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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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朱迪思·维奥斯特
江苏人民出版社

Chapter、1:分离焦虑:“我要妈妈”

Part1:最初的分离:脱离母体

Chapter、1:分离焦虑:“我要妈妈”

于是,母亲抛弃了我。这样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过。母亲总是走在我们前面,而且她们走得那么快;母亲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她把我们遗忘了;终有一天,母亲会永远离开我们。然而,唯一的秘密在于,我们希望这些都不是真的。

——玛丽莲·鲁宾逊

我们的人生以丧失开始。我们被抛出母体,孑然一身来到世上。

我们吸吮着、呜咽着,无助地抓住每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母亲将自己置身于我们与外界之间,守护着我们,不让我们感到焦虑不安。我们最大的需求就是需要母亲。

婴儿需要母亲。有时律师、家庭主妇、飞行员、作家和电工,这样的成年人也需要母亲。其实在生命之初,我们就已经踏上了放弃之路,为了成为独立的人,我们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然而在我们学会忍受身体及心理上的分离之前,我们绝对需要母亲的存在,不论这种存在是名义上的还是事实上的。

对于我们来说,成为一个分离的自我,在名义上和情感上分离,能够外在独立而且内心也接受分离,绝非易事。当我们脱离母体并依赖母亲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一些丧失,尽管我们的所得可以抚平我们的丧失之痛。如果在我们年纪尚小、毫无准备,对周围的环境还很恐惧而深感无助的时候,母亲离开了,那么这种离别、丧失或分离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和母亲分离的。

但是只有在我们做好准备的时候才可以与母亲分离——无论是我们主动离开她还是被她抛弃——否则分离就是最糟糕的一件事。

一个小男孩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恐惧而又痛苦。他那幼小的身躯有40%都被烧伤覆盖着。有人向他身上泼洒酒精而后把他投入火中,这太难以理解了。

他哭喊着,想要妈妈。

是他的妈妈把他投入火中的。

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和母亲在一起是否危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不重要。母亲是伤害他还是拥抱他,都不重要。与母亲分离是最大的痛苦,即使母亲是一枚即将爆炸的炸弹,孩子也愿意扑进她的臂弯。

母亲的存在代表安全。害怕母亲离开是我们最早的恐惧。“只有婴儿才会如此。”儿科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科特写道。他通过研究发现,婴儿没有母亲实际上无法生存。从表面看,分离的焦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照顾,我们就会死去。

当然,父亲也能担当照看小孩的身份。我们将在第五章研究父亲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然而此处我要谈的是母亲,因为通常情况下都是母亲担当照看小孩的角色。无论母亲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忍受,唯独不可以抛弃我们。

但是,我们都被母亲抛弃了。在我们还不知道她是否还回来之前,母亲就离开了。她离开我们去工作、去购物、去度假、去再生一个宝宝,或者在我们需要她的时候,她却不在我们身边。她抛弃了我们去过她自己的生活,一种我们以后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然而,当我们需要母亲而她又不在我们身边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母亲!

毫无疑问,我们要活下去。短暂的分离我们经受得起,但是由此引起的恐惧,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打下烙印。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尤其是六岁以前,如果我们太长时间离开我们需要并渴望的母亲,我们就会在情感上受到伤害,那种痛就像我们被淋上油而后投入火中那样。确实有人把这种幼年时期的离别比做大面积的烧伤或者创伤所引发的疼痛。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而且伤口的愈合却是艰难而又缓慢。这种伤害虽然不致命,但很有可能是永久的。

***

平日里,每当早晨儿子去上学,丈夫离家去工作,房门最后关上的那一刻,塞莱娜总是很心痛:“我感到孤独,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整个人都僵化了。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如果他们不回来了,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塞莱娜身在德国。当她只有六个月大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开始为了孩子们的温饱而东奔西跑。母亲每天离开家去排队领食物,还要与那些使犹太人的生活越发艰难的当局统治者谈判。因此,塞莱娜总是孤单地一个人,被圈在婴儿床里,饿了就喝瓶子里的奶。她若是哭了,等到几个小时后妈妈回来时,眼泪也已经干了。

认识塞莱娜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好孩子——一个文静懂事、温柔可爱的女孩。如果你现在遇到她,你可能认为她是一个阳光快乐、无忧无虑、从未经历过丧失之痛的人。

但她体味过。

塞莱娜易于消沉。对于未知的事物她感到恐惧。“我不喜欢冒险,也不喜欢任何新事物。”她说她最早记得的事就是自己焦虑地等待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对所有不熟悉的事物都很恐惧。”她说道。

她还害怕过多的责任——“我总是希望有人照顾我。”她既是一位贤妻良母,同时也希望从强壮稳健的丈夫和年岁比自己大一些的朋友身上得到母性的关怀。

女人们常常羡慕塞莱娜。她热情风趣,很有魅力。她会烘烤食物,缝制衣服;她喜欢音乐,喜欢开怀大笑。她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B.K.联谊会的会员,她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有一份兼职的教书工作。她身材苗条,面庞清秀,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她与年轻时的奥黛丽·赫本十分相像。

不仅如此,她在年近五十时,依然拥有赫本年轻时的容貌,根本不像一个半老徐娘而更像是一个姑娘。然而最终,她却说道:“每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都感到口中酸涩,腹部疼痛。”

“那是愤怒,巨大的愤怒,”她说,“我感觉自己被骗了。”

塞莱娜无法接受这种想法。她为什么不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庆幸呢?她看到过六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而她所遭受的痛苦也无非就是缺少母亲的陪伴而已。她说,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损害虽不致命,但是是永远的。

***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也就是在塞莱娜出生之后的这些岁月里,我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失去母亲的巨大代价和丧失的痛苦——既包括失去当时的伤痛,也包含分离对将来所造成的后果,即便是很短时间的分离也包含在内。一个孩子离开母亲会表现出分离反应,在母子相见之后这种反应也会持续很久,具体表现在吃饭睡觉会出现问题,还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甚至孩子所使用的单词量也会减少。更离谱的是,这个孩子在六个月大的时候便会经常泪眼汪汪、一脸愁容,而且还会表现出面色凝重、忧郁消沉的样子。与上面所提到的状况密切相连的是一种痛苦的情感——分离焦虑。它包括母亲不在身边而孩子需要独自面对危险时的恐惧,也包括母亲在侧而孩子害怕再次失去而表现出的恐惧。

我十分了解这些症状和恐惧,因为它们在我四岁住院的时候伴随了我三个月。当时医院严格限制探访病人的时间,所以在那三个月里我基本上都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后来,我的病痊愈了,但是住院所引发的后果却折磨了我好几年。分离焦虑在我身上的表现,便是我有了一个新习惯——梦游,而且直到十五六岁,我才不再梦游。

有一次,在我六岁时的一个温暖的秋夜,父母都不在家。这令我十分痛苦。我在睡梦中爬下床,漫步走进客厅,悄悄绕过正在打瞌睡的保姆,然后打开前门走了出去。我在沉睡中走到拐角,穿过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最后到达了我梦游旅程的目的地——消防站。

一个消防员看到了我。他异常惊讶,为了不吓到我,他用十分温柔的语气问道:“你想要什么,小姑娘?”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当时毫不犹豫、清楚大声地回答说:“我想要消防员帮我找到妈妈。”

一个六岁的孩子会不顾一切地想要妈妈。

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也是如此。

因为一个六个月左右的孩子已经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母亲的形象,即使母亲不在身边,他们也会记得母亲。他们特别想要妈妈。如果母亲不在身边,孩子会感到痛苦。孩子那种永不间断的需求,只有他的母亲能够满足,而母亲不在身边,会使他感到自己孤苦无依。一旦孩子能察觉到母亲不在身边,在他能够承受的时间范围内母亲若是没有回来,他就会认为母亲再也不会回来。孩子年龄越小,他所能承受的时间就越短。虽然每天都有熟悉的人代替母亲照顾自己,但是孩子到三岁的时候才会逐渐明白:不在身边的妈妈,在另外一个地方安然无恙地活着,而且她还会回来的。

只可惜等候妈妈回来会使孩子觉得遥遥无期,可能还会使孩子觉得这是一种永远的等待。

我们应该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是加速运动的。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衡量时间,即一小时等于一天,一天等于一个月,那么一个月便是永远。由此,我们就不会觉得孩子的那些需求是不可理解的。我们作为一个孩子为失去母亲而苦恼,正如我们作为成年人为逝者而心中悲痛。当把一个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后,“沮丧与盼望会使他们痛苦得发狂”。

分离会使孩子更加混乱而不是更加快乐。

事实上,分离会使孩子变得对抗、绝望,最后因无法面对现实而陷入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带走,放到一个放眼望去全是陌生人的陌生环境中,他会对周围的一切无法忍受。他会尖叫、哭泣,还会拳打脚踢。他会急切而又狂躁地寻找着离去的母亲。他要抗议,因为他觉得还有希望。但是过了一会儿,母亲没有来,还是没有来,抗议就会转为绝望,变成一种沉浸在心底的无声期盼和无法形容的痛苦。

让我们来听听安娜·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也是一位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对帕特里克的描述:

这是一个三岁零两个月的男孩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送到了英国的汉普斯特德托儿所。他十分确信妈妈一定会来找他,并信心满满地对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说:妈妈会回来找他,为他穿上外套,然后带他回家。

接下来他列举着妈妈会给他穿上的每一件衣服:“妈妈会给我穿上外套和衬裤,她会给我拉上拉链,还会给我戴上可爱的小帽子。”

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些话,有人便问他能不能别再唠叨了,于是他不再出声地念叨那些内容了,但是从他那不断翕张的嘴唇看出他还在默念着。

同时他还用许多手势来代替言语,仿佛妈妈正在为自己穿衣服、戴帽子、拉拉链,当别的孩子都在玩玩具、做游戏或是演奏音乐的时候,帕特里克毫无兴趣,他总是在某个角落黯然神伤,翕动着嘴唇,挥动着双手。

对母亲的需要如此强烈,所以大多数孩子从绝望中挣脱出来,去寻找替身母亲。因为孩子的需要如此强烈,我们好像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假设:当孩子朝思暮想的母亲回来时,他会欢天喜地地投进母亲的怀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令人不解的是,许多孩子,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幼儿,对归来的母亲十分冷淡,一脸漠然,仿佛是在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位女士。”这种反应被称为情感疏离,即爱的中断,是因为一个人离开自己而给予的惩罚。面对丧失,这种情感会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疏离会表现为愤怒的表情;面对抛弃,愤恨是最主要的反应之一。同时,疏离也是一种防护方式,它可以避免使自己再次遭受抛弃和爱的折磨。它可以延续几小时、几天,甚至一生。

分离会使人内心冰冷而非暖意绵绵。

如果此处的分离指的是,孩子与长久以来一直以父母身份出现的人分开,那么一个孩子在童年经历了一系列这样的分离,结果会怎样呢?精神分析学家塞尔马·弗雷伯格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以自己十六年中被安置在十六个不同的家庭抚养为由,在阿拉梅达县提起诉讼,索要五十万美元的赔偿。确切地说,他是因为受了何种伤害而提起诉讼的呢?他回答说:“这种伤害就像你心灵上的一块伤疤。”

***

机智的政治幽默大师阿特·布赫瓦尔德是世界上最风趣的人之一,也是寄养问题和心灵创伤问题的专家。他在华盛顿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看上去和它的主人一样朴实无华。我在那里同他就上面提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谈话的过程中,我经常被他所讲的内容感动得落泪。

阿特幼年时家境贫困,生活来源十分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经历可谓是分离和丧失问题的经典实例。他的妈妈在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就撒手人寰。他的父亲需要抚养三个女儿和一个男婴。他竭尽所能为孩子们找到安全的住所,然后每周来看望他们一次,从未间断,孩子们都叫他“周日父亲”。即便如此,阿特“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不与任何人有亲密的关系”。

阿特十六岁以前分别在纽约的七个地方生活过。第一个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那里有地狱和诅咒,而且每个周六都要去教堂;而父亲每个周日都会带着犹太教的食物来看望我。这令我十分困惑。”阿特说道。

“我能信任别人了,也不再害怕受到伤害了。我与妻子和孩子更亲近了。”但他在与人亲近方面还有问题。他说:“一对一最棘手,但是一对一千就容易得多。”他依然害怕愤怒。“我还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我会尽力避免发怒。”

不过,阿特近来很少发怒了。他在享受成功带给他的一切。无论站在肯尼迪时期的舞台上,还是招待美国总统和各行业领军人物,他都会带着迷人的微笑。每当此时他都会自言自语:“嗯,要是我的犹太籍父亲能看到现在的我就好了。”他说,他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大约十个人的复仇。这些人现在都已经长埋地下了。

他说他懂得心灵的创伤。

***

幼年时的严重分离会给我们的心灵留下情感创伤,因为分离破坏了基本的人类关系: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使我们感到自己是被爱的,同时也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别人。如果没有这种早期的依恋关系,我们很难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且还会觉得做人实在太难。

然而有人认为,对别人的需要不是原始本能,而爱不过是令人愉悦的副作用。典型的弗洛伊德观点认为:在哺乳过程中,婴儿的饥饿感和口腔的紧张会得到缓解。在反复的吮吸、啜饮和进食过程中,婴儿开始把满足等同于与人的接触。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一餐就是一餐,满足就是满足。任何需要都能从可替代的来源得到满足。最后,母亲的存在同身体的解脱同样重要。但对母亲的爱却始于安娜·弗洛伊德所说的“肠胃之爱”。依据这种理论,对母亲的爱就是一种已经习惯了的爱好。

还有观点认为,对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需求是一种基本需求;我们对于爱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早在五十年前,精神科医师伊恩·萨蒂就曾说过:“在感受到他人的爱的同时就会感受到他人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一旦学会区别分离的“你”和“我”,就会爱了。爱是我们缓和分离带来的恐惧和化解隔阂的尝试。

另有观点认为,对母亲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现如今,持这种观点的著名的发言人是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他指出,与牛犊、羊羔、小鸭子和小猩猩一样,婴儿也在行为方式上与他们的母亲保持接近。他把这种行为称为“依恋行为”。他认为这种依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物功能,因为与母亲接近可以使生命免受伤害。靠近母亲,猩猩幼崽可以使自己不被肉食者猎食;靠近母亲,婴儿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通常,人们认为大多数六到八个月的婴儿已经形成了对母亲的特殊依恋。于是,我们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一次爱。不管这种爱与对人类依恋的基本需求是否相关联——虽然我认为有关联——它都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们极易害怕丧失所爱之人,即便这种丧失只是一种威胁,我们也会异常敏感。

如果一种可靠的早期依恋对我们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我坚信这一点——那么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就会为这种破坏,即分离付出巨大的代价。

分离的代价是巨大的。当母亲对一个过于幼小的孩子说自己会回来的(她会吗?)并把他长时间地放在一边无人看管,或者把他从一个寄养家庭转到另一个寄养家庭,又或者把他放到托儿所——就算是安娜·弗洛伊德的托儿所——都会为母子分离而付出代价。即使是离婚、住院以及任何地理或情感上的原因导致母子分开,也都会为分离付出高昂的代价。

六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多半都是要外出工作的。当母亲因外出工作,而不能给予孩子足够的照顾,也会为分离付出代价。因为妇女运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数百万的妇女涌入了劳动市场。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我的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不是全日制托管中心能解决的,我们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塞尔马·弗雷伯格写道:“在成长的岁月中,一个孩子第一次与父母建立了持久的伙伴关系,随后在父母的培养下,孩子学会了爱护这种伙伴关系,并学会了爱、信任、欢乐和自我评价。但是我们国家数百万的幼儿却在那个成长阶段学到了什么呢?他们与一群同龄孩子在一起,他们发现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可以替代的;爱是反复无常的;与人产生依恋关系是非常危险的投资;为了生存,应该把爱储存在自己身上。”

分离的代价常常是巨大的。

每个人在幼年时期,当然会面临分离,而且分离也确实会引起悲伤和痛苦。但在稳定和充满关怀的氛围下,大多数正常的分离不会给我们的心灵留下创伤。实际上,外出工作的母亲也能与孩子建立起相互喜爱、彼此信任的关系。

然而,当分离危及了早期的依恋关系时,我们便很难再在孩子心中树立信心,建立信任,而且终生都使孩子很难相信他人可以实现自己的需求。如果我们生命中第一次与人建立的联系不可靠、遭到割裂或损害,我们可能会把这次人生经历以及我们对这次经历的反应,转移到我们对自己的子女、朋友、配偶乃至商业伙伴的期待上。

因为担心自己可能会被抛弃,便缠着自己的爱人,“别离开我,没有你我就一无所有了。没有你,我活着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担心别人可能会背叛自己,于是牢牢记住别人的错误,哪怕是一点点小错也揪住不放。“看吧,我就不应该信任你。”

因为担心被拒绝,便提出极其过分的要求,然后因为别人无法实现而大发雷霆。

因为担心自己会失望,便要去别人那里求证他迟早会使自己失望。

因为害怕分离,我们便产生了鲍尔比所说的焦虑与愤怒的依恋。通常情况下,我们所担心的事物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百般依赖和大发雷霆,致使我们所爱的人离去。因为害怕分离,我们不断地忘掉过去,然后再把自己回忆不出却依然影响着我们的过去,强加于新的场景、新的演员、新的剧本。

如果我们只记得妈妈离开、自己孤单地躺在摇篮里的画面,估计没人会相信我们清楚地记得幼年的丧失经历。但我们确实记得自己曾经感到过孤单、无助和困苦。四十年后,当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的时候,一个女人被原始的恐惧感所吞噬。这种焦虑就是她对“丧失”的记忆。

当丧失迫在眉睫或者被认为是暂时状况的时候,会引起焦虑。虽然焦虑但还抱有希望。但当丧失被认为是永久存在的时候,焦虑、对抗就变成了沮丧、绝望。我们不仅感到寂寞、伤心,还会感觉自己负有责任——“都是我不好,是我把妈妈赶走了”,感到无助——“无论我做什么,她都不会回来了”,感到自己不可爱——“一定是我有什么地方不值得人爱了”,感到绝望——“所以,我将永远这样了”!

研究显示,幼年的丧失会使我们对以后遇到的丧失十分敏感。因此我们到中年时,会因家人的逝去、离婚和失业而万分沮丧,这也是一个无助、绝望、愤怒的孩子面对丧失时的反应。

焦虑是痛苦的。沮丧也是痛苦的。也许不经历丧失才会更加安全。虽然我们对死亡、离婚或是母亲的离去无能为力,但我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使自己不再受分离之苦的煎熬。

情感疏离便是这类策略之一。如果我们不在乎,就不会有失去自己在乎的人一说。孩子想要妈妈,而妈妈却一再离开。那这个孩子可能会得出结论:爱和需求会使自己受到莫大的伤害。于是在以后的岁月里,面对各种人际关系,他可能既不付出也不索求。他几乎不在任何事情上投入感情,总是把自己置身世外,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一首歌曲中所提到的岩石那样:“岩石感觉不到痛苦,岛屿从不哭泣。”

对丧失的另一种防护策略是,不由自主地去关心别人。我们以帮助那些痛苦的人们来缓解自己的痛苦。通过这些善举,我们不仅减轻了过去的无助感带给自己的痛苦,还能从自己所帮助的人身上找到自己当初的影子,帮助了他们自己便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第三个策略是,过早形成独立意识。在很小的时候,我们便要求独立。因为我们很小就懂得,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人的爱和帮助来生存。我们把一个无助的孩子装扮成自我依靠的成年人,给他穿上了一套脆弱的成年人的外衣。

我们研究的这些丧失,即幼年的过早分离,可能会扭曲我们的期望和反应,还可能会使我们看待以后生命中必要的丧失的态度发生偏离。在玛丽莲·鲁宾逊那本非同寻常的小说《家务管理》中,忧郁的女主人公认真地思考着丧失的力量,她记得:“妈妈总是让我等她,这让我养成了等待和期盼的习惯。因为当下总是空无一物,那么等待与期盼便显得十分有意义。”

她提醒着我们,与母亲分离会引发巨大而又复杂的后果。

丧失会伴随我们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