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寇彧，徐华女
1 什么是道德伪善
1．1道德个体为什么会不按道德原则行事？
道德教育的基本假设是道德正直（moral integrity）假设[1]，即道德原则能够驱动道德行为，一旦人们将道德原则内化，便会做出与道德原则相一致的行为。事实果真如此吗？人类的道德灾难（如纳粹大屠杀）和日常的道德失灵（moral failure）使得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的恶行都是穷凶极恶者所为吗？具有道德价值观的个体为什么能以违背其道德原则的方式行事？
社会心理学曾对此做出过两种解释。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如果个体的行为不受其道德原则约束的话，就说明他向榜样学得不充分或学得不正确，也可能榜样不是好榜样。社会影响理论认为，权威的命令或从众压力等情境因素能够导致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违反道德原则的行为。
心理学家Batson[2]认为，以上两种对道德失灵的解释都有合理之处，但即使将这两种解释结合起来也不够充分。他重视对道德动机的研究，并发现人们具有实施“道德伪善（moral hypocrisy）”的动机，即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得道德，但只要有可能，就会躲避真正按照道德原则行事时所付出的“代价”。
1．2 人为什么要做道德伪善者？
显然，道德伪善能给个体带来好处。道德伪善者不仅能够通过自私的行为获得实际利益，而且能够通过被他人或自己视为道德正直者而获得社会性的或心理上的奖励，并同时躲避社会的和自我的责罚。弗洛伊德认为，社会反复对人们灌输道德原则，其实是在通过使人们从道德行为中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而实现抑制其自私冲动的目的。然而，尽管道德规范会约束人们的行为，但人们仍然具有随心所欲的冲动，因而常常会进行道德伪装，表现得道德只是在对他人和自己“做秀”，这是个不错的两全方式。
1．3 道德伪善为什么能够存在？
从道德原则的角度分析，它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这使其能够超越自我利益、群体利益、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适用于所有情境下的所有人。然而，道德原则越普遍越抽象，就越容易使人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解释。合理化解释可以使人们以合理的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为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辩护，从而用一种“自我”既能接受、“超我”又能宽恕的解释来代替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这就解释了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为什么拥有清晰的道德标准，但在自己的行为表现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的原因。此外，道德原则的作用更多是反应性的（reactive），较少是前摄性的（proactive）[2]，也就是说，人们经常在事后使用道德原则对行为做出评判或解释，但较少用它来发起道德行为。
从个体的角度分析，如果个体要获得“我是道德的”这种自我肯定，同时躲避“伪善”带来的自我惩罚，那么他就必须对自己表现得道德，即进行自我欺骗。社会生物学家Trivers（见Batson，1999）指出，自我欺骗可能已经发展成一种个体进化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它不仅能够避免人们知觉到自利行为和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而且能够使道德伪装更容易欺骗别人。例如，文革时某些红卫兵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迫害知识分子，他们可以通过自我欺骗将自己视为道德的，而且与那些承认自己不道德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被其他人感觉为道德的。Baumeister和Newman[3]（1990）将被伪善所驱动的个体称为“直觉的律师（intuitive lawyer）”，他们选择性地收集证据（选择性认知），并从中得到一个预先确定的结论。“直觉的律师”的思维过程就是在进行自我欺骗。
2 揭露道德伪善的实验研究
Batson认为，“道德伪善”这个看似只能进行哲学思辨的问题，其实能够通过科学方法进行检验。他通过在道德两难情境中观察人们的行为，间接推断其终极目标（动机是目标导向的），看它是支持道德原则还是在道德表象的掩饰下追求自我利益来对道德伪善进行研究。Batson在实验室创设了一个利益冲突情境，让被试独自给自己和另一个人分配任务，任务包括积极任务（有奖励/无惩罚）和中性任务（无奖惩/任务枯燥）两种，实验者让被试先报告什么是道德的任务分配行为，然后报告自己的任务分配结果，再在7点量表上评价自己分配任务的道德性，从而揭示道德伪善效应。实验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研究者将模糊性引入了道德表象与道德真实的联结之中。
2．1 三项揭开道德伪善面具的实验研究
Batson[1]（1997）最初用3个实验证明了道德伪善动机的存在。
实验1，共有20名被试。研究者不给被试提供任何有关道德标准的暗示，这时95%的被试（19人）认为给对方分配积极任务是道德的。但现实的结果却显示，只有20%的被试（4人）按照他们认同的道德标准去做，给对方真实地分配了积极任务。
实验2，共有20名被试。研究者给被试提供有关道德标准的暗示（“多数人认为分配任务的道德方式是两人有平等的被分到积极任务的机会，例如使用抛硬币等随机方法做出决定”），并给每个被试提供一枚硬币。这时有一半被试报告，会选择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任务分配。但实际上，其中只有10%的被试（1人）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如果按照抛硬币的结果，这些被试中应该有50%的人给对方分配积极任务，另50%给自己分配积极任务。研究结果表明，对道德责任感的测量与选择抛硬币的行为正相关，却与任务分配的道德行为没有相关。
实验3，共有40名被试。这时由实验者来分配任务，而被试有接受或不接受被分配给的任务的权利。这时有趣的结果出现了，在实验者为被试分配积极任务的条件下（20人），接受的被试达85%（17人），而在实验者为被试分配中性任务的条件下（20人），接受的被试只有55%（11人），而且，所有接受者对自己道德性的评价都高于不接受者。
抛硬币和接受实验者分配任务（模糊性操纵），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支持公平原则，但在这两种道德表象的掩盖下，人们更容易进行自我欺骗，用表面的道德来掩饰真实的自我获益的愿望，在真正的道德实践中做出利己的选择。
2. 2 三项探明道德伪善心理机制的实验研究
Mele（1987）曾指出，自我欺骗有2种策略：（1）把自我服务的行为错看成是道德的；（2）避免将行为与道德标准相比较。究竟哪种是道德伪善的策略呢？Batson[2]（1999）又通过3个实验，研究了道德伪善得以发生的自我欺骗策略，以此来探明道德伪善的内在机制。
实验4，共40名被试。研究者给硬币的两面分别贴上标签（“自己到积极任务”/“对方到积极任务”）以增加使用策略1的难度。研究结果表明，这时大约70%的被试（28人）选择抛硬币，但其中只有14%的被试（4人）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贴标签并没有删除或明显减少道德伪善效应。可见，自我欺骗的策略1不是道德伪善的必要策略。
实验5，共有52名被试。研究者这时操纵被试的自我意识以增加使用策略2的难度。结果发现，在高、低自我意识条件下（各26人），都有约一半的被试（13人，10人）选择抛硬币，但在高自我意识（面对镜子做决定）条件下，选择抛硬币的被试中刚好有50%的人（5人）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行为和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较小，被试为了表现得道德而被迫做出了真实的道德行为；而在低自我意识条件下（无镜子），选择抛硬币的被试中只有15%的人（2人）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自我意识的主效应显著。说明操纵自我意识能有效地删除道德伪善效应，因此自我欺骗的策略2是道德伪善的必要策略。
实验6，共有56名被试。研究者同时操纵道德标准的凸显性和自我意识（此时不提供硬币，4种条件下各14人）。结果显示，在低自我意识条件下，无论事先是否明确提到道德标准，都只有29%的被试（4人）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在高自我意识条件下，当事先明确提到道德标准（“多数人觉得给他人分配积极任务是道德的任务分配方式”）时，有57%的被试（8人）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显著高于低自我意识条件下被试的道德行为；而当事先没有提到道德标准的条件下，没有一个被试给对方分配积极任务，显著低于低自我意识条件下被试的道德行为，而且在此条件下（高自我意识/道德标准低凸显）的14名被试中，有29%的人（4人）认为给自己分配积极任务是道德的，还有36%的人（5人）否认任务分配与道德有关。道德标准凸显性和自我意识的交互作用表明，道德标准随着自我获益的行为发生了改变，这进一步证实，实验5中自我意识激发的道德动机的真实性质，不是道德正直而是道德伪善。
Batson在讨论中指出，实践道德伪善的被试可能处于一种认知延缓状态，这种认知被预见的情感暗示（也许是直觉）所警告，而不去注意个人行为和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而且一部分被试对此矛盾具有较高的承受力。但无论如何，面对镜子中的个人行为和道德标准之间明显的矛盾时，认知延缓状态无法继续保持下去，或者说被试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矛盾了。
2. 3 排除道德伪善的替代性假设
Batson[4]（2002）还指出，另两种假设或许也能解释道德伪善现象。
社会评价假设认为，自我意识（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使抛硬币的做法变得公平，不是因为抛硬币增加了个人评价（将个人行为和个人道德标准相比较）的凸显性，而是因为抛硬币增加了社会评价（个体思考他人会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的凸显性。
道德感弱（moral weakness）假设认为，如果被试抛硬币输了，但仍给自己分配积极任务，并对自己行为道德性的评价与那些没抛硬币就给自己分配积极任务的被试一样低的话，其真实动机就不是道德伪善，而是道德感弱。
这两种假设果真可以解释道德伪善现象吗？Batson通过与实验2同样的程序，但告知结果会被公开（实验7，共有20名被试），以及与实验4同样的程序，但暗中观察抛硬币赢者和输者的反应（实验8，共有44名被试）来检验这两种假设，结果表明，这两种道德伪善的替代性假设不成立。
2．4 道德伪善的3种形式
从上述系列实验研究中，我们能够发现道德伪善有3种形式。
通常的形式：无论道德标准是否凸显，抛硬币的偏倚结果都表明，一部分被试并没有让硬币来决定自己的任务分配，而是断定抛硬币的结果总是自己被分配到积极任务。硬币所带来的表象与真实联结的模糊性允许他们表面上道德，但实际上却服务于自我利益。
可怕的形式：当预先没有暗示道德标准时，高自我意识的被试并没有支持道德原则，而是通过使道德标准与自我获益的行为相一致而减少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他们创造的新的道德标准能够开释、甚至鼓励不道德的行为。道德伪善的这种形式非常可怕，因为高自我意识的情况很常见，而相关的道德标准通常又不会被预先暗示，而且挑战、揭露和监控不道德行为的努力可能只会适得其反。可以想象，纳粹士兵在迫害犹太人的过程中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道德标准，在大屠杀时可能根本不会觉得自己不道德，反而认为自己很道德，他们通过自我欺骗实现了认知平衡。
难以发现的形式：当存在道德标准的预先暗示时，高自我意识的被试会按照道德标准行事。事实上，高自我意识只是使个体难以忍受行为和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个体仍然被道德伪善动机（而非道德正直动机）所驱动，以最低的成本表现了道德。
2．5 不同于道德伪善的2种动机
Batson的系列实验研究清楚地表明，道德伪善动机不仅存在，而且既强大又普遍。但是，在道德伪善的系列实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发现被试具有道德伪善动机，还能够发现另2种动机，即自我获益和道德正直。
在前述的一系列实验中，总有一部分被试不选择抛硬币就直接给自己分配了积极任务，而且他们对自己任务分配行为的道德性的评价也比较低。显然，他们的动机不是道德伪善，而是直接的自我获益，既没有欺人，也没有自欺。当然，实验中还有一部分被试是道德正直者，他们要么按照抛硬币的真实结果来分配任务（支持公平原则），要么没抛硬币就直接给对方分配了积极任务（认同给他人分配积极任务是道德的，并支持这一原则）。
发现道德欺骗的普遍性有助于揭示人们为什么有时按道德原则行事而有时则不。当然，Batson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道德正直不存在，而是想提醒人们，道德表象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我们平时可能高估了道德正直对行为的影响力。
3 道德动机的3个相关观点
3．1 道德伪善与利他人格
对道德伪善的揭露会使潜藏在所谓的利他人格之下的真实动机显现出来。Batson对利他人格的实验研究发现，当被试无法从他人困境中逃离时，被试在利他人格测量[1]上的高分与帮助行为呈正相关；然而，当被试很容易就能逃离他人的困境时，这个相关就消失了[7]。道德伪善研究也发现了道德责任感测量和真实的道德行为之间无显著相关。因此Batson认为，与利他人格相关的动机其实是利己的，其终极目标并不是要减轻他人的痛苦。在利他人格测量上得高分的被试，其目标似乎是要避免面对没有提供帮助和良好自我形象（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之间的矛盾，因而当逃离这个矛盾相对容易时，一部分被试便直接离开了他人需要的情境，而没有提供帮助。Batson进一步假设，以利己动机为特征的所谓的利他人格就是道德伪善，在利他人格测量上得高分的被试被激发表现得道德，而实际上则在躲避真实按道德原则行事的代价。当然，Batson也意识到，自我报告法可能测不出真正的利他人格。
3．2 道德伪善与道德脱离
班杜拉[8]（1996）曾用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来解释有道德原则的个体的不道德行为。道德脱离指的是在特定情境下，不激活道德的自我管理机制。道德脱离有四种表现：①重构可能受到指责的行为，将应受谴责的行为曲解为正义的，或将攻击行为进行伪装，并贴上非攻击的标签；②置换或扩散责任，将自己的行为视为来自社会压力或他人的命令，自己无需负责；③最小化、忽略或曲解有害的结果，避免面对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性结果，或将行为结果解释成无伤害的；④去人性化（dehumanize）并责备受害者，将受害者视为没有情感和思想、在进化上低于人类的客体（subhuman objects），或将受害者视为罪魁祸首，而自己只是在进行正当防卫。当特定情境中的某些诱因使自我利益压倒了道德控制时，这些机制就会被唤起；它们使个体的行为与道德动机相脱离，使个体能够镇静地追求自我利益。但如果道德动机的性质是道德伪善，那么个体就不是使用这些机制与道德动机相脱离，而是将其服务于道德伪善。这些机制不仅能使个体不去感受自己不道德，而且可能使个体感觉自己很道德。
3．3 道德动机与移情引发的利他主义
Batson对移情－利他主义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的系列研究能够充分证实，道德动机和移情引发的利他主义是不同的亲社会动机[5,6]。利他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减轻他人痛苦和提升他人福利，而不是通过对他人或自己表现得具有利他性而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Batson对道德伪善的研究，已经使人们开始怀疑：支持道德原则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当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我们还不能轻易断言支持道德原则只是实现自我获益的工具性目标。
4 研究道德伪善的意义
4．1 研究道德伪善的理论意义
在传统的道德研究中，很少有人涉足道德动机领域。Batson从动机角度对道德伪善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并使之量化、可操纵。
道德动机的研究存在两大困难，一是社会称许性强；二是动机是内在的，难以判断。道德伪善研究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其突出特点是Batson巧妙地在道德表象和真实之间引入了模糊性操纵，使我们能够发现道德表象和道德真实之间的矛盾，并进而推断道德动机的真实性质。道德伪善的8个系列实验研究通过“揭示现象、探明机制、排除质疑”的程序展开，并层层递进。实验设计精巧，逻辑推理性很强。
虽然Batson的观点有些愤世嫉俗，而且不容易让人接受，但他的研究无疑探索了人性最深层的隐讳之处，而且为探索人性提供了更客观的方法和更详尽的阐释，也为长期困扰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思路。
4．2 研究道德伪善的现实意义
道德伪善研究也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公民道德教育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为防止道德伪善，培养公民对道德标准具备清晰的认同和坚定的信念十分必要。当道德标准坚定且在意识中凸显时，个体不会通过使道德标准与不道德的行为相一致而减少二者的矛盾，因而有利于避免道德伪善最可怕形式的发生。
其次，由于普遍而抽象的道德原则（如公正、关爱）容易被合理化，因此我们的道德原则教育应该更具体，应该针对每个独特的道德情境展开。例如，当人们在具体的道德问题上出现错误时，我们不应该任意将其归结到原则和个人特质上去。道德教育应该从日常生活的细节着手，仅仅宣教一些大而空的道理很难使这些道德原则在细微的行为层面上发挥作用。
再次，道德伪善研究吸取了道德判断直觉模型[9]的思想，即道德情感引发道德判断，道德原则更多的作用是事后推理并为行为寻求合理的解释，因此单一的道德原则教育是不够的，道德情感（如移情、内疚）教育更应该受到重视。
最后，从人性深层的道德伪善来看，进行和谐社会的公民道德教育还须有强有力的外界制约，以增大个体不按道德原则行事的代价，例如规章制度的建设、法制建设等。如果在各种道德情境下都有法可依，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并且有对制度执行的监督，那么道德伪善和道德伪善行为就难以表现。
参考文献：
[1] Batson C D，Kobrynowicz D，Dinnerstein J L，Kampf H C，Wilson A D．In a very different voice：Unmasking moral hypocris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本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