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在家庭與自我間周旋的年代
王浩威（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
彥杉第一次來到診所才國中二年級。當時還十分年幼的他，侃侃談起未來如何繼承父業，想要繼續經營家裡的旅館事業。我那時不以為意，只是想這是很多將進入青少年階段最典型的思考模式，對父母的認同到了極點，而父母的價值觀因而完全內化成為他的理想。多年以後，沒想到彥杉果真到瑞士洛桑念一個餐飲管理的學程回來，甚至，法語也說得還不錯。現在的他也果真繼續經營家族的旅館。家族的旅館雖然不大，但彥杉巧思將它轉型為精品旅館風格但卻是商務旅館的功能和價格。市場反應相當好，彥杉說，不只是海外網路預約占七成的客源，最近有幾個大樓的物主都紛紛來問合作經營的可能。然而，工作雖然相當順利，他卻煩惱妻子和父母不和的問題。妻子堅持搬出去住，才有自己的空間；可是，彥杉卻猶豫著，不敢跟父母開口。他說：「畢竟這房子是父母多年的夢想，他們刻意買這樣的大坪數，就是期待以後能過著三代同堂的生活。」的確，聽彥杉說起，父母甚至顧慮到他們的隱私，還巧妙地隔間成為可以合一，也可以分二的隔局。甚至在整個規劃的過程，他父母也都將房屋構思相關的電子郵件寄給彥杉和當時還只是女朋友的未來媳婦，主動邀請參與討論。彥杉說：「我當時就是覺得太太的想法和父母合得來，才特別追她的。怎麼會想到，還有那麼多瑣瑣碎碎的事情，可以吵到這樣的地步。」
七○年代的臺灣，開始經濟起飛。這時，廣大的農村開始走下坡，更多的人口移民到城市。於是社會結構中最傳統的結構，包括大家族和傳統社區，都紛紛瓦解了。這樣的社會變遷自然也就帶動了家庭的變遷。王文興的小說《家變》有著某一種時代意義：主角的「我」不斷質疑代表「家庭」的父親。這時，當時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討論都同意：在臺灣，家族將被個人所取代，「自我」將從「家族」中解放出來。似乎整個臺灣的現代化，將帶來心理文化層面的西方化，也就是由傳統的集體主義走向西方的個人主義；個人的自我（individual self）將取代家庭的自我（family self）。只是，像彥杉這樣，又應該怎麼去解釋？進入了21世紀的臺灣，在富裕但不再快速成長的經濟條件下，個人的自我並沒有預期般地繼續成長。甚至，反而是以小家庭或三代同堂小家庭（而不是傳統的家族）為基礎的家庭自我，似乎是愈來愈有影響力。這樣的情形，似乎在中產階級和中產以上的階級特別明顯。前一陣子，遇到一個退休的老師，是過去舊識。兩人聊起來才發覺他已經搬到某個八十坪豪宅級公寓。因為是老朋友了，我開玩笑說：「沒想到中學老師也變富豪了。」他才笑著說：「沒辦法，太太說這樣就可以三代同堂了。」沒想到，彥杉父母的想法，竟是如此普遍。
嚴格說起來，柳先生不該說他是青年，更不用提是青少年了。三十八歲，已婚，有兩個就讀小學的兒子。這樣的資歷應該是中年，至少是青春末期。他因為酗酒問題來找我諮商。然而，不像一般同年紀的男性，總是要花好大的勁才能卸下他的雄性盔甲，柳先生是一下子就進入狀況了。柳先生開始談他在公司裡和家族長輩的衝突，談自己忙不過來的混亂生活，談自己的太太如何不願參加大家族的聚會。這些話題看起來是有些私密性，似乎柳先生一下子就信任我了。只是太容易來的信任，本身往往是可能隱藏極佳的阻抗，是轉移心理治療的重心，不要再做更深入的探索。柳先生雖然很快地進入這些私密的話題，但他的敘述方式總是輕輕柔柔的；雖說是生活的這一切讓他十分委屈，卻又說不出這股強大的情緒應有的足夠理由。「好像談到家族的長輩，你就頗多顧慮，似乎講多了不禮貌？」有一次我趁機會拋出一句話。柳先生愣了一下。我又繼續說：「甚至，除了我剛開始的詢問，你幾乎是不曾談起你離婚的爸爸和媽媽？」柳先生的爸爸和媽媽都是來自顯赫的家族，當初父母結婚意謂著兩大家族的結盟；自然地，離婚也就帶給這盟約出現嫌隙，甚至是有些暗潮衝突，只不過在檯面上，大家還是和和氣氣。父母唯一小孩的柳先生，總是處在兩邊家族的鼓勵之間。這些鼓勵大多是相同的，柳先生也就一一完成了：從美國某長春藤學校畢業，在海外銀行工作後兩年又去美國某前三名ＭＢＡ碩士班，然後回國和一門當戶對的女子結婚。然而，來自兩個家族的鼓勵，還是有差異之處：柳先生究竟是要去爸爸家族的事業體，還是媽媽家族的？這對柳先生是個頭大的難題，酗酒的問題也就在那時候開始的。總之，在複雜的外在家族過程和內在的心理過程之後，他去了大舅的公司擔任副總經理。當我們的會談較深入時，柳先生開始抱怨他的爸爸和他的媽媽。當談到工作時，他抱怨公司「根本沒有媽媽講的那麼健全」，「和大舅意見不同時，媽媽為什麼不站在我這一邊。」而談到父親，他懷疑父親雖然一直表現出很關心的樣子，其實內心深處早已因為他的「背叛」而不理他。我眼前這一位是三十八歲的企業界高階主管，但我卻感覺好像是在處理一位青少年，或者說，將進入少年階段的個體。因為他所說的「我」，都是屬於家族或父母的；而家族或父母，過去都是他滿意而想討好的，直到酗酒為止。酗酒一開始是因為他不再能夠同時討好兩邊的家族。而酗酒問題的加重，則是他開始發現父母（或家族）不再像他以為地那麼全能或完美。
這些年來，臺灣也好，大陸也好，陸續都有人提出華人的心理問題似乎是糾纏在個人和家族之間。以柳先生的實例來看，如果我們略過他已經三十八歲的這個事實，他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個人如何從家族中分化出來。家庭治療者可以從他如何因為要平衡父母關係的緊張而成為第三點，整個家庭結構於是成為由他伸出雙臂的三角形。這也就是家族治療所提的三角化關係（triangulation）。三角化關係是家族治療先驅波文（Murray Bowen，1913-90）提出的，指的就是上述的情形：夫妻沒辦法處理彼此的關係，兩人（或其中一人）不自覺地會轉向另一人（可能是小孩，可能是家族中的其他人，也可能是家族外的人）；透過這三人的關係，形成三角形，夫妻關係在裡面才能找到平衡。在三角化關係，如果另一角被抓住的是小孩子，一方面我們會說小孩成了代罪羔羊（scapegoating），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小孩將成為小大人（Adult child）或親職化小孩（Parental child）。前者代罪羔羊通常是指小孩以外顯行為或身體症狀而呈現的問題，後者小大人則是指心理狀態被固著在某個階段。柳先生七歲時，當時父母開始鬧離婚，他是否有任何退行或身體化症狀，他自己已經不記得了，只是，小大人這樣的心理固著化現象確是出現了。小的時候，他表現得比任何小孩都穩重而成熟；然而，成長的過程，他沒出現任何別人該有的叛逆期，甚至是十分有家族觀念地想為家族來爭光。
這種為家族爭光的心態，六、七○年代的臺灣還經常能聽到「光宗耀祖」這個口號，這些年來，似乎再也沒聽過了。家族的重要性，曾經一度隨著社會的變遷，不再有過去的力量了；但是，個人的重要性，似乎也沒有完全取代家族。在過去，關於臺灣經濟起飛所帶來的現代化，原本以為是西方式的文化將全面降臨，自然地，以個人主義為哲學的西方心理學，就可以徹底運用在華人世界了。只是，這樣的發展，乍看是全面西化的傾向，似乎在某個點就停滯了。甚至，還有新的發展，譬如：新的家庭自我。這時，怎樣的心理學和心理治療，才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呢？（同文刊載於張老師月刊8月號）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王浩威（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
彥杉第一次來到診所才國中二年級。當時還十分年幼的他，侃侃談起未來如何繼承父業，想要繼續經營家裡的旅館事業。我那時不以為意，只是想這是很多將進入青少年階段最典型的思考模式，對父母的認同到了極點，而父母的價值觀因而完全內化成為他的理想。多年以後，沒想到彥杉果真到瑞士洛桑念一個餐飲管理的學程回來，甚至，法語也說得還不錯。現在的他也果真繼續經營家族的旅館。家族的旅館雖然不大，但彥杉巧思將它轉型為精品旅館風格但卻是商務旅館的功能和價格。市場反應相當好，彥杉說，不只是海外網路預約占七成的客源，最近有幾個大樓的物主都紛紛來問合作經營的可能。然而，工作雖然相當順利，他卻煩惱妻子和父母不和的問題。妻子堅持搬出去住，才有自己的空間；可是，彥杉卻猶豫著，不敢跟父母開口。他說：「畢竟這房子是父母多年的夢想，他們刻意買這樣的大坪數，就是期待以後能過著三代同堂的生活。」的確，聽彥杉說起，父母甚至顧慮到他們的隱私，還巧妙地隔間成為可以合一，也可以分二的隔局。甚至在整個規劃的過程，他父母也都將房屋構思相關的電子郵件寄給彥杉和當時還只是女朋友的未來媳婦，主動邀請參與討論。彥杉說：「我當時就是覺得太太的想法和父母合得來，才特別追她的。怎麼會想到，還有那麼多瑣瑣碎碎的事情，可以吵到這樣的地步。」
七○年代的臺灣，開始經濟起飛。這時，廣大的農村開始走下坡，更多的人口移民到城市。於是社會結構中最傳統的結構，包括大家族和傳統社區，都紛紛瓦解了。這樣的社會變遷自然也就帶動了家庭的變遷。王文興的小說《家變》有著某一種時代意義：主角的「我」不斷質疑代表「家庭」的父親。這時，當時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討論都同意：在臺灣，家族將被個人所取代，「自我」將從「家族」中解放出來。似乎整個臺灣的現代化，將帶來心理文化層面的西方化，也就是由傳統的集體主義走向西方的個人主義；個人的自我（individual self）將取代家庭的自我（family self）。只是，像彥杉這樣，又應該怎麼去解釋？進入了21世紀的臺灣，在富裕但不再快速成長的經濟條件下，個人的自我並沒有預期般地繼續成長。甚至，反而是以小家庭或三代同堂小家庭（而不是傳統的家族）為基礎的家庭自我，似乎是愈來愈有影響力。這樣的情形，似乎在中產階級和中產以上的階級特別明顯。前一陣子，遇到一個退休的老師，是過去舊識。兩人聊起來才發覺他已經搬到某個八十坪豪宅級公寓。因為是老朋友了，我開玩笑說：「沒想到中學老師也變富豪了。」他才笑著說：「沒辦法，太太說這樣就可以三代同堂了。」沒想到，彥杉父母的想法，竟是如此普遍。
嚴格說起來，柳先生不該說他是青年，更不用提是青少年了。三十八歲，已婚，有兩個就讀小學的兒子。這樣的資歷應該是中年，至少是青春末期。他因為酗酒問題來找我諮商。然而，不像一般同年紀的男性，總是要花好大的勁才能卸下他的雄性盔甲，柳先生是一下子就進入狀況了。柳先生開始談他在公司裡和家族長輩的衝突，談自己忙不過來的混亂生活，談自己的太太如何不願參加大家族的聚會。這些話題看起來是有些私密性，似乎柳先生一下子就信任我了。只是太容易來的信任，本身往往是可能隱藏極佳的阻抗，是轉移心理治療的重心，不要再做更深入的探索。柳先生雖然很快地進入這些私密的話題，但他的敘述方式總是輕輕柔柔的；雖說是生活的這一切讓他十分委屈，卻又說不出這股強大的情緒應有的足夠理由。「好像談到家族的長輩，你就頗多顧慮，似乎講多了不禮貌？」有一次我趁機會拋出一句話。柳先生愣了一下。我又繼續說：「甚至，除了我剛開始的詢問，你幾乎是不曾談起你離婚的爸爸和媽媽？」柳先生的爸爸和媽媽都是來自顯赫的家族，當初父母結婚意謂著兩大家族的結盟；自然地，離婚也就帶給這盟約出現嫌隙，甚至是有些暗潮衝突，只不過在檯面上，大家還是和和氣氣。父母唯一小孩的柳先生，總是處在兩邊家族的鼓勵之間。這些鼓勵大多是相同的，柳先生也就一一完成了：從美國某長春藤學校畢業，在海外銀行工作後兩年又去美國某前三名ＭＢＡ碩士班，然後回國和一門當戶對的女子結婚。然而，來自兩個家族的鼓勵，還是有差異之處：柳先生究竟是要去爸爸家族的事業體，還是媽媽家族的？這對柳先生是個頭大的難題，酗酒的問題也就在那時候開始的。總之，在複雜的外在家族過程和內在的心理過程之後，他去了大舅的公司擔任副總經理。當我們的會談較深入時，柳先生開始抱怨他的爸爸和他的媽媽。當談到工作時，他抱怨公司「根本沒有媽媽講的那麼健全」，「和大舅意見不同時，媽媽為什麼不站在我這一邊。」而談到父親，他懷疑父親雖然一直表現出很關心的樣子，其實內心深處早已因為他的「背叛」而不理他。我眼前這一位是三十八歲的企業界高階主管，但我卻感覺好像是在處理一位青少年，或者說，將進入少年階段的個體。因為他所說的「我」，都是屬於家族或父母的；而家族或父母，過去都是他滿意而想討好的，直到酗酒為止。酗酒一開始是因為他不再能夠同時討好兩邊的家族。而酗酒問題的加重，則是他開始發現父母（或家族）不再像他以為地那麼全能或完美。
這些年來，臺灣也好，大陸也好，陸續都有人提出華人的心理問題似乎是糾纏在個人和家族之間。以柳先生的實例來看，如果我們略過他已經三十八歲的這個事實，他的問題其實是一個個人如何從家族中分化出來。家庭治療者可以從他如何因為要平衡父母關係的緊張而成為第三點，整個家庭結構於是成為由他伸出雙臂的三角形。這也就是家族治療所提的三角化關係（triangulation）。三角化關係是家族治療先驅波文（Murray Bowen，1913-90）提出的，指的就是上述的情形：夫妻沒辦法處理彼此的關係，兩人（或其中一人）不自覺地會轉向另一人（可能是小孩，可能是家族中的其他人，也可能是家族外的人）；透過這三人的關係，形成三角形，夫妻關係在裡面才能找到平衡。在三角化關係，如果另一角被抓住的是小孩子，一方面我們會說小孩成了代罪羔羊（scapegoating），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小孩將成為小大人（Adult child）或親職化小孩（Parental child）。前者代罪羔羊通常是指小孩以外顯行為或身體症狀而呈現的問題，後者小大人則是指心理狀態被固著在某個階段。柳先生七歲時，當時父母開始鬧離婚，他是否有任何退行或身體化症狀，他自己已經不記得了，只是，小大人這樣的心理固著化現象確是出現了。小的時候，他表現得比任何小孩都穩重而成熟；然而，成長的過程，他沒出現任何別人該有的叛逆期，甚至是十分有家族觀念地想為家族來爭光。
這種為家族爭光的心態，六、七○年代的臺灣還經常能聽到「光宗耀祖」這個口號，這些年來，似乎再也沒聽過了。家族的重要性，曾經一度隨著社會的變遷，不再有過去的力量了；但是，個人的重要性，似乎也沒有完全取代家族。在過去，關於臺灣經濟起飛所帶來的現代化，原本以為是西方式的文化將全面降臨，自然地，以個人主義為哲學的西方心理學，就可以徹底運用在華人世界了。只是，這樣的發展，乍看是全面西化的傾向，似乎在某個點就停滯了。甚至，還有新的發展，譬如：新的家庭自我。這時，怎樣的心理學和心理治療，才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呢？（同文刊載於張老師月刊8月號）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