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了意志，表象上貌似沉默的东方并不沉默。震惊日本的《下流社会》中，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三浦展提出，当“丰裕社会”整体物质供应的充裕的波峰与“社会垂直流动孔道”日渐封闭的波谷相叠加时，停止进取奋斗，任由自己滑落“下流”便成为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的选择。具象一点，就是三浦所谓的“优衣库与7-11现象”：在整体社会财富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青年人不一定非要思进取，也能依赖即食便当与百搭型休闲外套等廉价消费品悠闲度日。
2012年6月19日清晨，参加完剑桥三一学院举办的“五月舞会”的学生们在回家的路上。依据詹姆斯的公式，自尊＝成功÷抱负，大学生的身份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带有了一层更加复杂的含义
与一水相邻的日本一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东亚国家，也开始饱受“下流”趋势的表象的侵袭。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曾撰文疾呼，较之经济转型，中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社会流动性停止：社会垂直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较高阶层的封闭性逐渐增强且具有排斥性社会利益与阶层划分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较之中间阶层，中国高低收入家庭收入代际严重缺乏弹性，从而导致严重的“阶层继承化”与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
2012年9月，由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20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50%的受访者表示幸福度“一般”，而在不幸福因素中，首位是健康，“收入过低”与“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分列二、三位；近15%的受访者认为“自我价值没有得到实现”。
在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新一代青年对外向型社会发展的恐惧：人力资源供应充裕下，竞争日趋激烈，高等教育对就业后薪酬附加值的逐渐消退，前途严重受制于父母所拥有的社会圈与人脉资源。另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紊乱，以及大众媒体持续对于顶层阶级丰裕生活的传播——它们双管齐下，同时摧毁了我们改善自身境遇的信心和自我评定的基础。2006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仿佛是一种对于当下社会阶层固化无可奈何的承认：出身农村、看似完成了阶层向上流动的男主人公何建国，与出身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主人公顾小西之间理想化的感情，却难以战胜两个家庭之间因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永恒物质、地位与意识形态差别。何、顾两人的自尊与自我价值认同无一在这种巨大的鸿沟前被碰得千疮百孔，美好、形而上的感情最终没有战胜现实，造就了某种浓郁的灰色悲剧基调。
2011年“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的推力，除了公众对于官方背景慈善机构不够透明规范运作的一贯质疑，也包括相当部分网民（尤其是男性）对于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与自身在婚恋感情方面受挫的愤怒。而少数人直接以炫耀物质财富、奢侈生活与高端人际圈为手段，对处于社会等级与财富序列下层的人群进行直接鄙视与嘲笑则更屡见不鲜。根据麦肯锡提供的报告，中国最富裕的消费人群是东亚奢侈品消费不断攀升的强大推力：2010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家庭贡献了奢侈品消费总额的70%。
在这种情况下，虚无的精神胜利与自我人格贬抑矮化，遂成为中国当代民众性格中一对奇怪的伴生物：从近年持续升温的足球爱国主义、过激网络民族主义到层出不穷的地域、身份网络骂战，大众一方面如同犰狳一样试图紧紧封闭自己内心仅有的自我价值空间、绝望地试图通过各种标签使得自己从某种身份中得到认可；另一方面又如同浑身尖刺的刺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过激自我防御”，稍一遭遇质疑、拂逆，就不惮恶语相加，甚至将攻击行为从网络延伸至现实生活层面——2010年12月沈阳于洪区网吧发生了一起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恶性刑事案件，冲突起源居然是当事双方在网络游戏“跑跑卡丁车”中因技术水平引发的网络口角。
这是一种严峻的自尊矛盾与分裂。它导致我们必须从广阔的知识层面去理解：自尊究竟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其实补的是西方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的大课。以标准化制造、电气技术、化学与生物科技应用以及大型垄断资本企业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今还在中国大地上方兴未艾，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全是以美国为范本，正如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分裂》中这样的论述：“这次工业革命最大的贡献者无疑是美国，制造可以互换的标准零部件，以及用最少的劳动力通过盛传流水线将其装配完成是它的独特发明。”
工业生产力的飞跃，能推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产品分配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丰裕和进步只是硬币的一面，随着大工业流水线的建立，经济技术对于社会的全面掌控，人作为独立、鲜活个体的价值遭到持续贬抑，分解式流水线生产，直接降低了工人作为劳动主体的自我价值认定——他自身只不过是机械设备的可怜有机体外延，只是在不断重复某个单调的工序。
随着全球产业升级革命，中产阶级的壮大曾使得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欢呼看到了某种曙光：较之蓝领工人，他们更有消费力，更具备专业技能与审美情趣，在工作中更具备自由与创新空间。然而问题在于，由于其中大部分并没有独立拥有资本，且受到更为严密的阶层制度支配，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一样，最终也会沦落成毫无生气和个性的“可替换标准化部件”。美国经济学家由此才开始对“自尊”做出自己的诠释，正如美国制度经济学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所言，中产阶级对地位升迁的过度向往，以及通过消费来抬高个人身份的手法，“生存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
自此，末位淘汰制和工业流水线造就了一个“蜂群社会”。“曾几何时，劳动被认为是社会成员获取更加完满人格，通向精神解放的手段，现如今只是在异化压力下的无意识行为。”拉尔夫·费夫尔在《西方文化的终结》中写道，“事业成功与无节制消费一样，都不能使我们获取预期中的自我价值满足，而只能当作一种酷刑间歇的缓冲，宛如一个孤独的船难漂流者试图饮用海水解渴一样。”
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义、建构人的自尊与自我价值，才成为社会心理学家们殚精竭智试图解决的问题。纳撒尼尔·布兰登的励志文法延伸出这样的概念：后工业社会的专业技术分工体制和更快的技术进步节奏，需要更强的自我督导与管理，以及开拓与自我创新意识。由此在文本上他大声疾呼，更为自信和自我尊重度高的员工能够不断实现自我改善与创新、最终在为企业贡献更多价值的同时，达到“自我实现”的高度满足。自尊其实是顺应一个效率化竞争的社会，为它所制造的。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我们被说服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心智和时间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权利与保障——即更高的自我价值和尊重感，但其他领域的损失却被漫不经心地忽略了。一如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反复争辩的那样，按照整个社会经济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原则，来衡量、管理人类全部生活，是在冒丧失更大一部分人性的风险。
更糟糕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紧随其后、无所不包的后工业文明能够包容、进而消弭一切关于个人尊严的激进诉求，大众娱乐媒体，普选制度和消费丰裕化，表面能使“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也就是说，政治、伦理道德与个人价值一起，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在这种力量极端悬殊的大背景下，执意要求追寻“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人，似乎只有自我毁灭，或不得不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灰色地带这样两种选择，这也是近代“数码朋克”以及“反乌托邦”文化思潮孜孜不倦描摹的画面：“没有目的，没有地位，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大萧条。我们大战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大萧条的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小看电视，相信有一天会成为百万富翁、影星或摇滚巨星。但是……我们不会。”在大卫·芬奇导演的《搏击俱乐部》中，布拉德·皮特饰演的“反英雄”泰勒，面对自己营造的地下王国和追随者，说出了这样直指人心的台词，整部影片中，泰勒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自虐式“反抗”以一场玉石俱焚的恐怖爆破作为结束，没有脱离拒绝区分犯罪与反抗的无政府主义暴力的窠臼，一如《黑客帝国》中尼奥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反抗竟然是“母体”主机计划中的升级重组。
“我们怀念旧时的道德规范与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然而我们不仅缺乏勇气和必要手段去恢复它们，也无法继续认真对待它们。尊严、自由的意义和作为其基石的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仿佛今日在电子游戏与社交网络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待圣诞老人或其他童话的态度是一样的。”理查德·桑内特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结尾发出的是这样暗淡的感叹。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就此放任自流，拒绝发掘、重塑“人”作为个体的价值与尊严的理由。引发出21世纪有关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生前备受争议的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厄内斯特·贝克尔就曾这样说：“自尊，是一个人有能力生活和值得生活下去的确信。”
这个名词与自我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在这个竞争越来越严酷的社会中维护自我的武器，所以，如何清晰而深刻地认识它，是为了保护我们被越演越烈的竞争撕裂得越来越脆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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