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不对称性退行
Ulrich Ertel
一、治疗的预期和目标
从严格意义上说，精神分析的目的是通过精神分析治疗实现人格的结构改变。这意味着人格的重新组织是意义深远的、持久的、能够使这个病人在其能力和局限范围内尽其能力去处理好生活中发生的挑战、负担和期望。这个远大的目标常常与聚焦于消除或减轻症状以及改变行为的治疗目标形成对照。同时，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根据治疗的长度（短程vs.长程）和强度（频率），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疗的目标和目的之间存在悬浮的交叉。
弗洛伊德曾试图从地形学和结构两方面定义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他著名的使无意识变为有意识的原则或“哪里有本我，自我就应该在哪里出现” (1933, p.81)中提出了分析应为自我功能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在“癔症研究”（1895）中他写到，如果我们成功地把癔症痛苦变为普通的灾难会获得很多；人们会用康复后的精神生活来更好地防御以对抗后者(1895, p.307)。有几处他提到工作、爱与欣赏的能力。许多分析师同意精神分析的目的之一是获得本我、自我及超我之间的平衡。
目的的不确定，如“使意识无意识”可能不会隐藏一个事实，即建立意识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在评估差异中体现出来的确定目标，。
但无可否认地是，这些目标强烈地依赖于治疗师的理论立场（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驱力理论等），特别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不总是也不必须与病人的想法一致。
必须认真对待病人寻求治疗的目标，不只是因为许多研究已经把这些目标看作重要的预后标准，目的是成功评估病人资质和合作意愿。有时，在那些常常模糊的主诉和伤害背后经常隐藏着对没有冲突的的幸福生活的远大期望，以及因为相信治疗师有不可思议的全能而认为这些期望应该在短期内稍微努力就能满足。
许多病人受到制药业的影响，仍强烈坚持疾病的医学模式：即疾病是由外在因素引起的，或是由病人无法处理的内在过程引起的；通过外界的干预－在医疗仪器、药物或医生建议的帮助下－可达到治愈，但是是在病人全面的被动中实现的；因此这一模式常唤起人们以相似的方式消除心理问题的希望。
事实上心理治疗有时是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并且高度依赖病人的合作，需要真正的修复和转化工作以及一定的时间，这意味着放弃和哀悼自己的精神状态、感觉和体验形式、旧的对父母的依恋、价值和理想，这些通常只能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因此病人自己私人的关于其心理问题原因的病因学理论可能会是第一个线索，提示病人对于具有因果关系和解释形式的分析性治疗的动机。
病人倾向于因他的命运责备父母或亲属吗？他是只把病因归于外界环境吗？他对精神动力格局及人类体验模式至少有直觉或理性的认识吗？或者他只把自己看作生活中不断被忽略的受害者吗？
在关于治疗目的和治疗目标的讨论上，McGlashan 等在其编著中给出了有用的总结以及解释性的例子(1982, see Mertens 1992, pp. 131)。
1. 消除发展的限制
基本的信任和安全：世界不再被看做本质上是邪恶的和坏的；将偏执性恐惧减到最小；内化原始的好的心理内投物，有能力忍受他人的财富和满足而不是变得过于嫉妒。
分离和个体化：有能力把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和想法区别开的自体-客体分化；能够分离而不害怕丧失爱；能够独处；自主；能够说不而没有太强烈的恐惧和内疚感；代际自主：修通父母对自己的影响，并能够对自己的孩子放手。
良心：克服古老的、原始的超我内投，减少那些以非理性的责任感和道德完美主义为特征的体验和行为；明确而现实的良心；有能力适当地内疚，超我应该更宽容，把爱和理解整合到人格的其他部分中。
建设性的攻击：如克服俄底浦斯情结后的自信、主动和建设性的抱负；降低对失败的恐惧，应该能领先自己的父母并比他们强；有动力指导别人并成为指导和榜样。
性：清楚的性别身份，接受自己成年的有性别的身体，有性兴奋能力，减少强迫性的性幻想。
2.自我部分
自我责任：能体验到自己是行为和活动的主角，而不是感到被驱使；没有不适当的外界力量；对自己的冲动、情感和行为负责；坚持自己的决定；有能力把自己看作是行为者而不是个牺牲品，趋向修复、同情和共情。
自我身份：体验到凝聚性的自尊，感到自己在时间上是连续的，是历史和文化继承的中介；在各种情绪和行为水平上维持身份感。
自尊：如自尊，自爱和自我尊重，组成了健康的自我价值感，相对独立于外界的镜映和接纳，相对缺乏理想化他人的迫切需要；健康的理想自我，有能力欣赏他人而不是同时贬低别人；对未来有信心、整合、智慧和平静。
对既往疾病的自我体验及连续性： 既往的疾病应被整合到自我体验中，而不是被分裂或被抑制，应对疾病的本质和发展有所了解，并把它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
3. 与他人的关系
内部定向vs.外部定向：自闭专注于自己和分裂性的退缩大大减少；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满足感；乐于交往，对他人的问题有反应并且能够从容应对。
与父母的关系：对父母的评价变得更现实、和谐，较少谴责、较少理想化；发现新的、以前未知的特征；放弃父母仍应该改变的愿望；对父母不适当的烦恼减少；抛弃旧的家庭神话，接受代沟并承认与父母的联结。
与其他人的关系：将与同龄人、团体、亲密友谊间的关系分出等级；与团体建立联系，体验到自己是团体的一部分，同时不会感到失去个性和独立。
共情：想象重要的朋友的情感体验的能力；暂时和部分认同他人而不会完全与他人融合的能力。
亲密：与伙伴有稳定持久但又不是太乱伦的关系；有能力享受亲近，但也能够独处；能欣赏和接受别人的爱；互相给予和付出。
生殖方面：能够建立三元关系；通过自己的孩子或多产的作品希望为下一代留下些什么；希望把自己的经验交给孩子，对同辈人有关心、仁爱。
4.接受现实
减少全能感：接受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认识到人毫无例外都配得特别的身份或自恋的权力；放弃对无条件的爱的愿望和补偿过去所受苦难的要求；放弃俄底浦斯期的夸大，承认对他人有依恋；拒绝控制他人；发展出感恩。
哀悼的能力：能够接受丧失和自己的死亡；接受无常、变化和冲突的必然性；不可能完全计划和控制未来，不伴有渴望复仇和报偿的悲伤、痛苦；能够怀念。
控制驱力和忍受挫折：适当地放弃；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诱惑、怂恿说不；理解婴儿期挫折的必然性；发展出对挫折、焦虑、不幸和苦难的忍受力。
能够放弃：能够放弃疾病的继发性获益和负性治疗反应；停止破坏性的羡慕、索求、嫉妒、施虐性的控制愿望、自怜、自以为是和受虐的态度，如感到是一个牺牲者
现实检验：能够把内、外部的感觉、感知、幻想与现实区别开来，移情应是与过去的事情有关；真实，诚实。
5. 丰富的体验和活力
情感：识别、命名自己的情感；能够多方面拥有多样而适当的情感和情绪，这些体验是能够区别出的、真实的、可调控的、深层次的和相对稳定的。
能量：内在活力、力量、能力、自发性和热情，常比喻为生命力。
放松：能够适当的退行，像孩子一样；接受自己对于依赖和被动的愿望；能够接受；必要时承认无助并寻求帮助和支持，包括治疗性支持。
有能力幸福：如感到愉悦和满足，能享受和放松。
6.应对机制
防御机制：较少的刻板；更为适应性地运用防御机制；较少早期、原始的防御机制，如分裂、投射性认同、精神分裂性退缩或被动攻击；取而代之的是更成熟的防御机制，如反向形成、隔离、置换、理智化或压抑；允许冲突驱使的冲动和情绪的产物而没有较多恐惧、羞耻或自责，。
社会－文化适应和改变：对环境适当的、有创造性的改变－例如换工作－能够实现，能够分离；能够反省对职业角色的病理性认同并做出改变。
7. 整合能力
忍受矛盾：自己及他人身上好与坏的整合，抛弃分裂及其相关的理想化及贬低的防御机制；全或无的体验和思维方式让位于现实的观点；培养对与对立和怀疑的矛盾心理及不确定性的容忍能力。
认知体系：次级加工过程的思考功能良好；令人苦恼的欲望和情绪不会干扰思维过程，能够保持平衡，清醒地、生动地思考，而不是抽象的、情感隔离的缺乏想象；记忆取代付诸行动；有计划和前摄的行动的可能性，好的记忆和注意力，不会太受冲突的影响。
过渡能力：理性和非理性间维持平衡的能力，在死气沉沉的情形里快乐地生活，创造出适当的幻想并忍受、享受、体验初级加工过程样的思考；能够有幽默感、欣赏荒谬、能想象和幻想，退行及为了具有创造力而放弃控制，灵活的人格结构，良好建立的同一性，为接受新体验做好准备。
8. 自我分析能力
移情：几乎没有移情性神经症；可以忍受负性移情体验；与治疗师相比产生的不平等感消失；理解治疗师有他自身的能力和不足，投注到移情神经症的精神能量被释放到其他关系中。
自我监控和自我分析：能反省自己，对精神活动和心理过程有好奇心，不断对感知和结论有新的质问；对以下方面的原因和意义有基于自己体验的个人认识：自己的冲突、自我破坏性行为、对伴侣的神经症性选择、当选、防御机制的触发特征和特性等；能够遵循对于行为的内省力。一个特定目标是能够通过内化分析过程或认同治疗师的分析功能而进行自我分析。获得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病后经历的研究已经表明，完全消除移情神经症及其维持的婴儿期冲突的经典想法是不现实的。能够实现的是当遇到新的冲突事，能够运用自我分析的能力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而在这之前则无法避免重复出现神经症性的解决办法。
9. 讨论
大部分上面所提到的内容，都可以视作在基于临床观察概念的帮助下可操作化实现的能力。但每个能力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理论建构，描述了要获得这些能力所需的精神和结构的条件。例如承认现实的能力，根据理论观点，可以通过下述来促进该能力的实现：达到抑郁状态、内化俄底浦斯水平的三角关系、或通过获得客体稳定性来处理分离和个体化冲突。
然而，把治疗目的和目标看作是绝对完美的常见倾向可能造成误用。Ticho (1972)指出如果治疗师分享了病人的完美主义的幻想，而没有把这些幻想看作特定的移情－反移情事件而仔细地加以检验，那么病人和治疗师都可能认为治疗结果是令人非常失望的。治疗师应注意把治疗目标植入到生活目标中。 许多治疗师对自己的治疗结果失望，因为没能充分地区分开治疗目标与实现一般的生活目标。由于生活目标总是具有乌托邦式的特征，治疗就可能会导致失望；而治疗目标应该反映与治疗结果一致的更为特定的标准。他警告分析团体，对于，如果不把病人的完美主义幻想视作特定的移情－反移情情境下的结果而去检验，就不要去和病人去分享它们。
治疗目标和生活目标的混合可能与对精神分析治疗的秘密的理想化有关：认为治疗结束后将会出现一个永远能成熟地处理生活中问题的人。
然而，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不是拯救的学问；它最多可能帮助人们解决某个生活境遇或时期的外部的或内部的问题。
另一方面，显然治疗目标和生活目标彼此是有关的，即治疗目标必须适用于生活目标，因为如果治疗目标不帮助实现生活目标或甚至与病人对生活的追求不一致，那么显然这样的治疗目标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会经常发现，由于病人们的生活目标不明确，他们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因此，在首次会谈中很重要的第一步是要阐明类似生活目标这样的事情。生活目标对那些生活方式混乱的病人具有重要作用，对边缘障碍或聚焦于快速分离和对独立过度理想化的青春期也同样重要。
不仅是分析师隐蔽的个人规范，他的文化相关群体及社会总体的规范都是与此相关的，因此必须在这一背景中扩大自我反思，并且要包括他们自己对精神分析理论暗含的评价(see Mertens 1990, p.149ff.)。分析师必须要镜映他的发展目标、治疗目标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互相依存。许多民族精神分析研究已经表明，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目的－不仅是在我们的精神分析培训中－是被我们的西方社会规范所高度塑造得，其本质上可能并不被认为是人类学的标准或者是精神健康。
二、治疗关系本质上的不对称性
不对称性的概念可以回溯到Parson(1968)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医疗工作中病人和医生的不同角色。根据社会学的观点， 医患互动是结构不对称的关系，原因如下：
知识的不同分类和水平导致把医生定义为专家，而把病人定义为外行人。由此出现的信息和行为的选择把专家权力给予了医生。不同的社会角色使医生运用高水平的知识而有了定义的社会权力（诊断，疾病证明，治疗权利）；而病人角色使病人免于对疾病负责，意味着没有专业帮助就无法好转，而且允许他合法地从正常的活动和社会职责退缩，如有薪酬的工作、家庭责任和家务活；但是迫使他从专业人士那里寻求有能力的治疗，把他置于需尽快好转的社会职责之下，有责任和义务去使用医生，并听从他的建议。
病人的角色由一些特性所定义，如需要帮助、无技术能力和情感依赖，与之对照的是医生的角色特征：帮助的需要代表了病人与医生的“普救性”相匹配，意味着他准备好为任何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无论其社会地位或其他特征如何。病人“技术上无能力”面对的是医生的“功能上的特效性”，例如他有能力识别病人的疾病并治疗它。病人的情感依赖与医生的情感中立、公正待人及集体性有关，医生的职责是在职业道德规范的指导下不要把病人的无助用于私人的目的。
功能上的特殊能力与必要的器械操作（技术） 在具体的互动中为医生提供了规则的权力，如定义接触的开始、过程和结束，采取主动和中断的权力等。
专家、定义与控制或掌控权组成了主要的不平等的不对称关系，甚至是在主要的口头互动的行为中（如心理治疗），但结构上不对称的程度似乎没有在技术的器械操作的行为中那么多。
结构不对称为病人同时也为治疗师的一整套有意识但更准确的说是潜意识的期望、幻想和害怕提供了条件。
心理治疗职业实践面对的问题是要随时提供治疗机会，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同情或反感给病人治疗，并且在治疗实践中使它不受任何可能的问题的影响。做到这很难，因为人们不会根据修复的模式并通过正确的运用技术把任何种类的服务或功能与治疗理念联系在一起，而是意识到特定的人际关系是组成部分，并恰好引起那部分容易失败的行为（如“病态的”行为）－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事实而排斥－但这部分行为也可能不会失败。
职业化的力量就是要整合这些矛盾的时刻，并提供一种模式，以确保这种整合是制度上的。
心理治疗行为的本质是在具有与非个人的以及特殊的角色关系相反特征的框架中产生个人的、非角色扮演的互动(Oevermann 1996)。
首先这种行为是职业性的，因为它意味着建立和处理这种关系的规则，也就是在个人的关系模式中不仅由病人来说，也由医生向病人说，但通过不像日常交流中那样直接互动来反映、尊重这些行为的“好像是”的特征，而是有策略的接近。
其次，它是职业化的技术标准。治疗关系必须总是包含并实施私人和特定功能模式这样两个时刻，有可能认识到一种模式比另一种模式好，但不会中止二元结构。纯粹的个人关系，很明显可能是有益的，仍不是治疗，而专家的咨询也不是治疗。前者，因为缺乏专业时刻而导致治疗关系失败；在后者，因为绝对化，治疗关系也是失败的。治疗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过程，即在个人的－共情的和功能特定的以及科学的－技术的两极动力性地摆动(受移情或反移情驱使 )，并会在两个方向都导致偏离和扭曲。
现在我们要面对日常生活的交流与精神分析情景中特定交流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也可描述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有系统有方法的建立的：即让病人遵循自由联想的原则，也就是说尽可能自由地谈论他的生活、情感及任何他/她脑海里想到的东西，而治疗师的任务相反，不谈他的生活或情感，只是运用自由悬浮注意进行倾听
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这种社会互动的特征是系统的暂停和拒绝日常生活交流中运行的相互原则：例如治疗师不必回答病人提出的问题，病人说完后治疗师不必担任说话者的角色，治疗师保持沉默（而不是交谈）等。如同Pollak所总结的：“对互动和语言的预期没有被满足，相互的对话被暂停(Flader and Grodzicki 1978)。必须学习这种去惯例化－不仅是在成为治疗师的过程中，而且被分析者也要在分析中学习，需要双方共同的持续努力以持续对抗习惯和防御的力量。
放弃与被分析者所属特定文化所期望的基于规则的行为会导致出现激越，焦虑和退行。为了能够在这种情形中产生信任，她/他需要在治疗师的职业规范和伦理中找到可靠的保证” (Pollak 2006, p.3)。
必须强调病人和治疗师双方都创造了一个－与日常交流相比－允许病人发展其疾病的人工框架。
三、病人的退行
Körner (2000, pp.603)对这个概念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概述，本章的内容也来源于他的观点。
1. 定义
“退行” — 最初的含义意味着“返回”或“退缩” — 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表示个体离开或放弃了已经达到的心理结构或功能，思考、情绪或行动状态退回到个人发展史中一个更早或进化程度低的心理状态。如果一个病人在应激状态下，只有通过回到更早更幼稚也就是更为简单和原始的过程及体验的模式才能够处理他的内心冲突，我们可以把这种心理过程和心身疾病称为“退行”。在动力性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的条件下，当病人根据他潜意识中对于治疗关系的幻想发展出移情时会出现退行。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退行概念的核心可能是，在它及其与固着概念的相互作用基础上构想出了精神分析中可能最重要的原理：即现在受到过去在潜意识中活跃的影响。由此引出了时间观点，有的分析师把这个概念比喻为一个旅程，意味着着时间和变化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是必需的。
对于退行的概念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精神分析的定义。弗洛伊德和第一代分析师在精神分析临床理论和治疗方法中给与了退行概念一个核心的角色。他们把心理和心身疾病的过程描述为一种退行，而且知道退行和承诺自由联想的原则都加强了精神分析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退行用于解决问题和冲突，个体暂时从一个高度结构化和目标导向的状态转向一个更为整体的印象般的感知和思维状态，或是使自己开放于内心前意识和潜意识的幻想，就像在创造性思考和艺术创作中一样。如果退行被理解为一种返回或是求助于更早或是结构化更差的解决方式，而精神分析治疗工作被视作向后运动，那么“前进”这个概念就代表了相反的一端，提示结构程度更高以及更为成熟的操作模式。
在“经典”精神分析概念中，退行活动导致回到一个固着点。一个冲突性的体验引发了退行活动，而固着点则“吸引”着退行过程。早年生活中的病理性体验越严重，这种吸引的效应就越强，也就是说此时此地即使是微小的事件也可能导致退行。与素质和体验的互补相似，退行也是基于早年创伤和之后冲突体验之间的动态关联。
2. 概念的历史
Myqel (2005) 对弗洛伊德著作中退行概念的发展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概述：“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1900a)中引入了退行的概念，他关于心理结构也就是地形模型的描述中也需要这个概念，在这个模型中心理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空间定位的”。兴奋按照固定的时间顺序穿越整个系统，从感觉末梢到运动末梢。而在幻觉般的梦里，兴奋则是按照一个后退的路线。由于关闭了运动系统，梦具有退行的特点，运行的轨道遵循相反的方向，朝向知觉和幻视的表象。这种退行是梦的过程的心理特性，但是并不是梦专有的特点。在梦的解析最后一章标题为退行的一个段落中，弗洛伊德写道，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无论在哪里发生，退行都是抵抗思维按照正常途径进入意识。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退行在神经症性症状形成的理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它在梦中的角色。”(Myqel 2005, pp.547)
在最后一章中弗洛伊德已经区分了三种类型的退行：空间退行，也就是与心理结构有关的退行；时间退行，即回到心理形成的早期；形式退行，即表达和表象的原始模式替代了通常的模式。他还指出：“但是所有这三种退行本质上都是一个，而且是根据同一个规则产生的；即在时间上更早的，也是在形式上更原始的以及在心理结构中更靠近感知末梢的” (Myqel 2005, p.548)。这个本质是他在超心理学中应用这个概念的核心。
在“性学三论” (1905d)中，弗洛伊德含糊的提出了固着的概念，该概念和退行是分不开的。在“梦理论的超心理学补充” (1916-17f)中，他强调了“时间或发展的退行”（自我和力比多）和空间退行的区别，以及“这二种退行并不一定总是同时发生” (p.227)。然后在“精神分析引论” (1916-17a)的二十二章中，他区分了影响力比多的二种退行类型：一种是退回到具有乱伦性质的力比多最早的客体；另一种是退回到更早阶段的整体的性区域。力比多退行仅仅是时间的退行，重新激活了以前通过固着而保留的力比多结构。在这一点上他认为退行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他补充道“我们不知道应该把退行定位在心理结构中的哪个位置” (pp.342)。在这样说的时候，他和早先的立场不一样，否认了退行的超心理学地位，直到1920年提出第二个本能理论时才恢复。退行变成了死本能的组成部分，可能会危及心理结构，但是变成了自我可以运用的一个机制。
3. 弗洛伊德之后退行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弗洛伊德之后，退行的早期概念又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特征。他提出的驱力退行和自我退行之间的区分在临床理论和治疗方法中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自我心理学提出的区分以及自我的相对自主性，提示了退行过程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影响自我功能；因此在这个概念中，自我变成了一个可以启动退行过程并控制方向的实体。自我的相对自主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并不受固着点的吸引，而驱力退行则必须受固着点吸引。这些区分被发现有助于精神分析治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即使驱力退行回到了一个性心理发展很早的阶段，一个保持相对独立于退行功能影响的自我可以被争取作为治疗联盟的一方。与此同时，区分一个有现实能力的区域和一个被退行过程改变了的区域也成为了一个问题。而自我的概念不仅是退行的客体而且是退行的主体，这使得关于退行的当前概念认为，退行与其说是问题-解决自我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自我的工具。
通过观察，不是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源于俄狄浦斯情结，而是必须回溯到更早的性心理结构的退行固着点，因此这些疾病需要更为独特的解释。移情中反映出的幼稚的客体关系幻想可能表达了一种作为“基础缺陷”的缺乏(Balint 1968)。具有基础缺陷或“结构性自我缺陷”的病人 (Fürstenau 1977)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退行病人，而且也无法期待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退行。
在Balint (1959)的书“恐惧和退行”中，介绍了良性和恶性退行的概念，区分了精神分析中可能出现的二种退行形式。良性的退行带来有益的治疗效应，而恶性的退行则是病理性的，可能导致对于病人和分析而言不可逾越的问题。Ricaud写道“弗洛伊德视退行为一种防御机制，描述了它的空间、时间和形式，与此同时治疗性的支持突然变成了对于病人和治疗的威胁” (Ricauld 2005)
Balint (1968)显示了退行在谨慎引导下可以帮助严重的病人找到一个新的开始。他还发展了“退行的治疗方面”的概念，参考了Ferenczi关于治疗过程中二人的互动。随着对于退行互动方面的不断了解，分析师的角色从一个退行过程的观察者变为对于治疗关系产生退行幻想的接受者。因此，随着对于退行概念在人际交流方面的不断了解，病人或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不再被视作仅仅从属于退行过程，而是能够有效的运用退行来处理内在冲突。
Kris (1934)把“为自我服务”的退行描述为一个先于并能够促使进展的创造性运动。因此退行具有了双重特性—就像移情，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退行过程—可以促进治疗进展，也可以作为治疗过程中的障碍和阻抗。
一方面病人可能会退行，用一种可能是迫切的方式表达潜意识的移情。而另一方面，这样使得理解和修通变得更为复杂。退行还可以为防御服务，尤其是当病人采用一种退行的模式来回避对破坏性的幻想进行必要的内省。但是病人可能也会通过以下几方面来抵抗治疗过程：回避“为自我服务的退行”来显示出“抗退行倾向” (Sandler and Sandler 1993)、控制自己的思想、表现的非常理性以及尤其是阻止自己感知到潜意识中对于治疗关系的幻想。下面的病例包含了这二方面：
一个年轻的男性长期以来回避谈论他和分析师的关系，通过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汇报式的方式谈论他日常生活中关于工作、妻子等经验，或只是保持沉默。分析师的反移情是感到越来越厌烦和疲惫。而令分析师惊讶的是，有一天病人在分析的过程中睡着了。分析师首先想到的是病人可能是利用退行（睡着）来避免谈论他想到的事，然后他又想到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病人通过能够睡着来显示他退行的需要。病人有点惭愧的认为在分析椅上睡着就像“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且他从未想过会这样。然后他不情愿的告诉治疗师在睡着的时候，他梦见治疗室里着火了，他必须马上从窗口跳出去，跳到一个由消防队员提供的网状的弹性管道，有助于他逃生。然后他就忙于讨论消防队员的这个奇怪的新救援系统，以及当睡着时突然着火是多么恐怖。考虑到病人不愿意讨论那个“热”梦，而且从火中了逃出去，分析师首先说房间对于病人来说太热了，并问病人：“那么我对于你来说呢？”病人才慢慢意识到通过把治疗师晾在一边，他表露了治疗关系对他而言“太热了”，因此点燃了可能会烧到治疗师的火，他怀疑治疗师通过创造一个太温柔和温暖的气氛来破坏他的稳定。现在他能够谈论对于自己对治疗师温暖情感的恐惧。因此我们可以说最后他运用了退行（睡着了并做梦）来“为他的自我服务”，从而识别了上面提到的恐惧、愿望和情感。
关于上面这个例子以及Balint的著作，我们必须要注意到退行依赖于客体，更准确的说是依赖于客体所关心的退行方式，依赖于客体所接受的方式以及客体对退行如何反应。为了避免出现退行的恶性形式，Balint推荐发展适合的治疗性技术：“分离”（不是全能或不必要的侵入）的治疗师应该创造一个病人所需要的安全、宽松的气氛，以及退行所需要的时间和他称为一个“新的开始”。如果退行不为自我服务，那么恶性退行的危险就会很明显。从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分析过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病人和分析师共同调节退行的状态。Bushra (1998)强调治疗师的角色之一不仅是促进退行，而且是“促进病人进入一种对于当时的任务来说最适合的状态，而且常常是改善病人内心和人际间调节并在不同意识状态间运动的能力”。 (Sandler and Sandler 1993, p.389)
退行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关于退行的一个相互作用和工具的观点，即更关注精神分析情境的影响，特别是治疗师和他的反移情对退行的影响。尤其是治疗师-病人关系的不对称性、自由联想的义务、结构化最小以及节制都促使退行的发生。精神分析师的作用在于以一种有影响的方式，能够识别并且接受病人对于治疗关系的邀请（有时可能是一种投射性认同）。当病人发生退行时，他能够使病人不仅将退行用于防御以及在治疗中用于阻抗的目的，而且还为治疗进展服务。最重要的是分析师也能够退行来为自我服务。但是如果他害怕退行，病人就只会把退行用于防御。
客体关系理论背景的学者进一步加深了对于退行的理解，把它看做一个人际间的过程，澄清了退行发生于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病人并不是“自己一个人”退行，而是和治疗师一起进入了一个治疗性情境，其特征是对于治疗关系的幼稚的幻想。在他们的发展理论中，这些学者描述了婴儿在俄狄浦斯三角化之前必须忍受严重的内心冲突，而这必须在共情的客体帮助下才能完成，而这会显著影响甚至阻止个体化的过程。因此与“经典”的驱力和结构理论相反，治疗方法在退行阶段的目标主要并不是发现并处理俄狄浦斯冲突的防御，而是推荐通过退行重现并且修通更早期的冲突。
就这个观点而言，只有当分析师准备好接收病人通常是麻烦而且令人困惑的移情时并且修通移情，经过如此深退行阶段的分析性治疗才有可能成功。尤其是投射性认同推动分析师承担破坏性很大的幻想，消化后再提供给患者以帮助他们整合。
4. 其他精神分析理论关于退行的概念
退行的概念及其在精神分析治疗情境下的运用多年来一直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争论的双方一边是驱力和结构理论的精神分析师，另一边则是自体和客体关系理论的精神分析师。经典的观点把退行主要看做是对于俄狄浦斯冲突的防御，根据这个观点病人试图通过重现和重新投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性心理发展来回避俄狄浦斯三角化。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病人通过重复这个退行的过程来抵抗。但是通过修通这个阻抗，领悟和变化变为可能。
自体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师提到大量前俄狄浦斯期受损的病人表现出退行，因为早年的创伤体验导致他们无法完成自体的发展。这些病人需要修改设置和治疗方法的。一个太节制的精神分析师是在用他的解释与一个健康的自我对话，目标是获得领悟，但这样可能会使这些病人冒超负荷的风险— 而且还有可能使这样的病人重新体验他们在儿童时期经历的创伤体验。
由于引入了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这个争论在近来变得不那么激烈了。一方面驱力和结构理论家承认具有人格障碍的病人需要调整治疗技术。因为只有边缘人格对于突然开始的深的退行比较脆弱，这对分析工作是一个质疑。而另一方面自体心理学家坚持认为一个敏锐的共情的客体体验是“新的开始”的前提条件(Balint)，但是他们也一致认为，一个很深的回到基本缺陷的退行本身并不能促进治疗进展和变化。
尽管治疗性退行概念的用途受到了挑战(Spurling 2008)，大部分精神分析方法都一致同意一个退行本身只能激活一个体验的原始水平，或是重现关系或发展的一个幼稚阶段，这是没有用的。只有在精神分析情境下，病人和治疗师二个人创造的对治疗的冲突性渴望才能在一个退行色彩的治疗关系中促使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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