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y Haley一直有些像是一个圈外人。他进入这个领域，但是没有临床执业资格证，在1962年， Bateson的项目遣散后，他加入了MRI，在MRI一直待到1967年，然后，他在费城儿童临床指导中心与 Salvador Minuchin联合，正是在那里Haley开始感兴趣于训练和督导。在这个领域中，他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Haley，1996)1976年，Haley 搬到华盛顿D．C。在那里他与Cloe Madanes一起建立了家庭治疗研究所。
Madanes是这个领域中最有创造性的治疗师，她早先也在MRI和费城儿童临床指导中心工作。1995 年，Haley离开了华盛顿D．C的家庭治疗研究所到圣地亚哥。在那里他教书、办工作坊，并且继续制作一些家庭治疗领域中最具创造性的训练影片。
Haley和Madanes就扮演了这样的灯塔角色，以至于他们的名字常常遮盖了那些追随 他们足迹的后人。在科罗拉多州，James Keim发展了一个创造性的方法来对有抵触情绪的儿童进行治疗，巧妙性地延续了Haley-Madanes传统。关于这个模型，其他著名的实践者包括密歇根州的Jerome Price，他的专长是给困难青少年进行家庭治疗。
Haley相信，如果想很好地结束治疗，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恰当的开始。因此，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治疗开始的进行过程中。不管谁是病人，Haley在开始都要与整个家庭会面，或者是与尽可能多的家庭成员会面。
初始会面的方法包括四个阶段：社交阶段、问题阶段、交互作用阶段，最后是目标设定阶段。
在来进行治疗时，家庭通常有防御性。家庭成员可能不知道要期望什么，他们也许担心治疗师会因为他们存在这样的问题而责备他们。因此，Haley利用第一次会面的最初几分钟帮助每个人放松。他会欢迎每个家庭成员的到来，并且在会谈期间确保他们都很舒适。他就像一个主人，确保每个客人都感到主人非常欢迎自己。
在社交阶段后，接下来进入问题阶段。在问题阶段，Haley静下心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询问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因为相对父亲来说，母亲通常处于中心地位，所以Haley通常建议让父亲先说，以增加父亲对治疗的卷入程度。这是策略性的。
Haley非常仔细地倾听每个家庭成员用自己的方式对问题进行的描述。此时，要确保每个人话没有说完以前不被他人所打扰。在这个阶段中，Haley在寻找三角关系和等级的线索，但是他避免对这些观察结果进行任何的评论，因为这样做会让家庭产生防御心理。一旦每个人都有机会说话后，Haley 鼓励他们去讨论成员之间的意见，即进入了交互作用阶段。在其中，治疗师不仅倾听，也观察围绕问题而进行的信息交换。在他们谈论时，Haley在寻找家庭成员之间对抗其他人的联盟。等级是怎样起作用的？父母站在一起还是相互拆台？在这个阶段过程中，治疗师就像一个人类学家，试图去发现家庭运作的模式。
有时候Haley通过给家庭布置一个任务来结束第一次会面。在接下来的会面中，指导扮演了一个中心的角色。有效的指导通常不是以简单建议的形式呈现，简单的建议几乎对治疗没有帮助，因为问题通常由于某种原因而持续存在。
下面的两个任务来自Haley的《问题解决治疗》。一对夫妇彼此都没有对对方的挚爱，治疗师教他们做出一些挚爱的行为，为的是“教他们的孩子怎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在另一个个案中，妈妈不能控制他12岁的儿子，她决定将儿子送到军校。Haley暗示到，因为儿子不知道军校的生活有多么艰辛，对于妈妈来说帮助儿子做一些准备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他们都同意这样。Haley指导这位妈妈教儿子怎样立正，有礼貌，每天早上很早起床整理床铺。他们两个都遵循这些指导，就像玩游戏一样，妈妈就像军官，儿子就像士兵。两个星期以后，儿子的行为非常好，以至于最后他的妈妈感到没有必要将他送到军校去了。
Madanes观察到，如果以玩的形式进行，人们常会做一些他们在常规情境下不会做的事。 Madanes(1981)利用这个观察结果发展了整个假装技术系列。其中的一个这样的策略就是让一个有症状的儿童假装表现出症状，并且鼓励父母假装帮助他表现症状。这个技术的原理在于：既然这个孩子可以假装出症状来进行同样的家庭功能，那么他就可以放弃真正的症状 。
Haley的治疗中还有一种称为“严格意志考验”的处方，Haley认为，开严格意志考验的处方是为了使症状表现比其实际情况更麻烦。他认为，“如果我们创设要求，使一个人表现出症状比放弃症状更加困难，那么他将会放弃症状。”例如，如果一个来访者在白天表现出症状，那么他就要在半夜起床，并且努力地练习症状。另一个例子就是来访者在每次症状发生的时候，就要在与他关系不好的人面前表现症状；例如，岳母或是前妻。
Haley也利用严格意志考验来重组家庭。例如，一个16岁男孩将各种东西放在自己背上，然后再起身将东西全部洒落在地上，留下混乱的局面让继母来收拾。Haley规定，在每次如此的插曲之后，父亲将儿子带到后院，然后让孩子挖一个深、宽相同的洞，将他放在后背，地所有东西埋在里面。在这样做几周后，来访家庭报告说儿子的症状停止了。父亲陪伴儿子的时间越来越多，继母与父亲的关系更亲密。
Haley和Madanes的疗法在经过了一些治疗者的修改后，现在被称为人道主义策略法，这种新方法仍然包括给予指导，但是他们现在更多地定位于增加家庭成员的交往能力与爱的能力，而不是获取对别人的控制。这表现出了一个主要的改变，并且这个改变朝向寻找增加家庭和谐的方法。
Madanes 运用假装技术的两个案例
案例一
在这个个案中，妈妈来寻求治疗帮助，因为她10岁的儿子害怕夜晚。Madanes怀疑妈妈过于关注她的儿子。她很穷，只会讲一点英语，并且两度失去丈夫。因为孩子害怕黑夜，治疗师让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来描述他们的梦，发现只有妈妈和儿子做噩梦。在妈妈的噩梦中，有一个人闯入了家中。在儿子的梦中，他被一个女巫袭击。Madanes问妈妈，在儿子做噩梦以后，她做了些什么事情，她说她让儿子钻回被窝，然后让他向上帝祈祷，她认为他的噩梦是魔鬼在作怪。
Madanes推测，儿子的噩梦是对妈妈的恐惧进行的隐喻性的表达，也是一种试图帮助她的尝试：只要儿子一害怕，妈妈就必须坚强起来。不幸的是，由于妈妈试图去保护儿子，与儿子谈论上帝和魔鬼，这就更进一步地让儿子感到害怕。因此，妈妈和儿子的相互帮助都是无效的。
治疗师告诉家庭成员，让他们假装他们现在在家，妈妈担心有人闯人家中，让儿子保护母亲。通过这种假装的方式，妈妈假装需要儿子的帮助，而不是真正需要儿子的帮助。在刚开始时，这个家庭很难扮演这个场景，因为在儿子帮助母亲之前，母亲就已经出手攻击那个假想的强盗了。从而她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她能够照顾好自己，不需要儿子的保护。然后他们正确扮演了这个场景，在其中，儿子打败了强盗，然后他们对这个表演进行讨论。妈妈解释说表演她那部分很难，因为她是一个能干的人，她可以保护好自己。Madanes给他们布置了家庭作业，要求他们在一周中，每天晚上都要重复表演这个剧本。如果儿子在睡梦中尖叫，妈妈要叫醒他，然后表演那个场景。治疗师告诉他们这样做很重要，不管有多晚，不管他们有多疲倦，都必须这样做。这个干预方法十分有效，很快这个儿子就不怕黑夜了。
案例二
在第二个个案中，妈妈为其5岁的儿子寻求治疗帮助，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在和家庭进行了几分钟的谈话后，Madanes让这个男孩假装发脾气给她看看他发脾气时是什么样子。“好的。”他说，“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巨人!”他喘着粗气，肌肉收缩，做鬼脸，尖叫并且踢家具。Madanes让妈妈假装做平时她处于这种情境下所做的事情。此时，妈妈用一种微弱而无效的方式告诉儿子，让他冷静。她假装送他去另一个房间，就像她在家中做的一样。另外，Madanes还问妈妈，儿子的表演是否恰当，她说是的。Madanes让儿子再表演脾气失控的情境。这次他假装自己是科学怪人弗兰斯坦，姿势僵硬，并且愁眉苦脸。然后Madanes与男孩谈论了这两次表演，对妈妈说祝贺她抚育了这样一个充满想像力的孩子。接下来，治疗师告诉妈妈和儿子假装在妈妈让儿子进他自己房间时，儿子发脾气。治疗师告诉儿子让他表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人”，并且制造出许多噪音。然后让他们假装关上门，拥抱并亲吻。Madanes指导妈妈假装发脾气，然后儿子过来拥抱并亲吻妈妈。接下来，Madanes让妈妈和儿子在儿子每天早上上学之前和每天下午放学之后表演这两个场景。在每次表演后，如果儿子做得很好，妈妈就给儿子牛奶和饼干作为奖励。这样，妈妈就从一个无助的位置转向了一个权威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中她控制了对儿子虚构的表演的奖赏。在下一周，妈妈打电话来说他们没有必要进行治疗了，因为儿子的表现很好，没有再发脾气。
人道主义策略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James子Keim对叛逆儿童进行的工作。开始Keim安慰焦虑的父母，让他们不要去责备他们孩子的反抗。接下来他解释道，父母的权威具有两面性——控制和养育。为了在避免权力斗争的同时，强化父母的权威，Keim鼓励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在共情与支持上。父母用理解的口吻来安慰孩子，会产生和告诉孩子该做什么一样的效果。在做出这样的进步后特别是打破这种模式后，孩子会冷静下来。在这种模式中，叛逆儿童通过与父母所说的所有话进行争论采在家中控制家庭的心境。Keim对父母进行训练，训练他们设定规则和强行实施规则。这个策略使父母能够控制难以驾驭的儿童，而不用那种这类人群中常用的高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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