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步入中、老年后，常常会处在“进”与“退”的矛盾选择中。1993年，我辞去了系主任工作，开始了“退”的行程。接着，我从学会的兼职（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普通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报副主编）中“退”下来，也从校内的各种兼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退下”来。1998年当我决心开始进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时，我几乎是“无官一身轻”了。正是“退”为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前进”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时间和精力。这时我的心态是“年轻”的，“没有包袱”、敢于“挑战”，“不知老之将至”。
当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刚刚取得成果，有了可喜的进展时，2005年7月我的老伴经诊断得了卵巢癌，已经是晚期了。这件事对我的家庭和我个人都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经过短时期的焦虑和恐惧，我开始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但是，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我尽了很大努力去探索“救命”的方法，但治疗的效果甚微。她病中一直很坚强，也一直支持我的事业，但我陷入了“无奈”和“无计可施”的境地，最后还是在哀伤中送走了她。为了“抢救生命”，我不得不放慢了自己前进的步伐，甚至有过“全退”的念头。我不信“命运”，但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常常觉得是“命该如此”。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实验室发展了，从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提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很高兴，很振奋，但同时我又处处意识到了年龄的限制，意识到了“退”的必然性。一方面我希望自己能继续为学科、为学校、为实验室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过去几年中，我两次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和一次申请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多次部署自己的研究团队，积极探索新的突破方向，希望让研究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成果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更大影响；在申请国家级自然科学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教学团队等方面，也希望做出努力，能为学校争取到更大、更高的荣誉；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我也尽自己所能，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为提高我校研究生的质量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又常常感受到“年龄”的局限和“退”的压力。因为年龄，这个不能做，那个做不了，做起事情来，觉得力不从心；有些事情只敢想，不敢做，锐气不如当年；许多看似难得的机遇，结果都“擦肩而过”，只能留下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
几年前，我为自己设置过几个努力的目标：1）在未来几年中，争取在国际顶尖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2）培养一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得奖者”的博士生；3）争取《普通心理学》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4）完成《心理学书系》的编写工作，争取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5）推动语言矫正工作，结合口吃矫正开展脑的可塑性研究，将语言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推向应用领域。几年过去了，除了第二个目标已经实现外，其余几个目标，似乎已经变得离自己越来越遥远了。
几年前，我在和一位校领导的谈话中说过，我一直在“时刻准备着”。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可上可下，可进可退。只要学校需要，我会高兴地继续干下去；同样，只要学校需要，我也会高兴地退下来。现在“退”已成定局，传说中的“内部矛盾”终于解决了。但两个月来，通过办博客，外出讲座，我突然找到了新的前进的方向，我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和学生在支持我、帮助我和关心我，我也还有机会继续为年轻一代的成长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不是“进”又是什么?
进中有退，退中又有进，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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