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雨
为了工作的实行，我们在一个小组中采取一种持续制作的原则。每个小组（我们有一个名称来指定它们）由至少三个人，最多五个人组成，四个人是最合适的数量。 “加一”负责选择、讨论与留给每个人的工作的结果。在一段时间的运作之后，一个小组中的成员都要调换到另一个小组。
——雅克·拉康①
一、引言
“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中国”——巴黎精神分析圈的Guy Massat先生在此陈述中结束了去年他在西安的讲座。听到这句话时，我并没有像周围其他人那样激动地拍着巴掌，或者他们只是激动于培训证书的颁发仪式，等待着与“专家”合影的机遇，以此实现某种身份的认同。当然，这些也只是我的想象。然而，我更希望这些巴掌打在我的脸上，因此我倒在地上。是的，我的确听到他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中国，并由此想到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的存在。于是，继续着我的困惑：什么是精神分析的未来？什么是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精神分析的未来，难道不是分析家的幻想？倘若不是幻想，那么是什么保证着精神分析的未来的实现？
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我想首先回到拉康1964年的著名讨论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在其开篇《逐出教会》中，拉康问道：精神分析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它作为一种实践的根据是什么 ？②这些问题明显联系着拉康此时教学中的困难与他当时在精神分析运动中的位置，因为他把精神分析的基础联系于精神分析家的训练。事实上，拉康的四个基本概念 ——无意识与重复、转移与冲动——正是出于一种训练性分析家的观点：即，在训练性分析中应传递什么？精神分析传递的基础又是什么？
在讲到训练性分析的时候，拉康特别强调了其目标、其界限及其结果的问题③ 。由此，我们可以把它联系于拉康同年6月建立巴黎弗洛伊德学派（EFP）时的演讲《建立的行动》。实际上，在《四个基本概念》的讨论班与建立学派的精神分析道路上，拉康始终思考着精神分析的未来。我们甚至可以说，1964年的《建立的行动》是他针对精神分析的未来这一问题所给出的回答。
在这篇演讲中，拉康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由三个部门组成的精神分析组织结构：（1）纯精神分析部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神分析的实践与学说，即，训练性分析，其中包括三个分部：纯精神分析学说、对其实践作为训练的内部批评、对处在训练中的精神分析家的控制；（2）应用精神分析部门，也就是说治疗学与临床医学，其中包括三个分部：治疗及其变化的学说、病案讨论、精神病学资料与医学检查；（3）弗洛伊德领域的清查部门，该部门负责报告和批判性地评价此领域中的出版物所提供的一切，其中也有三个部门：精神分析运动的持续评论、与相关学科的链接、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即其理论的实践④ 。这三个部门均围绕着一种叫作“卡特尔”（cartel）⑤ 的小组进行工作。此后，卡特尔便一直是拉康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基本工作单位，而现在的多数拉康派组织都仍继续在卡特尔中组织工作。
二、拉康学派中的卡特尔
卡特尔通常由三到五个人组成——拉康在1980年解散学派的时候将其确定为四个人——加上一个在卡特尔形成时由其成员选择并指定的控制者（plus-un）主持小组中的工作。当一组人决定就他们感兴趣的精神分析理论或临床领域中的某一特定主题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卡特尔，然后它被登记在学派的卡特尔名单上。虽然卡特尔在拉康派分析家的训练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并不仅限于学派内部的成员，任何实践精神分析或希望从事精神分析研究的人均可以参与卡特尔的工作。实际上，拉康非常欢迎那些来自其他学科和领域的人与分析家们进行思想的交换，从而促使分析家寻找并制作新的知识，并将卡特尔看作是鼓励这种思想交换的结构。
此一制度的革新其实得自于拉康教学实践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围绕“加一”功能而结构的设置在拉康的教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卡特尔的形成，加一的功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的先验，因为在拉康看来，加一的功能与群体的维度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拉康把加一的功能放在他为分析家的训练与分析知识的传递而建立的学派的中心。在1964年建立EFP的时候，拉康在卡特尔的水平上实现了这个“加一”的功能。
然而，在1975年的卡特尔工作会议上，拉康激烈地评论说卡特尔在他的学派中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过⑥ 。继而，拉康毫不犹豫地占据加一的位置，鼓动他的学生去制作关于卡特尔的知识。
最后，解散学派的时候，拉康在1980年3月11日的文本《学费》中对卡特尔进行了改进和最终的形式化：
1. 相互选择的四个人从事必须有其产物的工作。我规定是每个人独特的产物而非集体的产物。
2. 四个人的联合是围绕“加一”实现的，若他是任何人则须是某个人，他负责监督事业的内部结果和促进其制作。
3. 为了避免胶合的效果，在一年或最多两年的时候应该有一次调换。
4. 没有进展是要被期待的，除了在工作的关键时刻公开这些结果。
5. 抽签将保证方向的有序更新以便向量化整体。
弗洛伊德事业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领域，在那里每个人都有机会表明他用经验沉淀的知识做了什么。⑦
因此，卡特尔是每个人在那里表明他用分析经验沉淀的知识做了什么的场所。换句话说，卡特尔的工作涉及到分析经验与分析知识的链接。
经由卡特尔，拉康企图夺回弗洛伊德领域，他希望在弗洛伊德开启的领域中重建其真理的刀刃，并由此恢复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的名义下建立的创造性实践⑧ 。对于拉康而言，学派的工作是在卡特尔中完成的，而不是通过讨论班、讲座、会议与争论。拉康想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循环的组织结构，而不是一种直线的等级制度。他指出分析家的工作不应是在学派中提出一种“我认为……”，而是要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与其他人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一起工作。因此，卡特尔是一种反自恋的操作，联系着拉康学派的基本原则，即“一个接一个”的原则。正是小组中的工作在一与整体、在一与多元之间建立了一种基本的张力。
此外，在持续时间上，拉康规定一个卡特尔在一年或最多两年的联合后必须解散，其小组成员也要调换到另一个小组。此一设置的结果有助于避免工作小组中明显存在的惰性妨碍主体对新的知识的寻找。因而，加一的工作不是让他获得更高级别位置的跳板，一旦加一的功能结束，他也要重新回到基层工作。事实上，拉康早就注意到在一个群体中否认领袖的存在是没有用的，但是可以通过制作一个功能把他的存在减少到最小。因此，加一只是部分外在于卡特尔的半个小组成员，他存在的功能是保证卡特尔的工作朝向其指定的目标，同时监督事业的内部结果并促进其制作。这一角色在支持每个成员的工作、处理临界时限和维持真理与知识间的距离上是至关重要的。
在1975年的卡特尔工作会议期间，拉康指定了加一对于卡特尔工作小组的绑定功能。换句话说，加一必须是一个具体化的他者，因为正是他给予了卡特尔其分析风格。此外，为了让卡特尔中有一个工作的欲望，拉康认为必须有一个人承担起主体的分割。作为卡特尔的成员，加一也要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有责任在卡特尔中插入主体的效果，也就是说承担主体的分割。加一同样联系着学派，因为他促使每个卡特尔成员在学派中宣告其工作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把卡特尔联系于拉康的“逻辑时间”概念：即，看的一刹那（R）、理解的时间（I）与结论的时刻（S）。在《逻辑时间及其预期确定性的肯定》中，拉康紧紧抓住了主体出现所必需的群体中的主体间关系。他描述了三个囚徒不得不制作的一个有关他们是谁的推理判断，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在象征层面上被命名的。为了获得释放，他们要将各自推理的结果报告给典狱长，而且他们中的每个人只有通过观察其他两个人的停顿与他们和他一样的行动才能得出象征的结论。然而，把这种逻辑的诡辩价值应用到无限多主体的“条件在于‘负性’特征只能以与主体的数量相等而‘减一’的数量介入其中” ⑨。因此，群体中的每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中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张力，而加一的功能就如同囚徒游戏中的典狱长的角色，他促使每个人在群体中制作其自身的结论： “我是白的”。
“但是随着集体性的增大，时间的客观化越来越困难，就好像一种集体逻辑的障碍……” ⑩。因此，拉康对卡特尔的设想只能在小组而不是较大群体中获得。
最终，每个卡特尔成员都要在学派中公开其工作的结果，这一产物是每个人所特有的而不是集体的制作，它产生于主体的阐述(énonciation)而不是其存在的缺失(manque à être)。前面已经说到加一要在卡特尔中插入主体的效果，同样他也要让每个成员等同于主人能指（S1）。拉康想要在卡特尔中得到的正是主人能指的运转。加一必须认识到卡特尔的每个成员都有其“单一特征”(trait unaire)，正是它使一个群体得以构成。因而，拉康希望通过卡特尔小组的工作得到的是一种对群体的认同，在讲到群体的时候，他评论说人类都逃不出对一个群体的认同。虽然拉康并没有向我们指明应该认同于群体的哪个方面，但是我们可以从其晚年的教学中推断出他的意图。博罗米结中的洞在此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个洞允许了实在、象征与想象的结构。拉康因而提出的是一种对洞的认同，四个人围绕加一的联合正是经由这个洞而实现的。因为卡特尔允许每个成员经由其工作而产生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检验分析的真理与其传递之间连接的场所。因此，与卡特尔相对应的辞说结构是癔症的辞说，即：
＄→S1
这一辞说的结构向我们指明了通往知识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拉康要在加一的位置上放入一个分裂的主体（$）并使每个成员等同于主人能指（S1）的原因，因为它导致真理（a）在知识（S2）中产生一个洞的效果。
因此，拉康向我们提议的工作计划正是建立这样一种循环的组织结构，他的雄心是要示范一种精神分析的共同体。精神分析的真理允许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聚合在一起，这种聚合不是通过一种理想而是通过一种对精神分析的转移、通过一种对分析家的辞说的转移而实现的。这个转移是分析家的欲望的另一名称。
三、在“中心”引入卡特尔的必要性
事实上，早在拉康建立学派之前，巴黎一些人文学科的学生就已经在索邦大学中组织了一些小组进行自由的学术讨论，以此作为手段来反抗教学者的专制与讲座的被动接受并希望通过这一方法与教师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正是这批学生后来成为1968年“五月风暴”的先驱和中坚份子，从而影响并改变了巴黎知识界的整个生态环境。
至此，为了避免精神分析组织的内在倒错在“迷你偏执狂”的生产中僵化转移，在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我提议在中心引入“卡特尔”作为培养分析家的工具，其工作主要包括精神分析文献的阅读、精神分析概念或个案的讨论以及探究精神分析与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关系，等等。
首先，卡特尔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自发形成的团体，从而保证了每个人都可以在其独特的症状中寻找其自身的真理，而且小组的形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研究水平与团队合作能力。
其次，中心的专员会员不应只是一个分析家的头衔，他或她必须承担起加一的功能，也就是说承担起主体的分割，从而促使组织工作的有效进行并保证分析经验与分析知识的有效结合。
最后，精神分析家有使命和责任传递精神分析的知识与经验，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精神分析的行列或从事精神分析的实践，从而为精神分析运动与弗洛伊德事业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创造可能的条件。
……
四、结论的时刻
据此，我想要在一个转移中对本文第一段里提出的问题给出我自己的回答：
精神分析的未来不同于精神分析家个人的未来，分析家继续精神分析的实践并不能保证一个学派乃至精神分析的未来。因而，精神分析的未来掌握在学派的手中，而我们每个人对于精神分析和学派的转移保证着其实现的可能，否则精神分析的未来只能在分析家的幻想中成为一种“始终的未来”。此外，学派的功能不应是提供一种普遍化的精神分析理论——譬如拉康的教学和讨论班都是在学派外部面向公众进行的，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外密性”（extimité）的位置上，我们当然会发现这个“外在”的位置（ex-sistence）是一种明智的分离——而是要为其成员提供精神分析家的训练与控制。学派的工作是通过卡特尔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讨论班、讲座、会议和争论，因为卡特尔的设置恰恰考虑了一个群体的目标、界限与结果。至于什么是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与精神分析的中国化，由于没有登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很难在此阐述一种充分整合中国文化因素的精神分析，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分析实践基础上通过彼此的努力共同来回答！
二〇〇九年六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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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Jacques Lacan. Acte de Fondation. 1964-6-21.
②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I,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1964. Paris: Seuil, 1973: p. 15.
③ 同上，14页.
④ Jacques Lacan. Acte de Fondation. 1964-6-21.
⑤ 在经济学意义上，卡特尔是指少数大资本家为了垄断的目的而缔结的企业联合。但是，拉康对该术语的使用却指涉着一种不同的历史语境，例如卡特尔在16世纪是骑士决斗时互相交换的一张写有契据的卡片。
⑥ Jacques Lacan. Discours d'ouverture des Journées de l'EFP: Journées des cartels. 1975-4-12.
⑦ Jacques Lacan. D'écolage. 1980-3-11.
⑧ Jacques Lacan. Acte de Fondation. 1964-6-21.
⑨ 雅克•拉康. 拉康选集. 褚孝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219-220页.
⑩ 同上，220页.
（本文收录于2009年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十周年会议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