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英克尔斯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
摘要
现代国民性研究肇始于上世纪３０年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度成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显学”。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受精神分析影响的心理学家开始围绕“基本人格类型”、“基本人格结构”和“众数人格”等概念，对日本、德国、美国和中国等现代国家的国民性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并一度成为人类学领域“文化与人格”研究或“心理人类学”学科的主要关注中心。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国民性研究开始呈现出从静态到动态、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从“单峰论”到“多峰论”的转变，尤其开始关注国民性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可能关系。在诸多研究者中，美国学者英克尔斯是一个典型，留下了《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这样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 英克尔斯 国民性 社会心理学 现代趋势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一生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有两个：一是“人的现代化”或“现代人”研究，二是国民性【1】。由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的转型日益加速，有关人的现代化或所谓“第五个现代化”的研究在此后二十年中曾一度成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显学”，而英克尔斯和史密斯合著的《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2】更是谈论“人的现代化”时无法回避的“典范之作”【3】。相比之下，英克尔斯前后“求索４５年”的国民性研究，在中国却没有引起这样高度的关注。尽管不断有人提及他与丹尼尔·列文森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有关国民性的研究【4】，但一方面由于国民性研究在西方学界不断式微，另一方面由于自鲁迅之后在中国谈论国民性或国民性的改造日渐被视为“愤青”之语，因此，除了社会心理学界【5】，鲜有人再对这一主题表现出高度的兴趣。
其实，上述两个主题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涉及社会心理学家始终关注的大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国民性研究关注的是群体心理的共时态差异，即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国家或民族成员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及民族间的社会心理差异；而人的现代化研究涉及的则是群体心理的历时态差异，即包括现代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变迁会在怎样的程度上重塑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对国民性的理解，一样要放到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的变迁的角度去思考。
一、概念界定：何为国民性？
“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英文写成national character。一般说来，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人格，是一国国民或一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6】。进而言之，可以将国民性确定为：“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7】。
尽管国民性或民族性格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概念，但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一概念的认同是不一样的，这与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不同有很大的关联。尽管一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承认，社会或民族、阶级共同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对于个人是如何组成社会的，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人们却分别持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唯名论者充分肯定个人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是标示这个虚幻存在物的一个名称；而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固然是由个人组成的，但个人一旦组成社会，社会就有了独立存在的特性，或者说具备了单个个人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因此，它是一个实在的整体【8】。
一般说来，对国民性或民族性格一类的概念感兴趣的学者，多为社会唯实论者。正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或民族等人群共同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他们才会进一步认为“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团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9】。至于“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不同的研究者说法各异：黑格尔使用过“民族精神”，迪尔凯姆使用过“集体表象”，韦伯使用过“资本主义精神”，等等。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出色地论述过环境、法律制度（联邦制度、乡镇制度和司法制度）和习俗，塑造了美国人独特的国民性格，使得他们“往往不会为政治激情所振奋，他们的胸膛中激荡的是商业激情”【10】；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论述过那种“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11】。与此相似，在国民性研究领域，英格尔斯也是一个社会唯实论者，因此他一方面肯定“国民性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可以考量”，另一方面借迪尔凯姆之口强调，“社会事实必须通过社会学来解释，这是国民或群体心理差异概念的基础”【12】。
与上述社会唯实论者相反，社会唯名论者严格说来是不承认社会的实在性的，因此他们也不屑研究群体心理或国民性这类问题【13】。早在１９２４年，秉承个体主义立场的心理学家弗洛德·奥尔波特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就借阐明“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的科学”的观点，将所有涉及人群共同体的社会心理研究一律斥之为“群体谬误”加以反驳。他不仅强调“除了属于个体的意识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意识了”，而且专门指出“国民性、共济会纲领、天主教教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不是在某个体成员身上得以表现的所谓群体心理，而是在每个个体心理中不断重复的一系列观念、思想和习惯”【14】。换言之并不存在表征群体心理的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格，它们也不过是一种“群体谬误”。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讨论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的孰是孰非，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我们的倾向是鲜明的：我们承认国民性及其他群体心理存在的实在性，但我们也承认，至今为止有关国民性究竟为何物的争论并没有完结，其中的概念厘定工作也远未完成。早在５０年前，人类学家M·辛格就提出，有关国民性的研究有三条分析路径可走【15】：第一条路径以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和卡丁纳为代表，他们将国民性或民族性格视为一种文化性格，是一种文化成员具有的普遍性的行为模式；第二条以弗洛姆和里斯曼为代表，他们强调社会性格是一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性格结构”，“是群体经验的产物”【16】；第三条以林顿和杜波依斯为代表，他们试图借助现代统计学从各种人格类型的分布中找出国民性，即在一国民成员中找出趋于众数的那些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上述第一和第二条路径对国民性采取的只是一种印象主义的描述；而后一条路径则希望能够凭借现代统计学给出较为严格的定量分析。受到林顿和杜波依斯的影响，英克尔斯认为“国民性应该等同于众数人格结构；也就是说它应该指不同的人格变式在某一既定社会中分布的一种或数种众数”【17】。英克尔斯的远见卓识表现在，它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众数人格”视为“单峰的”，反而可能是“多峰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几种，比如五六种突出的人格类型，其中有些占１０％～１５％的人口比例，有些达到３０％。这样的国民性概念可以照顾到经济阶层、地域、民族等所有现代国家存在的亚文化多样性”【18】。
通过将国民性视为一种或多种众数人格，在讨论众数人格的测定方法之后，英克尔斯划定了国民性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涉及社会文化系统对众数人格或国民性的影响，包括家庭因素对童年早期人格发展并进而对成人人格形成的作用【19】、非家庭因素对儿童人格发展的作用，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增长与紊乱、大众传播和大众娱乐方式等对众数人格形成的影响；其二涉及众数人格或国民性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受卡丁纳的引导【20】，研究者们讨论过众数人格对社会控制手段选择的影响（比如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重视耻辱感的文化，而米德认为美国文化则是一种重视罪恶感的文化）、众数人格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阿多诺认为德国人的“权威人格”是产生纳粹主义的重要原因），以及众数人格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弗洛姆就曾指出，在工业社会中，纪律、秩序和时间感是必不可少的人格特征）。可以说，正是因为意识到“人格是决定社会文化形式稳定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1】，后来在人的现代化研究中英克尔斯才会坚信：“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太久”【22】。
二、从基本人格类型到国民性：研究的历史
尽管包括英克尔斯在内，人们一般将国民性研究追溯到１９３４年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但无论在社会学、心理学，还是人类学中，都可以找到更早的相关研究。除了前述托克维尔对美国国民性的研究，１９２７年，英国人类学家里弗斯在《文化冲突和种族接触》一书中就借用荣格的“心理类型说”，说明澳洲土著和非洲土著的生殖行为差异。他认为，前者是内向的，而后者是外向的；这一差异导致前者日渐衰落，而后者则繁殖力旺盛。
尽管里弗斯不会想到他的谈不上有意识的努力会引得其后的众多学者将兴趣投向国民性研究，但里弗斯及与其同时代的人类学家波亚士、萨丕尔等人确实已经意识到，个体的社会行为与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制约关系。如此，生活于同一国度或民族中的不同成员是否会具有相同的同时又有别于其他国民或其他民族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
在《文化模式》中，本尼迪克特将祖尼文化描述成“太阳神型文化”，而将克瓦基特文化描述成“酒神型文化”，显然受到里弗斯的启发。通过对原始文化的心理类型的划分，本尼迪克特欲图证实“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23】。从中可以推论，每种文化至少可以归纳出一种与之对应的主导人格类型，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不同人格类型的研究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虽然《文化模式》一书后来遭到了人类学家维克托·巴尔诺的批评，他认为本尼迪克特对社会体系的评价标准过于绝对【24】，英克尔斯也认为“本尼迪克特并没有一个完备整合的个体心理学概念，她也忽视了人格的发展方面”【25】，但这本书毕竟如戈若所说：“是国民性的科学研究的诞生标志”【26】。本尼迪克特的贡献在于，既然文化是人格在典章制度上的扩大，而每种文化都有一种以上的与之对应的主导人格类型，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研究文化去认识一民族或国民的基本性格，并进而控制人的文化或社会行为。
自本尼迪克特开始，国民性研究成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潮，也成为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联手进行科际整合研究的第一个实际领域。由此，我们也可以将此后开始并历经兴衰的国民性或民族性格研究大致分为如下三个基本阶段：
１．国民性研究的草创时期（１９３４－１９４５）。这一阶段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其一，除了卡丁纳、弗洛姆等少数秉承精神分析传统的心理学家外，投身于该领域研究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文化人类学家；其二，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原始民族为对象的，因此此时的研究与其称作“国民性研究”，不如称作“民族性格”研究更为合适【27】，其代表作包括：《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１９３４）、《人的研究》（林顿，１９３６）、《阿罗人：一个东印度岛屿的社会心理研究》（杜波依斯，１９４４），以及《社会的心理疆域》（卡丁纳，１９４５）。尽管具体的研究及使用的概念各有千秋，但这些研究的意图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够找出具体社会中由其文化所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基本人格。
２．国民性研究的全盛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５５）。这一阶段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研究对象的转向和多学科学者的介入。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人类学家丢下了研究原始民族的“本职工作”，将对民族差异的自觉思考从那些落后、弱小的原始民族，投向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命运的那些现代民族和文明国家，也带动了社会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的跟进。战争需要了解日本人、德国人、苏联人、英国人，也需要对自己的国民进行反思，它给了以美国为主的研究者为自己的祖国和世界和平服务的机会。战争促成了对基本人格的界定向现代国民性研究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国家都成了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出版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英克尔斯和莱文森也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综述《国民性：众数人格和社会文化系统研究》（１９５４）。
３．国民性研究的调整时期（１９５６－至今）。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国民性研究的全盛时期结束，这一领域开始呈现出相对萧条的景象。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对国民性的反省和研究本身就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特定反应，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必然会使国民性研究因失去了社会刺激而日渐冷落；其二，国民性研究本身存在的弊病也是这一领域失去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比如，戈若等受精神分析影响以童年期决定论来论述日本人国民性的学者，曾错误地将日本人的“强迫性人格”归因于他们早年所受的严格的排泄训练。不过，虽然出现了整体上的萧条，从局部而言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倾向。比如，文字资料虽然大幅减少，但质量上却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出现了一批评价和总结性的文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克尔斯的这部《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１９９７）；再比如，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唱“单弦”，那么此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甚至学院心理学家都开始关注这一主题【28】。
看来国民性研究并不会因为其所面临的困难而对研究者失去吸引力。因为“冷战”的结束，现时的世界正在呈现越来越快的全球化趋势，但是只要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差异存在一天，人类就不可避免地会对这种差异进行自觉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本身的兴盛和冷落则是相对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当时面临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英克尔斯的努力及新的变动趋势
尽管在国民性研究领域各种文献汗牛充栋，但大多数都是有关某一国国民的个案研究或某一地区（如欧洲）的比较研究，像《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这样的综合性评述性著作并不多见。因此，比较而言，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国民性研究的全貌以及英克尔斯本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颇为有益的。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共分为四编十一章，从概念内涵、基本理论、历史进程、研究视角、著名案例、研究方法到系统比较无一疏漏，堪称一部国民性研究的大全手册。其中，第一编是全书的“重中之重”，英克尔斯讨论了现代国民性的概念、研究方法和切入路径。在第二编中，英克尔斯分别讨论了有关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国民性研究，他从“德国精神”、“俄国人格”，一直讨论到“美国性格”。在第三编中，英克尔斯关注的是国民性和人们所处的宏观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关系问题，除了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以外，英克尔斯还将对国民性的思考放在变迁的纬度上，尤其是放在了因为变迁而带来的国民社会心理即心理预期改变（上升或下降）的纬度上。这种预期改变的挑战性在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预期在上升，但与此同时，“下降的是个体对美国社会基本制度的信心”【29】。这不仅使人想到当下中国，我们同样面对着极其相似的矛盾和困窘情形。在第四编中，英克尔斯将国民性的研究置于一种系统的比较之中：其中，在第八、九章中，英克尔斯将共时态的国民性研究与历时态的人的现代性研究套叠在一起，说明教育、工厂经验、接触城市生活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所谓现代性因素对一国国民的社会心理的重塑作用，以期说明“国家作为一个环境或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现代性”【30】；而在第十章中，有关国民性的讨论进一步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联系在一起，不过，尽管英克尔斯看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物质增长也将带来国民心理幸福感的提升”【31】，但他也意识到不同文化对幸福的理解不同，而且物质条件的单纯改善也会使人们的幸福感进入“高原”状态，从而出现一种停滞现象；在第十一章中，英克尔斯对国民性及相关的主题进行了回溯，意识到研究“国民性的连续性和可变性，充分解释显而易见的差异”【32】是一项需要待以时日的艰巨任务。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英克尔斯研究的优长之处或国民性研究的现代趋势表述为以下四点：
第一，同早期重视国民性的静态结构分析相比，以英克尔斯为代表的国民性研究的后来的一代开始越来越关注国民性的变动，尤其是国民朝向现代的社会心理的变动。显然，形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变迁运动。正是这种变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或国民成员的性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动，而且也使研究者们意识到，真实的国民性（或社会性格）“产生于人的本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33】。
较早对国民性变动进行动态描述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他在１９５１年出版的《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的研究》中提出，美国人的性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从“传统导向”到“自我导向”再到“他人导向”的形态转变，并声称这种转变与西方社会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此后不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简·斯托策尔以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为参照，写成了战后日本青年态度改变的著作《没有菊花没有军刀》（１９５８）；再往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国民性变动与“代沟”的生成相联系，她创用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些前后相继的概念，描述了文化与青年群体人格的动态变动过程【34】；最后，英克尔斯通过六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国民性格的变动，充分揭示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成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35】。
第二，自上世纪４０年代林顿和杜波依斯借助现代统计学界定“众数人格”以来，包括英克尔斯在内的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对国民性进行经验研究与定量分析。伴随着统计技术的完善、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人们日渐不满于前人所作的有关国民性的种种印象主义描述，认为这些缺乏定量分析的研究结论过于笼统，由于未能掌握关于国民性格的大量直接证据，故其对每一具体社会成员的性格分析往往是推论性的，而正是这些推论闹出了前述关于日本人的国民性导源于童年期严格的“排泄训练”的假说。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自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如英克尔斯所言，“代表整个人口的大样本取代了早期研究依赖的小型、特殊、完全没有代表性的样本”【36】，并且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取样广泛、科学、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性研究，其中包括：１９５３年，布坎南和坎特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在欧美９个国家同时进行的有关国民刻板印象的研究；１９６３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尔对英美等６国的“公民文化”的研究，研究不仅解决了选样问题，而且设计了测验城市公民个人胜任感的指标；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４年间，英克尔斯在阿根廷、智利、印度等６个发展中国家选取了６０００个代表不同种族、阶层、宗教、地区、居住地等重要社会类别的样本，通过实际测量和比较证实，“我们根据其客观的社会特征预期是现代的人，实际上的确也是现代人”【37】。
第三，如果说早期的国民性研究往往是在文化的单一层次上展开的（主要是寻找与每一文化相对应的“基本人格”或“主导人格”），那么英克尔斯等后来者则更为关注从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这一趋势具体说来体现在两个方面：（１）不同民族或国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规模更大、比较对象更为广泛（常常涉及数个国家的国民）；（２）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亚文化或亚社会因素（职业、阶层、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等）对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不同群体成员的人格和社会行为的影响。
但就后一点而言，这一趋势的出现和国民性研究对象的转向关系密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民性研究的对象从先前的简单、同质的原始民族转向后来的复杂、异质的现代国民，也使研究者们发现同一国民在性格方面既存在同一之处但也存在差异：阶级地位、教育水准、职业、经济状况以及性别和年龄特征等因素，形成了同一民族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同性格特征。为此，英克尔斯创造性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人格特征或类型会在某一民族６０％～７０％的成员身上表现出来的可能性都不存在”【38】。这一事实决定了前述“众数人格”从“单峰论”向“多峰论”的转变。也就是说，后来的研究者们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人格特征的分布并非只有一个“众数”，而是可能有几个“众数”。为此，克拉克洪研究了“地位与人格”的关系；卡丁纳研究了“种族与人格”的关系；德弗罗研究了“生活区域与人格”的关系；戴维斯研究了“阶级与人格”的关系；罗伊则研究了“职业与人格”的关系；英克尔斯更是研究了教育、工厂经验、大众传媒与现代人格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只有考虑到不同的亚文化或亚社会因素的国民性概念，才适应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差异性状况。
第四，如果说早期国民性研究是为了寻求有关不同民族的社会行为（慷慨或吝啬、侵犯与好斗等）的解释，那么，英克尔斯等国民性研究的后来者则开始关注国民性与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发达不只是一堆画出社会经济图像的统计指数的集合，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39】。
使人们获得上述敏悟，或者说使人们将性格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动力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１９０４年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正是新教关于工作、禁欲、积累的新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美社会的发展。半个世纪以后，当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在《成就社会》（１９６１）、经济学家哈根在《论社会变迁》（１９６２）中论述人格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恪守的仍是韦伯提供的思维框架。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欲图使自己的理论不仅能够适应欧美的新教社会，也能够适应日本、苏联等非新教社会与印度、缅甸等传统社会。而英克尔斯虽然不怀疑经济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却富有远见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经历一种国民心理和行为向现代的转变，仅仅依靠技术、经济和社会制度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换言之，社会现代化是包括国民心理现代化，或曰人的现代化在内的一个全面发展过程。英克尔斯为“现代人”勾勒了十二种基本的心理特质【a】，其中包括：准备和乐于接受新的经验、新的思想和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改革和变迁，尊重并愿意思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无论这些特征的界定科学与否，他的论述都是富于挑战的，而且确实为现代国民性研究指出了一条现实与可能的路径。可以设想，未来的研究会在这一方向上继续埋设时代分野的界碑。
《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一书出版已经１５年了，也是从２０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进一步深入，并且开始影响到国人人格与社会心理的急速嬗变，我们将这种精神世界的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40】。在此，借撰写这篇评论的机会，希望“中国体验”的浮现与进一步的成型，也能够为国民性研究增添新的中国元素。
（本文作者：周晓虹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赵景来
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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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本书由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翻译（中文译本为《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英克尔斯、史密斯：《从传 统 到 现 代 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3】叶南客：《中国人的现代化》，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周晓虹、张致刚：《西方民族性格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江 海 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4】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5】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6】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７６页。
【7】袁洪亮：《“国民性”概念辨析与界定》，《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8】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１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２页。
【9】安德烈耶娃：《社会心理学》，蒋春雨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０页。
【10】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１卷，第１２６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４５页。
【12】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１，ｐ．８．
【13】Ｉｂｉｄ．，ｐ．６．英克尔斯也承认，除了秉承精神分析传统的那些临床心理学家，在学院心理学中，“直到最近也鲜有心理学家涉足国民性研究，他们对这项研究的突出态度如果不是敌视的，起码也是冷淡的”。
【14】Ｆ．Ａｌｌｐｏｒｔ，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ｓｓ．：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Ｍｉｆｆｌｉｎ，１９２４，ｐｐ．４－１３．
【15】ＭｉｌｔｏｎＳｉｎｇｅｒ，“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ＢｅｒｔＫａｐｌａｎ （ｅｄ．），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ｌｍｓｆｏｒｄ，１９６１．
【16】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５７～３５８页；ＤａｖｉｄＲｉｅｓｍａｎ，ＮａｔｈａｎＧｌａｚｅｒ＆ ＲｅｕｅｌＤｅｎｎｅｙ，ＴｈｅＬｏｎｅｌｙＣｒｏｗｄ，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６１，ｐ．４．
【17】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１３．
【18】Ｉｂｉｄ．，ｐ．１６．
【19】这显然受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家庭不仅是形式上的血缘关系系统或角色结构系统，而且是具有心理意义的关系系统，是社会组织的再生机构或弗洛姆所说的“心理代理人”。
【20】在卡丁纳看来，代表一种文化特质的制度可以有两大层次：初级制度，包括家庭组织、群体结构、基本训练、抚育系统、谋生技能等，它们塑造了一社会的基本人格；基本人格系统再通过投射系统塑造了次级制度，包括民俗、宗教仪式、禁忌系统和思维方式。
【21】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１０４．
【22】英克尔斯、史密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第４４５～４５５页。
【23】本尼迪克特：《文化 模 式》，张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页。
【24】维克托·巴尔诺：《人格：文化的积淀》，周晓虹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３页。
【25】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５．
【26】转引自维克托·巴尔诺《人格：文化的积淀》，第１１８页。
【27】这些研究的另一个名称是“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后来被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称之为“心理人类学”。
【28】人类学家许烺光 出 版 了《中国人与美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１９５５）、心理学家麦克莱兰出版了《成就社会》（１９６１）、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出版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１９７４），而社会心理学家简·斯托策尔和迪安·皮博迪则分别出版了《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１９８３）和《国民性：关于欧洲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１９８５）。
【29】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２５８．
【30】Ｉｂｉｄ．，ｐ．２７１．
【31】Ｉｂｉｄ．，ｐ．３４９．
【32】Ｉｂｉｄ．，ｐ．３８２．
【33】弗洛姆：《逃避自由》，第３８２页。
【34】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现象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35】英克尔斯、史密斯：《从传 统 到 现 代 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第５页。
【36】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３６０．
【37】英克尔斯、史密斯：《从传 统 到 现 代 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第１８３页。
【38】ＡｌｅｘＩｎｋｅｌ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７，ｐ．１６．
【39】转引自英克尔斯、史 密 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 个 发 展 中 国家中的个人变化》，第４５９页。
【40】周晓虹：《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野》，《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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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空间网注释
【a】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归纳出了一个现代人的12个特征
- 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
- 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
- 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
- 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
- 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
- 重视有计划的生活和工作；
- 尊重知识；
- 可依赖性和信任感；
- 重视专门技术；
- 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提出挑战；
- 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
- 了解生产和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