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配对
分析情境是两种人格的一种碰撞,无论怎样它都被这种相遇,被分析情境中的双方所决定。但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发现这个概念并不令人信服。
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是分析配对的问题。不同学派的分析师都坚持认为我们已经知道可分析性的概念特指病人而言;但是,在上述,它也可以包括分析师。易接近性是一个比较有联系的概念。我们很难说一个病人是不可接近的。而这样说更合乎逻辑,在分析中,病人对我来说不可接近,而我因此卷入了他的失败。至少我理解了这一点,分析配对的概念要比责任分担深得多。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像精神分析这样的工作,成功或是失败都应该归于医患双方。婚姻也是如此。
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更为特殊的一些事情:是否某一病人对一个分析师的反应会比对另一个分析师要好,同样,是不是一个分析师对某些病人的反应要比其他病人要好。只有这些属实,分析配对的概念才能被支持。
理论基础,我们中的Liberman和Barangers赞同分析配对的概念,而且美国的Maxwell Gitelson(1952)也坚决支持配对的概念。
尽管有着不同的Liberman从《补充语言风格》就开始了。心理变态是对强迫性神经症而言,例如行为的语言——史诗风格——是沉思的语言——叙事风格。(Liberman在《实验基础的原始数据》和《主要实际障碍的病人:心理变态,变态,成瘾,躁抑症和精神分裂症》)
强迫性神经症的治疗在当个体能更多的凭借行为语言时,就开始成功了;反之亦然,当心理变态病人开始反省,当他突然开始意识到他现在感到压抑,不得不去思考时,他就开始有改变了。(我能够一步步跟着这令人迷惑的过程,走入到我多年以前治疗过的心理变态病人。)
我知道Liberman说的不只是为说明补充风格,提到精神病理学:而是为了解释强迫性神经症有必要使用行为语言——,如Bion所说的一种有成就的语言。反过来,对心理变态的好的解释,细节上是简单的,通常,他所作的就表明了他行为的次序和结果;这样,看起来完全不是解释的解释,就成了个案的最全面的解释。
自我有可操作性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其他纷扰,分析配对存在。绝对胜任的分析师要做的是形成所要求的分析配对;在这一点上,与Liberman等的观点一样。分析师应该有理想的可塑性的自我。我认为通过这样,分析配对的思想被驳倒而不是肯定,因为分析师的可调性越大,他就会成为越好的分析师。
Liberman的补充风格理论,是对技术和精神病理学有价值的一个补充。但使得各种性质的人的灵活性越大,他就能够建立越好的配对,提供给病人所缺乏的注解。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好的配对通常是由最好的分析师建立的。
Barangers的观点则不同。他们最初是建立场和壁垒的理论。场基本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情形,忽而来自配对的一方,忽而来自另一方的力量横穿这个场。
在特定的时刻,场确定是围绕着壁垒。这意味着分析师对某些情境比较敏感。壁垒理论假设通常是因为分析师产生了壁垒,因为壁垒是一种场的现象。尽管是病人构造了壁垒,但壁垒一直是和分析师的局限之处联系在一起的。配对的失败是因为一方做了什么而另一方没能解决。
Barangers(1961-1962)在《作为动力场的分析情境》中,清楚的定义了分析情境的二人场的概念,而且肯定它是一个构筑在无意识幻想基础上的配对——场,它不是只属于被分析者一方,而是属于分析双方。分析师不能是一面镜子,因为镜子是不作解释的。(Baranger和Baranger,1969,p.140)
分析任务不仅仅是理解被分析者的基本幻想,而且还要加入构筑这种配对——关系的一些东西。自然,这也意味着分析师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自己的全能地位。就是说,我们就能够分析有较多或较少局限的人。不必说,这不是说我们在见到被分析者第一眼的时候,能感觉到可能出现的“同情”或“反感”,而是一个比这要复杂的多的过程。(Baranger和Baranger,1969,p.141)
这种位置很清楚,但它不包含对这些“复杂的多的过程”的满意解释,因为这种复杂性可能和解释的模糊性有关,不是特别和互动相关,这常常让分析师得经受考验。我们有必要证明这一点,在等待证明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思考,最好的分析师,能成功的避开分析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那些难以预测的陷阱,能够成功的拆除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