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九年，弗洛伊德一家离开弗莱堡到德国萨克森区的莱比锡去。这次迁徙的原因不很清楚。据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战争所引起的。
在经济上，当时弗洛伊德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到南非去做驼鸟羽毛的生意失败。弗洛伊德的父亲只好把自己开设的毛织品商店的资本拿去抵债。这样一来，雅可布在弗莱堡的买卖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在弗莱堡期间，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一直还需要弗洛伊德的母亲娘家方面的接济和资助。
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在当时发生了一场战争。在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规定，全国所有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当时，弗洛伊德一家有三个人――弗洛伊德的父亲和两位哥哥――都有被征服兵役的危险。大概也是为了逃避服兵役，雅可布弗洛伊德决定迁出奥匈帝国所属的摩拉维亚而到德意志的萨克森去。不久，奥意战争结束了，弗洛伊德一家才从莱比锡迁往维也纳，而弗洛伊德的两位异母哥哥则到伦敦去居住。
在这一时期如被征服兵役，对犹太人来说是极难忍受的痛苦。因为在军队中不仅要受官方的残酷的虐待，而且还要被迫放弃一切犹太人的生活习惯。
维也纳是欧洲最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维也纳文化发展的全盛期。这是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不论在音乐、哲学、文学、数学和经济学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古老的维也纳大学是学者们群居的高等学府，从那里发出的许多科学成果新消息不断地震撼着国际文化科学界。群居在维也纳的知名学者们，象以后的弗洛伊德一样，绝大多数都是非维也纳人。这些人不仅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版图内的各个地方，也来自世界各地。
维也纳的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科学创见和伟大学说的天然摇篮。
在历史上，犹太人曾三次被逐出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是用暴力建立起封建集权统治的；它对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进行血腥的镇压，而住在首都维也纳的犹太人就首当其冲。犹太人被迫扶老携幼撤离维也纳，迁居到边远的落后地区。十八世纪末，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奥地利帝国内开始缓慢地实行某些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用地租代替徭役、允许少数民族涌入大城市等等。到了十九世纪，奥地利境内工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才允许犹太人返回维也纳。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七十年代，三十年中，维也纳的犹太人急速增加，大约占二百万维也纳人口的百分之十。勤奋而机智的犹太人慢慢地掌握了许多银行和几乎所有的报纸。与此同时，维也纳大学的许多重要教职也由犹太裔学者占据。幸运的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不支持排犹主义。因此，国内一些极端的排犹分子称弗兰兹约瑟夫是“犹太人的皇帝”。
犹太人尽管可以返回维也纳，但他们仍然随时随地会遭受到敌对分子的侮辱和突然袭击。所以，弗洛伊德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反犹主义的威胁。这种环境使弗洛伊德慢慢地形成了坚强的反抗性格。他看不惯这种歧视，内心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于排犹分子的仇恨。他说：
大约是在我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开始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这样场合中，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跟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牵着小孩子的男人竟作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的口胃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在我的幻想中占据了一个应有的位置。（《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
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有了奋发图强的决心。
弗洛伊德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和乐观性格，另一方面又滋长着他父亲所没有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和善良德性相结合，使弗洛伊德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人格，足以承担在艰难而复杂的岁月里所遇到的一切挑战。
弗洛伊德在谈到自己从三岁到七岁的生活经历时说：“那是很艰难的时期――不值得回忆。”那时，弗洛伊德一家刚刚在维也纳住下，经济比较紧张。他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搬到英国曼彻斯特去了。据说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在那里开了毛织品工厂，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弗洛伊德长大后曾多次向往英国，在他的心目中英国是自由的国度。他很羡慕他的两位哥哥能到英国去。他本人和父母住在维也纳时，起初的心情一直是很不愉快的。
从一八六零年到一八七四年，弗洛伊德一家住在维也纳利奥波尔斯塔特区的伯费弗尔街。这个区是维也纳市内的犹太人聚居区。
关于这段生活，弗洛伊德只能回想几件事情。
有一次，弗洛伊德弄脏了一张椅子。弗洛伊德便安慰他母亲说，他长大以后要买一张新椅子来赔偿。这个故事和前述买一张新床的故事一样，说明弗洛伊德从小就很善良、有志气。他把侵害别人看作是自己的耻辱。
还有一次，当他五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和他妹妹一本关于到波斯旅行的书，井纵容他们撕下书中的彩图。显然，他父亲这样作是很不严肃的，尽管它带有游戏的性质，但这是一种很难以理解的教育儿童的方式。这件事对弗洛伊德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反而产生了搜集书籍的爱好。
六岁的时候，他记得妈妈告诉他说：“人是由泥土作成的，所以，人必须回到泥土之中。”他不相信这件事。他母亲为了证明这件事，在他面前用双手擦来擦去，接着她指着双手擦下的皮屑说：“这就是和泥土一样的东西。”弗洛伊德不禁吃了一惊。从此以后，他就在自己的脑海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回音：“你必定会死。”也就是说，母亲所说的“必定要回到泥土里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卧室里撒尿。他爸爸为此叹息道：“这孩子一点也没出息！”这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上的一次打击。弗洛伊德后来说：“这肯定是对我的抱负的很大的打击；所以关于当时的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而且，在梦中，它们始终都同我的累累成果联系在一起，好象我想说：‘你看，我已经作出了成果！’”据弗洛伊德的朋友容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所以，他幼年时在父母卧室和自己的睡床上的遗尿并非他的有意识的动作。他父亲对他的遗尿的两次批评确实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而且，弗洛伊德由这件事感到父亲不如母亲那样温暖。
在十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受教育的。自从弗洛伊德离开母亲的怀抱以后，负责对他进行教育的，一直是他父亲。如前所述，他父亲的文化水平很低；他的许多知识，一部分来自犹太教法典，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就决定了他的知识的有限性和狭隘性。
但弗洛伊德有天赋的才能，他对父亲教给他的每一种知识都能加以理解。他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在这种家庭教育中，弗洛伊德与父亲的关系比以往更深了。如果说，在这以前他们之间只有父子感情，那么，此后他们就有了师徒感情。
父亲抓紧一切机会向他传授基本知识和生活经验。
从十二岁起，弗洛伊德经常陪同爸爸在维也纳街边的人行道上散步。当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弗洛伊德父子没能进行其他形式的体育运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中欧各国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都喜欢在闲暇时间和工作之后进行各种球类活动和体操，夏天去游泳，冬天去滑雪。而弗洛伊德只能在街边散步，有时也同父亲一起爬山。散步活动后来就成了弗洛伊德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单独散步。在维也纳大学学医时，散步是他的最主要的爱好。弗洛伊德也慢慢学会了游泳和滑冰。他一旦学会，就反复地抓紧时机进行实践。弗洛伊德说，他只要有机会，就到游泳池和河中去游泳。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弗洛伊德很喜欢到江河湖海游泳，而且，弗洛伊德每次去游泳都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真可以用“如鱼得水”这个词来形容。弗洛伊德对钟斯说过，他只骑过一次马，而且，骑时感到不太舒服。不管怎样，弗洛伊德是一个散步爱好者。钟斯说，他记得当弗洛伊德六十五岁的时候，曾同六、七个年轻的同事一起爬哈尔茨山，这些年轻人都是身体健壮的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但不论在爬山速度还是在持久力方面，弗洛伊德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我们说到弗洛伊德对这些运动的爱好及其对弗洛伊德本人的体质所起的锻炼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所有这些的起点是弗洛伊德的父亲在维也纳时经常带他出去散步。
从学会读书的时候起，弗洛伊德就对学习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弗洛伊德能很自然地把历史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表达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他善于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抓住自己要学的重点，然后牢牢地记在心中。前面曾经提到他对拿破仑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崇敬，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他对拿破仑和汉尼拔的态度中，既体现出他对历史人物的特质的深刻了解，也表现出他对当代反犹主义的憎恶，也表达了他个人立志锻炼自己成为改造现实的英雄的坚强决心。
这种对历史的崇高精神的深刻了解，使他从小就能比他的同辈更敏锐地揭示事物的症结所在。
在弗洛伊德的家庭生活中，弗洛佛德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眼光，使他的父母都不得不由衷地感到欣慰。
弗洛伊德家庭里经常召开“家庭会议”。依据犹太教的规定，父亲是当然的“会议主席”。这些家庭会议要讨论家中遇到的一切难题和重要事务。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年幼的、未成年的孩子都要参加，并可以发表意见，或举手表决。在这些会上，弗洛伊德往往发表令人信服的意见；以致连他的父母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来意见，而采纳弗洛伊德的意见。
有一次，家庭会议研究给弗洛伊德的小弟弟取什么名字的问题。弗洛伊德主张给这位比他小十岁的弟弟取名亚历山大。他解释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他还向大家滔滔不绝地引述了与此有关的一大段关于马其顿凯旋进军的故事。最后，全家人都接受了他的意见，给小弟弟取名亚历山大。
尽管弗洛伊德有超人的智慧，但弗洛伊德的父亲始终要在他面前保持作父亲的尊严。据钢琴教师莫利兹罗森塔尔说，有一次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在街上争论，雅可布竟说：“怎么？你跟你父亲对立？我的西格蒙特的小蹄子虽然比我的脑袋更机智，但你休想有胆量同我对立！”
由于弗洛伊德的父亲的知识较多地来自犹太教法典和他的犹太教生活经验。所以，他给弗洛伊德的教育多半是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弗洛伊德从小打下的犹太教宗教教育基础，使他对犹太教的习俗、典礼、节日的内容、历史来源及演变过程非常熟悉。
一八九一年，当弗洛伊德三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父亲给他送了一本《圣经》，在上面，他用希伯来文写着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儿子：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七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
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心甘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圣经。如今，当你三十五寿辰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这件事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识是占很大的比重；而且，他的父亲也确实希望《圣经》的精神将能武装他的儿子的头脑，并鼓舞着他去不断上进。
但是，在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对《圣经》的信仰是有限的；而且，他从小就以他本人的观点去理解《圣经》。他从《圣经》上所获得的东西，与其说是宗教信仰，毋宁说是道德和伦理知识以及古典的历史知识。事实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往后的成长历程中，他始终都没有有意识地信仰什么上帝或所谓“不朽的精神”。他始终保持无神论者的观点。他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完全摆脱了《圣经》或其他宗教教义的影响。他把人的精神看作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看作是极其复杂的人类神经系统的同样极其复杂的功能。虽然，他对这种物质功能的解释和观点可能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之处和错误，但他从来不打算从人体之外寻求一种如宗教学说那样的“超自然的”或“非人间的”神秘力量去解释人的各种精神活动。对于这一点，他的父亲一直是没有真正的意识到。
弗洛伊德从犹太教教义所学到的东西，还包括犹太人本身所特有的生活习惯。在弗洛伊德那里，他父亲传授给他的犹太教法典仅仅具有民族性的象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习惯。
当弗洛伊德九岁的时候，由于具备了过人的智力，加上平时的努力自修，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入学试，比标准的中学入学年龄提早了一年。
德国和奥地利的中学是八年一贯制。它包括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大学预科的基本知识。所以，它比一般的中学多学了专业性知识。这种学校在德国和奥地利被称为“吉姆那森”而不叫“史学”。他从入学开始到毕业为止，始终都是优秀生。在他读八年制的后六年中，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学生。他无疑是德才兼备的少年。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说：
在中学，我连续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就读。
弗洛伊德十七岁的时候，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吉姆那森学校”。他的父亲为了奖励他，答应他到英国旅行一次。后来，在两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直盼望着的到英国去旅行的愿望。
在中学时期，弗洛伊德勤奋地学习。他经常主动地帮助自己的妹妹作功课，指导她们的复习，使她们能克服许多障碍，并逐步地学到有效的学习方法。他甚至充当了妹妹们的阅读指导人。他有时告诫她们不要过早地看一些不适宜的读物。例如，妹妹安娜在十五岁时要看巴尔扎克和大仲马及小仲马的小说，弗洛伊德劝她别着。当然，这种劝告并不一定正确。但在这里，体现了弗洛伊德的另一种性格――自信心强。
弗洛伊德孜孜不倦地看书，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不仅认真地学好所有的功课，而且喜欢看课外读物。他从来不感到读书是负担。看书和思索成了他的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他也经常同自己的同学讨论问题，探讨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为了不妨碍妹妹的学习，每次在家里与同学讨论问题时，他总是把房门关得紧紧的。
他很少满足于课文的简洁的内容，总是愿意以课文作线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探索其他与此有关的问题。他所钻研的读物包括历史、文学、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言等各门科学。他经常做比老师留下的作业更多的练习，他喜欢解析那些难题。他善于从那些好象没有解决希望的难题中发现突破口，然后，顺着问题本身所固有的逻辑去进行有条不紊的解析。他也善于创造问题本身所没有的、有利于解题的条件，借助于这些新条件，他可以使初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迎刃而解。
弗洛伊德虽然有深厚的犹太人的民族感情，但他和定居于日耳曼人生活地区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很善于吸收周围民族的文化养料。所以，弗洛伊德无疑是精通日耳曼文学和语言的人。他阅读德意志文学作品，包括从古代到他生活的时代的一切优秀作品。
如弗洛伊德很喜欢歌德的作品，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歌德生活的时代距离弗洛伊德有一百年的时间，但歌德的诗、小说、戏剧对弗洛伊德来说仍然是很亲切的。
弗洛伊德很熟悉《浮士德》。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引用了《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托弗勒斯的警告：
对科学的广博涉猎是徒然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学到
他所能学到的东西。（《浮士德》第一部）
歌德在一首十四行诗里写过；
谁要做出大事，就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能手，
只有法则才能够使我们自由。
这些崇高的理想象春风化雨滋润着少年的弗洛伊德的心胸，也使弗洛伊德眼睛明亮，信心十足。
歌德的许多带有教育意义的、表达深刻思想的短诗，语言精炼有力，每一个字都打人弗洛伊德的心坎。弗洛伊德经常大声朗诵歌德的这样的诗：
怯懦的思想，
顾虑重重的动摇，
女人气的踌躇，
忧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转苦难，
不能使你自由。
对一切的强力，
自己要坚持反抗，
永远不屈服，
表示出坚强，
呼唤过来
群神的臂膀！
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特别推崇。他是从八岁就开始看莎士比亚的著作的。最后，他看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而且，每当他阅读时，总要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摘引最精华的部分，背诵得滚瓜烂熟。他非常仰慕莎士比亚表达得精确和深刻，特别敬仰莎士比亚对于人生要旨的精湛理解。钟斯说，弗洛伊德简直是一个“莎士比亚癖”。弗洛伊德还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气质不象是盎格鲁――撒格逊种，而是法兰西种；他还认为，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可能是法国名“Jacques Pierre”的讹传。
弗洛伊德既保留了犹太人的传统，又善于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他对反犹主义怀有深切的痛恨。他的朋友多数是犹太人，但他同时又坚决反对老一辈犹太人所恪守的小圈子主义生活方式，他主张使犹太人尽可能地同外族人接触。因此，他主张改革犹太人的那些会造成自我孤立效果的狭隘习俗。
弗洛伊德有学习语言的天才，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地掌握法文和英文，他还自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对于他的祖宗的语言希伯来文，他当然也很熟悉。他特别喜欢英语。有一次，他对厄纳士特钟斯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内他所读的唯一的书就是英文书。
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了。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十四岁。他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据他的妹妹说，在战争期间，弗洛伊德的书桌上一直摊着一张大地图，并用小旗作标志表示战争的进展情况。弗洛伊德激动地向妹妹讲述战争的情况，并说明各场战斗的意义。他幻想着自己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将军。但后来，他的这个愿望慢慢地消失了；特别是在他二十三岁参军一年之后，简直完全失去了从军的兴趣，转而对科学研究工作发生了兴趣。
从一八六零年迁往维也纳起，弗洛伊德的生活便开始走出狭小的天地。这是从两方面讲的：
一方面，弗洛伊德到维也纳以后，开始生活在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作为欧洲的政治、交通和文化的中心，使弗洛伊德的眼界大大地开扩了。同原来偏僻的弗莱堡相比，这里可以及时地看到和听到发生在世界上，特别是欧洲各国的重大事件。弗洛伊德虽然还是少年，但他在理智和文化知识方面的过人水平，使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历史前进的脉搏。这里显然成为了他进一步成长的最好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从一八六零年起到一八七三年弗洛伊德毕业于大学预科为止，恰恰是世界历史和欧洲历史，特别是德意志历史发生突变的时刻。发生在这十多年间的政治事件、经济改革和科学发明，一个接一个地震荡着弗洛伊德的平静的学习生活，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精神的鼓舞力量，推动他勤奋地钻研各种文化知识。这无疑是弗洛伊德未来发展的精神源泉。
就弗洛伊德个人而言，他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从儿童到成年人的过渡期。他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和性机能上逐渐成熟起来。
根据掌握到的各种材料来看，弗洛伊德的性机能是发展得很正常的。
在十六岁的时候，弗洛伊德第一次经历恋爱生活。这事发生在一八七二年。弗洛伊德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女朋友吉夏拉。吉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是毛织品商人，他们俩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吉夏拉比弗洛伊德小一、两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吉夏拉的时候，弗洛伊德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说不出一句表示爱的话。吉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一个人留在树林内想入非非。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果不离开弗莱堡的话，他就可以在弗莱堡或在它附近成长为一个粗壮的农村少年，并可以获得机会同吉夏拉结婚。弗洛伊德完全陷入了情海之中，这种幻想在此后几年一直伴随着他。
这种幻想后来又为另一种幻想所代替。当他得知父亲和哥哥伊曼努尔打算让他在毕业后弃学经商并可能让他迁居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另一个幻想――幻想同伊曼努尔的女儿保莲，也是吉夏拉的好朋友结婚。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自己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两个幻想都表明他的性发育已进入“青春发动期”的阶段。
一八七三年，弗洛伊德从大学预科毕业前夕，面临着一生职业的抉择。弗洛伊德曾经向往作一位政府部长或政治家。他在《自传》中说：“那时的我，其实后来也如此，对于医生这一行，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趣；与其说是为了兴趣，还不如说是为一种对人类的好奇心所动……由于在学校里和一个有志成为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相认识，受到他的有力影响，我产生过学法律和参加社交活动的愿望。但是，就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却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那些理论，撩起了我对世界更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加上在毕业之前，在卡尔布鲁尔教授的课上，听他朗诵歌德那美妙的论自然的散文，遂决定成为一名医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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