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先生的《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坦诚而诚恳地表达了他对于心理学的追求，尤其是对心理学意义的追求和思想
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
【原文出处】心理科学
【原刊页号】385-389
【原刊期号】199705
摘要:对心理学现状，要从课题的琐细，及屈从物理方法的**解放出来。建议群策群力，从战略的高度，进行战役性的研究，避免仓卒应付的遭遇战。要理论研究结合实际，从现实中发现漏洞以资利用。克服方**中的诸多限 制，比较机器人学的缺陷，重视意义的地位，采纳释义学的方法，打破“所谓”科学的梏制，以活跃心理学克服科学方**的**。
自从冯特创建来比锡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百周年纪念大会以来，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现状，发表了许多历史性的总结。一般说来，弥漫了悲观气氛。在此以前素称乐观的如科克（Koch）其人，六十年代曾受美国心理学会的委托，编辑“作为科学的心理学”丛书凡六卷，陈述心理科学的大成，最后还另出一卷作为总结。他还把赫尔（Hull）1943年出版的“行为的原理”称为20世纪的杰作。曾几何时，他竟痛斥其理论的严重缺点，是“令人发指的非决定论”和自变量的定义的“多重缺陷”（manifoldinadequacy），与“一种假数量化的系统”。科克甚至把学习理论的这种没出息作为心理学不能发展的内部原因。其外部原因则为它热心于迎合社会的赞许，而放弃心理学的理论，被斥为“江湖庸医”(Quack）。
对心理学现状的危机感最突出的代表作，就我个人涉猎的有限读物言，当推英国一位心理测量学教授，保罗·克兰（P.kline）发表的“心理学的大曝光”，副标题为“皇帝的新衣裳”这样一本科普读物。它早已译出中文出版。作者在消极方面提出的许多典型事例，我认为是值得细心研究的。但他提出的解救方法，我就无法完全苟同了。
对今日学院派的实验心理学，克兰提出的一点，恐怕可以说是得到许多严肃的心理学者所共同诟病的。即研究对象都是一些无关宏旨的课题，随手拈来，目的尽在快出成果，写出为着职称升级或类似的原因而逼出来的论文。从内容讲，有些也许可能是实际工作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些也可能是社会上许多受关注而要求心理学者来解决的疑难或毛病。这些，我称之为遭遇战（Skirmish）。这样的研究，纵使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也只能是常识。要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应该是战役性（Campaign）的研究。遭遇战只能是仓卒对付的急就章，充其量也不过是常识。战役性的进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有战略的有确切计划的行动。常识和科学的区别应该就在这里。赫胥黎（A.Huxley）说：“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威廉·詹姆士叹息心理学不能称为科学，就因为心理学还只有“一系列的粗糙事实”，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我认为随机应变的行动，和深思熟虑的活动完全是两回事，应该说是两种范畴的行为。我有些同意库恩（Kuhn）的“科学共同体”的思想。我最近曾写过一篇科普作品，假拟小说中的鲁滨逊。如果他在孤岛上，苦心孤诣，做出一个实验成果，能否称它为科学成就？我倾向于否定它。我们现在许多科研成果，都要通过专家的验证，同行的共识，这是很必要的。在一般研究论文中，经常用“我们”而不用“我”，依我看来，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我对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应该从战役的高度出发，另一个原因是想在心理学界同仁中，提倡一下集体主义精神。我有些迷惘，好多人怀疑心理学工作者，都有些内倾，这当然不是事实。但我总觉得心理学界门户之见特别深，这当然也是因为我看到许多表面现象而把它妄作为本质问题看待。不过，既有这些现象，也就应该设法刻意清除。战役一定是集体行动，但又不会损及各个参加者的自主积极性。我心向往之，就想强调这点，使大家更好团结，群策群力，从大处着眼，解决一些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从而走上库恩称为“范式”的康庄大道。
我在前面已经交代我虽然有些同情克兰对心理学现状的评价，但他对这个烂摊子建议的收拾办法，我就很难同意。因为他提出的积极主张，仍不外乎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他说：“……如果心理学要取得进步，……就要用与这些科学相同的方法”。他所说的相同方法，即指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我认为这完全是陈词滥调，因为在十九世纪初叶，小米尔（旧称穆勒）早就如此说过。以后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表示过相同的意见。克兰明目张胆地说，这是方**的“帝国主义，只有实验心理学以外的人才会反对的”。我们对这种方**的帝国主义不得不反对。岂徒对他标榜的“科学方法的帝国主义”要反对，即对任何一种方法的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在一个战役中，海陆空部队都要用，各种合法武器都要用。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玄学才只宗一种方法的。对方**的制度化，我也持强烈的反感。因为我认为这样就会窒息许多有益的实践。就是因为方**的制度化，只要用某种实验方法，好象结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认为现在许多心理学的研究，就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一个误区。我在前面所批评过的许多无关宏旨的研究，我认为其错误的根源，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耽心的问题。例如实验室实验，因为它要严格的条件控制，和数量化的结果处理，所以便不能不找比较简单的问题，在非常限 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结果是完全脱离实际，避实就虚，无血无肉，只剩下一些干瘪瘪的渣滓，也就是完全缺乏意义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心理学研究对象本来内涵复杂，如果用某种方法来限 制它，结果当然会扼杀心理学的生机。
我在上面就已经提到意义，这是心理学史上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蔼宾浩斯为了做记忆的实验，曾创制了无意义音节，以限 制意义的干扰。符号的意义当然是靠学习得来，也可以说是经验的产物。为了控制经验这个变量，他就想把经验控制为0，因而采用无意义的音节。英国剑桥的巴特利特，又反其道而用有意义的故事与图画来做记忆的实验，建立了他的图式理论，对心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蔼宾浩斯实验的对象是无意义的人工产物，巴特利特的实验对象则是现成的有意义的字句，到底哪种方法好，当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从实验的条件控制来说，无意义的音节，应该说是有利的。但结果却使心理学的研究走向无现实意义的邪路上去。这种做法，在物理科学领域还说得过去，对心理学来说，则是南辕北辙了。因为正如科勒的名著“在事实世界中价值的地位”，意义在心理学领域中就是价值，没有意义的地位，事实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了。这点，我留在后面再谈。
我在这里骤然刹车，为的是我要言归正传。我原来立意在本文讨论司马贺等人发起的认知科学，用人工智能来解释理智，或者说用计算机的信息加工来解释人的思维过程。乔治·米勒称认知科学即以信息为食者（informavores）。（我们知道有食草动物，有肉食动物，这里是一种不限于动物的食信息者）。这就得承认，一切信息加工系统，不论是血肉组成的，例如人与动物，和以硅和金属组成的，例如计算机，都以同样的原理操作，因而就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亦即司马贺称为它皆“辐合于信息加工的范式”，因而是心理学最彻底的革**命。这样认知科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科学，也可以说是凌驾于许多科学之上的尖端科学。拉赫曼（Lachman）等人，于1979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认知心理学与信息加工”，在最后一章中便声称，认知心理学是讨论“人怎么接受信息，怎么编码，怎么记忆，怎么决策，怎么转换其内在状态，怎么编译这些状态于行为的输出。这个类比是重要的”。因为一个科学家将人比作一种实验室的动物和比作一部计算机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在下面就要进一步讨论心理学与机器人学到底有无区别？如果有，则区别又在哪里？我对机器人并不在行，我只得从丹尼特（D.Dannet）一本书“认知轮回（CognitiveWheel），人工智能的结构问题”中借一个例来讲讲。
一个人工智能设计师，设计了一个机器人，姑名之为R[,1]。这个机器人能听从设计的指令而行动。设计师指示R[,1]去房间里取出一个蓄电池。蓄电池当然是机器人的生命攸关。指令叫作“拉出来”（Pull—out）。机器人R[,1]按着指令，拿了钥匙到收藏那个蓄电池的房间里去，打开了门，看到蓄电池在一个推车上，就把车子推了出来。但同蓄电池放在推车上的还有一个炸弹，蓄电池固然拿出来了，但炸弹仍然留在推车上，结果炸弹到时候被引炸了，蓄电池固然未曾幸免，就连R[,1]也被炸毁了。设计师只好另设计一个机器人。R[,2]D[,1]。这次，指令除了“拉出来”以外，还要知道行动的目的，了解目的的涵义，知道外部许多条件的效应。它在冥想怎样把车子拖出来，它拖的时候墙上的颜色未曾变，车轮转动多少次对爆炸没关系，还正在推衍诸多可能的效应时，自己又被炸毁了。设计师只好又设计一个，这个叫作R[,2]D[,1]。这次，不但要机器人想到一切事物的涵义，还要估计哪些对爆炸有关系，哪些没有关系。它还正在想哪些没有关系（这当然很多），设计师看见它仍在思索不动，就叫它快些行动，机器人却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还有哪些是没有关系的，时间到了，炸弹又被引炸了，R[,2]D[,1]又完蛋了。这个故事很有趣，我认为它却真正点破了一般人与机器人的区别。
我认为这个比喻很中肯，就因为它很明显暴露机器人缺乏人的思维的契机。我看，机器人与人的思维的区别，可以从机器人对信息与噪音的区别就更清楚地看出来，一个人可以在许多噪音的遮盖下仍能听出信息来。我曾有一次在很嘈杂的人群中，听到一个讲乡音的青年，我就问他是不是同乡，后来他竟成为我的好友。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人声喧哗中，听到自己的名字，耳朵好象竖起来了，不论是真是假，都会特别注意的。这个人的特色是机器人可无法模拟的。
从缤纷的背景上突出的格式塔现象，在普通心理学方面，是很熟悉的事实。这种形基关系，例如少女与老妇的双关图受着心向的影响是心理学早已研究过的成果。例如解决问题的技能，一个新手就得依靠规则，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如果是专家，他就凭经验，好像不假思索，专凭直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正如反叛冯特的屈尔伯külpe在符兹堡实验室研究思维，所得内省结果好象白纸一张，什么意象也没有，只感到有些某种决定趋势。这种思维的直觉，和计算机的软件程序，即人工智能，是完全不同的。机器人所谓思维，程序设计一定要缕列诸多条件，按问题的蕴涵，尽详地与问题挂钩，才勉强济事。司马贺称此为创造单元（Productionunits）。据他的要求，一个象棋大师至少要花十年功夫苦练，熟悉至少五万到十万棋谱，才能侪身于国际大师的行列。曾打败过谢军的苏珊·波尔加的小妹妹，朱丽叶就曾打败过最精细的国际象棋计算机，充分说明人到底比计算机高明。
人的思维和人工智能根本不同，可以从一般的知觉看出来。例如对模型的辨认，邮政编码就只六个数字，写得马虎一点就无法用机器识别。但人对于签字，有些人龙飞风舞，我看到一个，既是英文，又是汉字这样双关的签名。我看，计算机是无论如何也辨认不出来的。但人还能进一步辨认出真假，例如银行会计，就能把伪签名识别出来。我们的汉字，行楷草隶一般人都能够认识出来，这对计算机就至少会感到很难了。因而我认定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事。
我在前几年曾收到美国圣迪哥大学认知科学系的诺曼教授电传E—mail给我的一篇论文，〔2〕题目是“认知科学（另）四个问题”（Four[more]IssuesforCognitiveScience），是继十年前发表的“认知科学的十二个问题”的补充，这对我有不少的启发。他批评1980年以后的认知科学，名义上是多学科的统一，而事实上仍是从某一科学出发，并未统一，所以他在1990年又提出四个问题，作为认知科学的前提：
1、作为认知的表征的和计算机基础的新走向。
2、生物科学和临床结论综合的认知理论。
3、一种应用认知科学的发展。
4、解决肢解了的认知理论的缺陷。
他用新连结主义来统一认知的理论，强调理论结合实际。我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展望。研究结合实际，可以解决理论上的许多难题与缺陷，因为现实情况可以弥补许多理论上的漏洞。理论的抽象必然无法顾到许多具体情况的多样化，结合实际，则许多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例如从**走到西单，你只用指示一个方向就够了，不必顾及路上的车辆堵塞，行人冲撞，和许多出发时很难料到的事故。许多问题固然是会发生的，但实际上这在一般人来说，是都会当然应付的问题。一部汽车开来了，就连动物也会跑开，不会迎头相撞，但对机器人来说，这些都必须在设计时考虑进去。因此，人的思维的程序加工和对机器人的信息加工，无法笼统雷同。许多人工智能要考虑的诸多因素，在实际人的思维过程中，便是多余的考虑。诺曼在他的论文结论中，有一句很精采的话，他说，脱离身体的智能对智能的研究是最不智慧的解法（Thedisembodiedintellect……isanuntelligentsolution）。
我曾提出人与机器对什么是有关系和无关系变量的判断（如果机器人也有判断的话）是完全不同的。主要是人在实践中，人与现实世界的界面，不是把人和外在世界隔绝开，而是连结在一起。现实世界会向你提出许多有效的信息，使你对问题的解决省却许多麻烦。即从最简单的日常生活说，进房间你不会破门而入，会推门或用钥匙打开门进去。看到窗户你不会从哪里跳下去。当然，你更不会推开墙去随便走，好象墙也和门一样是活动的。诺曼曾引他的同事的一句话：有些潜在的（即有可能的）错误，在现实条件下，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便实际行不通，而不会发生。这就不仅解决了生物和计算机根本不同的加工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研究方法，提出了有益的指向。
我认为依此，心理学实验要从严格精密限 制条件的实验室解放出来，要利用现实世界中所提供的反面信息，即一些现实中没有的而只是人在构想中所可能出现的虚幻条件。诺曼曾引他的同事哈钦斯（Hutchins）的话说：“在人工智能的人为世界中，许多计算的精力都花在那模拟的部分。由于虚拟情况的人为结果，而这是现实世界所用不着的。正如做梦一样，梦中常常出现许多平常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情，它不过是在梦境中，实现了醒时的幻想。
从现实世界中解脱许多虚构的条件后，我们应可获得较大的**，好象许多问题都更容易解决了，我可没有这样的乐观。波普尔的世界三，也不是这样容易对付的。符号世界对人带来了许多歧义，不论S与R都有多解，最主要的是价值或意义的问题，这是机器人所没有的问题，对信息的加工带来更麻烦的罗嗦。人工智能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带来的麻烦，也是情意生活中的苦恼。**（C.RSnow）曾为此感到惆怅和迷惘。他作为专业的科学工作者，沉浸于实证主义的文化中，但一出实验室的门，他又得和文化世界打交道。对这些矛盾，他感到非常苦恼，恐怕许多心理学工作者都会有此同感。
金布尔（Kimble）在“美国心理学家”学报（AmericanPsychologist）上曾发表过一篇专论这个问题的论文，把它分析成十个问题，一一加以评说，我在讲课时曾费了不少时间加以诠释，因为说来太长，我在这里只就一点再说几句。意义这个概念，是很难讲的。就以普通的语言讲，例如一个“不”字，能在不同的场合有很不同的意义。例如假若送女友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她说了一声“不”，你是否就会把礼物拿回来。大概你是不会的。因为她很可能不是不要，而只是不好意思要，她心里还是很感激的。这和外交官说“不”就完全不同了。我国古人有句话说：“不以词害意”，也就是口说的和心想的不是一回事。这是普通的常识，机器人是无法辨认这些细微奥秘的。就是有些大道理，例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他当然经过许多思索，但有人问他，他怎样想出这么一个大道理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然是“只有通过对经验的共鸣理解（Einfühlung）为基础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德文“Einfühlung”这个词实在很难译，英国的哈里斯（Harris）用英文译作sympatheticunderstandingofexperience，即经验的同情理解。这么说来，如果我们要了解爱因斯坦的这种思想过程，就不得不用人文科学的释义学（Hermeneutics）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释义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方法，也可以说是主观的研究方法，同情的理解当然是主观的。这么说，那当然和人工智能的信息加工完全不同。这是根本的不同，我感到这是无法调和的。所以我只好俯首接受，为什么？因为如果翻开自然科学史，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也都有和爱因斯坦一样的感受，赫尔姆霍兹如此，彭加勒曾特别强调这一点，即为恩格斯作为“归纳法的驴子”的牛顿，当他看到苹果落地而顿悟万有引力的时候，恐怕当时的感受也不过如此！转过来一想，脚踏两只船恐怕只有如此。两条腿走路，总比独脚跳要安全和更有效率些。我标题既是平话，不避通俗，也许不“那么”科学，因为我对方法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虽然对神经科学和生理等的还原（reduction），或社会心理学的高层次研究没有讨论，但决无排斥的意图。这是多余的话，抛砖引玉，希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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