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在中国大陆是严禁谈论同性恋的，唯一的例外是艾滋病日前后可以说说，结果造成严重误解，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不过至今，仍有媒体严禁涉及同性恋这几个字。上述错误做法让人感觉好像二者是划等号的，其实不然，我们都很清楚，中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仍然是经血液途径，其次是性交（而又以异性恋为主），最后是母婴传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呢？这还要从源头说起。
西方国家同性恋观考辨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同性恋现象引起全世纪关注的时候，如中国的《红楼梦》等古代小说中对同性恋既没有回避也没有严加斥责一样，西方很多国家对此也莫衷一是。尽管大多数文化体系都曾斥责和反对同性恋并认为其是违反伦理和道德准则的行为，但法国早在1870年就认定只要是发生在达到法定年龄的成年人之间的，经双方同意，私下隐蔽的同性恋活动就是合法的。19世纪末的性学家和医学家就同性恋是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就不应受法律惩罚。因此许多同性恋者支持先天论。
1860～1895年，作为同性恋者的代言人——德国律师兼作家乌尔里克斯发表了许多著作论证同性恋属先天论，指出男同性恋者既不是罪犯，也不是精神病人，而是胚胎发育不正常的结果。他们虽然有男性性器官，但由于脑部（性欲中枢）的分裂不完整，以致成为“女性身体包裹的男子”。但克拉夫特·埃宾在他的《性心理疾病》中主张后天论，认为同性恋是堕落的，是一种病态，但在该书第12版时，试图将后天论与先天论结合起来。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因此提出了种种治疗办法：同性恋者应尝试与女性同居或结婚；将能量转移到工作、娱乐和音乐方面；厌恶疗法，即让他们看同性裸体照片，然后用电休克使之产生厌恶；以及阉割。
1898年美国肯萨斯州有48个男子在精神病院里被阉割，一个欧洲国家也于20世纪30年代阉割了200名性罪犯。多么可怕的侵犯人权的悲剧呀。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州纷纷效法法国通过类似的法律。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74年经投票表决把同性恋从性障碍中删除，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中也取消了同性恋（中国大陆直到2001年才把同性恋从性心理障碍中予以删除）。总的来讲，那时西方社会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人们观念上对同性恋总的看法是：只要不危及人的生命和社会安定，则采取开放、宽容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这种公允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问题就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恶魔突然降临西方国家，这就是人说所说的流行病——艾滋病。由于一开始死亡的那些患者都是男性同性恋者，所以医学界给它的最初命名是“男同性恋者相关综合征”。但是社会对这种疾患并没有给与应有的关注。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直到1987年美国已有23000多人死于艾滋病后才第一次谈到这种疾病。最初的一些专家认定，艾滋病的病源恰恰就是来自于同性恋。一时间，同性恋者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到后来，人们又发现艾滋病越来越多地在异性之间传播，所以那种片面地把同性恋和艾滋病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的观点也不攻自破。
中国心理医生接诊同性恋的调查表明：同性恋就诊的原因中，社会压力占60.5％，不能自我接纳占44.2％，想要改变性取向的占32.6％。接诊同性恋的医生认为同性恋者心理问题的类型不同，其中51.2％的心理医生认为就诊者有心理障碍，属于自身心理内部的冲突（自我失谐）；62.8％的心理医生认为属于同性恋与社会的冲突。心理医生接诊同性恋的治疗目标依次为：促进其自我接纳81.4％，适应社会81.4％，改变性取向30.2％。治疗效果的百分率为：痊愈（不是指性取向的转变）2.6％，显著进步15.4％，进步64.1％，无效17.9％。
按目前情况来看，同性恋人的生存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有关方面的专家也正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目前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毕竟，它牵涉太多的人，同时又兼及了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司法、人权、道德伦理、性医学、生存学等诸方面。
1．生存环境的忧患
1990年代以来中国同性恋问题迅速引起关注。据同性恋问题专家张北川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同性恋者应有2000万之多，这还不包括更多的由于家庭因素不愿承认、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一方面，随着社会文明素质的提高，社会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得到发展的条件，单纯的性取向问题已不再是伦理学讨论的焦点而被视为个人隐私更多的得到保护和宽容；另一方面，教育层次的普及和提高，也让更多有同性性取向的人正视并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特别是连接时空的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加速了“同志”圈子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让他们大胆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一般而言，他们在刚进入到这个圈子里时，都怀着一种新生的惊喜与憧憬来规划自己的未来的。在他们的主观愿望中，他们的未来是与“同志”爱人组织一个与主流婚姻一样的家庭，后来他们也都明白，虽然没人“棒打鸳鸳”或“强拆鸯鸯”，但由于没有结婚证而使他们的“婚姻”根本不受法律的保护，也不受道德力的约束。他们只能在诚惶诚恐中相爱，只能在提心吊胆中宣泄激情，然而，这样的爱，这样的情，在一对一的“OO配”或“11配”中又能维系多久呢？因此，在中国目前的国情里同性恋的专一性如何得到尊重和保障呢？。
2．医学环境的隐患
1989年底，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即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男子。另据中国卫生部门报告，至1996年底，北京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48％是与男人有过性关系的男人。如此一来，国人对同性恋更视如洪水猛兽了。这的确是一个可怕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泡大了的中国男人中虽然有一小部分人成了同性恋者，但他们当中半数以上的人迫于种种压力，与女性有过性关系；甚至绝大多数人还进入传统婚姻状态。他们婚后，几乎都是既与妻子保持性生活，又与其他同性保持性交往。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那就可能会把病毒传播给无数的人。这种信息一传开来，在全国老百姓心中似乎都存着这样一种感觉：同性恋可以和艾滋病划等号。这种语境令许多同性恋者反感，尤其是女同性恋者。因为女同性恋由于生理的缘故，不可能像男同性恋者那样进行性活动，况且也有证据表明，女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及性病发生率最低的人群。尽管有医学数据证明同性恋不能等同于艾滋病，但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防卫措施同性恋者却是最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群体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3．社会权利的忧患 同性恋者在中国社会地位的不明朗这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卑下。尽管同性恋者并没有单独被列为政府扫荡对象，但中国的政治气候是容不得同性恋者的。例如有关同性恋的讨论和同性恋读物的出版在没有政府的任何法令的前提下忽开忽关。谁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同性恋者就会被列入地方政府的“严打”对象？有人不止一次地向人大代表大会提出将同性恋也列入打击范围。虽然这种提议一般都遭到了决策机构的否决，但每当某某大会召开或什么重大活动时，同性恋社区往往被“压一压”或“避一避”。在这种忽紧忽松的政治气氛，使很多同性恋者不了解自己究竟有那些权益。
4．社会压力的忧患
1998年，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男女“同志”云集香港，参加‘98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其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终生都要挂着面具做人，造成了人性极大的扭曲与伤害。同性恋研究专家张北川认为，事实上目前大陆同性爱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很多心理学家也在用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社会影响、人伦道德等大道理企图纠正同性爱的性倾向。中国社科院的李银河博士认为，中国目前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做法仍停留在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
既然国家没有宣布它是非法的，那么不非法就是意味着合法。我们的有关部门应该关注不可回避的同性恋现象，并制定出相关的法律让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并能健康、平等、幸福地生存与发展。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