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分析与应用
隐喻与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分析与应用
杨波 张辉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本文原载《外语研究》2008年第5期）
1. 引言
作为人类主要认知识解（construal）和思维方式的隐喻和转喻常常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Jakobson（1960：370）认为，诗歌中存在着相当的融合，“相似性被附加到了邻近性上，转喻带有一点隐喻性，而隐喻带有几分转喻的色彩”。李国南（2001：161-164）也指出，人类的思维过程是极为复杂微妙的心理过程，“邻接联想”和“相似联想”可能交织在一起，同一词项可能兼而有之，例如“笔战”、“蛾眉”和“paper war”、“egghead”。所以，有人认为转喻和隐喻的相互关系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存于同一个语言表达形式中，或者共存于隐喻-转喻连续体中，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国外的认知语言学家非常重视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并提出了几种相互作用模式。本文从隐喻-转喻连续体入手，然后述介几种主要的相互作用模式，并讨论这几种模式在汉语熟语研究中的应用。
2. 隐喻和转喻的基本关系和连续体
2.1转喻是隐喻的基础
要研究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首先有必要重申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出的关于二者在人类基本认知模式中的基础性地位问题，且转喻甚至比隐喻更为基础。在Lakoff & Johnson（1999）的专著中，转喻被用来解释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隐喻的本质，如TIME IS SPACE，因为时间和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相互联系（correlation），这种联系使得这两个存在根本区别的认知域之间系统性的映射成为可能。Grady（1997）进一步指出，很多概念隐喻都可以用经验中的相互联系来解释。还有学者认为在隐喻与转喻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共同关系，隐喻（如管道隐喻）中深深埋藏着一个或者更多的转喻（Grady 1998；Kövecses 2002；Celia Martín de León 2004）。Radden & Kövecses（1999）还从语义三角关系论证转喻更具本原性，即语言在本质上是转喻的。此外，中外研究者（如Niemeier 2000；张建理2005）对于心（heart）的研究也有着类似的结论，即关于心的隐喻最终都依赖于更早的转喻认知，所以很多隐喻都有其转喻基础。
2.2隐喻和转喻的连续体
关于隐喻和转喻的连续体问题，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二者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模式，而连续体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二者相互作用中转喻是隐喻的基础这一基本事实。
Radden（2000：93-105）认为转喻为隐喻的两个概念域提供了联系的（associative）、理据性的连接。在转喻-隐喻连续体中，转喻和隐喻分居两端，中间地带则是基于转喻的隐喻。Radden（2002：409）后来又提出了“字面义—转喻—隐喻连续体”，指出这一连续体跟Grady & Johnson（2002）提出的基本场境（primary scene）、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和合并/分离（conflation/deconflation）的发展模式有密切联系。“UP”和“MORE”的概念可以说明“字面义—转喻—隐喻连续体”（如图1 ibid.：410）上的四个阶段：字面义用法阶段由一个单一的概念如垂直性表示；合并阶段应用于“基本场境”上，既当更多的液体注入容器中，我们看到容器中的液面在上升；在分离的第三发展阶段中，“UP|MORE”这一合并概念分离为两个独立的概念，但还是在统一的认知域之中，这就是完全的转喻了；在最后的第四阶段中，概念“UP”和“MORE”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认知域，这就是Grady所说的“基本隐喻”。由于基本隐喻是在基本场境中产生的，并包括合并和分离的阶段，因此这一隐喻的基础是转喻，Radden称之为基于转喻的隐喻。而且，这样的隐喻比没有转喻基础的隐喻更为自然。
UP
UP+MORE
UP|MORE
metaphor
MORE IS UP
full metonymy
UP FOR MORE
partial metonymy
UP FOR UP +MORE
literalness
deconflation
conflation
UP
MORE
图1：从字面义到隐喻义：UP and MORE
Niemeier（2000：199）研究英语中关于心的隐喻，指出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转喻先于隐喻，并且区分了四个类别来分别体现转喻和隐喻的不同连接程度。第一类是意义的最具体层，包含明显的转喻基础，如“heart as a metonymy for the person”；第二类中转喻仍然可见，但不如第一类明显，如“heart as a living organism”，此时的“heart”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第三类的转喻更加不明显，但转喻和隐喻之间还是能够建立连接，如“the heart as an object of value”；第四类中的隐喻乍一看没有任何转喻过程，如“the heart as a container”。其中，第一类是其它三类的基础，而且越往第四类靠拢，语言表达就越像是隐喻表达，而它们与早先的转喻的关系就越不明显。我们认为这四个类别也是隐喻和转喻连续体的例子。
Ruiz de Mendoza（2000：109-115）也分析了从隐喻到转喻的连续体，区分了两类隐喻（隐喻是否为认知域提供结构）和两类转喻，即源域是靶域的一个次域（“source-in-target”）和靶域是源域的一个次域（“target-in-source”）的转喻，并提出从隐喻到转喻的连续体：多对应隐喻→单对应隐喻→谓述（predicative）用法的转喻→指称转喻。Ruiz de Mendoza和Velasco（2001）还发现，转喻比隐喻更接近于单对应，而且对应关系的数量和认知域的性质关系到隐喻和转喻的指称用法或者谓述用法，谓述转喻就与单对应隐喻在很大程度上相似。此外，转喻用于谓述的可能性低，用于指称的可能性高；而隐喻相反。他们提出的连续体如图2（ibid.：4）：
metaphor metaphor
（predicative uses） （referential uses）
* * * * *
Many-correspondence Metonymy Metonymy
metaphor （predicative uses） （referential uses）
One-correspondence One-correspondence
图2：隐喻-转喻连续体
Dirven（2002：81-83）在区分三类转喻，即线性（linear）转喻、连接（conjunctive）转喻和包含（inclusive）转喻的基础上也分析了转喻和隐喻的连续体。作者得出：首先，组合和聚合关系的不同性质构成了差异，在组合轴上存在渐变（gradations）：线性转喻、连接转喻和包含转喻。其次，转喻中两个相关联的域或次域被识解为一个母域；隐喻中一个认知域在映射过程中被抹去了。最后，尽管存在这些差异，非比喻义和比喻义的区分和上述区分交叉。因此，最好把转喻和隐喻的不同例子作为一个连续体上的点，非比喻性在一端，而复杂的比喻性在另一端，如图3（ibid.：93）所示：
Linear metonymy conjunctive metonymy inclusive metonymy metaphor
（a） （b） （c） （d） （e）
non-figurative figurative
syntagmatic paradigmatic
a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do not mean the same. b Tea was a large meal for the Wicksteeds. c The Crown has not withheld its assent. d He has a good head on him. e Kreik-Lambik is eating and drinking together.
图3：转喻-隐喻连续体
最后，Deignan（2005）区分了从转喻到隐喻的五个渐变类别：转喻→来自转喻的隐喻→隐喻中的转喻→基于转喻的隐喻→隐喻，并指明了各自的特征，给出了具体的例子，如图4。Deignan同时也指出这五个分类不是离散的，部分例子可能位于类与类之间的分界线上，因此我们最好也把这个渐变分类视为转喻到隐喻的连续体。
图4：转喻到隐喻的渐变
可以看出，转喻和隐喻通常和字面义/非比喻义和比喻义结合起来形成连续体，并且这个连续体较为复杂，通常需要结合功能和用法进行分析。这个连续体或者渐变过程主要是从转喻到隐喻，转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扮演着隐喻的基础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隐喻和转喻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几种主要模式。
3. 隐喻和转喻相互作用模式种种
国外的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五种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它们分别是Goossens的“隐转喻”（metaphtonymy）、Radden和Barcelona的隐喻的转喻理据、Riemer的后隐喻和后转喻、Ruiz de Mendoza的概念相互作用模式以及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prismatic model）。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述介这五种相互作用模式，并结合汉语熟语的例子作适当的应用性分析。
3.1 Goossens的隐转喻
Goossens（1990）指出，虽然在原则上隐喻和转喻是两个不同的认知过程，但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在语言中结合在一起。有鉴于此，Goossens创造了“metaphtonymy”（隐转喻）一词来指称二者的相互作用现象。这样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后来的研究大都以之为参照。该研究以语料库为基础，从暴力行为、声音和身体部位的例子中区分了四类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关系：（1）metaphor from metonymy；（2）metonymy within metaphor；（3）metaphor within metonymy；（4）metonymy from metaphor。其中，前两类居多，后两类很少甚至没有，所以我们只讨论前面两类例子。
对于第一类来自转喻的隐喻这类相互作用模式来讲，我们可以说转喻是隐喻的基础。换句话说，语义起源于转喻的思维和语境中，其中非语言的和语言的信息相互关联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不同情境中的隐喻，但该隐喻与其转喻起源有某种程度的关联，详见请看Goossens（ibid.）对例子“talk with one’s tongue in one’s cheek”（口是心非）的分析。再请看汉语研究者分析过的几个例子：绿色通道、绿卡、绿色家电、绿色照明、绿色煤炭、绿色消费。这些例子都是“绿色”的隐喻性用法，其来源域是人们的直接所指，即颜色，其目标域分别是通畅、节能、天然环保和健康。我们注意到，在来源域和目标域的映现之间存在着一层薄弱的概念连接，即以概念的邻近为基础的转喻映现。“绿色”之所以指畅通，是因为绿色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时的颜色是一致的。绿色与天然环保和健康之间的连接也是以转喻邻近性为基础，都是人们感知的结果。这一点说明，从来源域到目标域的映现过程并非是跳跃的，而是蕴涵着一种梯度的升华和提炼，转喻从中起了桥梁作用。
Goossens（2002：356-357）关于“Oh dear,”she giggled, “I’d quite forgotten”的讨论是很具争议性的。一种解释是她说话的同时在咯咯地笑，这是一种提喻关系（synecdochic），用部分来表达整体，这是一个纯粹的转喻。另一种解释是她说这话的样子仿佛在咯咯地笑，因此这里存在着认知域的跨越，是一个隐喻的例子。这种隐喻解释与转喻解释的概念连接仍然存在，见图5（ibid.：357），图中虚线箭头表示的是概念连接。
A
B
B
A
图5：来自转喻的隐喻
Goossens（ibid.：368）认为“相似性”的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意识之上的，即A和B通常在同一域中处于邻近关系，这一经常的邻近性为我们的离散的域之间的映射提供了“自然的”、经验的基础。如“beat one’s breast”（make a noisy open show of sorrow that may be partly pretence），这个例子中的转喻基础是人们在公开忏悔自己的罪恶时击打自己胸部这个宗教惯例。
在隐喻中的转喻一类例子中，我们得到嵌入（built-in）隐喻的转喻。比如这类转喻包含的身体部分如“tongue”和“ear”等在两个认知域（A和B）中是共享的成分“x”，因其功能的不同而区分为x 和x’，见图6（ibid.：363）。通常，这个成分只在靶域中发挥转喻的作用，而在源域中其解释只是字面的或者（往往是）重新解释为隐喻。如“bite one’s tongue off”（be sorry for what one has just said），在例句“I should/could bite my tongue off”中，源域中“tongue”可以按照其字面义来解释，理解成一种很夸张的自我惩罚的形式，而将其映射到语言行为上，我们得到的是类似于“depriving oneself of one’s ability to speak”，这里的转喻是从“tongue”到作为整体的“speech faculty”。类似的例子还有“catch someone’s ear”（catch someone’s sympathetic attention or notice），如“She caught the minister’s ear and persuaded him to accept her plan。”源域中的“minister’s ear”应该被隐喻性地解释为运动中的某个实体，而靶域中“minister’s ear”却被转喻地用来指代“minister”和“minister’s attention”。此外，汉语熟语“唇枪舌剑”也是如此，整体上看它是一个隐喻，表示的是“争论激烈，言辞锋利”，而其中的唇、舌都转喻性地指代言语能力。
X
A
X’
B
图6：隐喻中的转喻
3.2 Barcelona和Radden提出的隐喻的转喻理据
Barcelona（2000：31）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每一个隐喻映射都预设（presuppose）一个概念上更早的转喻映射。同时，Barcelona把“（为隐喻）提供理据”（motivate metaphor）理解为“作为（隐喻的）概念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因此，在大多数语义延伸中，以转喻和提喻（synecdoche）为基础的延伸先于隐喻为基础的延伸。Barcelona（ibid.：10-12）认为隐喻和转喻互动或者组合可以归为两个大的类别：一是纯概念层次的互动，二是同一语言表达中隐喻和转喻的纯文本的同示（co-instantiation）。概念层次的互动更为重要，又可以再分为两个类型：一是隐喻的转喻性概念理据；二是转喻的隐喻性概念理据，此类例子相对较少，所以我们主要看第一类例子。比如“SADNESS IS DOWN”和“HAPPINESS IS UP”这两个隐喻在概念上都是以转喻为理据的，以“sadness”的行为效果指代这一情感。同样，以“anger”的生理反应指代这一情感，如“I had reached boiling point./she got all steamed up/when I told him, he just exploded”。Barcelona（ibid.：36-38）还分析了通感表达“loud music/ loud color”的例子，认为隐喻被靶域的转喻模式激活和限制。而在有的例子中，隐喻的产生是对转喻的概括（generalization），比如对“black mood”（Jane is in a black mood today）的解释是：这句话的总的隐喻是“NEGATIVE（EMOTION）IS DARK（AND EXTREMELY NEGATIVE [EMOTION] IS BLACK”。“Darkness”（作为源域）与负面价值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作为靶域）之间存在着转喻连接，这个转喻连结产生了另一个联系“DARK（source）FOR NEGATIVE VALUE JUDGMENT OF DARK（target）”。最终，Barcelona（ibid.：42）确定了两类转喻理据。第一类中，隐喻是由对目标域的转喻性的先认识（pre-comprehension）提供理据的，并且这个先认识决定来源域的选择（如“loud music/ loud color”）；第二类中的隐喻是从压缩隐喻映射的经验基础的转喻发展而来的，该发展过程与概括或抽象的过程一致，其本身就是转喻性的（如SADNESS IS DOWN）。
Radden（2000：93-105）与Barcelona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认为基于转喻的隐喻可以分为四类：（1）概念域有共同的经验基础的基于转喻的隐喻，如“MORE IS UP/LESS IS DOWN”、“HAPPY IS UP/SAD IS DOWN”、“FUNCTIONAL IS UP/DYSFUNCTIONAL IS DOWN”、“IMPORTANT IS BIG/UMIMPORTANT IS SMALL”等；（2）概念域通过隐含义（implicature）联系起来的基于转喻的隐喻，其转喻源域是会话含义，比如KNOWING IS SEEING被分裂为SEE PLUS KNOW（I know it because of seeing it），还有事件和结果HOLDING PLUS PESSESSION （如hold a driver’s license, hold power）、地点和活动PLACE PLUS ACTIVITY（如I am in my study but can’t concentrate）等；（3）概念域涉及范畴结构的基于转喻的隐喻，如范畴与其成员的关系“pill for birth control pill”、 “aspirin for pain-relieving tablets”，范畴与其突显成员的关系PHYSICAL INJURY PLUS HARM（如you are hurting my feelings）；（4）概念域通过一个文化模式而相互联系起来的基于转喻的隐喻，典型的例子是管道隐喻COMMUNICAITON IS TRANSFER（如I didn’t get my point across.）。
3.3 Riemer的后转喻和后隐喻
Riemer（2002：379-381）研究了“撞击/击打动词”（percussion/impact[P/I]verbs）的隐喻和转喻互动，即以“hit”为意义中心的动词，提出了后转喻（post-metonymy）和后隐喻的（post-metaphor）的概念。后转喻原本是转喻性的语义延伸，被概括或者常规化后它们不再依赖于其所指中的P/I的出现：其使用的语境超越了其原本适当的域。同样，后隐喻原本是P/I表达形式的隐喻应用，但是与P/I的连接已经不在了，但继续表达原本由该隐喻所例示的意思。Riemer的研究想说明的是，有些语义延伸并不是像先前Goossens所讲的那样是隐喻和转喻两种认知过程的混合物，它们不再是真正的转喻和隐喻，而是后转喻和（更稀少的）后隐喻，而制约这些延伸类型的联系也不是像Goossens所讲的合并式的（combinatory），而是概括的和“后范畴化的”（post-categorical）。
请看例句：
（1） They had a disagreement and the landlady kicked him out of the house.（ibid.：385）
（2） 证监会稽查局和证券犯罪侦查局尚未出面，地方公安局就临门一脚将顾雏军踢进看守所。（新华网）
（3） ……于是他觉得终于找到了生意不好的原因。回来这就张罗着踢开代理商，直接做终端。（新华网）
（4） 五角大楼最初委托一家公司做这项研究，但九个月后就把它踢到一旁自己来搞。（2005年10月21日《环球时报》）
（5） ……30%的人口在贫困线下挣扎，全城有12000幢房屋被废弃，底特律甚至被踢出了全美十大城市排行榜。
“kick”和“踢”都表示“抬起腿用脚撞击”。在上面的五个例子中，所有“kick”或“踢”的意思均不是其字面义。例（1）中的女士可以使用各种方法使那个男人离开房间，如喊叫和言语威胁等，并不是非要包含“抬起腿用脚撞击”的意思。在其它例子，尤其是在例（3）到例（5）中，“踢”均包含被迫进入或离开的意思，但均不包含实际的用脚踢的意思。不管“踢”（或“kick”）的场景的细节是怎么样的，因为施事者的某一暴力的行为（或隐喻意义上的暴力的行为），受事者如“the man”、顾雏军、代理商、受托公司、底特律城都被迫进入或者离开了。一方面，“踢”和“kick”具有明显的隐喻性：在结果以及施事者和受事者之间的控制关系上，人们把所指的场景想象成为类似于真正的“踢”的场景。“踢”实际上具体地说明了施事者与受事者之间的权势关系。而另一方面，“踢”与“被迫离开”又具有转喻的联系，因为“踢”的行为可突显强迫某人离开，因此“踢”的这一扩展义可以看作是动词基本义的部分效应或意图，这是一种典型的转喻关系。来源义经过重新解释和常规化，以至于它甚至可疑应用于原本不适合的语境中，即没有“用脚踢”的语境中，获得“被迫离开或进入”的扩展义的唯一依据就是已经消失的转喻语境。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汉语三字格惯用语中常规化过程和隐喻和转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6） 这小子真是个熊包，事情刚开始就打退堂鼓。
（7） 应该进一步完善制度、法规，防止少数人打擦边球。
（8） 我们贫困地区做经济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搞浮夸。
（9） 王老师经常利用假日给学习成绩差的同学吃小灶，帮助他们提高成绩。
（10） 新兵打靶吃鸭蛋并不是稀罕事。
（11） 相比之下，能到银行、税收部门工作就是吃肥肉了。
从上面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撞击/击打”（P/I）表达在两种情况下会变成后转喻：一种是当话语中所指称的物体的消失会使原有转喻连接不复存在，如例句（6），“打退堂鼓”原指旧时官员退堂时击鼓为号，现在这种情景已经不存在了，不了解这一历史背景的人无法理解和恢复原有的转喻映现；另一种情况是词语被用来指一切与原有的转喻相同的一种情境，以至于还可以包括与“撞击”和“吃”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组同样普遍的事件。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进行较详细的说明。在例（7）中，“打擦边球”原指打从乒乓球桌边擦过的险球，现在却指跟“打擦边球”没有任何关系的事件，而是指处于临界或刚刚符合政策规定的行为和事件。在例（9）中，“吃小灶”原指在集体伙食中为少数领导人用小灶做饭菜，例句中指享受特殊的额外补课的待遇，与“吃”已没有多大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后转喻。另外，“小灶”一词本身就是转喻，指用小灶做的饭菜。根据Riemer（ibid.：395-397）的解释，我们认为，在上面的6个例子中，斜体的词语的语义扩延伸途径如下：动词“打”和“吃”意义被扩展了，包括了比“打”和“吃”的范畴更大的，而且没有原来“打”和“吃”的动作的事件和情况，由此形成了一个后转喻语境（post-metonymic context），并获得相应的延伸义。
3.4 Ruiz de Mendoza的概念相互作用模式
Ruiz de Mendoza（1997，1999，2000）提出了与上述Barcelona和Radden不同的看法，认为转喻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在概念互动中对隐喻起到辅助性（subsidiary）的作用，并且提出了隐喻和转喻互动模式的分类。该分类建立在两条标准之上：一是转喻映射发生的位置（要么是隐喻的源域，要么是靶域）；二是转喻的范围（即可能是整个隐喻认知域或者只是其对应要素之一）（96）。Díez Velasco（2001）曾全面地总结出隐喻和转喻的6种相互作用模式：
1）隐喻源域中的转喻延伸，如“to beat one’s breast”：
Source
Target X
Metonymy一y
Source Metaphor Target
X’
2）隐喻靶域中的转喻延伸，如“to knit one’s brows”：
Source
Target X'
Metonymy
X
Source Metaphor Target
3）隐喻靶域的对应要素之一的转喻压缩，如“to win someone’s heart”：
X
Y
Z
X’
Y’
Source
Et Z’
Metonymy
Source Metaphor Target
Target Z’
4）隐喻源域的对应要素之一的转喻压缩（暂无例子）
X’
Y’
Z’
X
Y
Source
Metonymy
Source Metaphor Target
Target Z
5）隐喻源域的对应要素之一的转喻扩展，如“to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X’
Y’
Z’
X
Y
Target
Metonymy
Source Metaphor Target
Source
6）隐喻靶域的对应要素之一的转喻扩展，如“to catch someone’s ear”：
X
Y
Z
X’
Y’
Target Z’
Metonymy
Source Metaphor Target
Source
下面图7（Ruiz de Mendoza & Diez Velasco 2002：519）就是讨论较多的例子“to beat one’s breast”在Ruiz de Mendoza的概念相互作用模式中的具体分析。该例属于第一种模式隐喻源域中的转喻延伸。
a certain person
makes an open show
— which may be
a pretence —
in order to express
his sorrow about
a certain situation
a person beats
his breast
SOURCE
a person beats
his breast TARGET
in order to show his
sorrow about a situation
METONYMY
SOURCE METAPHOR TARGET
图7：to beat one’s breast的隐喻和转喻相互作用模式
Ruiz de Mendoza & Diez Velasco（ibid.：518-529）指出，根据转喻的域内性，转喻总是在概念互动中相对隐喻处于次要地位，即它们发生于隐喻的源域或者是靶域中，而跨域的隐喻映射则为转喻的扩展和压缩提供了自然框架。在涉及到隐喻映射的概念互动中，隐喻总是为概念互动提供基本的模式，而转喻在概念互动中总是对隐喻和意象图式结构起辅助作用。
3.5 Geeraerts的隐喻和转喻相互作用棱柱形模式
Geeraerts（2002）提出的棱柱形模式（Prismatic Model）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熟语和复合词的语义。他认为，熟语和复合词的语义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两种类型的词语的语义都是由基本成分构成的。下面我们在介绍该模式的基础上分析汉语熟语的例子。
3.5.1 棱柱形模式
3.5.1.1 同构性和理据性（isomorphism & motivation）
1
4
2
3
6
5
在讨论同构性和理据性之前，我们先要了解组构性（compositionality）。Geeraerts（ibid.：437-439）指出，就组构性来讲，动态的观点认为，复合词的语义是在其组成成分语义的基础上由下至上地推理出来的，这一过程称为组合的派生过程（derivational process）。非动态的观点则是不管是由下至上或由上至下的推理，词语整体的语义和词语组成成分的语义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他把动态的观点仍称为组构性，而把非动态的观点称为同构性。同构性说明，在词语的形式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即在词语整体的语义和其组成成分语义之间存在着系统的相关关系。Geeraerts（ibid.）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在原则上区分两种非派生性（underivability）：第一种是组合性非派生性（也就是非组构性）；第二种是聚合性非派生性。后者指的是从词语的字面义到其比喻义的语义扩展的透明性。如果我们根据其字面义能够派生出其比喻义，其理据影像（image）存在，这种派生性称为理据性（motivation）。因为这个模式的形状像棱柱，故称之为棱柱形模式。Geeraerts（ibid.：438）提出，习语的语义关系可以用棱柱形的结构表示，并且假设这些习语只包含了两个词汇（如图8）。理据性指表现为图中的上下三条聚合线，组合同构性体现为图中的前后两个三角。
1. 词语整体的字面义解读；2. 第一个组成成分的字面义解读；3. 第二个组成成分的字面义解读；4. 词语整体的比喻义、惯用义解读；5. 第一个组成成分的比喻义解读；6. 第二个组成成分的比喻义解读。
图8：棱柱形模式
3.5.1.2 隐喻和转喻的互动的三种区分
Geeraerts（ibid.454-461）区分了三类隐喻和转喻的互动：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隐喻和转喻并行发生、隐喻和转喻交替（interchangeably）发生。
隐喻和转喻连续发生（如图9 ibid.：456）：复合表达的语义的理据连接之一包含了先后两个语义延伸。如“sheep’s head”指“stupid person”，先是一个隐喻延伸，然后是转喻。这一类中还包括两个转喻先后发生的例子，如“hanglip”指“unhappy, sulky, pouting person”。先是属性-属性拥有者，然后是果-因。
1
3
4
METAPHOR
5
METONYMY
2
1. Sheep’s head 2. Sheep 3. Head 4.（Human）head like that of a sheep 5. Stupid person
图9： sheep’s head的连续顺序
隐喻和转喻并行发生（如图10 ibid.：457）：复合表达的语义的不同理据连接存在差别。
1
3
6
METAPHOR
9
2
4
7
8
5
METONYMY
METONYMY
METONYMY
METONYMY
IDENTITY
1. Sheep’s head 2. Sheep 3. Head 4. Sheep-like 5. Head
6.（Human）head like that of a sheep 7. Stupid 8. Person 9. Stupid person
图10：sheep’s head的并行顺序
隐喻和转喻交替发生：不同的变化包含了隐喻性的或者转喻性的理据连接的不同组合。例如，“swimming cap”指“bald person”。先转喻：“cap”—“person with cap”，后隐喻：“people”看起来像“person with cap”；或者反过来，先隐喻：“head”像“with hat”，后转喻：“people with such head”。
3.5.2 汉语熟语语义分析与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
当我们用棱柱形模式分析汉语熟语语义时，我们主要是考察同构性和理据性的各种组合的关系。根据图8，一方面，理据性不仅指的是1-4的聚合关系，而且还指2-5和3-6的聚合关系；另一方面，组合性的同构性指1-2-3三角和4-5-6三角。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我们最关注的是熟语整体的比喻惯用义（图8中第4部分）。下面我们试以“饮鸩止渴”和“煮豆燃萁”两个汉语熟语为例进行分析和说明。
先看“饮鸩止渴”，这类熟语在字面组构性、同构性、投射关系和成分理据性方面特征明显。该成语首先唤起“服毒止渴”的字面场境，这同时也形成了我们进一步理解成语的心理表征，从而获得“使用有害方法解决问题”的真正意义。事实上我们使用这样的熟语时，调用的是其熟语义。换句话说，我们主动抑制了字面场境，同时强化了位于其后的比喻场境。
1
3
4
7
2
5
8
9
6
隐喻（目的）
隐喻（方法）
转喻（结果）
转喻（因果）
整合推理
隐喻
1. 饮鸩止渴 2. 饮鸩 3. 止渴 4. 使用有害方法解决问题
5. 使用有害方法 6. 解决问题 7. 只看眼前，不顾后果 8. 人死 9. 渴止
图11：“饮鸩止渴”的棱柱形图
套用VP+NP结构，我们可以将其语义改写为“使用有害方法解决问题”这一双动宾结构。很明显，“饮”与“使用”、“鸩”与“有害方法”、“止”与“解决”、“渴”与“问题”之间存在较为直接的概念对应关系，字面义与比喻义之间的概念相似性也比较明显，即从2到5、3到6和1到4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隐喻投射关系。事实上，我们对该成语的比喻义的理解还可以延伸到7，此时从5到8是因-果类转喻，从6到9是事件过程-结果类转喻，从4到7的过程需要我们在理解因果关系造成的方法-目的-结果三者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整合推理（此处用概念整合网络的分析方法应该更清晰明了）。
再看“煮豆燃萁”这个熟语。此类熟语具有字面的组构性，但并不体现投射关系、同构性和理据性，尤其是对于一个不知其来源的人而言。从字面场境反映出的“烹饪”事件中不容易找出与其比喻义的“杀戮”事件在概念上的联系。如果使用者知道《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即魏文帝曹丕欲加害其弟曹植，令其在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不料曹植应声为诗，其中就有“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句，那么这些诗句就将“煮豆”、“燃萁”这样的烹饪事件与兄弟残杀联系了起来，并进一步扩展用于内部*的事件或者情形，从而架设了字面义与比喻义之桥。
1
3
4
7
2
5
6
转喻
转喻
转喻
隐喻
Y
1. 煮豆燃萁 2. 煮豆 3. 燃萁 4.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5. 豆在釜中泣 6. 萁在釜下燃 7. 兄弟残杀/内部*
图12： “煮豆燃萁”的棱柱形图
结合上图，这类成语的突出特点是单个字面组成成分对推导比喻义没有直接贡献，即仅从2或3，我们难以到达4或者7；其整合而成的字面义也不能推导出比喻义，即仅从1我们也无法到达4或者7。而只有在语言使用者熟知这类熟语的出处时，即图中虚线部分5、6、4，并结合出处推理一番，我们才能将两层语义从概念上联系起来。具体地讲，从2到5和从3到6都是“部分代整体”转喻，而从1到4既可以说是“部分代整体”转喻，也可以说是根据诗句内容推导出来的隐含结论。如果我们只考虑字面义1和比喻义7，那么我们就只能简单地说这是用烹饪场景来喻指杀戮场景，即从1到7是隐喻。
4. 结论
从以上关于转喻和隐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模式的讨论中，我们发现转喻确实也是人类基本认知模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比隐喻更为基础，为隐喻提供理据。在五种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中，Goossens的开创性的隐转喻相互作用的四种模式中，来自转喻的隐喻和隐喻中的转喻居多，转喻解读是隐喻用法的基础。Barcelona和Radden关于隐喻的转喻理据的讨论进一步肯定了二者相互作用中转喻的基础性地位。Riemer的后转喻和后隐喻理论则专门分析了撞击/击打动词的转喻性的语义延伸和语义关系的常规化过程。Ruiz de Mendoza和Geeraerts对二者相互作用的分析是最详细的。Ruiz de Mendoza的模式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认为转喻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概念互动中对隐喻起到辅助作用。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体现了熟语和复合词的字面义与比喻义中的同构性和理据性，并且区分了隐喻和转喻连续、并行和交替发生三种互动方式。这些相互作用模式对汉语熟语的研究具有启发性，而且可以很好地应用到汉语熟语的分析中去。此外，我们也看到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的进一步结合可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如Fauconnier & Turner（1999）提出的转喻映射限制观和Turner & Fauconnier（2000）对典型例子“the Grim Reaper”的分析。
参考文献:
[1] Barcelona, A. 2000. 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i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C] // A. Barcelon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31-58.
[2] Celia Martín de León, L. P. 2004. Metonymic motivation of the conduit metaphor [J]. Metaphorik. de (06): 79-90.
[3] Deignan, Alice. 2005. A corpus 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onymy and metaphor [J] Style (Vol.39, No. 1).
[4] Díez Velasco. 2001. Metaphor, metonymy, and image-schemas: an analysi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patterns [J].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3（2）：47-63.
[5] Dirven, R. 2002. Metonymy and metaphor: Different mental strategies of conceptualization [C] //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75-111.
[6] Fauconnier, G. & M. Turner. 1999.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 // Klaus-Uwe Panther & G. Radden.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77-90.
[7] Geeraerts, D. 2002.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osite expressions [C] //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434-465.
[8] Goossens, L. 1990.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23-340.
[9] Goossens, L. 2002.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C] //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349-377.
[10] Grady, J. 1997. Theories are buildings revisited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8): 267-290.
[11] Grady, J. 1998. The “conduit metaphor” revisited: A reassessment of metaphors for communication [C] // J. P. Koenig.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Stanford: CSLI.
[12] Grady, J. & C. Johnson. 2002. Converging evidence of the notions of subscene and primary scene [C] //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533-554.
[13] Jakobson, R.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C] // A. S. Thomas.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350-377.
[14] Kövecses, Z.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6] Niemeier, Susanne. 2000. Straight from the heart-metonymic and metaphorical explorations [C] // A. Barcelon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195-213.
[17] Radden, G. 2000.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C] // A. Barcelon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93-108.
[18] Radden, G. 2002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C] //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407-434.
[19] Radden, G. & Z. Kö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 C ] / /Klaus-Uwe Panther & G. Radden.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7-60.
[20] Riemer, N. 2002. When is a metonymy no longer a metonymy? [C] //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379-406.
[21] Ruiz de Mendoza. 1997. Metaphor,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raction [J]. Atlantis 19(1): 281-295.
[22] Ruiz de Mendoza. 1997. Metaphor,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raction [J]. Atlantis 19(1): 281-295.
[23] Ruiz de Mendoza. 1999. From semantic underdetermination via metaphor and metonymy to conceptual interaction [J]. Laud . 492: Essen:1-21.
[24] Ruiz de Mendoza. 2000. The role of mappings and domains in understanding metonymy [C] // A. Barcelon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109-132.
[25] Ruiz de Mendoza & Díez Velasco 2002. Patterns of Conceptual interaction [C] //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489-532.
[26] Turner, M. & G. Fauconnier, 2000. Metaphor, metonymy, and binding [C] //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lton de Gruyter: 133-145.
[27] 李国南. 2001. 辞格与词汇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8] 张建理. 2005. 汉语“心”的多义网络：转喻和隐喻 [J]. 修辞学习（1）：4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