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创伤后压力失调
重点提要
由于创伤后压力失调(PTSD)的界定标准过于宽松,导致越来越多的误诊,这标准也因此受到质疑。因为PTSD的概念有瑕疵,美国士兵在战争后回归平民生活的自然调适过程,可能被误认为是精神失调。遭到误诊的美国士兵接受了错误的治疗,但身处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慢性失能照护系统,他们也一筹莫展。
撰文多布斯(David Dobbs)翻译黄钰敏
科学人 2009
在2006年伊拉克战争最惨烈的时期,美国佛蒙特国民兵部队的史蒂文斯上尉退伍了,他从伊拉克拉玛迪返美,但不久后就出现「创伤后压力失调」(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问题。
史蒂文斯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有PTSD,而是他开始质疑PTSD:病情够真实,但是就诊断上来讲,他看到PTSD被随意、甚至危险地过度引用。史蒂文斯曾领导医护人员照顾一个有800位士兵的装甲旅,他的团队几乎每天都在照料受伤的美国士兵与伊拉克百姓,他也因此看到许多怵目惊心的景象。一回到家,他说自己也开始「多次在半夜里醒来,而且很清楚自己无法再入睡。」
他不感到惊讶,「我想人们回家后,将会有一段时间一直做噩梦。」但随着他开始追踪他的团队回到美国后的情况,他看到这些成员面对的大环境与医疗文化(尤其是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似乎反射性地把不好的回忆、噩梦以及其他忧虑苦恼等迹象当成是PTSD的指标。
抑郁、焦虑、社交障碍、重新融入社会等问题,或是只需要一些时间恢复的人区别开来。」他担心有很多人正被拉进一个与残障福利的体制,而陷入脑袋被重组、心灵被永久纠缠的自我景象当中。
史蒂文斯指出:「医生并未将那几个确实罹患PTSD的人,与其他正经历精神病学与流行病学界的大人物,在这当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史毕哲(Robert L. Spitzer)与佛斯特(Michael B. First),他们曾参与审订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第三与第四版,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前任系主任麦克修(Paul McHugh)、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布瑞斯劳(Naomi Breslau),以及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麦克纳利(Richard J. McNally),他是记忆与创伤动力学的权威,可能也是这些评论家当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位。他们主张:PTSD的诊断标准有缺陷且过时,而这个架构被过度引用,所以习惯将抑郁、焦虑,甚至正常的调适过程,都误诊为一个独特且格外顽强的疾病。
史蒂文斯现在是位医生助理,同时也是后备役的少校军官。他不是唯一忧心PTSD涵盖范围太广的人。在过去五年,长久以来对PTSD的基础概念与发生率的学术争辩越演越烈,这些争辩让创伤心理学的工作分歧,也搅乱了军事文化。起初由军事历史学家与一些心理学家提出的评论,现在则有不同领域的专家来推动,包括心理学、苦恼可能是对痛苦或伤亡的正常反应,也可能是心灵创伤无法完全痊愈的征兆。对PTSD诊断标准提出批评的人(包括许多士兵)认为,退伍军人的自然调适过程,经常被误贴上失能的标签。
重新界定PTSD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将影响数十亿美元的经费、精神病学的诊断架构,以及大规模提供治疗与残障福利的效能,更重要的是,这将会对美国数十万名退伍军人及其他PTSD患者的心理健康与未来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项改革的阻力来自传统观念、顽固的文化抗拒,以及创伤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然而,就如史毕哲最近强调的,该是「将PTSD从自身拯救出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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