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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丹尼特 著 方舟子 译
【译者按：这是《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一书的第三章。作者丹尼尔·Ｃ·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是美国塔夫茨（Tufts）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主任、艺术与科学杰出教授。该书是近年来出版达尔文主义哲学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中文翻译获得授权，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一、早期反应
人的起源现在被证实了。——形而上学必定兴旺。——了解狒狒的人对形而上学的贡献将会胜过洛克。
——查尔斯·达尔文，写于一本不打算出版的笔记中
他的议题是“物种起源”，而不是组织的起源；对后者做任何猜测，看来都是无必要的损害。
——达尔文的朋友哈里特·马提纽（Harriet Martineau）于１８６０年３月１３日致范尼·威吉伍德（Fannie Wedgwood）
达尔文从中间，或者，你甚至可以说，从结尾开始其解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生命形态开始，然后显示，今天生物圈中的格局是怎样地能够被解释为由昨天生物圈中的格局经过自然选择过程而产生的，依此类推，直到回到极其遥远的过去。他从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开始：今天所有的生物都是父母的后代，父母又是祖父母的后代，依此类推，因此今天活着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分支，而家庭本身又是一个更大宗族的一个分支。他继续论证说，如果你回溯得足够远，你会发现所有家庭的所有分支都是逐渐从共同祖先大支萌发出来的，因此存在着单一一株生命树，所有的大支、分支和细支被有变更的传代联结在一起。具有一株树的分支式组织这一事实，对解释涉及的这种过程是很关键的，因为这样一株树能够由一个自动的、递归的过程创造出来：首先建一个ｘ，然后变更ｘ的后代，然后变更这些变更，然后变革变更的变更……如果生命是一株树，它就全部能够从一个不可阻挡的、自动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设计的重建过程产生。
把工作倒着做，在询问一个过程如何能够产生出来之前，从它的“结尾”或接近结尾开始，然后解决倒数第二步，是计算机程序员已尝试过而且真实可靠的方法，特别是在编写用到递归的程序的时候更是如此。通常，这是一种出于实际需要的虚心：如果你不想咬下来的一口让你嚼不了，就该从最后一口开始咬，假如你能发现它的话。达尔文发现了它，然后非常小心地逆向而行，绕开了他的研究所引发的许多重大问题，在私人笔记中沉思它们，但是无限期地延迟发表。（例如，他在《物种起源》中有意地避免讨论人类进化。）但是他能够看出所有这一切将导向何处，而尽管他对这些令人烦恼的解释几乎完全保持沉默，许多他的读者也能够看出来。有一些人喜欢他们自以为见到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则憎恨它。
卡尔·马克思为之兴高采烈：“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不久首次遭受了致命一击，而且它们的理性含义被经验地加以解释。”弗里德里希·尼采——透过他蔑视一切英文东西的迷雾——甚至看到了达尔文信息之中又一个宇宙论启示：上帝死了。如果尼采是存在主义之父，那么达尔文也许应该被冠以祖父的头衔。其他人则并不愉快地想到达尔文的观点最终是对神圣传统的颠覆。牛津主教塞谬尔·威尔伯佛斯（Samuel Wilberforce）在１８６０年６月那一场发生在达尔文主义和传统宗教之间的最著名冲突之一曾与托马斯·赫胥黎辩论，他在一篇匿名评论中说：
“人类做为地球上天赋的万物之灵；人类流畅的语言能力；人类的推理才能；人类的自由意志和责任……所有这一切，都与这种认为以上帝的影像创造而来的人类有兽性起源的下贱观念，同样地且极度地不可调和。”
当人们开始猜疑这些对其观点的扩展时，达尔文明智地选择撤退到其大本营的安全地带，那个被极好地充实和捍卫的论证，即从生命已出现的中间开始，并“仅仅”显示了，一旦这个累积设计的过程启动，它就能够进行下去，无需来自任何心智的任何（进一步？）干预。但是，正如他的许多读者认识到的，不管这个谦逊的主张是何等地可能令人感到慰籍，它并非真的是一个稳定的休息地点。
你是否曾经听说过万能酸？这个幻想一度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觉得好玩——我不知道是我们发明了还是继承了它，它与斑蟊和硝石【译注１】一起，属于地下青年文化的一部分。万能酸是一种腐蚀性强到能吞噬任何东西的液体。问题是：你用什么装它？它能像溶解纸袋一样溶解玻璃瓶和不锈钢罐。如果你偶然发现或制造出一点万能酸，将会发生什么事？是否整个地球将会逐渐被摧毁？它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在每一样东西都遭遇万能酸而被转化之后，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当时我没有料到的是，在几年之后我会遇到一个观念——达尔文的观念——有着与万能酸确切无疑的相似性：它吞噬了几乎每一个传统观念，过后留下了一个发生革命性巨变的世界观，以前的标志物大多还可以认出，但是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译注１】斑蟊（Spanish Fly）在西方民间被认为是一种春药。美国民间一度盛传军队、学校等机构在伙食中加硝石以抑制男性性欲。
达尔文的观念是做为对生物学问题的一个回答而诞生的，但是它威胁要渗透出去，为宇宙学（朝一个方向前进）和心理学（朝另一个方向前进）的问题提供答案，不管是否受欢迎。如果重新设计能够是一个无心智的、算法式的进化过程，那么为什么这整个过程本身就不能够也是进化的产物，依此类推，一直到底？而如果无心智的进化能够解释生物圈中惊人地聪明的制造物，我们自己“真正”心智的产物又如何能够免除进化的解释？这样，达尔文的观念也威胁要扩散至直达顶峰，消除我们对自己的创作源头，对创造力和理解力的神圣亮点的幻觉。
历来包围着达尔文的观念的那些争议和焦虑，大多可以理解为是一系列失败了的战役，挣扎着要将达尔文的观念遏制在某种可接受的“安全”且仅仅是局部的革命之内。也许，可以将某部分或全部的现代生物学割让给达尔文，但是守住防线！不要让达尔文思想进入宇宙学，进入人类文化，进入伦理、政治和宗教！在这些战役中，遏制部队已赢得了许多战斗：达尔文观念的错误应用已被揭露并丧失信誉，被前达尔文传统的斗士击退。但是达尔文思想的新浪潮不断涌来。它们似乎是经过改进的版本，不易被那些击败其前身的驳斥击倒，但它们究竟是对无疑是合理的达尔文核心观念的合理扩展，还是——这也可能——对它的歪曲，甚至是比达尔文已拒绝过的更加恶毒，更加危险的滥用？
反对这种扩散的人士对战术有尖锐的不同看法。防护堤究竟应该建在哪里？我们是否应该在生物学本身范围内，用种种后达尔文的反革命遏制这个观念？在那些支持这一战术的人士中包括斯蒂芬·杰·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他提出了几种不同的遏制革命方案。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障碍设置得远一点？要确定我们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的方位，我们应该从一张前达尔文时期的简陋地图开始。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它将不得不一再地根据输掉的各种小型战斗做出修订。
二、达尔文对宇宙金字塔的攻击
前达尔文时期的世界观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将事物从上到下全盘制图排列。这常常被描述为一个阶梯；上帝在顶端，人类在下面的一级或二级（取决于天使是否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阶梯的底端是虚无，或者也许是混沌，或者也许是洛克的惰性、静止的物质。这个等级的另一种描述法是一座塔，或者，用思想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令人难忘的说法（１９３６），一个由许多链接组成的“事物大链条”（Great Chain of Being）。约翰·洛克的论证已经使我们注意到这个等级体系的一个特别抽象的版本，我将称之为宇宙金字塔：
上帝
心 智
设 计
秩 序
混 沌
虚 无
（警告：金字塔中的每一个用语，都必须用前达尔文时期的过时含义来理解！）
任何东西都能在这个宇宙金字塔的某一层次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空无一物的虚无也有自己的位置，即其根基。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是有秩序的，有的是处于混沌中；只有某些有秩序的物质也是有设计的；只有某些有设计的事物有心智，而当然了，只有一个心智是上帝。上帝，这第一心智，是其下面的每一事物的源泉和解释。（既然每一事物因之都依赖上帝，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一个悬挂在上帝之上的吊灯，而不是一个支撑他的金字塔。）
秩序和设计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做为首次尝试，我们可以说秩序仅仅是规律性，仅仅是格式；设计是亚里斯多德的泰勒斯（telos），是为了一种目的对秩序的利用，如我们在设计巧妙的制造物上所看到的那样。太阳系显示了惊人的秩序，但是（很显然）没有目的——它不是为了什么。相反地，眼睛是为了看。在达尔文之前，这种区分并非总是很清楚的。的确，它曾是相当模糊的：
“在１３世纪，阿奎那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然物体（例如行星、雨点、火山）的运行似乎是被导向一个确定的目标或结局，‘以便获得最佳结果’。阿奎那论证说，赋予结局以意义暗示了一种意图。但是，鉴于自然物体缺乏意识，它们自己不能提供那种意图。‘因此必定有一种智能存在，引导所有的自然事物达到其结局；而这种存在我们称之为上帝。’”（戴维斯（Davis）１９９２）
休谟的克里安提斯（Cleanthes）【译注２】遵循这一传统，把生物界的适应性奇观和天国的规律性混为一谈——对他来说，它完全像一个美妙的钟表装置。但是达尔文提出了分歧意见：他说，给我秩序和时间，我将给你设计。让我从规律性——仅仅是没有目的、没有心智、没有意义的物理规律性——开始，我将向你显示一个过程，它逐渐产生的产物不仅展示了规律性，而且展示了有目的的设计。（这就是当卡尔·马克思宣布达尔文给了目的论致命一击时，他认为他所看到的：达尔文已把目的论还原为无目的论，将设计还原为秩序。）
【译注２】克里安提斯是英国哲学家休谟《有关自然宗教的对话》（１７７９）一书中的人物。
在达尔文之前，秩序和设计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因为不管怎样，它们全都来自上帝。整个宇宙是他的制造物，他的智能、他的心智的一种产物。一旦达尔文跳进中间，对设计如何能够仅仅从秩序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提出答案，宇宙金字塔的其他部分也就处于危险之中。假定我们接受达尔文对植物和动物身体（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必须承认达尔文已将我们牢固地置于动物界）的设计现像的解释。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身体交给了达尔文，往上看看，我们能否防止他也把我们的心智拿走呢？（在第三部分，我们将以许多形式讨论这个问题）。往下看看，达尔文要求我们给他秩序做为前提，但是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防止他下踏一个台阶，让他为秩序的起源给出一个来自混沌的算法式的解释？（在第６章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前景使许多人头晕、恶心，这极好地表露在１８６８年匿名发表的对达尔文的一次早期抨击中：
“在我们不得不对待的这个学说中，绝对无知乃是制造者；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整个系统的基本原理表述为，为了制造一个完善而美丽的机器，我们不必知道怎么去制造它。通过仔细检查，将会发现这个表述，它以简略的形式表达了这个学说的要旨，并以三言两语表达了达尔文的全部意思；他用一种奇怪的推理倒置，似乎认为在创造性技能的所有成果中，绝对无知完全有资格取代绝对智慧的位置。”
一点不错！达尔文的“奇怪的推理倒置”事实上是一种新颖而美妙的思维方式，完全推翻了由洛克“证明”并让戴维·休谟看不到其他出路的以心智为第一位的方式。多年之后，约翰·迪威（John Dewey）在其富有深刻见解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一书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倒置：“兴趣改变了……从一种一蹴而就地塑造事物的智能，到事物甚至至今还在塑造着的特定智能。”（迪威１９１０）但是这种将心智当做一种结果而不是第一因的观念对有些人来说是过于革命性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心智没法舒服地适应的“可怕的拉伸机”【译注３】。１８６０年时是如此，在今天也同样如此，对一些进化论的最好朋友，连同其敌人，也一向如此。例如，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在其近著《上帝的心智》（The Mind of God）中声称人类心智的思考能力“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琐事，由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产生的不重要的副产物”（戴维斯１９９２）。这是以最直露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熟悉的否定，因为它暴露了未做好调查的偏见。我们可以问问戴维斯，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的副产物就是无关紧要的吗？最重要的事物为什么不能够从不重要的事物产生？为什么任何事物的重要性或优越性就必定是来自高处的，来自某种更重要事物的赐予，来自上帝的礼物？达尔文的倒置建议我们放弃那种假设，而去寻找能从“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脱颖而出的种种优越性、价值和目的。
【译注３】语出达尔文：“相信孔雀的尾巴是这样形成的，这是一个可怕的拉伸机；但是，在相信它的同时，我相信同样的原理做些修改也能用于人类。”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从未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他自己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的版本在达尔文还在推迟《物种起源》的发表时，抵达达尔文的桌上，达尔文设法把他当做这条原理的共同发现者【原注１】。虽然一开始华莱士在人类心智的进化问题上要比达尔文所愿意做的更为直截了当，但是他没能看出“奇怪的推理倒置”是这一伟大观念之所以伟大的关键。华莱士重复约翰·洛克的观点，宣称“那些控制着物质——如果不是实际组成它的话——的力量的不可思议的复杂性，是而且必定是心智的产物”。在华莱士晚年皈依唯灵论并让人类意识全都免受进化的无情法则主宰的时候，达尔文看到罅隙变大，并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还没有完全杀死了属于你自己也属于我的孩子。”
【原注１】这个迷人的，甚至极其痛苦的故事已被很好地讲了许多次，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争议。为什么达尔文原先要推迟发表？他对待华莱士是慷慨大方的还是极其不公平的？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不仅与达尔文在如何处理华莱士无意中抢夺优先权的通信时不安的良心有关；正如我们在此见到的，他们两人对他们所发现的观念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使他们疏离。
但是达尔文的观念是否真的无可避免地将导致这样的革命和颠覆？“很明显，批评家们不希望去理解，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尔文自己也鼓励他们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艾黎格德（Ellegard）1956）华莱士想要问的是，自然选择可能有什么目的，而虽然现在回头来看，这似乎是在挥霍他和达尔文发现的财富，但是达尔文自己对这个观念也常常表示同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不把目的论一直还原为无目的的秩序，而是将所有尘世的目的论还原到唯一一个目的：上帝的目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明显的、诱人的堵塞堤坝漏洞的方式？达尔文在他自己脑中很清楚，自然选择过程所依赖的变异必须是无计划和无设计的，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可以有一个目的，不是吗？在１８６０年致早期支持者、美国博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的一封信中，达尔文写道，“我倾向于把每一样事物都当做来自于被设计的规律，其细节的好坏则留给我们可以称为机遇的东西去解决。”
自动过程本身常常是极为卓越的创造。站在今天的优越地位，我们能看出自动传输装置和自动门的发明者不是白痴，而他们的聪明才智在于能够创造出某种无需思维就能做“聪明”事情的东西。放纵一下怀旧情绪，我们也可以说，对达尔文时代的某些观察家来说，他似乎保留了一种可能性，上帝通过设计一个自动设计者而留下其手笔。对这些人中的某些人来说，这种观念不只是绝望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传统的积极改进。《创世记》的第一章描述了一系列的创造浪潮，每一个都以叠句“而神认为它是好的”结束。达尔文已发现了一种方式消除这种智能质量控制的琐细应用；自然选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无需上帝的进一步干预。（１７世纪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尔海姆·莱布尼兹已为一种让上帝脱手的类似观点辩护过）。正如亨利·瓦德·比切尔（Henry Ward Beecher）说的，“批发式的设计要比零售式的设计更伟大。”阿萨·格雷被达尔文的新观念所吸引，但是试图将它和他信奉的传统宗教信条尽可能地调和，提出了这种权益婚姻：上帝计划了“变异的潮流”，并预见了他所制定的自然规律在漫长的岁月中将会如何消减这一潮流。如约翰·迪威用又一个商业比喻恰当地评论的，“格雷坚持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分期付款式的设计”。
在进化论的解释中，这种弥漫着资本主义气息的比喻并不罕见。那些达尔文的批评家和注释者常常愉快地列举例子，认为这种语言表明了——或者我们应该说是暴露了——达尔文研究其观念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它们的科学客观性。达尔文做为一位凡人，确切无疑地继承了与他的社会身份相随的大量的观念、表达模式、态度、偏见和观点，但是同样确切的是，在人们思考进化论问题时如此自然地想到的经济比喻，乃是从达尔文的发现中的一种最深刻的特征那里获得了威力的。
三、设计累积原理
理解达尔文的贡献的关键，是承认“来自设计的论证”的前提条件。如果人们在旷野荒地中发现了一块手表，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如佩利（Paley）（以及在他之前的休谟的克里安提斯）所坚持的，一块手表展示了大量的做好的工作【译注４】。手表和其他被设计的物体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们必定是现代工业称之为“研发”——研究和开发——的产物，而研发在时间和能量方面都是要付出高代价的。在达尔文之前，能从事这种研发工作的有关过程的唯一模型，是一位智能制造者。达尔文所看到的是，在原则上，相同的工作能由一种不同的过程完成，将工作分散到大量的时间中，节俭地储存在每个阶段完成的设计工作，因此不必重新去做。换句话说，达尔文想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设计累积原理”的原理。世界上的事物（例如手表、生物体以及谁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被视为含有一定量的设计的产物，而且以某种方式，该设计必定是由一种研发过程产生的。完全没有设计——在过时的意义上，纯粹的混沌——是零点或起点。
【译注４】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在１８０３年出版的《自然神学》（NaturalTheology）一书中表达了这个观点。
有关设计和秩序之间的差异——以及紧密联系——的一个更新的观念有助于澄清这个局面。这是由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１９６７）首先普及的一个主张，认为生命能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术语加以定义。在物理学上，秩序或组织能用空间区域之间的热量差异加以测定；熵只是无序，即秩序的反面，并且根据第二定律，任何孤立系统的熵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换句话说，事物无可避免地败坏下去。根据第二定律，宇宙正从一个更有序的状态演变成最终的无序状态，即所谓宇宙的热寂。【原注２】
【原注２】而最初的秩序从哪里来的？我所见到的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讨论，是彭洛斯（Penrose）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宇宙学和时间箭头》一书第７章。
那么，生物是什么？它们就是那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抗拒被碎成粉末的东西，通过不被孤立——从环境中获取必需品将生命和肢体结合在一起。生理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个观念：
“熵——组织的丧失或温差的丧失——给定的时间箭头是统计性的，它易于在局部小规模地逆转。最引人注目的是：生命是有系统地对熵的逆转，而且智能创造出了结构和能量的差异抗拒假定中的物质宇宙通过熵的逐渐‘死寂’。”（格里高利１９８１）
格里高利进而把这个使之成为可能的根本观念归功于达尔文：“应用自然选择概念，我们现在才能够理解生物体的复杂性和秩序在生物时间中的增加。”因此，不仅是个别的生物体，而且是创造它们的整个进化过程，能被看做是一个抗拒宇宙时间之更大趋势的基本物理现像，威廉·开尔文（William Calvin）在其探讨进化论和宇宙学的关系的经典著作的题目含义中抓住了这个特征，《向山上流淌的河流：从大爆炸到大脑之旅》（The River That Flows Uphill: A Journey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Big Brain）（１９８６）。
那么，有设计的事物，就或者是生物或生物的一部分，或者是生物的制造物，无论如何是被组织起来加入战斗抵抗无序。抗拒第二定律的趋势并非不可能，但是代价很高。想一想铁。铁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元素，是我们身体健康必需的，而且做为钢这种美妙的建造材料的主要成份也很有价值。我们的星球曾经含有巨量的铁矿储备，但是它们正逐渐地消耗。这是否意味着地球正在逐渐丧失铁？很难这么说。除了近来以空间探测器的组成部分的形式发射到地球的有效重力范围之外的几吨铁这种可忽略的例外，今天地球上的铁和以前一样多。麻烦的是，越来越多的铁被以铁锈（氧化铁分子）和其他低级、低浓度物质的形式消散。原则上，它全都能被恢复，但是这会用到巨额的能量，费尽心机地集中用于提取和浓缩铁的特别项目上。
如此复杂的过程之组织构成了生命的标志。格里高利用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戏剧性地描述了这一点。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强加的方向性的一个标准教科书表述是，声称你不可能复原打散的鸡蛋。嘿，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而是那将是个代价极其昂贵，复杂的任务，一路艰难地抗拒第二定律。现在考虑：制造一个以打散鸡蛋为输入和以完整鸡蛋为输出的设备，将需要多大的代价？有一个容易的解决办法：将一只活母鸡放进箱子中！喂它打散的鸡蛋，它将能够为你制造鸡蛋——过一会儿。在平常我们并不会把母鸡当成几乎是奇迹的复杂实体而感到惊奇，但是母鸡能做到的这一件事，由于组织它的设计，仍然超越了人类工程师创造的设备。
一个事物展示越多的设计，就必须有越多的研发工作产生它。像任何一位优秀革命家，达尔文尽可能地利用旧体系：宇宙金字塔的直线特征被保留了，并成为衡量在一个层次上的事物包含了多少设计的尺度。在达尔文的框架中，就像传统的金字塔，心智的确位于接近顶端，属于最有设计的实体（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是自我重新设计的事物，如我们将在第１３章看到的）。但是这意味着它们是属于创造过程的（至今）最高级的结果，而不是——像旧版本那样——这个创造过程的起因或源泉。它们的产物——我们最初模型中的人类制造物——因之必须仍然被当成是更有设计的。乍一看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一首济慈的颂歌似乎表明了比一只夜莺有更伟大的研发起源——至少在不懂生物学的诗人看来是如此——但是一根回形针呢？与任何生物相比，不管这些生物是多么原始，回形针肯定是微不足道的设计产物。在明显的意义上，的确如此，但是好好想一想。让你自己步佩利的后尘，在一个外行星的明显是荒凉的沙滩上行走。哪一个发现将会使你更为激动：一只蛤蜊还是一个蛤壳抓斗？在行星能够制造出蛤壳抓斗之前，它必须制造蛤壳抓斗制造者，而那是比蛤蜊远远更有设计的事物。
只有一种含有达尔文式的逻辑形式的学说能够解释有设计的事物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其他解释都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或无限倒退。过去的方法，即洛克的心智第一性的方法，赞同这样的原理，认为需要大智能才能创造智能。对我们的祖先，制造物制造者来说，这个观念一定总是看来不证自明的，这可以追溯到巧人，智人的祖先。没有人见过一根矛能用原材料制造猎人。童谣说，“要有人才能认识人”，但是一个甚至更有说服力的口号似乎是，“要有更大者才能制造更小者”。然而，从这个口号获得灵感的任何观点都马上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如休谟注意到的：如果上帝创造并设计了所有这些奇妙事物，那么谁创造了上帝？超上帝？而谁创造了超上帝？超超上帝？或者上帝创造了自己？它是否很艰苦？它是否需要时间？不要问！嘿，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问这种对神秘性的温和拥抱，与干脆否认智能（或设计）必须来源于大智能的原则相比，是否有任何的改进。达尔文提供了一条实际上是在向佩利的洞察表示敬意的解释途径：真正的工作用于设计这块手表，而工作不是无偿的。
一个事物展示了多少的设计？还没有人提供一个能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的设计定量化体系。与这个有趣问题有关的理论研究正在几个学科中进行着，在第６章我们将考虑一种为特殊情形提供了干净利落的解决办法的自然尺度——但是同时，我们对不同量的设计有一种强有力的直觉。汽车比自行车含有更多的设计，鲨鱼比变形虫含有更多的设计，甚至一首短诗比一个“不要践踏草地”的告示含有更多的设计。（我能听到抱怀疑态度的读者在说，“哇！慢点！莫非这是无争议的？”长远地看并非如此。在适当的时候我将会证明这些说法，但是此时，我要让大家注意到，并依靠一些熟悉的——公认不可靠的——直觉。）
专利法，包括版权法，是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个问题的宝库。一个设计要有多少新颖程度才能足以正当地成为专利？能从他人的知识产品借鉴多少而无需付报酬或鸣谢？这些就像是我们必须在上面建造一些相当随意的梯田的滑坡，针对那些会引起无休无止的争端的问题编撰条例。在这些争端中，取证的责任是被我们对多少量的设计不会仅仅是巧合的直觉确定了的。我们的直觉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保证显示，它也是合理的。假定一位作者被指控剽窃，而证据是，比如说，一个段落与推断是其来源的一个段落几乎完全相同。这可能仅仅是巧合吗？其关键取决于这个段落的平庸和常规程度，但是大多数整段的文字内容足够“特殊”（以我们很快就要探讨的方式），做独立的创作是高度不可能的。合情合理的陪审团不会要求一个剽窃案的原告精确地证明被指控的复制发生的因果途径。被告很明显将会有责任证明他的作品是，令人惊讶地，一件独立作品，而不是已有作品的复制。
类似的取证责任也落到一件工业间谍案的被告身上：被告新产品的内部构造与原告产品的内部构造的设计相似得令人起疑——这是不是一个设计的趋同进化的无辜案件？的确，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证明你的无辜的唯一办法是出示清楚的证据表明你实际上做了必要的研发工作（旧蓝图，草案，早期模型和实体模型，关于遇到的问题的备忘录，等等）。缺乏这样的证据，但是也缺乏你从事间谍活动的任何实质性证据，你将会被认定有罪——而且你活该！这种程度上的无比巧合不会出现。
幸亏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现在盛行同样的取证责任。我称之为“设计累积原理”的原理并不在逻辑上要求（这个行星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从一个单一主干（或根、种子）的一个或另一个分支上传代而来的，而是说，既然每一种新设计的事物都看来必须在某个地方对其来源有大量的设计投资，最便宜的假说将会总是这样的，其设计大部份地从早期的设计复制而来，后者从更早期的设计复制而来，依此类推，以致实际的研发创新工作达到最小程度。当然，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设计独立地重新发明了许多次——例如，眼睛重新发明了数十次——但是，每一个类似这样的趋同进化的案例必须在大多数设计都是复制的这一背景之下加以证明。在逻辑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南美洲所有的生命形态都是独立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生命形态被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假说，需要一点一点地加以证明才行。假定我们在一个偏僻岛屿上发现一种新种的鸟。即使我们还没有关于这种鸟与世界上其他所有鸟有关联的直接的确凿证据，在达尔文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极为安全地做这种缺省假定，因为鸟类是非常特殊的设计。【原注４】
【原注４】顺便注意一下，如果我们发现这种鸟的ＤＮＡ的序列与其他鸟类几乎完全相同，逻辑上也将不会推出它与其他鸟类有关联！“只是一种巧合，而不是剽窃”是逻辑上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它。
因此，生物体——以及计算机、书和其他制造物——是非常特殊的因果链的结果，这一事实，在达尔文之后，并不仅仅是一个可靠的归纳，而且是一个用于建立一种学说的深刻事实。休谟认识到这一点——“将几块钢扔在一起，没有形状或形态；它们将永远不会排列自身组成一块表”——但是他和其他早期思想家认为他们必须将这个深刻事实建立在心智之上。达尔文发现了如何将它分散在非心智的广阔空间，这要归功于他的关于设计创新如何能被保存和繁殖，因此能被累积的观念。
设计需要工作来创造，因此至少在它能够被保存（因此能被偷或卖）这个意义上，它是有价值的，这个观念，在经济术语中发现了丰富的表达方式。如果达尔文没有因出生在已产生了亚当·史密斯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商业世界而获益，那么他不会很方便地找到造好的零件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增加了价值的产品（你看，这个观念很好地用在自己身上）。这些融入了达尔文的伟大观念的各种设计来源，使我们对这个观念本身有重要的洞察，但是并不减低其价值或威胁其客观性，就像甲烷的卑微出身不会减低其被当做燃料使用时的热单位的值。
四、研发工具：空中吊钩还是起重机？
研发工作不像铲煤：它在某种方式上是一种“智能”工作，而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产生了其他类型的比喻，使那些面对达尔文的“奇怪的推理倒置”的思想家同时感到诱惑和烦恼，受到启发和混淆：达尔文坚信没有智能的自然选择过程看上去有着智能的性质。
达尔文选择将其原理称为“自然选择”，它有着拟人化的含义，事实上，这难道不是很不幸的？如果像阿萨·格雷建议的，将这个意像代之以“自然的指引之手”，并讨论赢得生命竞赛的不同方式，难道不是更好吗？许多人不能理解这一点，而达尔文倾向于责备自己：“我一定是一个糟糕的解释者，”他承认说：“我想‘自然选择’是一个糟糕的术语。”肯定无疑地，这个两面派的术语激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达尔文的一位新近反对者如此总结：
“地球上的生命当初被当做是存在一位造物主的显而易见的证据，而做为达尔文观念的一个结果，却被视为仅仅是一个过程的产物，并且，根据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是一个‘盲目、机械、自动和非人的’过程，而根据德比尔（de Beer），则是‘浪费、盲目和愚蠢的’。但是一旦这些评论（原文如此）被放在自然选择的层次上，这个‘盲目的过程’自身就被比做诗人、作曲家、雕塑家、莎士比亚——恰恰是自然选择最初已取代的那个创造性观念。我想，很明显地，这样一种观念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贝塞尔（Bethell）１９７６）
或者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在像贝塞尔这样的怀疑者看来，将进化过程称之为“盲目钟表匠”（道金斯（Dawkins）１９８６），似乎是故意在制造悖论，因为这是以左手（“盲目”）拿走了右手给予的明智、目的和预见。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种表达方式——而像我们将会发现的，它在当代生物学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不可取代——正是表达达尔文学说帮助揭示的无数细节发现的正确方式。完全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然界发现的惊人的优越设计。一次又一次地，生物学家被自然界中似乎是脆弱或笨拙的坏设计所难住，逐渐地才认识到他们低估了一种大自然母亲之创造的精巧性、绝对的优越程度和洞察深度。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顽皮地以他的同事雷斯利·奥吉尔（Leslie Orgel）的名字为这种趋势命名，他叫做“奥吉尔第二规则：进化比你聪明。”（另一种表达式：进化比雷斯利·奥吉尔聪明！）
达尔文向我们显示了，如何从“绝对的无知”（如他的愤怒的批评者所言）攀登到有创造性的天才，而无需回避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我们落脚必须非常小心。在围绕我们的争议中，大部份（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由对达尔文以下声称的不同挑战组成的，即在足够的时间内，他能够把我们从彼（混沌或完全无设计的世界）一直送到此（我们生存的美妙世界），而除了他提出的没有心智的、机械的算法过程，不必乞灵于其他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保留了传统宇宙金字塔的直线特征做为衡量（直觉的）设计程度的尺度，我们能够借助另一个从民间传说中拿来的幻想物，使这一挑战戏剧化。
“空中吊钩（skyhook），源自航空学。一种用于挂在空中的想像中的机械装置；一种悬浮空中的想像中的方式。”（《牛津英语词典》）
《牛津英语词典》注意到这一词语的首次使用出现于１９１５年：“一位被命令在空中再停留一个小时的飞行员回答说‘机器与空中吊钩不搭配’。”空中吊钩的概念可能是古希腊编剧手法中的机关神（deus ex machina）的后裔：当二流剧作家发现，剧情的发展使他们的主角进入无法逃脱的困境时，他们常常乐于让一位神降落到舞台上，就像超人，用超自然的方式解救局势。空中吊钩也可能是民间传说趋同式进化的完全独立的创造。空中吊钩将会是一种美妙的东西，用于将笨重物体从困难环境中吊走并加速所有的建筑项目，这真是妙极了。可悲的是，它们是不可能的。【原注５】
【原注５】嘿，也不是非常的不可能。与地球自转同步旋转的地球同步卫星就是一种真实的、并非神迹的空中吊钩。它们之所以如此有价值——之所以对其投资是合算的——是因为我们常常十分需要将某种东西（例如天线、照相机或望远镜）挂在高空中。卫星并不适用于起吊，唉，因为它们必须被放置在如此高的空中。这个主意已被仔细地探讨过。结果发现，需要用到人类还无法生产出来的最强的人造纤维做为绳子，顶端的直径至少要超过１００米——直径可以呈锥形逐渐减小，直到吊物端细到几乎看不见——才刚好足以悬挂其自身的重量，更何况还有负载。即使你能够抽拉得动这样的绳子，你也不想见到它们脱离轨道落到下面的城市！
不过，还有起重机。起重机能够做我们想像中的空中吊钩所能做的提升工作，而且它们用一种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去做。不过，它们是昂贵的。它们必须被设计和从手头已有的日常零件建造，而且它们必须被放置在已有地面的牢固基础之上。起重机做为提升机一点也不逊色，而且有着它们乃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决定性的优势。像我这样一辈子都在旁观建筑工地的人，将会满意地注意到，有时候一台小起重机被用于建造一台大起重机。许多其他的旁观者必定会想到，在原则上，这台大起重机也能够被用于建造或加速建造一台更大的壮观的起重机。在真实世界的建筑项目上，起重机的逐级放大次数很少（如果曾经被用过的话）超过一次，但是在原则上，能够被组织起来逐级放大完成非凡任务的起重机数目，是没有限制的。
现在想一想在设计空间中产生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卓越生物体和（其他）制造物所必备的所有“提升”。自从生命开端以来，以最早期、最简单的自我复制体开始，广阔的距离必定已被跨越，向外（多样性）和向上（优越性）扩散。达尔文给我们描述了一种所能设想的最简陋、最原始、最愚蠢的提升过程——自然选择之楔。经由细小的——最可能小的——步骤，这个过程在极长的时间内能够逐渐跨越这些巨大的距离。他如此声称。在任何一点，都不会需要任何奇迹——来自高处的——事物。每一步骤都是从由早期攀登努力建造的基础开始，由非人的、机械的、算法式的攀登完成的。
这的确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它真的能够发生吗？或者，这个过程是否时不时地（或许只在非常早的时期）需要被某种空中吊钩“帮一把”？一个多世纪以来，怀疑者一直在试图找到一个证明，证明达尔文的观念就是不能生效，至少不是自始至终有效。他们一直在希望、寻找、祈祷空中吊钩，做为他们见到的达尔文的算法滚滚向前的暗淡前景的例外。而一次又一次的，他们提出了的确很有趣的挑战——跳跃、断层和其他奇迹，咋一看似乎需要空中吊钩。但是接着就来了起重机，它们在许多场合中正是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个空中吊钩的怀疑者发现的。
现在是做一些更仔细的定义的时候了。让我们这么理解，一个空中吊钩是一种“心智第一位”的力量、威力或过程，是下述原理的例外，即所有设计，以及表面的设计，最终都是无心智、无动机的机械过程的结果。相反地，一个起重机是一个设计过程的亚过程或特殊性质，能够被证明允许局部地加快自然选择的基本、缓慢的过程，而且能被证明它本身就是这一基本过程的可预测的（或回过头来能被解释的）产物。某些起重机是明显而无争议的；其他一些起重机则还在被富有成果地争论着。仅为了让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广度和应用有个一般的感觉，让我举三个非常不同的例子。
进化理论家们现在普遍同意性是一种起重机。也就是说，有性繁殖的物种能以比无性繁殖的生物体能达到的快得多的速度在设计空间中穿行。而且，在一路上，它们能“辨别”无性繁殖的生物体所“察觉不到的”设计改进。然而，这不可能是性存在的理由。进化不能看到远方的道路，所有它建造的任何东西必须有当前的报酬抵销开支。如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坚持的，有性繁殖的“选择”担负着巨大的当前开支：在每一次交易中，生物体只送出了百分之五十的基因（且不说一开始为了保证一次交易而投入的精力和风险）。因此，提高对重新设计过程之效率、敏锐性和速度——这些使性成为一种卓越的起重机的性质——的长期报酬对必须决定哪一个生物体在紧接的下一代占优势的近视的、局部竞争而言，毫无用处。其他一些短期的益处必定维持了必要的正面选择压力，使有性繁殖成为极少物种能够拒绝的开价。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１９７８）首次有说服力地指出这个谜团，现在有多种令人信服的——并相互竞争的——假说可能加以解决。对这一问题的现状的明晰介绍，参见迈特·里德利（Matt Ridley）１９９３。（后面对此有更多介绍。）
从性的例子中我们学到的是，一个威力巨大的起重机得以存在，并不是为了利用那种威力，而是为了别的原因，而创造出来的，虽然它做为起重机的威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后来它获得了保存。一种显然是被做为起重机而创造出来的起重机是遗传工程。遗传工程师——从事重组ＤＮＡ拼接的人——现在毫无问题地能够在设计空间中大步跳跃，创造出用“普通”方式永远进化不出来的生物体。这并非奇迹——假如遗传工程师（以及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制造物）自己全部是更早期更缓慢的进化过程的产物。如果神创论者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人类自身是一个神圣的物种，没法通过非人的达尔文道路达成，那么在一个主要空中挂钩帮助下创造出来的遗传工程将终究不是一个起重机。我不能想像有任何遗传工程师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但是它在逻辑上是个可以盘踞的高位，不管是多么的不牢靠。看上去较不愚蠢的是这个观念：如果遗传工程师的身体是进化的产物，而他们的心智能够做的创造性事情具有不可还原的非算法性质，或不是所有算法途径所能达成的，那么遗传工程的跳跃可能要乞灵于一个空中挂钩。探讨这个前景将是第１５章的主题。
一种具有特别有意思的历史的起重机是伯尔德文效应（Baldwin Effect），以它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马克·伯尔德文（James Mark Baldwin）（１８９６）命名，但是多多少少已被另两位早期达尔文主义者康维·洛伊德·摩尔根（ConwyLloyd Morgan）（以洛伊德·摩尔根节省准则（Lloyd Morgan's Canon ofParsimony）【译注５】闻名）和H.F.奥斯本（H.F. Osborn）同时发现。伯尔德文是一位热情的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对达尔文学说将在生物体（重新）设计中给心智留下不够重要的和不够有创造性的地位这一前景感到压抑。因此设法要证明动物靠它们在世界上自身的聪明活动，可以加快或指导其物种的进一步进化。他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动物个体是否能够通过在其一生中解决问题，改变其后代的竞争条件，而使那些问题在将来更容易解决？伯尔德文意识到，在某种条件下，这事实上是可能的，我们能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以插图说明。
【译注５】洛伊德·摩尔根节省准则是奥卡姆剃刀在心理学上的一种表述，认为如果能把一种行为解释为低级的心理因素的结果，就不可解释为高级的心理因素的结果。
考虑这样一个物种群体，它们在出生时大脑线路存在着值得考虑的变异。我们可以假定，其中只有一种赋予它的拥有者一种“好技巧”——一种能显著地保护它或提高它的机遇的行为方面的才能。表示一个群体中不同个体成员的这种适宜度差异的标准方法被称为“适应性地貌”或“适宜度地貌”。在这样一张图表中，高度代表适宜度（越高越好），而经度和纬度代表个体设计的一些因子——在这个例子中，为大脑线路的特征。每一种可能用于连接大脑线路的不同方式都以组成地貌的一根杆表示——每一根杆是一个不同的基因型。在特征组合中只有一种会有好处——也就是说，比一般的要好——这个事实，用它突出来就像立在沙漠中的一根电话线杆这种方式图解。
就像图3.1清楚表示的，只有一种线路是有优势的；其他的线路，不管是如何地“接近”成为好线路，都有大致相等的适宜度。因此这样一个孤立的高峰确实就像是海中一粟：实际上是自然选择不能发现的。群体中那些极少数有幸拥有“好技巧”基因型的个体，一般地很难将该基因型传给后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能找到一个同样拥有“好技巧”基因型的配偶的机遇是极小的，而毫厘之差就是千里之谬。
但是现在让我们只引入一个“细小的”变化：假定虽然生物体个体以不同的线路（哪一种线路则是由它们的特定基因型或遗传配方决定的）开始——正如它们在适宜度地貌上的散布所显示的——但是它们有能力调节或修改它们的线路，这取决于它们在生活中的遭遇。（用进化理论的语言来说，它们的表现型有“可塑性”。表现型是基因型在与环境的反应中最终产生的身体设计。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孪生子将会有相同的基因型，但是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型。）那么，假定这些生物体在经过摸索后能够获得一种不同于它们出生时具有的设计。我们可以假定它们的摸索是随机的，但是它们一旦偶然碰上了一种“好技巧”，就有内在的能力认识（并保存）它。那么那些在生命开始时拥有一种较接近“好技巧”基因型——距离它有较少的重新设计的步骤——的基因型的个体，要比那些出生时有一种距离遥远的设计的个体，有更大的可能性碰上并守住它。
在重新设计自身的比赛中，这种起跑时的占先将在马尔萨斯危急关头使它们具有优势——如果这种“好技巧”是如此之好，以致那些从未能学会它，或“太迟”学会它的个体，将处于严重的劣势。在有这种表现型可塑性的群体中，近乎毫厘之差将胜于千里之谬。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沙漠中的电话线杆变成了一个逐渐隆起的山坡的顶尖，如图3.2所示；那些位于紧靠顶尖所在的，虽然它们在开始时的设计并不胜过其他个体，却将会倾向于在短期内发现顶尖设计。
长远地看，自然选择——在基因型层次上的重新设计——将倾向于追随并确认在生物体个体的成功摸索中采取的方向——在个体或表现型层次上的重新设计。
我刚刚对伯尔德文效应所做的描述方式将心智保持在最低量，如果不是将它完全排除在外的话；全部需要的只是一种非人的、机械的能力能在一种好东西来临时停止随机行走，一种最低量的能力能“认识”一丁点进步，和通过盲目的试错而“学习”。事实上，我已用行为主义的术语描述它。伯尔德文发现的是，有“强化学习”能力的生物不仅在个体上要比完全“定型的”生物做得更好；而且由于其在邻近环境中发现设计改进的能力更强，它们的物种将进化得更快。【原注６】这并不是伯尔德文描述他提出的效应的方式。他的性情和行为主义离得最远。如里查兹（Richards）指出的：
“这个机制符合极端达尔文主义者的假设，然而却允许意识和智能在指引进化上占一个位置。根据其哲学意向和信念，伯尔德文是一个唯灵论玄学家。他感到宇宙中意识的心跳；其脉搏贯穿有机生命的所有层次。然而他却懂得进化的机械性解释的威力。”（R.J.里查兹 １９８７）【原注７】
【原注６】斯噶特（Schull）（１９９０）发现了这个前景，使我们得以看到，由于摸索表现型的能力有异，物种“看到”设计改进的能力也有异。
【原注７】罗伯特·里查兹对伯尔德文效应之历史的介绍是刺激和指导本书思想的主要来源。我发现特别有价值的是，里查兹不仅和伯尔德文以及许多其他达尔文主义者一样都有一种对空中挂钩的潜在渴望——或至少对那些坚持起重机的理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满——而且也有学术诚实和勇气去揭露和检验他自己对他被迫称之为“极端达尔文主义”的主张所感到的不舒服。里查兹的心灵很清楚和伯尔德文一样，但是他的理智不允许他说大话，或试图用纸糊住他在那些试图竖立起来抗拒万能酸的堤坝上见到的裂痕。
多年以来，伯尔德文效应在几种不同的名字下，已被以多种方式描述、捍卫和否定过，并且近来又几次被独立地重新发现（例如，辛敦和瑙兰德（Hintonand Nowland）1987）。虽然生物学教科书经常描述和承认它，过于谨慎的思想家一般地却回避它，因为他们认为它有拉马克异端邪说（认为获得性遗传是可能的——详细的讨论见第１１章）的味道。这种拒绝是特别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里查兹指出的，伯尔德文提出它是要做为——而且的确是——对拉马克机制的一种可接受的替代。
“确定无疑地，这个原理看来摆脱了拉马克主义，为进化提供了甚至像洛伊德·摩尔根这样的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也希望有的积极因素。而对那些有玄学胃口的人来说，它解释了，在达尔文式自然的叮当作响的机械外衣之下，能够发现心智。”（R.J.里查兹 １９８７）
嘿，不是“心智”——如果我们指的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内在的、原本的、空中挂钩式的“心智”的话－－而只是一种绝对机械的、行为主义的、起重机式的心智。无论如何，这并非啥也不是。在无论发生于何处的自然选择过程的底下，伯尔德文发现了一种能够真正——在局部——增加威力的效应。它显示了，在生物体个体活动中，有限量的“向前看”产生了自然选择能够起作用的适宜度的差异，如何能够帮助自然选择的基本现像的“盲目”过程。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复杂性，一条进化论中的妙计，消除了一个合理和有说服力的怀疑源泉，并增强了我们对达尔文观念的威力的洞察，特别是当它在多重的、串联的应用中被逐级放大时。而这就是我们将探讨的其他研究和争议的一个典型结果：动机，激发研究的激情，是希望找到空中挂钩；而结果却是发现了同样的工作如何能够被起重机完成。
五、谁害怕还原主义？
还原主义是一个肮脏的词，而一种“比你更整体”的自以为是已成为时髦。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１９８２
在这些冲突中，最常被摆弄，通常是滥用，的一个术语，是“还原主义”。那些渴望空中挂钩的人叫那些急切地想以起重机了结的人为“还原主义者”，而他们常常能使还原主义看上去是低俗和没有心肝的，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邪恶的话。但是像大多数滥用的术语，“还原主义”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其核心形像是有人声称一种学科“还原为”另一种学科：例如，化学还原为物理学，生物学还原为化学，社会科学还原为生物学。问题是，对任何这样的声称，都同时存在温和的解释和荒谬的解释。根据温和的解释，统一化学和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以及，是的，甚至社会科学和生物学，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吸引人的）。毕竟，社会是由人类组成的，而人类做为哺乳动物，必须服从涵盖所有哺乳动物的生物学原理。哺乳动物又是由分子组成的，而分子必须服从化学定律，后者又必须服从潜在的物理规律。没有有理智的科学家会对这种温和的看法表示异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集会和任何雪崩一样受制于万有引力定律，因为他们最终也是物理物体的集合。根据荒谬的解释，还原主义者要放弃高层次学科的原理、理论、词汇和定律，而赞同使用低层次学科的术语。在这样的荒谬解释下，一个还原主义者的梦想可能是写“从分子的观点对济慈和雪莱的一个比较”或“氧原子在供应经济学中的地位”，或“用熵波动的观点解释林奎斯特（Rehnquist）【译注６】法庭的决定”。在这个荒谬的意义上，可能没有人是还原主义者，而在温和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还原主义者，因此对还原主义的“指控”是过于模糊的，不值得做出回应。如果有人对你说，“但是这种观点是多么的像还原主义！”你这么回应就不错：“这是多么古怪、老式的抱怨！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译注６】指1986年起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威廉·林奎斯特（WilliamH. Rehnquist）。
我很高兴地说，近年来，一些我最崇敬的思想家已站出来捍卫这种或那种仔细地划定界限的还原主义的版本。认知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Hofstadter）在《哥德尔、艾舍尔、巴赫》（Godel Escher Bach）中，创作了“前奏曲……蚂蚁赋格曲”，一支歌颂还原主义在其恰当位置上的美德的分析式赞美诗。乔治·C.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当今一位杰出的进化论者，发表了“捍卫进化生物学中的还原主义”（1985）。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将他称之为等级式的或逐级式的还原主义从峭壁式的还原主义区分开来；他只拒绝峭壁式的还原主义。【原注８】最近，物理学家斯蒂芬·温伯格（StevenWeinberg）在《最后理论之梦》（Dreams of a Final Theory）（１９９２）中，写了题为“对还原主义的两声喝采”的一章，在其中他区分了不折中的还原主义（一种坏东西）和折中的还原主义（他含不含糊地支持）。这里是我自己的版本。我们必须区分一般来说是好东西的还原主义和不是好东西的贪婪还原主义。在达尔文学说的语境中，这种差别是很简单的：贪婪还原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不用起重机就能加以解释；好的还原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不用空中挂钩就能加以解释。
【原注８】也参见在《自私的基因》的第二版中，他对列万廷（Lewontin）、罗斯（Rose）和卡民（Kamin）（１９８４）抨击的还原主义的怪异版本——道金斯恰当地称之为他们的“私人怪物”——所做的讨论。
对我所说的好的还原主义，没有任何理由要做折中。它只是对不回避实质性问题之科学的承诺，一开始就没有通过拥抱神秘或神迹而做弊。对还原主义乐队喝采三次——而且我确信温伯格将会同意。但是在追求达成协议的渴望中，在解释得过多过快的热忱中，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常常低估了复杂程度，在要把任何事物都安全和干净利落地固定在基础之上的匆忙之中，试图跳过整个层面或层次的理论。那是贪婪还原主义之罪，但是请注意，只有当狂热导致了对现像的歪曲时，才是如此，而这是我们应该谴责的。想要还原、统一和将一切事物都用一个巨大的支配理论加以解释，这种欲望本身并不比驱使伯尔德文做出其发现的相反的冲动更不道德。渴望简单的理论，或者渴望存在简单的（或者复杂的！）理论永远不能解释的现像，这都没有错；错的是狂热的歪曲，不论是在哪个方向上。
达尔文的危险观念是还原主义的化身【原注９】，承诺在一个惊人的洞察之中统一并解释几乎一切事物。认为它是一种算法式的过程的观念使它更加有威力，因为它因此具有的材料中性的性质允许我们考虑将它应用于几乎任何事物上。它无视材料的界限。就像我们已开始看到的，它甚至能应用于自身。对达尔文观念的最普通的恐惧是，它不仅将解释，而且将用解释而消除大家都如此热切地坚持的心智、目的和意义。人们担心，一旦这种万能酸从我们珍爱的纪念碑经过，它们将不复存在，被溶解为不能辨认和不可爱的科学解构的泥潭。这不可能是合理的恐惧；对这些现像做一种合理的还原主义解释将会使它们仍然矗立着，只是不再神秘，而且统一在一起，并置于更安全的基础之上。对这些珍宝，我们也许会学到一些惊讶的甚至令人震惊的事实，但是，除非我们对这些事物的重视是一直就建立在混淆和错误的认识之上的，否则，对它们的增进了解又如何能减小它们在我们眼中的价值？【原注１０】
【原注９】是的，化身。想一想：我们是否要说它是还原主义的精灵？
【原注１０】谁都知道如何用另一个反问回答这个反问：“难道你是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热恋真理，以致你想要知道是否你的爱人对你不忠？”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我本人的回答是，我是如此地热爱世界，以致我确信我要知道关于世界的真相。
一种更合理和更现实的恐惧是，对达尔文主义推理的贪婪滥用可能导致我们否认真实层次、真实复杂性、真实现像的存在。通过我们自己被误导的努力，我们可能的确会抛弃或摧毁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将这两种恐惧分开，而我们能够从认识到那些倾向于歪曲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真实描述的精神压力开始。例如，在那些对进化论感到不安的人当中，许多人有一种强烈倾向，喜欢夸大科学家之间的异议（“它只是一个理论，而且有许多值得尊敬的科学家不接受它”），而我在回敬以“科学已显示了什么”时必须尽力不说过头话。一路上，我们将遇到许多还真正存在着的科学异议和未解疑难的事例。对我来说，没有理由要掩盖或低调处理这些窘境，因为不管它们是如何出现的，达尔文的危险观念已做了一定的瓦解工作，而且永远不能再复原。
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同意一个结果。即使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相对朴实的观念被科学否定——是的，被某种极其更有威力的（而在目前是不可想像的）洞见最终推翻并取代——它对坚持洛克所表达的传统观念的任何深思熟虑的捍卫者的信念，也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它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开拓了想像力的新的可能性，并因此最终破坏了任何人在面对像洛克演绎证明无心智的设计之不可理喻这样的论证的合理性时可能有的任何幻觉。在达尔文之前，在轻蔑的意义上，无心智的设计是不可理喻的，没有人知道如何认真地对待这个假说。如何证明它是另一回事，但是事实上证据的确在增加，而我们肯定能够而且必须认真对待它。因此不管你对洛克的论证有什么其他想法，它在现在就像用于书写它的鹅毛笔一样的过时，一件迷人的博物馆藏品，一件在今天的学术界不能从事任何真正的工作的古董。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丹尼尔·丹尼特 著 方舟子 译
【译者按：这是《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一书的第三章。作者丹尼尔·Ｃ·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是美国塔夫茨（Tufts）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主任、艺术与科学杰出教授。该书是近年来出版达尔文主义哲学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中文翻译获得授权，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查尔斯·达尔文，写于一本不打算出版的笔记中
他的议题是“物种起源”，而不是组织的起源；对后者做任何猜测，看来都是无必要的损害。
——达尔文的朋友哈里特·马提纽（Harriet Martineau）于１８６０年３月１３日致范尼·威吉伍德（Fannie Wedgwood）
达尔文从中间，或者，你甚至可以说，从结尾开始其解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生命形态开始，然后显示，今天生物圈中的格局是怎样地能够被解释为由昨天生物圈中的格局经过自然选择过程而产生的，依此类推，直到回到极其遥远的过去。他从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开始：今天所有的生物都是父母的后代，父母又是祖父母的后代，依此类推，因此今天活着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分支，而家庭本身又是一个更大宗族的一个分支。他继续论证说，如果你回溯得足够远，你会发现所有家庭的所有分支都是逐渐从共同祖先大支萌发出来的，因此存在着单一一株生命树，所有的大支、分支和细支被有变更的传代联结在一起。具有一株树的分支式组织这一事实，对解释涉及的这种过程是很关键的，因为这样一株树能够由一个自动的、递归的过程创造出来：首先建一个ｘ，然后变更ｘ的后代，然后变更这些变更，然后变革变更的变更……如果生命是一株树，它就全部能够从一个不可阻挡的、自动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设计的重建过程产生。
把工作倒着做，在询问一个过程如何能够产生出来之前，从它的“结尾”或接近结尾开始，然后解决倒数第二步，是计算机程序员已尝试过而且真实可靠的方法，特别是在编写用到递归的程序的时候更是如此。通常，这是一种出于实际需要的虚心：如果你不想咬下来的一口让你嚼不了，就该从最后一口开始咬，假如你能发现它的话。达尔文发现了它，然后非常小心地逆向而行，绕开了他的研究所引发的许多重大问题，在私人笔记中沉思它们，但是无限期地延迟发表。（例如，他在《物种起源》中有意地避免讨论人类进化。）但是他能够看出所有这一切将导向何处，而尽管他对这些令人烦恼的解释几乎完全保持沉默，许多他的读者也能够看出来。有一些人喜欢他们自以为见到的东西，而另一些人则憎恨它。
卡尔·马克思为之兴高采烈：“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不久首次遭受了致命一击，而且它们的理性含义被经验地加以解释。”弗里德里希·尼采——透过他蔑视一切英文东西的迷雾——甚至看到了达尔文信息之中又一个宇宙论启示：上帝死了。如果尼采是存在主义之父，那么达尔文也许应该被冠以祖父的头衔。其他人则并不愉快地想到达尔文的观点最终是对神圣传统的颠覆。牛津主教塞谬尔·威尔伯佛斯（Samuel Wilberforce）在１８６０年６月那一场发生在达尔文主义和传统宗教之间的最著名冲突之一曾与托马斯·赫胥黎辩论，他在一篇匿名评论中说：
“人类做为地球上天赋的万物之灵；人类流畅的语言能力；人类的推理才能；人类的自由意志和责任……所有这一切，都与这种认为以上帝的影像创造而来的人类有兽性起源的下贱观念，同样地且极度地不可调和。”
当人们开始猜疑这些对其观点的扩展时，达尔文明智地选择撤退到其大本营的安全地带，那个被极好地充实和捍卫的论证，即从生命已出现的中间开始，并“仅仅”显示了，一旦这个累积设计的过程启动，它就能够进行下去，无需来自任何心智的任何（进一步？）干预。但是，正如他的许多读者认识到的，不管这个谦逊的主张是何等地可能令人感到慰籍，它并非真的是一个稳定的休息地点。
你是否曾经听说过万能酸？这个幻想一度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觉得好玩——我不知道是我们发明了还是继承了它，它与斑蟊和硝石【译注１】一起，属于地下青年文化的一部分。万能酸是一种腐蚀性强到能吞噬任何东西的液体。问题是：你用什么装它？它能像溶解纸袋一样溶解玻璃瓶和不锈钢罐。如果你偶然发现或制造出一点万能酸，将会发生什么事？是否整个地球将会逐渐被摧毁？它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在每一样东西都遭遇万能酸而被转化之后，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当时我没有料到的是，在几年之后我会遇到一个观念——达尔文的观念——有着与万能酸确切无疑的相似性：它吞噬了几乎每一个传统观念，过后留下了一个发生革命性巨变的世界观，以前的标志物大多还可以认出，但是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译注１】斑蟊（Spanish Fly）在西方民间被认为是一种春药。美国民间一度盛传军队、学校等机构在伙食中加硝石以抑制男性性欲。
达尔文的观念是做为对生物学问题的一个回答而诞生的，但是它威胁要渗透出去，为宇宙学（朝一个方向前进）和心理学（朝另一个方向前进）的问题提供答案，不管是否受欢迎。如果重新设计能够是一个无心智的、算法式的进化过程，那么为什么这整个过程本身就不能够也是进化的产物，依此类推，一直到底？而如果无心智的进化能够解释生物圈中惊人地聪明的制造物，我们自己“真正”心智的产物又如何能够免除进化的解释？这样，达尔文的观念也威胁要扩散至直达顶峰，消除我们对自己的创作源头，对创造力和理解力的神圣亮点的幻觉。
历来包围着达尔文的观念的那些争议和焦虑，大多可以理解为是一系列失败了的战役，挣扎着要将达尔文的观念遏制在某种可接受的“安全”且仅仅是局部的革命之内。也许，可以将某部分或全部的现代生物学割让给达尔文，但是守住防线！不要让达尔文思想进入宇宙学，进入人类文化，进入伦理、政治和宗教！在这些战役中，遏制部队已赢得了许多战斗：达尔文观念的错误应用已被揭露并丧失信誉，被前达尔文传统的斗士击退。但是达尔文思想的新浪潮不断涌来。它们似乎是经过改进的版本，不易被那些击败其前身的驳斥击倒，但它们究竟是对无疑是合理的达尔文核心观念的合理扩展，还是——这也可能——对它的歪曲，甚至是比达尔文已拒绝过的更加恶毒，更加危险的滥用？
反对这种扩散的人士对战术有尖锐的不同看法。防护堤究竟应该建在哪里？我们是否应该在生物学本身范围内，用种种后达尔文的反革命遏制这个观念？在那些支持这一战术的人士中包括斯蒂芬·杰·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他提出了几种不同的遏制革命方案。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障碍设置得远一点？要确定我们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的方位，我们应该从一张前达尔文时期的简陋地图开始。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它将不得不一再地根据输掉的各种小型战斗做出修订。
上帝
心 智
设 计
秩 序
混 沌
虚 无
（警告：金字塔中的每一个用语，都必须用前达尔文时期的过时含义来理解！）
任何东西都能在这个宇宙金字塔的某一层次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空无一物的虚无也有自己的位置，即其根基。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是有秩序的，有的是处于混沌中；只有某些有秩序的物质也是有设计的；只有某些有设计的事物有心智，而当然了，只有一个心智是上帝。上帝，这第一心智，是其下面的每一事物的源泉和解释。（既然每一事物因之都依赖上帝，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一个悬挂在上帝之上的吊灯，而不是一个支撑他的金字塔。）
秩序和设计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做为首次尝试，我们可以说秩序仅仅是规律性，仅仅是格式；设计是亚里斯多德的泰勒斯（telos），是为了一种目的对秩序的利用，如我们在设计巧妙的制造物上所看到的那样。太阳系显示了惊人的秩序，但是（很显然）没有目的——它不是为了什么。相反地，眼睛是为了看。在达尔文之前，这种区分并非总是很清楚的。的确，它曾是相当模糊的：
“在１３世纪，阿奎那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然物体（例如行星、雨点、火山）的运行似乎是被导向一个确定的目标或结局，‘以便获得最佳结果’。阿奎那论证说，赋予结局以意义暗示了一种意图。但是，鉴于自然物体缺乏意识，它们自己不能提供那种意图。‘因此必定有一种智能存在，引导所有的自然事物达到其结局；而这种存在我们称之为上帝。’”（戴维斯（Davis）１９９２）
休谟的克里安提斯（Cleanthes）【译注２】遵循这一传统，把生物界的适应性奇观和天国的规律性混为一谈——对他来说，它完全像一个美妙的钟表装置。但是达尔文提出了分歧意见：他说，给我秩序和时间，我将给你设计。让我从规律性——仅仅是没有目的、没有心智、没有意义的物理规律性——开始，我将向你显示一个过程，它逐渐产生的产物不仅展示了规律性，而且展示了有目的的设计。（这就是当卡尔·马克思宣布达尔文给了目的论致命一击时，他认为他所看到的：达尔文已把目的论还原为无目的论，将设计还原为秩序。）
【译注２】克里安提斯是英国哲学家休谟《有关自然宗教的对话》（１７７９）一书中的人物。
在达尔文之前，秩序和设计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因为不管怎样，它们全都来自上帝。整个宇宙是他的制造物，他的智能、他的心智的一种产物。一旦达尔文跳进中间，对设计如何能够仅仅从秩序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提出答案，宇宙金字塔的其他部分也就处于危险之中。假定我们接受达尔文对植物和动物身体（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必须承认达尔文已将我们牢固地置于动物界）的设计现像的解释。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身体交给了达尔文，往上看看，我们能否防止他也把我们的心智拿走呢？（在第三部分，我们将以许多形式讨论这个问题）。往下看看，达尔文要求我们给他秩序做为前提，但是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防止他下踏一个台阶，让他为秩序的起源给出一个来自混沌的算法式的解释？（在第６章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前景使许多人头晕、恶心，这极好地表露在１８６８年匿名发表的对达尔文的一次早期抨击中：
“在我们不得不对待的这个学说中，绝对无知乃是制造者；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整个系统的基本原理表述为，为了制造一个完善而美丽的机器，我们不必知道怎么去制造它。通过仔细检查，将会发现这个表述，它以简略的形式表达了这个学说的要旨，并以三言两语表达了达尔文的全部意思；他用一种奇怪的推理倒置，似乎认为在创造性技能的所有成果中，绝对无知完全有资格取代绝对智慧的位置。”
一点不错！达尔文的“奇怪的推理倒置”事实上是一种新颖而美妙的思维方式，完全推翻了由洛克“证明”并让戴维·休谟看不到其他出路的以心智为第一位的方式。多年之后，约翰·迪威（John Dewey）在其富有深刻见解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一书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倒置：“兴趣改变了……从一种一蹴而就地塑造事物的智能，到事物甚至至今还在塑造着的特定智能。”（迪威１９１０）但是这种将心智当做一种结果而不是第一因的观念对有些人来说是过于革命性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心智没法舒服地适应的“可怕的拉伸机”【译注３】。１８６０年时是如此，在今天也同样如此，对一些进化论的最好朋友，连同其敌人，也一向如此。例如，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在其近著《上帝的心智》（The Mind of God）中声称人类心智的思考能力“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琐事，由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产生的不重要的副产物”（戴维斯１９９２）。这是以最直露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熟悉的否定，因为它暴露了未做好调查的偏见。我们可以问问戴维斯，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的副产物就是无关紧要的吗？最重要的事物为什么不能够从不重要的事物产生？为什么任何事物的重要性或优越性就必定是来自高处的，来自某种更重要事物的赐予，来自上帝的礼物？达尔文的倒置建议我们放弃那种假设，而去寻找能从“没有心智没有目的的力量”脱颖而出的种种优越性、价值和目的。
【译注３】语出达尔文：“相信孔雀的尾巴是这样形成的，这是一个可怕的拉伸机；但是，在相信它的同时，我相信同样的原理做些修改也能用于人类。”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从未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他自己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的版本在达尔文还在推迟《物种起源》的发表时，抵达达尔文的桌上，达尔文设法把他当做这条原理的共同发现者【原注１】。虽然一开始华莱士在人类心智的进化问题上要比达尔文所愿意做的更为直截了当，但是他没能看出“奇怪的推理倒置”是这一伟大观念之所以伟大的关键。华莱士重复约翰·洛克的观点，宣称“那些控制着物质——如果不是实际组成它的话——的力量的不可思议的复杂性，是而且必定是心智的产物”。在华莱士晚年皈依唯灵论并让人类意识全都免受进化的无情法则主宰的时候，达尔文看到罅隙变大，并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还没有完全杀死了属于你自己也属于我的孩子。”
【原注１】这个迷人的，甚至极其痛苦的故事已被很好地讲了许多次，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争议。为什么达尔文原先要推迟发表？他对待华莱士是慷慨大方的还是极其不公平的？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不仅与达尔文在如何处理华莱士无意中抢夺优先权的通信时不安的良心有关；正如我们在此见到的，他们两人对他们所发现的观念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使他们疏离。
但是达尔文的观念是否真的无可避免地将导致这样的革命和颠覆？“很明显，批评家们不希望去理解，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尔文自己也鼓励他们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艾黎格德（Ellegard）1956）华莱士想要问的是，自然选择可能有什么目的，而虽然现在回头来看，这似乎是在挥霍他和达尔文发现的财富，但是达尔文自己对这个观念也常常表示同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不把目的论一直还原为无目的的秩序，而是将所有尘世的目的论还原到唯一一个目的：上帝的目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明显的、诱人的堵塞堤坝漏洞的方式？达尔文在他自己脑中很清楚，自然选择过程所依赖的变异必须是无计划和无设计的，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可以有一个目的，不是吗？在１８６０年致早期支持者、美国博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的一封信中，达尔文写道，“我倾向于把每一样事物都当做来自于被设计的规律，其细节的好坏则留给我们可以称为机遇的东西去解决。”
自动过程本身常常是极为卓越的创造。站在今天的优越地位，我们能看出自动传输装置和自动门的发明者不是白痴，而他们的聪明才智在于能够创造出某种无需思维就能做“聪明”事情的东西。放纵一下怀旧情绪，我们也可以说，对达尔文时代的某些观察家来说，他似乎保留了一种可能性，上帝通过设计一个自动设计者而留下其手笔。对这些人中的某些人来说，这种观念不只是绝望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传统的积极改进。《创世记》的第一章描述了一系列的创造浪潮，每一个都以叠句“而神认为它是好的”结束。达尔文已发现了一种方式消除这种智能质量控制的琐细应用；自然选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无需上帝的进一步干预。（１７世纪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尔海姆·莱布尼兹已为一种让上帝脱手的类似观点辩护过）。正如亨利·瓦德·比切尔（Henry Ward Beecher）说的，“批发式的设计要比零售式的设计更伟大。”阿萨·格雷被达尔文的新观念所吸引，但是试图将它和他信奉的传统宗教信条尽可能地调和，提出了这种权益婚姻：上帝计划了“变异的潮流”，并预见了他所制定的自然规律在漫长的岁月中将会如何消减这一潮流。如约翰·迪威用又一个商业比喻恰当地评论的，“格雷坚持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分期付款式的设计”。
在进化论的解释中，这种弥漫着资本主义气息的比喻并不罕见。那些达尔文的批评家和注释者常常愉快地列举例子，认为这种语言表明了——或者我们应该说是暴露了——达尔文研究其观念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它们的科学客观性。达尔文做为一位凡人，确切无疑地继承了与他的社会身份相随的大量的观念、表达模式、态度、偏见和观点，但是同样确切的是，在人们思考进化论问题时如此自然地想到的经济比喻，乃是从达尔文的发现中的一种最深刻的特征那里获得了威力的。
【译注４】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在１８０３年出版的《自然神学》（NaturalTheology）一书中表达了这个观点。
有关设计和秩序之间的差异——以及紧密联系——的一个更新的观念有助于澄清这个局面。这是由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１９６７）首先普及的一个主张，认为生命能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术语加以定义。在物理学上，秩序或组织能用空间区域之间的热量差异加以测定；熵只是无序，即秩序的反面，并且根据第二定律，任何孤立系统的熵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换句话说，事物无可避免地败坏下去。根据第二定律，宇宙正从一个更有序的状态演变成最终的无序状态，即所谓宇宙的热寂。【原注２】
【原注２】而最初的秩序从哪里来的？我所见到的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讨论，是彭洛斯（Penrose）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宇宙学和时间箭头》一书第７章。
那么，生物是什么？它们就是那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抗拒被碎成粉末的东西，通过不被孤立——从环境中获取必需品将生命和肢体结合在一起。生理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个观念：
“熵——组织的丧失或温差的丧失——给定的时间箭头是统计性的，它易于在局部小规模地逆转。最引人注目的是：生命是有系统地对熵的逆转，而且智能创造出了结构和能量的差异抗拒假定中的物质宇宙通过熵的逐渐‘死寂’。”（格里高利１９８１）
格里高利进而把这个使之成为可能的根本观念归功于达尔文：“应用自然选择概念，我们现在才能够理解生物体的复杂性和秩序在生物时间中的增加。”因此，不仅是个别的生物体，而且是创造它们的整个进化过程，能被看做是一个抗拒宇宙时间之更大趋势的基本物理现像，威廉·开尔文（William Calvin）在其探讨进化论和宇宙学的关系的经典著作的题目含义中抓住了这个特征，《向山上流淌的河流：从大爆炸到大脑之旅》（The River That Flows Uphill: A Journey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Big Brain）（１９８６）。
那么，有设计的事物，就或者是生物或生物的一部分，或者是生物的制造物，无论如何是被组织起来加入战斗抵抗无序。抗拒第二定律的趋势并非不可能，但是代价很高。想一想铁。铁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元素，是我们身体健康必需的，而且做为钢这种美妙的建造材料的主要成份也很有价值。我们的星球曾经含有巨量的铁矿储备，但是它们正逐渐地消耗。这是否意味着地球正在逐渐丧失铁？很难这么说。除了近来以空间探测器的组成部分的形式发射到地球的有效重力范围之外的几吨铁这种可忽略的例外，今天地球上的铁和以前一样多。麻烦的是，越来越多的铁被以铁锈（氧化铁分子）和其他低级、低浓度物质的形式消散。原则上，它全都能被恢复，但是这会用到巨额的能量，费尽心机地集中用于提取和浓缩铁的特别项目上。
如此复杂的过程之组织构成了生命的标志。格里高利用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戏剧性地描述了这一点。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强加的方向性的一个标准教科书表述是，声称你不可能复原打散的鸡蛋。嘿，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而是那将是个代价极其昂贵，复杂的任务，一路艰难地抗拒第二定律。现在考虑：制造一个以打散鸡蛋为输入和以完整鸡蛋为输出的设备，将需要多大的代价？有一个容易的解决办法：将一只活母鸡放进箱子中！喂它打散的鸡蛋，它将能够为你制造鸡蛋——过一会儿。在平常我们并不会把母鸡当成几乎是奇迹的复杂实体而感到惊奇，但是母鸡能做到的这一件事，由于组织它的设计，仍然超越了人类工程师创造的设备。
一个事物展示越多的设计，就必须有越多的研发工作产生它。像任何一位优秀革命家，达尔文尽可能地利用旧体系：宇宙金字塔的直线特征被保留了，并成为衡量在一个层次上的事物包含了多少设计的尺度。在达尔文的框架中，就像传统的金字塔，心智的确位于接近顶端，属于最有设计的实体（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是自我重新设计的事物，如我们将在第１３章看到的）。但是这意味着它们是属于创造过程的（至今）最高级的结果，而不是——像旧版本那样——这个创造过程的起因或源泉。它们的产物——我们最初模型中的人类制造物——因之必须仍然被当成是更有设计的。乍一看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一首济慈的颂歌似乎表明了比一只夜莺有更伟大的研发起源——至少在不懂生物学的诗人看来是如此——但是一根回形针呢？与任何生物相比，不管这些生物是多么原始，回形针肯定是微不足道的设计产物。在明显的意义上，的确如此，但是好好想一想。让你自己步佩利的后尘，在一个外行星的明显是荒凉的沙滩上行走。哪一个发现将会使你更为激动：一只蛤蜊还是一个蛤壳抓斗？在行星能够制造出蛤壳抓斗之前，它必须制造蛤壳抓斗制造者，而那是比蛤蜊远远更有设计的事物。
只有一种含有达尔文式的逻辑形式的学说能够解释有设计的事物是如何形成的，因为任何其他解释都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或无限倒退。过去的方法，即洛克的心智第一性的方法，赞同这样的原理，认为需要大智能才能创造智能。对我们的祖先，制造物制造者来说，这个观念一定总是看来不证自明的，这可以追溯到巧人，智人的祖先。没有人见过一根矛能用原材料制造猎人。童谣说，“要有人才能认识人”，但是一个甚至更有说服力的口号似乎是，“要有更大者才能制造更小者”。然而，从这个口号获得灵感的任何观点都马上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如休谟注意到的：如果上帝创造并设计了所有这些奇妙事物，那么谁创造了上帝？超上帝？而谁创造了超上帝？超超上帝？或者上帝创造了自己？它是否很艰苦？它是否需要时间？不要问！嘿，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问这种对神秘性的温和拥抱，与干脆否认智能（或设计）必须来源于大智能的原则相比，是否有任何的改进。达尔文提供了一条实际上是在向佩利的洞察表示敬意的解释途径：真正的工作用于设计这块手表，而工作不是无偿的。
一个事物展示了多少的设计？还没有人提供一个能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的设计定量化体系。与这个有趣问题有关的理论研究正在几个学科中进行着，在第６章我们将考虑一种为特殊情形提供了干净利落的解决办法的自然尺度——但是同时，我们对不同量的设计有一种强有力的直觉。汽车比自行车含有更多的设计，鲨鱼比变形虫含有更多的设计，甚至一首短诗比一个“不要践踏草地”的告示含有更多的设计。（我能听到抱怀疑态度的读者在说，“哇！慢点！莫非这是无争议的？”长远地看并非如此。在适当的时候我将会证明这些说法，但是此时，我要让大家注意到，并依靠一些熟悉的——公认不可靠的——直觉。）
专利法，包括版权法，是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个问题的宝库。一个设计要有多少新颖程度才能足以正当地成为专利？能从他人的知识产品借鉴多少而无需付报酬或鸣谢？这些就像是我们必须在上面建造一些相当随意的梯田的滑坡，针对那些会引起无休无止的争端的问题编撰条例。在这些争端中，取证的责任是被我们对多少量的设计不会仅仅是巧合的直觉确定了的。我们的直觉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保证显示，它也是合理的。假定一位作者被指控剽窃，而证据是，比如说，一个段落与推断是其来源的一个段落几乎完全相同。这可能仅仅是巧合吗？其关键取决于这个段落的平庸和常规程度，但是大多数整段的文字内容足够“特殊”（以我们很快就要探讨的方式），做独立的创作是高度不可能的。合情合理的陪审团不会要求一个剽窃案的原告精确地证明被指控的复制发生的因果途径。被告很明显将会有责任证明他的作品是，令人惊讶地，一件独立作品，而不是已有作品的复制。
类似的取证责任也落到一件工业间谍案的被告身上：被告新产品的内部构造与原告产品的内部构造的设计相似得令人起疑——这是不是一个设计的趋同进化的无辜案件？的确，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证明你的无辜的唯一办法是出示清楚的证据表明你实际上做了必要的研发工作（旧蓝图，草案，早期模型和实体模型，关于遇到的问题的备忘录，等等）。缺乏这样的证据，但是也缺乏你从事间谍活动的任何实质性证据，你将会被认定有罪——而且你活该！这种程度上的无比巧合不会出现。
幸亏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现在盛行同样的取证责任。我称之为“设计累积原理”的原理并不在逻辑上要求（这个行星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从一个单一主干（或根、种子）的一个或另一个分支上传代而来的，而是说，既然每一种新设计的事物都看来必须在某个地方对其来源有大量的设计投资，最便宜的假说将会总是这样的，其设计大部份地从早期的设计复制而来，后者从更早期的设计复制而来，依此类推，以致实际的研发创新工作达到最小程度。当然，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设计独立地重新发明了许多次——例如，眼睛重新发明了数十次——但是，每一个类似这样的趋同进化的案例必须在大多数设计都是复制的这一背景之下加以证明。在逻辑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南美洲所有的生命形态都是独立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所有生命形态被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假说，需要一点一点地加以证明才行。假定我们在一个偏僻岛屿上发现一种新种的鸟。即使我们还没有关于这种鸟与世界上其他所有鸟有关联的直接的确凿证据，在达尔文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极为安全地做这种缺省假定，因为鸟类是非常特殊的设计。【原注４】
【原注４】顺便注意一下，如果我们发现这种鸟的ＤＮＡ的序列与其他鸟类几乎完全相同，逻辑上也将不会推出它与其他鸟类有关联！“只是一种巧合，而不是剽窃”是逻辑上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它。
因此，生物体——以及计算机、书和其他制造物——是非常特殊的因果链的结果，这一事实，在达尔文之后，并不仅仅是一个可靠的归纳，而且是一个用于建立一种学说的深刻事实。休谟认识到这一点——“将几块钢扔在一起，没有形状或形态；它们将永远不会排列自身组成一块表”——但是他和其他早期思想家认为他们必须将这个深刻事实建立在心智之上。达尔文发现了如何将它分散在非心智的广阔空间，这要归功于他的关于设计创新如何能被保存和繁殖，因此能被累积的观念。
设计需要工作来创造，因此至少在它能够被保存（因此能被偷或卖）这个意义上，它是有价值的，这个观念，在经济术语中发现了丰富的表达方式。如果达尔文没有因出生在已产生了亚当·史密斯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商业世界而获益，那么他不会很方便地找到造好的零件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增加了价值的产品（你看，这个观念很好地用在自己身上）。这些融入了达尔文的伟大观念的各种设计来源，使我们对这个观念本身有重要的洞察，但是并不减低其价值或威胁其客观性，就像甲烷的卑微出身不会减低其被当做燃料使用时的热单位的值。
达尔文选择将其原理称为“自然选择”，它有着拟人化的含义，事实上，这难道不是很不幸的？如果像阿萨·格雷建议的，将这个意像代之以“自然的指引之手”，并讨论赢得生命竞赛的不同方式，难道不是更好吗？许多人不能理解这一点，而达尔文倾向于责备自己：“我一定是一个糟糕的解释者，”他承认说：“我想‘自然选择’是一个糟糕的术语。”肯定无疑地，这个两面派的术语激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达尔文的一位新近反对者如此总结：
“地球上的生命当初被当做是存在一位造物主的显而易见的证据，而做为达尔文观念的一个结果，却被视为仅仅是一个过程的产物，并且，根据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是一个‘盲目、机械、自动和非人的’过程，而根据德比尔（de Beer），则是‘浪费、盲目和愚蠢的’。但是一旦这些评论（原文如此）被放在自然选择的层次上，这个‘盲目的过程’自身就被比做诗人、作曲家、雕塑家、莎士比亚——恰恰是自然选择最初已取代的那个创造性观念。我想，很明显地，这样一种观念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贝塞尔（Bethell）１９７６）
或者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在像贝塞尔这样的怀疑者看来，将进化过程称之为“盲目钟表匠”（道金斯（Dawkins）１９８６），似乎是故意在制造悖论，因为这是以左手（“盲目”）拿走了右手给予的明智、目的和预见。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这种表达方式——而像我们将会发现的，它在当代生物学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不可取代——正是表达达尔文学说帮助揭示的无数细节发现的正确方式。完全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然界发现的惊人的优越设计。一次又一次地，生物学家被自然界中似乎是脆弱或笨拙的坏设计所难住，逐渐地才认识到他们低估了一种大自然母亲之创造的精巧性、绝对的优越程度和洞察深度。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顽皮地以他的同事雷斯利·奥吉尔（Leslie Orgel）的名字为这种趋势命名，他叫做“奥吉尔第二规则：进化比你聪明。”（另一种表达式：进化比雷斯利·奥吉尔聪明！）
达尔文向我们显示了，如何从“绝对的无知”（如他的愤怒的批评者所言）攀登到有创造性的天才，而无需回避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我们落脚必须非常小心。在围绕我们的争议中，大部份（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由对达尔文以下声称的不同挑战组成的，即在足够的时间内，他能够把我们从彼（混沌或完全无设计的世界）一直送到此（我们生存的美妙世界），而除了他提出的没有心智的、机械的算法过程，不必乞灵于其他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保留了传统宇宙金字塔的直线特征做为衡量（直觉的）设计程度的尺度，我们能够借助另一个从民间传说中拿来的幻想物，使这一挑战戏剧化。
“空中吊钩（skyhook），源自航空学。一种用于挂在空中的想像中的机械装置；一种悬浮空中的想像中的方式。”（《牛津英语词典》）
《牛津英语词典》注意到这一词语的首次使用出现于１９１５年：“一位被命令在空中再停留一个小时的飞行员回答说‘机器与空中吊钩不搭配’。”空中吊钩的概念可能是古希腊编剧手法中的机关神（deus ex machina）的后裔：当二流剧作家发现，剧情的发展使他们的主角进入无法逃脱的困境时，他们常常乐于让一位神降落到舞台上，就像超人，用超自然的方式解救局势。空中吊钩也可能是民间传说趋同式进化的完全独立的创造。空中吊钩将会是一种美妙的东西，用于将笨重物体从困难环境中吊走并加速所有的建筑项目，这真是妙极了。可悲的是，它们是不可能的。【原注５】
【原注５】嘿，也不是非常的不可能。与地球自转同步旋转的地球同步卫星就是一种真实的、并非神迹的空中吊钩。它们之所以如此有价值——之所以对其投资是合算的——是因为我们常常十分需要将某种东西（例如天线、照相机或望远镜）挂在高空中。卫星并不适用于起吊，唉，因为它们必须被放置在如此高的空中。这个主意已被仔细地探讨过。结果发现，需要用到人类还无法生产出来的最强的人造纤维做为绳子，顶端的直径至少要超过１００米——直径可以呈锥形逐渐减小，直到吊物端细到几乎看不见——才刚好足以悬挂其自身的重量，更何况还有负载。即使你能够抽拉得动这样的绳子，你也不想见到它们脱离轨道落到下面的城市！
不过，还有起重机。起重机能够做我们想像中的空中吊钩所能做的提升工作，而且它们用一种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去做。不过，它们是昂贵的。它们必须被设计和从手头已有的日常零件建造，而且它们必须被放置在已有地面的牢固基础之上。起重机做为提升机一点也不逊色，而且有着它们乃是真实存在的这一决定性的优势。像我这样一辈子都在旁观建筑工地的人，将会满意地注意到，有时候一台小起重机被用于建造一台大起重机。许多其他的旁观者必定会想到，在原则上，这台大起重机也能够被用于建造或加速建造一台更大的壮观的起重机。在真实世界的建筑项目上，起重机的逐级放大次数很少（如果曾经被用过的话）超过一次，但是在原则上，能够被组织起来逐级放大完成非凡任务的起重机数目，是没有限制的。
现在想一想在设计空间中产生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卓越生物体和（其他）制造物所必备的所有“提升”。自从生命开端以来，以最早期、最简单的自我复制体开始，广阔的距离必定已被跨越，向外（多样性）和向上（优越性）扩散。达尔文给我们描述了一种所能设想的最简陋、最原始、最愚蠢的提升过程——自然选择之楔。经由细小的——最可能小的——步骤，这个过程在极长的时间内能够逐渐跨越这些巨大的距离。他如此声称。在任何一点，都不会需要任何奇迹——来自高处的——事物。每一步骤都是从由早期攀登努力建造的基础开始，由非人的、机械的、算法式的攀登完成的。
这的确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它真的能够发生吗？或者，这个过程是否时不时地（或许只在非常早的时期）需要被某种空中吊钩“帮一把”？一个多世纪以来，怀疑者一直在试图找到一个证明，证明达尔文的观念就是不能生效，至少不是自始至终有效。他们一直在希望、寻找、祈祷空中吊钩，做为他们见到的达尔文的算法滚滚向前的暗淡前景的例外。而一次又一次的，他们提出了的确很有趣的挑战——跳跃、断层和其他奇迹，咋一看似乎需要空中吊钩。但是接着就来了起重机，它们在许多场合中正是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个空中吊钩的怀疑者发现的。
现在是做一些更仔细的定义的时候了。让我们这么理解，一个空中吊钩是一种“心智第一位”的力量、威力或过程，是下述原理的例外，即所有设计，以及表面的设计，最终都是无心智、无动机的机械过程的结果。相反地，一个起重机是一个设计过程的亚过程或特殊性质，能够被证明允许局部地加快自然选择的基本、缓慢的过程，而且能被证明它本身就是这一基本过程的可预测的（或回过头来能被解释的）产物。某些起重机是明显而无争议的；其他一些起重机则还在被富有成果地争论着。仅为了让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广度和应用有个一般的感觉，让我举三个非常不同的例子。
进化理论家们现在普遍同意性是一种起重机。也就是说，有性繁殖的物种能以比无性繁殖的生物体能达到的快得多的速度在设计空间中穿行。而且，在一路上，它们能“辨别”无性繁殖的生物体所“察觉不到的”设计改进。然而，这不可能是性存在的理由。进化不能看到远方的道路，所有它建造的任何东西必须有当前的报酬抵销开支。如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坚持的，有性繁殖的“选择”担负着巨大的当前开支：在每一次交易中，生物体只送出了百分之五十的基因（且不说一开始为了保证一次交易而投入的精力和风险）。因此，提高对重新设计过程之效率、敏锐性和速度——这些使性成为一种卓越的起重机的性质——的长期报酬对必须决定哪一个生物体在紧接的下一代占优势的近视的、局部竞争而言，毫无用处。其他一些短期的益处必定维持了必要的正面选择压力，使有性繁殖成为极少物种能够拒绝的开价。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１９７８）首次有说服力地指出这个谜团，现在有多种令人信服的——并相互竞争的——假说可能加以解决。对这一问题的现状的明晰介绍，参见迈特·里德利（Matt Ridley）１９９３。（后面对此有更多介绍。）
从性的例子中我们学到的是，一个威力巨大的起重机得以存在，并不是为了利用那种威力，而是为了别的原因，而创造出来的，虽然它做为起重机的威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后来它获得了保存。一种显然是被做为起重机而创造出来的起重机是遗传工程。遗传工程师——从事重组ＤＮＡ拼接的人——现在毫无问题地能够在设计空间中大步跳跃，创造出用“普通”方式永远进化不出来的生物体。这并非奇迹——假如遗传工程师（以及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制造物）自己全部是更早期更缓慢的进化过程的产物。如果神创论者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人类自身是一个神圣的物种，没法通过非人的达尔文道路达成，那么在一个主要空中挂钩帮助下创造出来的遗传工程将终究不是一个起重机。我不能想像有任何遗传工程师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但是它在逻辑上是个可以盘踞的高位，不管是多么的不牢靠。看上去较不愚蠢的是这个观念：如果遗传工程师的身体是进化的产物，而他们的心智能够做的创造性事情具有不可还原的非算法性质，或不是所有算法途径所能达成的，那么遗传工程的跳跃可能要乞灵于一个空中挂钩。探讨这个前景将是第１５章的主题。
一种具有特别有意思的历史的起重机是伯尔德文效应（Baldwin Effect），以它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马克·伯尔德文（James Mark Baldwin）（１８９６）命名，但是多多少少已被另两位早期达尔文主义者康维·洛伊德·摩尔根（ConwyLloyd Morgan）（以洛伊德·摩尔根节省准则（Lloyd Morgan's Canon ofParsimony）【译注５】闻名）和H.F.奥斯本（H.F. Osborn）同时发现。伯尔德文是一位热情的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对达尔文学说将在生物体（重新）设计中给心智留下不够重要的和不够有创造性的地位这一前景感到压抑。因此设法要证明动物靠它们在世界上自身的聪明活动，可以加快或指导其物种的进一步进化。他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动物个体是否能够通过在其一生中解决问题，改变其后代的竞争条件，而使那些问题在将来更容易解决？伯尔德文意识到，在某种条件下，这事实上是可能的，我们能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以插图说明。
【译注５】洛伊德·摩尔根节省准则是奥卡姆剃刀在心理学上的一种表述，认为如果能把一种行为解释为低级的心理因素的结果，就不可解释为高级的心理因素的结果。
考虑这样一个物种群体，它们在出生时大脑线路存在着值得考虑的变异。我们可以假定，其中只有一种赋予它的拥有者一种“好技巧”——一种能显著地保护它或提高它的机遇的行为方面的才能。表示一个群体中不同个体成员的这种适宜度差异的标准方法被称为“适应性地貌”或“适宜度地貌”。在这样一张图表中，高度代表适宜度（越高越好），而经度和纬度代表个体设计的一些因子——在这个例子中，为大脑线路的特征。每一种可能用于连接大脑线路的不同方式都以组成地貌的一根杆表示——每一根杆是一个不同的基因型。在特征组合中只有一种会有好处——也就是说，比一般的要好——这个事实，用它突出来就像立在沙漠中的一根电话线杆这种方式图解。
就像图3.1清楚表示的，只有一种线路是有优势的；其他的线路，不管是如何地“接近”成为好线路，都有大致相等的适宜度。因此这样一个孤立的高峰确实就像是海中一粟：实际上是自然选择不能发现的。群体中那些极少数有幸拥有“好技巧”基因型的个体，一般地很难将该基因型传给后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能找到一个同样拥有“好技巧”基因型的配偶的机遇是极小的，而毫厘之差就是千里之谬。
但是现在让我们只引入一个“细小的”变化：假定虽然生物体个体以不同的线路（哪一种线路则是由它们的特定基因型或遗传配方决定的）开始——正如它们在适宜度地貌上的散布所显示的——但是它们有能力调节或修改它们的线路，这取决于它们在生活中的遭遇。（用进化理论的语言来说，它们的表现型有“可塑性”。表现型是基因型在与环境的反应中最终产生的身体设计。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孪生子将会有相同的基因型，但是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型。）那么，假定这些生物体在经过摸索后能够获得一种不同于它们出生时具有的设计。我们可以假定它们的摸索是随机的，但是它们一旦偶然碰上了一种“好技巧”，就有内在的能力认识（并保存）它。那么那些在生命开始时拥有一种较接近“好技巧”基因型——距离它有较少的重新设计的步骤——的基因型的个体，要比那些出生时有一种距离遥远的设计的个体，有更大的可能性碰上并守住它。
在重新设计自身的比赛中，这种起跑时的占先将在马尔萨斯危急关头使它们具有优势——如果这种“好技巧”是如此之好，以致那些从未能学会它，或“太迟”学会它的个体，将处于严重的劣势。在有这种表现型可塑性的群体中，近乎毫厘之差将胜于千里之谬。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沙漠中的电话线杆变成了一个逐渐隆起的山坡的顶尖，如图3.2所示；那些位于紧靠顶尖所在的，虽然它们在开始时的设计并不胜过其他个体，却将会倾向于在短期内发现顶尖设计。
长远地看，自然选择——在基因型层次上的重新设计——将倾向于追随并确认在生物体个体的成功摸索中采取的方向——在个体或表现型层次上的重新设计。
我刚刚对伯尔德文效应所做的描述方式将心智保持在最低量，如果不是将它完全排除在外的话；全部需要的只是一种非人的、机械的能力能在一种好东西来临时停止随机行走，一种最低量的能力能“认识”一丁点进步，和通过盲目的试错而“学习”。事实上，我已用行为主义的术语描述它。伯尔德文发现的是，有“强化学习”能力的生物不仅在个体上要比完全“定型的”生物做得更好；而且由于其在邻近环境中发现设计改进的能力更强，它们的物种将进化得更快。【原注６】这并不是伯尔德文描述他提出的效应的方式。他的性情和行为主义离得最远。如里查兹（Richards）指出的：
“这个机制符合极端达尔文主义者的假设，然而却允许意识和智能在指引进化上占一个位置。根据其哲学意向和信念，伯尔德文是一个唯灵论玄学家。他感到宇宙中意识的心跳；其脉搏贯穿有机生命的所有层次。然而他却懂得进化的机械性解释的威力。”（R.J.里查兹 １９８７）【原注７】
【原注６】斯噶特（Schull）（１９９０）发现了这个前景，使我们得以看到，由于摸索表现型的能力有异，物种“看到”设计改进的能力也有异。
【原注７】罗伯特·里查兹对伯尔德文效应之历史的介绍是刺激和指导本书思想的主要来源。我发现特别有价值的是，里查兹不仅和伯尔德文以及许多其他达尔文主义者一样都有一种对空中挂钩的潜在渴望——或至少对那些坚持起重机的理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满——而且也有学术诚实和勇气去揭露和检验他自己对他被迫称之为“极端达尔文主义”的主张所感到的不舒服。里查兹的心灵很清楚和伯尔德文一样，但是他的理智不允许他说大话，或试图用纸糊住他在那些试图竖立起来抗拒万能酸的堤坝上见到的裂痕。
多年以来，伯尔德文效应在几种不同的名字下，已被以多种方式描述、捍卫和否定过，并且近来又几次被独立地重新发现（例如，辛敦和瑙兰德（Hintonand Nowland）1987）。虽然生物学教科书经常描述和承认它，过于谨慎的思想家一般地却回避它，因为他们认为它有拉马克异端邪说（认为获得性遗传是可能的——详细的讨论见第１１章）的味道。这种拒绝是特别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里查兹指出的，伯尔德文提出它是要做为——而且的确是——对拉马克机制的一种可接受的替代。
“确定无疑地，这个原理看来摆脱了拉马克主义，为进化提供了甚至像洛伊德·摩尔根这样的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也希望有的积极因素。而对那些有玄学胃口的人来说，它解释了，在达尔文式自然的叮当作响的机械外衣之下，能够发现心智。”（R.J.里查兹 １９８７）
嘿，不是“心智”——如果我们指的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内在的、原本的、空中挂钩式的“心智”的话－－而只是一种绝对机械的、行为主义的、起重机式的心智。无论如何，这并非啥也不是。在无论发生于何处的自然选择过程的底下，伯尔德文发现了一种能够真正——在局部——增加威力的效应。它显示了，在生物体个体活动中，有限量的“向前看”产生了自然选择能够起作用的适宜度的差异，如何能够帮助自然选择的基本现像的“盲目”过程。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复杂性，一条进化论中的妙计，消除了一个合理和有说服力的怀疑源泉，并增强了我们对达尔文观念的威力的洞察，特别是当它在多重的、串联的应用中被逐级放大时。而这就是我们将探讨的其他研究和争议的一个典型结果：动机，激发研究的激情，是希望找到空中挂钩；而结果却是发现了同样的工作如何能够被起重机完成。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１９８２
在这些冲突中，最常被摆弄，通常是滥用，的一个术语，是“还原主义”。那些渴望空中挂钩的人叫那些急切地想以起重机了结的人为“还原主义者”，而他们常常能使还原主义看上去是低俗和没有心肝的，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邪恶的话。但是像大多数滥用的术语，“还原主义”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其核心形像是有人声称一种学科“还原为”另一种学科：例如，化学还原为物理学，生物学还原为化学，社会科学还原为生物学。问题是，对任何这样的声称，都同时存在温和的解释和荒谬的解释。根据温和的解释，统一化学和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以及，是的，甚至社会科学和生物学，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吸引人的）。毕竟，社会是由人类组成的，而人类做为哺乳动物，必须服从涵盖所有哺乳动物的生物学原理。哺乳动物又是由分子组成的，而分子必须服从化学定律，后者又必须服从潜在的物理规律。没有有理智的科学家会对这种温和的看法表示异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集会和任何雪崩一样受制于万有引力定律，因为他们最终也是物理物体的集合。根据荒谬的解释，还原主义者要放弃高层次学科的原理、理论、词汇和定律，而赞同使用低层次学科的术语。在这样的荒谬解释下，一个还原主义者的梦想可能是写“从分子的观点对济慈和雪莱的一个比较”或“氧原子在供应经济学中的地位”，或“用熵波动的观点解释林奎斯特（Rehnquist）【译注６】法庭的决定”。在这个荒谬的意义上，可能没有人是还原主义者，而在温和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还原主义者，因此对还原主义的“指控”是过于模糊的，不值得做出回应。如果有人对你说，“但是这种观点是多么的像还原主义！”你这么回应就不错：“这是多么古怪、老式的抱怨！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译注６】指1986年起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威廉·林奎斯特（WilliamH. Rehnquist）。
我很高兴地说，近年来，一些我最崇敬的思想家已站出来捍卫这种或那种仔细地划定界限的还原主义的版本。认知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Hofstadter）在《哥德尔、艾舍尔、巴赫》（Godel Escher Bach）中，创作了“前奏曲……蚂蚁赋格曲”，一支歌颂还原主义在其恰当位置上的美德的分析式赞美诗。乔治·C.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当今一位杰出的进化论者，发表了“捍卫进化生物学中的还原主义”（1985）。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将他称之为等级式的或逐级式的还原主义从峭壁式的还原主义区分开来；他只拒绝峭壁式的还原主义。【原注８】最近，物理学家斯蒂芬·温伯格（StevenWeinberg）在《最后理论之梦》（Dreams of a Final Theory）（１９９２）中，写了题为“对还原主义的两声喝采”的一章，在其中他区分了不折中的还原主义（一种坏东西）和折中的还原主义（他含不含糊地支持）。这里是我自己的版本。我们必须区分一般来说是好东西的还原主义和不是好东西的贪婪还原主义。在达尔文学说的语境中，这种差别是很简单的：贪婪还原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不用起重机就能加以解释；好的还原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不用空中挂钩就能加以解释。
【原注８】也参见在《自私的基因》的第二版中，他对列万廷（Lewontin）、罗斯（Rose）和卡民（Kamin）（１９８４）抨击的还原主义的怪异版本——道金斯恰当地称之为他们的“私人怪物”——所做的讨论。
对我所说的好的还原主义，没有任何理由要做折中。它只是对不回避实质性问题之科学的承诺，一开始就没有通过拥抱神秘或神迹而做弊。对还原主义乐队喝采三次——而且我确信温伯格将会同意。但是在追求达成协议的渴望中，在解释得过多过快的热忱中，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常常低估了复杂程度，在要把任何事物都安全和干净利落地固定在基础之上的匆忙之中，试图跳过整个层面或层次的理论。那是贪婪还原主义之罪，但是请注意，只有当狂热导致了对现像的歪曲时，才是如此，而这是我们应该谴责的。想要还原、统一和将一切事物都用一个巨大的支配理论加以解释，这种欲望本身并不比驱使伯尔德文做出其发现的相反的冲动更不道德。渴望简单的理论，或者渴望存在简单的（或者复杂的！）理论永远不能解释的现像，这都没有错；错的是狂热的歪曲，不论是在哪个方向上。
达尔文的危险观念是还原主义的化身【原注９】，承诺在一个惊人的洞察之中统一并解释几乎一切事物。认为它是一种算法式的过程的观念使它更加有威力，因为它因此具有的材料中性的性质允许我们考虑将它应用于几乎任何事物上。它无视材料的界限。就像我们已开始看到的，它甚至能应用于自身。对达尔文观念的最普通的恐惧是，它不仅将解释，而且将用解释而消除大家都如此热切地坚持的心智、目的和意义。人们担心，一旦这种万能酸从我们珍爱的纪念碑经过，它们将不复存在，被溶解为不能辨认和不可爱的科学解构的泥潭。这不可能是合理的恐惧；对这些现像做一种合理的还原主义解释将会使它们仍然矗立着，只是不再神秘，而且统一在一起，并置于更安全的基础之上。对这些珍宝，我们也许会学到一些惊讶的甚至令人震惊的事实，但是，除非我们对这些事物的重视是一直就建立在混淆和错误的认识之上的，否则，对它们的增进了解又如何能减小它们在我们眼中的价值？【原注１０】
【原注９】是的，化身。想一想：我们是否要说它是还原主义的精灵？
【原注１０】谁都知道如何用另一个反问回答这个反问：“难道你是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热恋真理，以致你想要知道是否你的爱人对你不忠？”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我本人的回答是，我是如此地热爱世界，以致我确信我要知道关于世界的真相。
一种更合理和更现实的恐惧是，对达尔文主义推理的贪婪滥用可能导致我们否认真实层次、真实复杂性、真实现像的存在。通过我们自己被误导的努力，我们可能的确会抛弃或摧毁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将这两种恐惧分开，而我们能够从认识到那些倾向于歪曲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真实描述的精神压力开始。例如，在那些对进化论感到不安的人当中，许多人有一种强烈倾向，喜欢夸大科学家之间的异议（“它只是一个理论，而且有许多值得尊敬的科学家不接受它”），而我在回敬以“科学已显示了什么”时必须尽力不说过头话。一路上，我们将遇到许多还真正存在着的科学异议和未解疑难的事例。对我来说，没有理由要掩盖或低调处理这些窘境，因为不管它们是如何出现的，达尔文的危险观念已做了一定的瓦解工作，而且永远不能再复原。
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同意一个结果。即使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相对朴实的观念被科学否定——是的，被某种极其更有威力的（而在目前是不可想像的）洞见最终推翻并取代——它对坚持洛克所表达的传统观念的任何深思熟虑的捍卫者的信念，也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它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开拓了想像力的新的可能性，并因此最终破坏了任何人在面对像洛克演绎证明无心智的设计之不可理喻这样的论证的合理性时可能有的任何幻觉。在达尔文之前，在轻蔑的意义上，无心智的设计是不可理喻的，没有人知道如何认真地对待这个假说。如何证明它是另一回事，但是事实上证据的确在增加，而我们肯定能够而且必须认真对待它。因此不管你对洛克的论证有什么其他想法，它在现在就像用于书写它的鹅毛笔一样的过时，一件迷人的博物馆藏品，一件在今天的学术界不能从事任何真正的工作的古董。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