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威 :看不見的世代變遷,流動的身份認同
社會變遷的發生往往是悄然無聲的。即使這變遷可能帶來激烈的衝擊,甚至是相當程度地撕裂、重組、改造原本的結構,身置其中的我們雖然被深刻地影響了,但往往無法察覺變遷的發生,只是任由這些變遷改變我們的生活。於是,變遷出現時,我們先感覺到生活本身變得不再如往日一般容易與理所當然,然後是社會出現了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媒體工作人員開始報導,接著是相關專家的討論和分析以及提出對策,最後才是官方政策的出現。
社會變遷既然如此不容易清楚地捕捉,如何對社會細瑣的現象進行病徵的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進而提出假設性的推論,也許是可能的參與方式。
本文試圖從當今青年性格的特色著手,試著討論這現象背後的社會變遷及其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青年三個薄弱中的能力
各世代都有不同的處境與問題,然而很不幸地,過去的時代青年的問題 ,如 :「互不信任感」、「自我的紀律」等,仍然出現在現今青年的身上。令人憂慮的是,舊的問題之外,新的問題又相繼出現。以個人的觀點來看,現今青年有三個能力正逐漸衰弱中。
一、愛的能力:
青年人無法體會別人的心情與處境,以致許多以自我為中心的愛情,衍生許多暴力、凶殺的悲劇。此點社會學家多有討論,在此就不多贅言。
二、自信的能力:
雖然現今青年不似以前那般木訥、內向,懂得「炫」出自我,不在意旁人的看法。但那是在群體之中才有的表現,若其獨處,或置於陌生的情境中,突然間,他的能力與自信就會消失殆盡。
三、夢想的能力:
過去的時代裡,在某些社運場合中,我們多少會有一些關乎於整個台灣或者全人類的夢想。然而,每當我問青少年,他們的夢想為何,答案卻不外乎:「當明星,唱歌、演電影」、「選讀有出路的科系,找個好工作」。若找更進一步追問下去,人活著的終極目標是什麼?他們大多會啞口無言。
為什麼這三個能力會逐漸喪失呢?這相當值得我們探討。
成長於物質豐厚、科技發達當下的青少年,按理來說,應是非常快樂幸福的,然而,經過實際的探問與瞭解,我們卻不難發現,他們其寶並不比上一代青少年來得快樂幸福。
現今台灣一直被認為經濟發達、生活富裕,但若與舊時代相比,我們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過去一個男人大概可以撫養三、四個小孩,太太不外出工作,可在家專心相夫教子。但今日,大專學歷的薪水平均三萬多元,僅能供養1.5個人,若有許多貸款要付,太太就必須成為職業婦女,才養得起小孩。
從此觀點來看,台灣雖然經濟繁榮,國民所得提高,我們的生活成本卻也愈來愈高,高到不足以顧及到其他的親人。昔日大家族的結構,有較雄厚的生產能 力,也較團結,能互相照應。如今轉型成小家庭的結構,又社會成本不斷地提高,以至於家庭結構愈來愈薄弱,遂造成兩極化的家庭結構:一是薪水僅能維持小家庭的開銷,若有意外或失敗,家庭就面臨崩潰的危機。當自已都照顧不好時,就會發生棄老、虐待兒童的社會問題。
隔代家庭的問題正是這類社會隱憂的典型。偏遠地區有許多夫妻都到台北工作,薪水連維持自己的生活都有問題,無餘力再照顧孩子,便將子女留在家鄉託父母撫養,而父母多為老弱多病者,根本無力照顧孫子,更演變成許多青少年問題,因為從小沒有被愛的機會,長大後便不懂得如何愛別人。另一個極端則是認真盡責、充滿愛心的父母,為了家庭生計努力工作外,又過度的保護小孩。夫妻每日不停地忙碌,只好用最有效率的物質來彌補或限制小孩。社會治安差,上下學接送,怕小孩吃苦受挫,一切生活所需全部都準備妥當,卻忽略了感情上的互動(要有一定的量才能有好的品質出來)與獨立性的培養。這樣家庭下成長的孩子,自發性、自律性的學習機會被剝奪、被限制,青少年如何會有自信心?如何敢嘗試新的事物?如何經得起挫折呢?
近年來台灣經濟逐漸穩定,成長的比率已進入高原期,社會階級也益加穩固,因而想要往上晉升的機會也愈小,不似六O、七O年代還有「黑手變老闆」的成功故事。過去石油危機時期,廣農村可以吸收大量失業人口,使台灣能安全地度過全球經濟風暴,那是因為農村與大家族是過去社會安全的基礎,像一張大網一樣,能接住任何人在事業位置上摔落下來的人。而今大家庭瓦解,社會福利的安全網尚未完善建立,所以當人們遭失業、變故而失去一切時,便很難避免上演人倫悲劇。現今社會結構的轉變,社會福利的缺乏,造成人的希望愈少,害怕掉下來的危險性愈多,更加沒有自信,因而不敢有夢、不敢嘗試。再者,媒體帶來豐富的資訊,卻又塑造了唯一而永遠不可及的標準。
缺乏社會福利制度所帶來的諸多弊病,也在家族功能漸亡的過程中逐一顯現。過高的經濟負擔、家庭結構變得脆弱,再加上單親家庭、隔代家庭相繼產生, 造成許多青年在功能不足的家庭中成長。因為沒有足夠的愛,也失去愛的能力,自我中心的暴力傾向也就更加突顯,這將是新問題中極為迫切的危機。
經濟發展由奇蹟成長轉為高原期,個人收入換成可撫養的人口數,遠在奇蹟未結束以前就明顯下降。生活的經濟成本提高了,生活可能的成就感的機會卻在下降。這時,社會對個人的效率和速度要求提高,個人的生涯普遍延後(如單身寄生社會的出現),維繫家庭於不墬之地越形困難,於是家庭功能的不足使得家庭的場域不得不縮小,個人被迫釋出,於是獨自面對不安全感的情形增加,互不信任感愈形嚴重。
我自己身為精神科醫生,在面對個案時,可以處理的程度非常有限,因為問題的產生是整個社會結構根基的改變,及社會各層面的影響。這樣說來似乎有些悲觀,但我們還是得面對問題,思考可能的出路,以下幾點是我從家庭層面所提出的解決之道。
一、認知孩子是社會國家所共有的。
當父母雙方自顧不暇,或家庭破碎、功能不足時,子女可由社會共同扶養,並設立育兒津貼,鼓勵母親全職撫育小孩。以瑞典為例,他們認為孩子不僅是父母的,更屬於國家與全體人類,只要是孩子,就應該受到照顧。所以,不僅本國人有撫育孩子的津貼,連外國留學生也有此福利,且全職扶養小孩的母親,也有薪水可領,因為「她」是為國家、為全人類照顧小孩。因此,該國一個育有三個小孩的家庭,連同母親照顧這些小孩的薪水,一個月可以領到台幣三萬多元的支持!
跳脫家庭經濟結構,以整個大環境來思考,可以改變父母對孩子的觀念,減輕父母的焦慮,而不會過度保護小孩;且孩子由社會共同扶養,減輕父母經濟的負擔,便不會有丟棄、虐待兒童的悲劇發生。
二、鼓勵家庭儘早讓小孩獨立,不要因社會混亂而限制他們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