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双重国籍的心理学家克赫曼（Daniel Kahneman） 和他的伙伴 Amos Tversky
亲密得就象一个人一样，他们共同奋斗，向有关人们是如何形成判断及如何选择的传统观念 进行了挑战。
上个月，普林斯顿的教授克赫曼博士与乔治大学的Smith教授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Kahneman教授说：因为这个奖不颁给已去世的人，要不然于1996年去世的Tversky
博士也应该分享这一荣誉。68岁的克赫曼博士说：我觉得这个奖是我俩一起得的，我们像兄弟一样共同工作已有一个世纪了。
他们于1969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就开始了合作，那时他们形影不离，或漫步在希伯来大学的草地上，或坐在某个小咖啡馆里，或在他俩共有的办公室里喝着速溶咖啡，他们总是在交谈，谈论他们共同研究的问题。后来Tversky
博士到美国斯坦福任教，克赫曼博士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们每天都要通几次电话。
他们对著作中的每句话字斟句酌，
直到形成一个完美的结论，现在这部书已成了研究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经典专著。出书时不知将谁的名字放在前面，他们只好抛硬币决定。Tversky
博士长得瘦长结实，充满魅力，要年轻几岁。克赫曼博士则睿智无比，温和一些，多点直觉，看起来显得笨拙些。他们两个心理学家在一起共同建立了一套理论解释了人们在危险及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判断及决定。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假设人们的信仰及决定都合乎逻辑，他们将理论建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基础上，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寻求每个机会来提高他们的利益并使自己快乐。但克赫曼博士和Tversky博士强调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不合逻辑的，他们的选择与判断不能与经济学的理想模型相吻合，他们背离理性的某些行为，心理学家可以作出解释。
比如说，一种相同的选择机会如果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话就会引起人们作出不同的决定，传统的经济学就不能解释这个。在一个实验中，心理学家召集一群人让他们想像一种情况，如果一种可怕的疾病暴发，可能有600人会因此死亡。现在有两种治疗方案可供选择，A方案的结果是200人肯定可以得救。B方案的结果是1／3的机会600全都可以得救，2／3的机会连1个人也救不了。大部分受实验者都选方案A，也就是偏向于肯定的方案。
而当从人员的死亡这方面来描述如果就会不同，如果被告知如果方案A被采用400人会丧生，而方案B被采用1／3的机会没人会死，2／3的机会600人会死，这样被实验者就会选择方案B。在负面情况要出现时，大部分会倾向不肯定的方案。
二十年来，克赫曼博士和Tversky博士详细阐述了这种实验中人们的短视行为，并总结出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通过其它各种事例的实验，他们建立的理论是：不确定的损失比得到更重要，第一印象对今后的判断很重要，具体而生动的例子比抽象的理论更有份量。——他们的一个崇拜者信服地说：“他们是用了简单而清楚有力的例子而得出结论。”甚至连经济学家，以前并不习惯从心理学的角度寻求指导，现在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动态了。他们被两篇文章吸引了，一篇是克赫曼博士搭档1974年发表在权威的《科学》杂志上的，另一篇是他们1979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杂志上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心理学家的工作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的结论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以下是有美国及以色列两国公民身份的克赫曼博士的最新访谈，他详细谈到了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记者问：你们曾想到要挑战经济学家的思维吗？
克赫曼博士：我们以前从未想到过会影响经济学家。在前几年，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一样都对我们心理学家所研究的琐碎的事不感兴趣。我很清楚地记得197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一个聚会，有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参加。有人介绍我们认识，并建议我给他讲讲研究中遇到的有趣的故事，他只听我讲了30秒种，就突然打断了我说：“我对愚蠢的心理学不感兴趣。”在1974年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前，我们的研究完全不受重视，而这篇论文最终在经济学及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然我们丝毫也不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的听众是心理学家。但别人关注也给我们一个惊喜。
问：为什么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想模型不易改变呢？
答：这就是经济学为何这样发展的一个原因。人们都会利所有的机会——这种假设是似是而非的，同样这种理论也简单化地描述了市场行为。你想想，如果有两个相邻的售货傩，卖水果的价钱不同，你会认为卖价太高的那家一定不会有顾客。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相邻两家的水果铺经常价格不一样，即使他们的货色是一样的。因为人们并不总是能了解到他们为何不一样，并调整自己到价格低的那一家去买。但是经济学家却不考虑这一点，他建立自己的标准模型，并且将这个假定一般化和泛化。于是，干完这些理论上的活后，他已经赋予了人们完全理性。同时大叫，看这些人都完全理性。别忘记，完全理性是他自己制造的。
问：你和Amos Tversky博士是以奇特的效用理论而出名，可否请你解释一下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什么？
答：早在1938年我就开始教这门课时，柏努利已经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介绍效用理论，效用其实就是指快乐。柏努利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人们怎样才会做危险的决定？”
为此他分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个商人打算将一条船从阿姆斯特丹发往圣彼得堡，船失事的概率是5%柏努利说商人会按他不同情况下的收入来考虑这事：如果船顺利到达他会得到多少？如果船到不了？如果他买了保险会是什么状态？如果他不买保险呢？
柏努利就犯了个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令人困惑的错误，对柏努利来说，他喜欢把收益和损失一起考虑。即是对两者叠加后的净得做一般的考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不是这样考虑的，他们总是先考虑损失再考虑收益。于是，在所损和所得间，对于他们的心理来说，就存在某种不对称的地位。结果，人们谨慎起见，总是购买保险，这就是为什么威尼斯保险业在这个阶段高速发展的原因。尽管海难事故发生率在这个阶段是呈下降趋势的。
这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见解，但正是这个见解形成了不同的结果。因为如果人们真实的想法是得失在心目中地位不对称，失去一块钱的情绪大于得到一块钱的快乐。而不是单单考虑总体或加减后的净得，那么以前在此错误认识基础上的数学统计就是不真实的了。那将会花我们很长的时间来重新计算。
问：这些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哪些事？
答：我想我们观察到的最主要的现象就是人们的“厌恶损失”，
如果所得与所失不平衡的话，这种现象显而易见。我曾在课堂上问学生，我扔个硬币如果是反面你们就输给我10元，那么如果是正面的话，你们至少想嬴多少才玩。他们一般都要20元以上，我也曾同经理人之类很富有的人玩这个实验，如果规定一次输10，000元，那他们要求如果赢的话要一次赢20，000元才玩。尽管他们的失得（或者说成败）的概率是一样的。
问：这个理论是如何影响经济学家的？
答：纠正柏努利的错误是艰难的，因为他曾影响了行为经济学之父Richard
Thaler。而后者已经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个范式。同时，而我们的理论同这个范式不同。它挑战了以前传统的理想模型，而这种传统的模型是强加给读者的。
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否定经济学，由于深层的结构的原因，它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完全扫荡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理想模型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把握和理论参照，用高度的简略和抽象的语言叙述。理想模型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而我们所涉及的行为经济学只不过一直在摆弄它，以提升假说的真实性，使之更符合心理学原理。
问：你现在研究的课题之一是福利理论,这和经济学有关吗？
答：我想发展一种福利理论，希望它能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并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
我们尝试着并不直接寻问人们，而是直接测量他们日常生活的质量。举例说，有一天我们观察研究了在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工作的1000名妇女。让这些人重新表达一下自己的过去，回忆并且对过去再设计,而我们则保证通过一天的采访，用心理技术准确地记忆她们的情绪与感觉：我们知道她们和谁在一起、她们在干什么。她们也会告诉我们她们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程度。总之，我们对这些女士了解比想象得要多很多。
问：由此你们发现了什么？
答：我会给你一个令你震惊的发现。离婚的妇女比已婚的妇女对收入要不满意些，这并不奇怪，但实际上，她们的平均心情愉悦指数竟然已婚的要高，也就是离婚的妇女实际上要更高兴些。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婚姻并不制造太大的快乐。而相对的是朋友的重要性，朋友非常重要，人们与朋友在一起竟然要比和家人或伴侣或孩子在一起要高兴。
问：为什么离婚的女人要更高兴一些呢？
答：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深层次的原因，但这是数据表明的，这是确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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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