以前大多数的大学生为男性,而现在56%的大学生则是女性(Tyre,2006),并且女性更容易比男性在大学里毕业(Buchmann & DiPrete,2006)。但是通常男性在数学和理科方面的平均分数还是要高过女性,这个现象几乎不可能从男女生物性的差异上予以完全的解释(Ghiselin,1996;Halpern et al.,2007;Spelke,2005;Spelke & Grace,2007)。

想想下面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当你向老师们询问,在他们所带的学生当中,谁在学业上最有天分或者这些年来他们最得意的门生是谁,这时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就出现了 他们所提到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男生。许多老师都相信(即使她们自己也身为女性),男生比女生更加聪明,也更有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功(Jussim & Eccles,1992)。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也持类似观点,并且青少年自己也这样认为(Bhanot & Jovanovic,2005;Yee & Eccles,1988)。这些观念在男性与女性数学和理科能力的比较中更为突出。一项实验表明,男女对于理科学科本身的兴趣以及理科学科分数都是相同的。尽管如此,他们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女儿在理科方面的兴趣不如他们的儿子浓厚,而且他们的女儿会认为理科学起来更为困难(Tenenbaum & Leaper,2003)。

女生的数学和理科学业表现较差,有可能是自证预言的结果吗?会不会因为老师和父母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不同,导致他们对于性别和学业表现的预期成真?首先,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并没有暗示老师或家长故意以特定的对待方式来限制女生的表现。然而有证据表明,老师和家长们确实在无意间通过某些行为,促成了他们对于女孩的预期成真。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研究者花了多年的时间观察老师教导男生与女生的方式(Sadker & Sadker,1994)。一位五年级的老师正向学生解释一道难题,并找了一位女学生举着数学课本以便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道题目。接下来,这位老师做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她背向女生们(她们坐在她的右手边),对着坐在她左手边的男生们讲解这道题目。虽然,这位老师有时候会回过头来对女生们宣读例证,但是,她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男生身上,以至于女学生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萨德克与萨德克(Sadker & Sadker,1994)写道:“这名举着课本的女生变成了一副道具,这位老师 不自觉地将女生变成了观众和男生的听众。”(p.3)萨德克等人还记录了许多类似的例子,指出男生都比女生受到了更好的待遇。

然而,这类轶事固然有趣,却无法证实自证预言确实在学校中起作用。我们必须进行经过适当控制的研究,以实验的方法使教师的预期得以控制。罗伯特·罗森塔尔与勒诺·雅各布森(Robert Rosenthal & Lenore Jacobson,1968)在小学所做的研究便是这样的一个实验,并成为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经典之作。他们给所有的学生进行智力测验,并告诉老师,部分的学生得分很高,他们在未来肯定会很有成就。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被定义为有成就的学生实际上是研究人员随机选取的。就如同在第2章讨论过的,利用随机分配,平均而言,那些被认为有成就的人并不比其他同学更聪明或更可能取得成就。这些学生和其他同学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老师对他们的印象不同。这些测验的结果均未告知学生或家长。

给老师制造了某些学生特别优秀的期望后,罗森塔尔与雅各布森便等待着看会有什么结果。他们定期观察学生在课堂中的动态,并在学年结束后再对所有学生做一次真正的IQ测验。预言会实现吗?事实正是如此,各个班级中那些被标定为未来会有成就的学生的IQ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学生(见图3.5)。老师们的期望变成了事实。从此以后,他们两人的研究发现也在许多实验研究和相关性研究中进行重复性验证(Babad,1993;Blank,1993;Jussim,2005;Jussim & Harber,2005;Madon,2004)。

难道是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1968)研究中的老师心肠太硬,决定给予资优学生更多的注意和鼓励吗?根本不是这样,绝大多数老师都很有奉献精神,如果得知自己对部分学生偏心,他们会感到很不安。这绝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考虑周全的行为,相反,自证预言是自动化思维的一个例子(Chen & Bargh,1997)。有趣的是,在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研究中,老师们报告说,他们在那些被标记为“资优生”的学生身上花的时间较少。然而,随后的研究发现,老师们普遍在四个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待“资优生”(他们期望会更好的学生):(1)他们为资优生创造了一种更温暖的情感环境,给他们更多的个人注意、鼓励和支持;(2)给资优生更丰富、难度更大的学习资料;(3)对资优生的学习给予更多更好的反馈;(4)给予他们更多的课堂参与的机会以及更多的参与时间(Brophy,1983;Rosenthal,1994;Snyder,1984)。

还记得那位教男生数学比教女生数学多的五年级老师吗?征得她的同意之后,这位老师的一举一动都被拍了下来,被用来制作NBC《日期线》电视节目中一个讨论校园性别歧视的单元。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她应该会努力地平等对待男生和女生。结果不然,她还是对男生更好,这说明要察觉到我们的期望对行为的巨大影响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自证预言是自动产生的,这一事实有一个令人担忧的涵义,即我们的图式很难加以改变。假设有一个老师形成一个图式,以为男生天生的数学能力比女生优秀。我们也许会说:“但是,琼斯先生,你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呢?有许多女生的数学也非常好啊。”琼斯先生也许不会被你说服,因为他有证据支持自己的图式。他也许会说:“在我所带的学生中,数学成绩优异的男生人数几乎是女生的三倍。”他的错误与证据的特性无关,而是没有认识到产生这个结果时他所起的作用。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将这个过程称为“错误的支配”(reign of error),指人们“引用真实的结果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是对的”(1948,p.195)。

自证预言的局限性 所有这一切难道意味着我们就像有权势的人手中的油灰被任意涂抹,而他们又对我们带着不正确的预期吗?假设塞拉正要参加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招聘面试,而面试官基于她的性别、种族、以前工作的地方或毕业院校,对她的胜任能力持有负面预期。她能够克服这种预期并向面试官展示她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吗?还是与自证预言的研究相一致,面试官塑造了塞拉的行为,使得她发现自己回答问题不够完善、不够全面呢?

近期的研究证实了自证预言经常发生,同时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真实的本性会在社会交往中起主要作用(Jussim & Harber,2005; Madon et al.,2001;Madon et al.,in press;Willard,in press)。例如,当面试官分神而无法集中足够的精力去注意他们正在面试的人的时候,自证预言最有可能发生(Biesanz,2001;Harris & Perkins,1995)。当面试官能够形成正确的印象并集中注意力时,他们通常能够暂时放下他们的预期,来看看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因此,塞拉应该期盼面试她的律师不是太忙或者赶时间。否则,她很可能成为面试官的自证预言的牺牲品。参考下面的“试一试!”练习,它给出一种克服自证预言的方法。

现在来总结一下吧。我们已经知道了人们每天会接触到不计其数的信息,因此不得不将其精简至我们能够处理的数目。此外,许多信息还是模糊不清或是难以解释的。对付这种“嘈杂混乱的信息大爆炸”(威廉·詹姆斯语),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图式减少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并且对模糊信息进行解读。使用图式的过程通常是迅速、无意图、无需努力的,也就是说,这是自动化思维的一种。自动化思维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在思考社会性世界时应用一些现成的规则和捷径。这些捷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相当有用的,但是我们也将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会导致对世界的错误认知。

心理策略与心理捷径

回想你所做的申请哪所大学的决定。想想你是如何在自己所列出的纳入考虑的学校中缩小范围并最终锁定你实际申请的那所学校的。你可能采取的一种策略就是充分调查了解全美所有3000多所大专院校的情况。你得一本一本地阅读所有的大学情况简介,参观每个校园并拜访尽可能多的院系教师、教务工作人员和学生。是不是感觉非常疲惫?这种策略毫无疑问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大多数高中生都会将他们的选择范围缩小到少数几个学校并找出这些学校的相关信息,而不是将每一所大专院校都纳入考虑范围。

这个例子就像我们每天所做的许多决定和判断一样。当我们要决定接受哪个工作,买什么车,跟谁结婚时,我们不太可能把所有可能的选择都仔细过滤(例如:“好吧!我该结婚了,所以从明天开始我应该参考人口普察局列出的我们镇上的未婚成年人,并开始面谈”)。相反,我们会利用心理策略和心理捷径来帮助我们更容易地做出决定,而不需要将每一次的决定都变成一项大型的研究计划。不过,这些捷径不见得总能导向最佳决定。例如,如果在完全了解全美所有的大专院校之后,你可能会发现最适合你的不是现在就读的这一所。尽管如此,心理捷径还是很有效率的,它常常可以帮助我们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出不错的决定(Gigerenzer,2008;Griffin & Kahneman,2003;Gilovich & Griffin ,2002;Nisbett & Ross,1980)。

人们会使用哪些心理捷径呢?如同我们已经了解的,使用图式来了解新的情境就是其中之一。在做选择时,我们常常使用我们原有的知识与图式,而非从头拼凑。我们拥有许多这样的图式,涵盖了从关于大专院校的图式(比如常春藤联盟和中西部大学的概况)到关于别人的图式(例如,教师对于男女学生能力的想法)等每一件事。可是,当我们做一些特定的决定时,可能没有预成图式可供参考;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可供运用的图式太多了,以至于不知道到底该用哪一个。这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呢?

像这种时候,人们通常会运用被称作判断法则(judgmental heuristics)的心理捷径(Gigerenzer,2008;Shah & Oppenheimer,2008;Tversky & Kahneman,1974)。“Heuristic”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指“发现”;在社会认知的领域中,它指的是人们为了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判断而采取的心理捷径。在讨论这些法则之前,我们必须强调,它们并不能保证人们对世界所做的推论一定是正确无误的。有时候,判断法则并不适用于眼前的任务或被误用,从而导致错误的判断。事实上,许多社会认知研究的主题便是这一类的错误推理;在本章中,我们将介绍许多这样的错误;例如,有些老师误以为男生比女生聪明。不过,尽管我们所讨论的心理策略有时候会导致错误,别忘了人们采用这些法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们多数时候是很有用的,其效果令我们满意。

进入意识的容易程度 便利法则 假设有一天晚上你和朋友们在餐厅用餐,当时很明显,服务生上错了一道菜。你的朋友奥芬斯点的本来是洋葱圈蔬菜三明治,结果却拿到了炸薯条三明治。奥芬斯说:“没关系,我吃薯条好了。”这引发了一场关于他是否应该退回点菜的讨论。其中一些人责怪奥芬斯没有主见。这时候奥芬斯回过头来问你的意见:“你认为我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吗?”你怎么回答呢?

就像我们讨论过的那样,一个可能的办法是依照既有的图式来回答。如果你和奥芬斯很熟,而且很清楚他是否有主见,你便能容易且迅速地说出你的答案:“别担心,奥芬斯,如果我要买一辆二手车,我会首先打电话问你的。”不过,假如你从来没有想过奥芬斯是否有主见这个问题,你只好思索一番再做回答了。在这个情境中,我们会依照不同事例进入我们记忆的容易程度来做出反应。如果你很容易就想到了奥芬斯表现得很有主见的例子(例如,有一次在排队买电影票的时候,他劝阻了一个插队的人),你会得出结论说他是有主见的人;但如果你比较容易想到他没主见的时候(例如,有一次他被一个推销员说服,购买了一项昂贵的移动电话业务),你便会下结论说他是一个相当没有主见的人。

这种心理经验法则称为便利法则(availability heuristic),它是指将判断建立在某些容易进入我们脑海中的事物上(Oppenheimer,2004;Schwarz & Vaughn,2002;Tversky & Kahneman,1973)。在许多情况下,便利法则都是极佳的策略。如果你很容易想起奥芬斯几次力争自身权益的样子,那么他可能是个有主见的人;如果你很容易回想起的是他懦弱或温顺的样子,那他可能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便利法则存在的问题是,有时候,最容易回想起的事物并不能代表整体,从而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例如,当医生们诊断病情的时候,医师们观察病症并且诊断出是否生病以及得了什么病,这看上去是一件相当直接明了的事。但是,病理症状有时候可能是好几种不同疾病的综合症状。这时,医师们会采用便利法则,根据他们最容易想到的病因做出诊断吗?若干医学诊断的研究显示,答案是肯定的(Weber,1993)。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罗伯特·马利安医生(Dr. Robert Marion)在某天为小病人妮可所下的诊断。妮可是一个聪明可爱的九岁小女孩,她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每年会发生一两次奇怪的神经异常症状,包括:丧失方向感、失眠、说话含糊及发出怪叫声等。妮可住过三次院,看过许多专科医师,也做过许多检验,包括脑部断层扫描(CT)、脑波检测,以及几乎所有的血液检验。结果,医生们还是束手无策。但是,马利安医生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就正确地诊断出她的问题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血液疾病,叫做“急性间歇卟啉症”(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AIP)。患有此症的病人,其血液内的化学成分经常会出现异常,导致各式各样的神经症状。通过谨慎的饮食和避免特定的药物,病情便能得到控制。

那么多医生诊断不出的病情,马利安医生为什么就能如此迅速地诊断出来呢?其实,马利安医生刚刚写完一本有关历史名人所患遗传疾病的著作,其中一章讨论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你猜得没错,他所患的正是“急性间歇卟啉症”。马利安医生承认:“我之所以能诊断出病情,不是因为我是什么特别高明的医生或特别敏感的倾听者,而是因为我在天时和地利的情况下正巧和妮可相遇。”(Marion,1995,p.40)

换句话说,马利安医生运用了便利法则。AIP碰巧迅速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因为马利安医生刚刚读过它,从而使诊断变得容易。这是便利法则应用得当的例子,但是也很容易看到它是如何出错的。正如马利安医生说:“医生和一般人一样,也会看电影、看电视、看报纸、读小说。如果病人的症状碰巧和我们在前一晚所看的 每周影视 有关,那么在做诊断的时候,我们会更多地考虑这种情况。”(Marion,1995,p.40)如果病人的疾病碰巧是昨晚的电影中所上演的,那么皆大欢喜,如果你所患的疾病碰巧在医生的记忆中不容易提取,那就可能跟妮可之前所看的12位医生一样,无法找出正确的病因。

人们也会运用便利法则来做有关自己的判断吗?对于自己的个性,例如坚持主见的程度,我们似乎有一种成熟的想法。但是,我们常常没有一个关于自己特质的稳定图式(Markus,1977),因而可能会依照我们所能回忆起来的自己过去行为的容易程度来做自我判断。为了检验这是否属实,研究者们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改变被试忆起自己过去行为的容易程度(Schwarz et al.,1991)。其中一种实验条件要求被试回想6次自己表现得有主见的经历。许多人轻易地想到他们拒绝黏人的推销员并力争自己权益的时刻。而另一种条件下,研究者要求被试写出12次有主见的行为。一下子想起这么多例子无疑是很困难的。然后,让所有的被试为自己的主见程度评分。

问题是,人们真的会运用便利法则(忆起相关例子的容易程度)来推测自己的主见程度吗?是的,正如图3.6的左半部分所示,只被要求回忆起6个行为例子的被试,都认为自己相对来说是有主见的,因为,要想到几个这种例子很容易(“这很简单嘛!我想我是个有主见的人”)。而被要求回忆起12个例子的被试,则相对来说认为自己没有主见,因为,要想到这么多的例子并不容易(“哇!好难,我一定没有什么主见”)。其他人被要求回想起6次或12次自己没有主见的行为,也有类似的结果 回忆6个没主见行为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没有主见(参见图3.7的右半部分)。总之,人们在做出有关自己或他人的判断时,确实会依赖于忆起相关例子的容易程度,即便利法则(Caruso,2008)。最近,一位狡猾的大学教授利用这个手段提高了自己的课程评估分数。他让学生列出2种或者10种改善这门课程的方法,然后再让大家对课程的整体印象进行评价。你认为哪些学生会打出更高的分呢?答案是那些被要求列出10种改进方法的学生。因为他们觉得实在是很难对课程列出那么多不足之处,于是他们会想:“如果我想不出那么多批评意见,那这肯定是一门很棒的课程!”(Fox,2006)

A与B有多相似?代表性法则 假设你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学习,有一天在学生会遇见一个名叫布莱恩的学生。布莱恩拥有一头金发,皮肤晒成棕褐色,看起来非常成熟温和,而且喜欢去海边。你会认为布莱恩来自哪个州呢?由于布莱恩符合一般人对加州人的印象,因此你可能会猜他来自加州。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你就使用了代表性法则(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它是指我们用来对事物进行归类的一种心理捷径,其根据是它与典型例子的相似程度;例如,布莱恩在多大程度上跟你印象中的加州人相似(Gilovich & Savitsky,2002;Kahneman & Tversky,1973;Kahneman & Frederick,2002)。

利用事物所具有的代表性特征来进行归类是非常合理的做法。如果不采用代表性法则,你要如何判断布莱恩来自何方呢?难道就随便猜一个州,而不尝试着判断他与纽约州或其他州的同学之间的相似性吗?事实上,你还可以利用另一个信息来源。如果对布莱恩一无所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猜他来自纽约州,因为在州立大学中,本州的学生远比他州的学生多。如果你根据这种逻辑猜纽约州,那么你就采用了所谓的基础比例信息(base rate information),即关于总体中不同类别的成员所占的相对比例的信息(例如:纽约州各州立大学中,来自纽约州的学生的比例)。

当人们同时拥有“基础比例信息”(例如,知道在一所大学中纽约人多于加州人)和关于目标人物相反的信息(例如,知道布莱恩是金发,成熟温和并且喜欢去海边)时,他们会怎么做呢?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3)发现,人们通常倾向于不使用基础比例信息,而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有关某人属于某个群体类别的代表性信息上(例如加州人)。如果关于某人的信息可靠,那么这倒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如果信息来源不够真实,可能会带来许多麻烦。由于加州人到纽约州立大学就读的基本比例是很低的,因此,在你忽略这一基本比例信息并猜他可能是一个例外之前,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加州人。并且,一个来自东部的人拥有金发、悠闲并且喜欢去海边这些特征,也并不是一件多稀奇的事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基础比例信息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并不是暗示人们会完全忽视基础比例信息(Koehler,1993,1996)。棒球教练看到对方派出左撇子投手时,会考虑派出左撇子击球者获胜的可能性;当鸟类观察者在确认鸟的品种时,会考虑不同种类的鸟在本地出现的几率(“那只应该不是枣胸莺,因为它们从来没在这儿出现过”)。关键是,人们常常太强调他们所观察到的个别特征(“但是它确实有枣红色的喉颈,可能真的是枣胸莺”),而忽略了基础比例信息。

例如,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治疗一项疾病的药肯定和该病的症状相似(即具有代表性),无论事情是否真的如此。有段时间,食用狐狸的肺部被认为是治疗气喘的特效药,因为,狐狸的呼吸系统相当强健(Mill,1843)。这种对于代表性的依赖,常常会妨碍发现真正的病因。在20世纪之交,一家华盛顿报纸发出社论,指责某些人利用联邦政府的经费从事荒谬可笑的关于黄热病成因的探讨,例如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提出“荒唐”的论点,在那么多事物中,偏偏认为黄热病由蚊子引起(Nisbett & Ross,1980)。心理法则如何影响你的思维?做做下面的“试一试!”练习吧。

写作:无意识思维的力量

无意识地发生是自动化思维定义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自己察觉不到思维过程的情况下进行思考,这听起来似乎很神奇,不过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越来越肯定这是真的了(Bargh & Morsella,2008;Dijksterhuis,2004;Dijksterhuis & Nordgren,2006;Hassin,Uleman,& Bargh,2005;Stapel & Koomen,2006;Wilson,2002)。如果我们只能依赖于意识努力下的缓慢思维,那可就麻烦大了。因为我们经常需要迅速地确定周围正在发生什么,该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上面,以及接下来的行为目标是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会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茫然无措。诚然,像阿马登·戴尔罗案例一样,这种快速、无意识的思维过程会在某些时候导致悲剧性的错误,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无意识思维在我们应对世界的时候都起了关键作用。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在酒会上跟人聊天时你突然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对此现象唯一的解释是:在你全神贯注跟人说话的同时,你的无意识还在监控着周围的其他谈话,时刻注意有没有重要事情发生(比如说有人叫你名字)。这种现象被称为“鸡尾酒会效应”,并且已经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研究中得到了验证(Moray,1959;Harris & Pashler,2004)。

这儿还有关于无意识思维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当你有数个目标并且不知道该选哪个的时候。例如说,想象一下你在上一门很难的数学课,并且这门课的教授会按正态分布给分,确保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拿到A。这时,一个不是很熟的同学来找你,说他对某些内容不太理解,问你能不能先喝杯咖啡,把你的课堂笔记借他复习一下。一方面,你想帮助他,以完成你想成为一个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的人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你又有个目标要在这门课中做到优秀,所以你很犹豫,怕把笔记借给他会帮他提高成绩,从而减少你自己拿到A的机会。你会如何选择?你可能会思索好一阵子,仔细权衡选择。然而,通常是无意识思维在帮你做选择,这个决定部分取决于哪个目标最近被激活或启动了(Aarts,Custers,& Holland,2007;Bargh et al.,2001;F觟ster,Liberman,& Friedman,2007;Hassin,in press)。

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对这个假设进行了验证,他们用某种巧妙的方式启动人们的目标,看这是否影响其行为。例如,在2007年阿奇姆·谢里夫(Azim Shariff)和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的一项研究中,首先要求被试从已有的一组单词中选词进行排列造句,比如,“感受到”、“她”、“根除”、“精神”和“那种”,从中可以造句:她感受到那种精神。然后是下一程序,并让被试认为进入另外一个实验了。这个阶段进行的是一个经济学游戏,给被试10个1美元硬币并让他们把钱分给自己和接下来的那名被试。只有下一名被试会知道这名被试的分配决策,但也无从得知分配者是谁。想一下这种情况下你会如何去做。你面前有一个机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到10美元,把10个硬币全部收入自己囊中绝对是很大的诱惑。但如果把所有钱私吞,一毛也不留给下一名被试,你也可能会感到有一点内疚。就像很多别的情况一样,这时你一边的肩头会站着一只小恶魔大叫着,“别犯傻了,把钱全拿走吧”,另一边则站着个小天使念叨着,“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总之,你想拿钱但这又与你善待他人的目标冲突。哪种目标会胜出呢?

这部分取决于哪个目标最近被启动了。还记得实验开始让被试做的造句练习吗?实验组的被试拿到的词与上帝有关,例如精神、神圣、上帝、庄严的、先知等,这些词将启动被试善待他人的目标。控制组拿到的都是中性词汇。一个重要的细节是被试并不会把自己做过的造句练习跟后面的经济学游戏联系起来,他们会认为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实验任务。尽管这样,那些用神圣词汇造句的被试会显著地分给他人更多钱,平均为4.56美元。而用中性词造句的被试分给他人的钱就少得多,平均为2.56美元。后来发现并不仅仅是有关上帝的词汇能启动利他目标。在第三种实验条件下,用来造句的词汇中包含一些与宗教无关但是与对他人的公平性有关的词,比如说“公民的”、“契约”等。这种情况下的被试分给他人钱的数目接近“上帝”词汇条件,平均为4.44美元。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人的目标可以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激活并影响人的行为,因为被试在造句任务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词会跟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决定有任何关系。那道德呢?在数学课上你决定是否向同学提供帮助可能取决于最近启动了哪个目标。比如说如果你刚刚路过了做礼拜的场所,或者你刚刚在读的一本书里讲到人们如何善待他人,你可能会很愿意帮助同学。

社会认知的文化差异

你可能会疑惑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自动化思维是否在全世界人身上都存在,还是说自动化思维在某些文化中比在别的文化中更普遍?如果你有这类念头的话,恭喜你已经具备了优秀的研究思维。社会心理学家正越来越关注文化因素对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影响。

决定图式的文化因素 尽管每个人都使用图式来理解这个世界,但图式的内容却要受到各自成长的文化的影响。例如,一位研究者在斯威士兰这个东南非小国采访了一名来自苏格兰的移民和一名班图族的牧人(Bartlett,1932)。这两个人在一年前都曾参加过一项复杂的牲口交易。苏格兰人需要查阅记录才能回忆起买卖牲口的数量和价钱。而班图人却能立刻回想起交易的各项细节,包括每一头公牛和母牛是从谁手中购买的,每头牲口的颜色以及每笔交易的价格。由于班图人对牲口的记忆力极佳,因此不必费事在牛的身上烙印;要是有一头牛走失了并和邻居的牛群混在一块儿,牛主人只需走过去看看就可以把它牵回来,对他们而言,要从几十头牛中分辨出自己的牛,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很明显,我们成长的文化环境是图式的一个重要来源。牛是班图人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关于牛的图式相当完备。而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每头牛可能都长得差不多;尽管这个人可能在一些班图人相当陌生的领域(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活动、《美国偶像》节目中的最新参赛者)拥有良好的图式和优秀的记忆力。图式是文化对个体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这一途径就是逐渐构架能够影响我们理解和解读这个世界的方式的心理结构。在第5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拥有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图式是有本质不同的,会有一些有趣的结果产生(Wang & Ross,2007)。现在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文化所教给我们的图式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所识和所记。

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 文化还在其他一些本质方面影响着社会认知。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比喻,认为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工具箱,装满了各种帮助人在社会中思考和行为的专门工具。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工具,但是他们所成长的文化决定了他们会更多地使用哪些工具(Norenzayan & Heine,2005)。如果你住的房子里只有螺丝而没有钉子,你肯定会用螺丝起子而不用锤子;但是如果你家只有钉子而没有螺丝的话,螺丝起子就用不上了。

同样,文化也会影响人们在理解世界的时候自动使用的思维的种类。要提醒你的是,文化并不影响所有种类的思维;我们目前一直在讨论的这几种自动化思维,例如无意识思维、图式的使用等,应该是所有人都会使用的。但是人们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思考的某些基本方式确实是由文化形成的。举例来说,现在你飞快地看一眼上一页左边的那张图片。好,现在再飞快地看一下右面那张图。你注意到两张图有什么不同了吗?你的答案很可能取决于你所成长的文化。理查德·尼斯比特及其同事发现,在西方文化下长大的人倾向于拥有分析性思维方式(analytic thinking style),在这种思维风格影响下,人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物体的特征上,而不考虑周围情境。例如,西方人会更多地注视飞机,因为那是图画中的主要物体。因此,他们也更容易发现物体的变化,正如这里第一张图中的客机比第二张图中的要少几扇窗户(Masuda & Nisbett,2006)。而东亚文化下(如中国、日本、韩国等)长大的人们更倾向于拥有整体性思维方式(holistic thinking style),也就是说更注重整体的情境,尤其是物体间联系的方式(Nisbett,2003;Nisbett,2001;Norenzayan & Nisbett,2000)。

比如说,东亚人更容易注意到图片背景的变化,就像两幅图中控制塔的形状不同。(注意:在真实研究中被试要看20秒的视频,并试图找出图中所有不同之处。本页的这两幅图片就是两个视频的最后画面。)在第4章我们将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同样影响我们对他人情感的感知。比如说,想象你偶然碰见了一位同学,他被一群朋友团团围住。如果你在西方文化下长大,你更可能会只关注同学的面孔(物体本身的特点),据此判断他怎么了。而如果你在东亚文化中长大,你就会去观察旁观者的表情(整体情境),通过这些信息来判断你的同学怎么了(Masuda,Ellsworth & Mesquita,2008)。

为什么会有整体性和分析性思维方式之分呢?理查德·尼斯比特(2003)认为这两种思维方式根植于东西方不同的哲学传统。东方思想形成于儒、道、佛教,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相关和联结。而西方思想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传统,强调独立于情境的支配事物的各类法则。然而,近来有研究表明,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来自不同文化下、不同环境中的实际差异。尤里宫本(Yuri Miyamoto)、理查德·尼斯比特和益田孝彦(Takahiko Masuda)在美国和日本随机挑选了一些城市景象拍摄照片。他们尽可能地将场景配对,例如,所拍摄的城市规模相当,建筑设施(例如宾馆和公共小学)也差不多。研究者假设相比于美国,日本城市的场景会更“繁忙”,也就是说,其中会包含更多物体来竞相吸引人的注意力。正如下页的图片显示的那样,研究者的假设是对的。与美国城市相比,日本城市景象中显著包含更多的信息和物体。

这会成为美国人更注意前景物体而东亚人更注意整体情境的原因之一吗?为了找出答案,宫本及其同事进行了第二个实验。他们把美国和日本城市的场景照片分别展示给美国和日本的大学生样本看。学生们被要求想象自己处在照片上的场景中。研究者假设日本城市图片会启动整体性思维,而美国城市的图片会启动分析性思维。之后,学生完成与上面飞机图片测验相同的任务,在两张相似的城市照片中找出差异。结果和预计的一样:看到日本城市图片的人更倾向于注意测试图片背景的变化,而看过美国城市图片的人更倾向于注意测试图片中主要物体的变化。这一发现说明了任何一种文化下的人都既能整体地又能分析地思考问题(他们的思维工具箱里有同样的工具),但是人们所生活的环境或者甚至是最近所启动的环境,激活了某一种思维方式(Norenzayan,Choi,& Peng,2007)。

现在,你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花这么多时间来探讨这种自动的、无意识的社会认知。我们早先不是说过有两种类型的思维,即自动的和控制性的吗?我们是否可能慢慢地、仔细地、有意地思考社会性世界,就像当我们花时间坐下来并真正地思考一个问题那样?这的确是有可能的。然而,我们之所以花如此之多的时间来探讨自动化思维,是因为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正如现代喷气式飞机大多数时候都是由自动导航系统控制其飞行的一样,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自动化思维应对他们的生活。

但是看起来我们生活里有那么多时间是由有意识的仔细思考所支配的,怎么会像上文说的那样呢?许多决定,比如上哪所大学或者和谁约会,都伴随着仔细的、有意识的思考。但是即使是像这样的重大决定,也会受到自动化思维的影响,比如在决定申请哪所大学时我们会运用判断法则。但是很明显,有意识的思维也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当人们尽力改正或纠正其自动化思维中的错误时更是如此。

然而我们不敢就此中断这个主题,而不指出,仅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正有意识地控制他们的行动就认为事实正是如此,这样的逻辑并不一定正确。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2002,2004;Preston & Wegner,2007)指出,人们所形成的自己在意识愿望的控制下采取行为的感觉可能是一种错觉,一种当我们的行为实际上是由自动化思维或外部环境所控制的时候,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感觉。

你见过儿童在电子游戏厅里疯狂地操作控制杆吗?你相信他们正在玩游戏,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向机器里投币,只是在看游戏演示程序。有时候,当孩子们将控制杆推向一个方向时,游戏似乎的确在对操作命令做出回应,这使得孩子们很难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控制正在发生的事情(Wegner,2002)。成年人也很难避免这类控制错觉。例如,当人们有权选择其彩票号码时,与他们只能被动地分到一些号码时相比,他们更有信心能够中奖(Langer,1975)。体育迷们不是也觉得,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交握手指或戴上他们的幸运帽会帮助他们喜爱的球队吗?

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有些时候人们认为自己对事件施加的控制要比实际上的控制多。反过来的情况也存在 人们对自己行为实际所施加的控制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例如,许多年前曾诞生了一项新的技术叫做“协助交流”,它使得有交流障碍的人,比如那些自闭症和脑瘫病人,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一名训练有素的助手握着交流障碍病人的手指和手臂,以帮助他们比较容易地在电脑键盘上打出问题的答案。这项技术非常激动人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些曾经无法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人们看上去突然变得喋喋不休,在助手的帮助下表达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感受。父母们为这个突然出现的机会而兴奋不已,因为他们能够与他们先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交流了。

然而,当人们逐渐发现并不是交流障碍病人而是助手无意中在做打字工作,“协助交流”很快就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在一个设计巧妙的实验中,研究者通过耳机向助手和交流障碍病人询问不同的问题。助手可能听到的问题是“你觉得今天天气如何”,而交流障碍病人可能听到的是“你觉得今天的午餐怎么样”。打出的答案与助手听到的问题相符(比如,“我希望天气更晴朗些”),而不是与向交流障碍病人提出的问题相符(Wegner,Fuller,& Sparrow,2003;Wegner,Sparrow,& Winerman,2004;Wheeler,Jacobson,Paglieri,& Schwantz,1993)。助手并不是有意做出假冒行为的;他们坚信正是交流障碍病人在选择打字的内容,而他们自己只是帮助病人在键盘上移动手指。

这些例子说明了我们对自己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行为的有意识的觉察以及我们造成自己行为的实际程度之间可能是毫无联系的。有时候,我们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就像我们相信戴着幸运帽能够帮助我们所喜爱的运动队。有时候我们又会低估自己所拥有的控制能力,就像当助手无意识地选择打字内容时,他们却认为是病人在这样做(Wegner,2002)。

尽管存在这种分离,但有意识的控制性思维确实会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主导地位并影响我们的行为 有时候是好的影响,有时候是糟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