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哲学的贡献:我们如何理解幸福和苦难
本文由英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艾美•凡•德意珍(Emmy van Deurzen)所写,发表在《牛津幸福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Happiness,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中,征得作者同意之后,我们将这一章节翻译成中文,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欧陆哲学对幸福的看法。总 体 介 绍
这一章主要讲述一些欧陆(continental)哲学家的贡献,这些哲学家把关于幸福的观点与苦难的经验进行了对比。考虑到本书其他的几章不但涉及了早期的欧陆哲学,而且还涉及了古典哲学的贡献,因此本章专门聚焦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哲学家——特别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但不包括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家——所做出的贡献。本章的主题是:如果没有把幸福的对立面——苦难考虑在内,那么对幸福的追求在哲学意义上是否是合乎情理的。虽然这些哲学家对幸福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反对将幸福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指标。本章将证明欧陆哲学家与雅典哲学家的看法一致,他们都普遍认为在幸福和苦难之间需要取得某种平衡——因为它们谁也离不开谁。
为此目的,我们将把本章讲述的欧陆哲学确定为自19世纪始到20世纪末的欧洲大陆繁荣的哲学。这不仅没有考虑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旗帜下的近代欧陆哲学,而且还省去了许多重要的早期欧陆哲学的贡献。本章的焦点将是革新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思维的存在主义哲学运动,这种哲学把人类境遇(human condition)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些哲学都坚定地回归到人类存在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生活下去的基本问题。本章中的每位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目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把人类幸福当作生活的目标。这使得很难从欧陆哲学的立场给幸福下一个定义,尽管如此,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我们将尝试这样去做。
欧陆哲学强烈地反对英美(Anglo-American)思维的分析和实证传统,并因此提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对幸福的看法。我们看到现今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它即深深根植于英美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框架之下,它在促进一种充满活力的实证研究取向来研究人文学科中的幸福,而欧陆哲学对此有着十分不同的视角,这种视角可能既是新鲜的又是我们亟需的。欧陆哲学,像罗森(Rosen)定义的那样(1998, p. 665)——拒绝科学主义(比如,排他性地把科学当作一切事物的终极权威),倾向于历史主义(比如,假设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确定自己和自身价值),强调人类能动性、个人和道德转变的重要性,强调元理论(meta-theory)的重要性。
当前人们热衷于追求幸福,将此作为人类生活的首要目标,欧陆哲学家将对此进行追问:就人类自身来说,幸福、快乐和福祉是否能够成为值得永恒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从欧陆哲学的历史学到一点东西,那就是幸福和福祉从来不能单列出来,而需要与它们的对立面——苦难和艰辛结合起来进行理解。
欧陆哲学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忘记幸福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我们又何时才能忘记?我们为何在这个新兴的技术时代锲而不舍地追求幸福?我们何时开始认为生活的艺术可以被简化成积极思维的艺术(一些人似乎将积极思考等同于是良好的生活所必需)?什么样的巨变已经让我们远离那些古人从生活中得到的来之不易的洞见?这反映了当代社会寻求安逸的本性吗(我们让自己麻痹于这样的信念——幸福能够获得并且必须获得)?”欧陆哲学本质上有意地让人心绪不宁,挑战人们安稳的现状。
近代的欧陆哲学家强调的基本悖论之一是:只有我们准备好面对困难、麻烦和苦难时,我们才能找到舒适和安宁。只有我们准备好面对存在的张力,我们才能永恒地与之共处。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预示了大量的此类说法。
克尔凯郭尔的建构和生活阶段说
索伦•克尔凯郭尔经常被称作是“存在主义之父”,他对人类经验和生命意义的描绘贡献颇多。他的哲学是对黑格尔恢宏世界观的一种批评,他认为这种世界观过于理想化,脱离了人类存在的现实。克尔凯郭尔仔细地研究和描述他自己的主观经验,并努力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展开搏斗,尽管像叔本华一样,他很快感觉到,当我们面对反映自我需要(selfhood entails)的深渊之时,在人类经验的核心中有一种空虚以及焦虑和绝望。克尔凯郭尔详细地记录了他与不幸所做的个人斗争,并且谈论到人类倾向于孤离我们自身,以及:
“(倾向于)移居到完全风平浪静的第六大陆”(Kierkegaard, 1941/1846, p. 295)。
克尔凯郭尔认为,我们可以悖论式地克服生活中普遍的矛盾和困难——通过直面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一开始(Kierkegaard, 1843/1992)他提议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并做出选择——要么追随我们的审美偏好、追求快乐和幸福,要么追随我们的伦理倾向、法律条文和道德准则。但是后来,他提出一种辩证的方法来超越这些对立——建议我们可以采取信仰上的纵身一跃进入一种精神生活(Kierkegaard, 1845/1940)。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精神性是我们的一种独立思考,而非跟随我们的感觉或现存规章制度的指导。如果我们有基本的怀疑态度,我们就会抵达这种状态。
在历史自由的范畴内,过渡也是一种状态。然而,为了正确地理解,一个人必须不能忘记新产物是通过纵身一跃而产生的。(Kierkegaard, 1844/1980, p. 85)
当我们决定要去信仰,且放弃追求审美享受或伦理标准的生活之时,纵身一跃才可能发生,不过这一跃是由圣经或其他宗教教义所确定的,那最终无法令人满意。只有在我们开始怀疑并开始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意识到跌进深渊的可能性。这就是焦虑(Angst,畏)的经验,使我们充分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和我们自身。然后,我们才能拥抱这种无限和有限、可能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张力。而且正是此使我们感受到自由的眩晕。
焦虑即是自由的眩晕,当人的精神想要提出一种合题(synthesis,指上文中提到的悖论方式——译者注),而自由向下俯视自身的可能性(类似于俯视深渊——译者注),抓住有限性来支撑自己,这时自由的眩晕就出现了。自由沉陷在这眩晕中。(Kierkegaard, 1844/1980, p. 61)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把握个体的自由是完全对立的。不够格的幸福只不过是尝试不去经验生活的矛盾和紧张。这是一种回到伊甸园的尝试,在那里一切都从此变得安逸。但是人类亏欠他们自己,而不仅仅是对张力自由的无知。从伊甸园里被驱逐出来,是迄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因为这允许我们去探索生活的矛盾和张力,认识到善与恶、是与非和男女之差异。因此,我们不应该去追求幸福,而应该追求一种对自由和可能性的觉知、全身心地投入生活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焦虑,它把我们从舒适的幸福幻觉中唤醒。
尼采的权力意志和对生命的热爱
尼采对人类存在进行了进一步的热诚探索。他相信苦难是一位老师,而寻找幸福则是进入了错误的领地。
苦难,伟大苦难的学科——难道你不知道正是这种学科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进步?处于不幸之中的灵魂之张力培育了它的力量,培育了它面对巨大毁灭时的颤栗,培育了它忍耐、坚忍、解释和善用苦难时的创造性和勇气,我们被赋予了骄傲、秘密、面具、精神、可爱和伟大——难道不正是通过苦难、伟大的苦难来赋予的吗?(Nietzsche, 1886/1990, p. 225)
从我们初始的定义来看,比起我们之前听到的,这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反对追求幸福的主张。尼采所提出的要义是学问来源于经验,尤其是来源于发展和提升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此来填补动物和上帝之间的鸿沟。因为他观察到上帝已经被杀死,人类只剩下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需要援助跨过动物和神祇之间的深渊,抵达我们自己的力量,成为超人(Ubermensch,德语,超人)。
人是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于在深渊之上。走过去是危险的,在半空中回头看是危险的,战栗而停步是危险的。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一个终点;人之所以可爱,在于他是一次穿越、一次“下山”(down-going)。(Nietzsche, 1883/1961, p. 43–44)
为了成为一名更加标准的超人——肯定他自己的权力意志和接受他的命运,人类需要学会接受他的命运并热爱它:这正是尼采称作的“amor fati”(爱命运)——热爱命运。在他看来,我们的人生本质上是一场孤独的战斗。如果我们把幸福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注定无法学会生活。我们不要自我放任,我们需要变得坚强,接受我们的命运。因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准备好接受困难和冒险,我们便不能欣赏生活。“生活需要敌人、死亡和受难”(p. 124),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961)。只有当我们遭受苦难之时,我们才变得深沉并进入生活的深处。因此,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现实之中的生活时,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的权力意志,并以酒神的方式来生活。幸福不是我们应该去渴求的东西,因为:
幸福和不幸是一对孪生子,它们一起成长。(Nietzsche, 1882/1974, p. 270)
我们无法单纯地享受幸福,因为它总是与其对立面——不幸一起出现。为了深切地感受生活,我们不得不对这两种经验都敞开胸怀。孤立地追求其中一种,那是根本就不了解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感受快乐。健康旺盛是尼采超人的特征标志。据尼采所说,一个人要渴求的不是轻易得来的幸福生活,而是一种我们准备好辛苦工作的生活,接受它带来的所有挑战和困难:
海德格尔对生与死的重新拥抱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现代和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而存在主义哲学真正开始于胡塞尔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海德尔格没有打算写有关伦理学(ethics)的著作,他所谈论的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描绘。他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的,他对人的幸福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虽然如此,他的许多思想与我们理解人类存在的具体现实直接相关,他所做的工作已经用来巩固新形式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Deurzen, 2010),这种治疗形式出色地运用他的思想来让人们更好地生活。
海德格尔(1927a/1962)的本体论根基与时间(time)有关。我们需要联系人类在时间的范畴内被抛入(这个世界)来理解人类,这暗示着他们出生便走向死亡。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在原以为属于他们的当下,也不在他们将要成为的未来。时间推着我们前行,事实上是穿过我们。我们是时间的,因此我们是历史的,总是在进行之中的。这对我们虚荣地追求幸福生活有重要的启示,因为幸福,即使是可以获取到手的,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存在,而只是转瞬即逝。一切都在流逝,处在运动之中。没有什么人是确定的,人类是飘忽不定、无家可归的。
事实上,根据海德格尔所说,基本的本体论既定(givens)之一,就是我们的无家可归(Unheimlichkeit,字面意思是“无家可归”),焦虑不安一开始就跟随我们,只要我们还活着,它就从来不能被克服;因为人类由他们的存在而非本质所确定,所以他们注定要为他们的生命工程担忧。死亡来临,这时我们的生命终于完成,我们也许最终找到了安全和家。不同于客体事物,人的存在处在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是被设计的或者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并走向我们的死亡。(Deurzen, 2010, p. 55-56)。
一出生下来,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接管,然后遇到其他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很难活出自我——在意识到我们死亡的可能性之后作为一个本真的个体而活。只有当客体出现故障时,我们才恰当地意识到它们;也只有当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时,我们才能够开始把自己与他们分开。因此,不是一种幸福的、单一的存在之协调一致造就了我们,而是这些东西的缺乏——邀请我们通过体验焦虑和罪疚让我们觉醒,通向海德格尔所描绘的良心呼唤(call of conscience)。
无法本真地活着,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整地在场——而一直置身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忘我”(ec-stasies)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我们则能够阐明和理解差异之观念,并因此真实地存在。在上述背景下,追求幸福将被描绘成是寻求忘却和轻松,寻求不再需要担忧自身烦恼的时光,期望我们可以沉入一种单一的状态,沉浸于其中。事实上,如此地陷入他人或这个世界与本真的生活是对立的。本真的生活是觉醒的,需要我们面对有限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